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
(一)情境因素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最具有利他行为倾向的人，在某些情境中也不会去帮助他人，所以情境因素对人们的利他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影响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文化差异、他人的存在、环境条件和时间压力四个因素。
1.文化差异
文化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一个是自我的独立观点，另一个是相互依赖、群体取向的观点，这会影响人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吗?因为有相互依赖观念的人更可能根据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定义他们自己，更关注与他人的“联系性”，我们可能预测，他们会更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所有文化中的人，都更可能帮助他们认为是内团体成员的人，都较少可能帮助他们认为是外团体成员的人，即一个他们不认同的群体。文化因素有时候在决定人们划分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中起作用。在许多互依文化中，内团体成员的需要被考虑得比外团体的更为重要，其结果是，这些文化中的人比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多帮助内团体的成员。同样，因为在互依文化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更加明晰，这些文化中的人比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少帮助外团体的成员。因此在互依文化中，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帮助，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是非常重要的。
2.他人的存在
1964年的一个晚上，纽约市的一个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当时她的38位邻居听到了呼叫声，但是在长达30分钟的时间内，竟无人实施救援，有人甚至一直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却连报警电话也没有打。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社会评论家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道德缺失。对此心理学家拉塔内和达利(Latane 和Darley)认为，恰恰是旁观者的存在成了助人行为缺乏的原因。当有其他人存在时，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其他人越多，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给予帮助前的延迟时间越长。拉塔内和达利把这种现象叫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周围他人越多，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这种责任分担可以降低个体的助人行为。在一项现场研究中，Latane策划了一个抢劫事件情境。情节很简单，当小商店的售货员到店铺后面核对商品时，两个抢劫犯低声说“绝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然后就拿了一箱啤酒跑了。这种事件都是在小店里只有一位或两位顾客时发生。正如研究者所预料到的，单独目击犯罪行为的人与那些尚有其他人在场的人相比，显然更有可能向店员报告偷窃行为。
情境的不明确性(ambiguity)：从决策分析过程来看，人们有时无法确定某一情境是否真正处于紧急状态，这时，其他旁观者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该个体对情境的定义，进而影响到他的行为。假如其他人漠视该情境，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也可能认为没有任何紧急事件发生。拉塔内和达利设计了一个实验情境，在实验中让男性大学生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几分钟后有烟雾透过气孔进入房间，在4分钟内烟会越来越多，使被试看东西与呼吸变得困难。结果发现，当被试是单独一人时，他们会到周围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75%的人会向实验者报告这种情况，而当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一起填写问卷时(实验者的助手没有起来查看情况)，只有10%的人这样做。很显然，其他人的沉默使得被试认为这个情境是没有危险的。
评价恐惧(evaluation prehension)：如果人们知道别人正注视着自己，就会去做一些他人期待自己去做的事情并以较受大家欢迎的方式表现自我。在某些情境中，比如烟雾充满屋子的例子中，被试会担心在他人都保持沉默时，如果自己表现出担心的话会使别人认为自己的胆子太小。也就是说，试图避免社会非难的心态抑制了人们的助人行为(Schwartz，1980)。
3.环境条件
物理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意愿，像天气条件、社区大小以及环境中的噪声等都对人们的助人行为产生着影响，坎宁安(Cunningham，1979)就用两项现编研究证明了天气在助人行为上的效果。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走向行人，让他们帮助填写调查问卷。结果发现在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的天气条件下，人们较为愿意去帮助他人。另一项研究是在一个与天气关系密切的露天餐厅进行的，坎宁安也发现，在天气好时人们付的小费也较多。
除了天气，人们所处的社区大小也影响人们的助人与利他行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大城市里的人不友善，也不乐于助人；而小城镇里的人则是既合作又乐于助人。豪斯(Houre，1978)、阔特(Korte，1981)等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陌生人时，城市大小确实有不同的影响。
不仅所居住的地点会对帮助行为有影响，对从一处搬家到另一处的频率也有影响。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人们搬家到离养育自己的家乡很远的地方居住(Hochstadt，1999)。例如：在2000年，接近1/5的美国人(18%)在1995年后搬到了别的地方居住。在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们还居住在他们1995年就居住的房子里。鲍迈斯特(Baumeister，1986)的结果表明，长期居住在同一处所的人们更乐意参与帮助社区的亲社会行为。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会导致人们对社区的依恋心理、邻里间更高的相互依赖程度和个体对自己在社区中的声望更为关心。由于这些原因，长期居民更倾向于参与亲社会行为。
噪声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噪声降低了人们对环境中全部事件的反应性。舍罗德(Sherrod，1974)以此观念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在噪声条件下，人们帮助困境中陌生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在一项实验中， 马修(Mathew，1975)把许多书和报告故意扔在地上，看进来的人有没有人帮着捡起来。结果发现当屋子的噪声处于正常水平时，72%的被试会帮着收拾散落的书籍；而当噪声很大时，这个比例只有37%。其他的研究者也发现，巨大的噪声使人们忽略了环境中的其他事物，并驱使人们尽快逃离该情境。
4.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假如你正在校园里散步，这时候有人忽然拦住你，让你提供一些帮助，你会不会帮他呢?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你急着去上课，你又会如何对待呢?常识及一些研究均显示，在前一种情境下，我们更可能去帮助他人，人们经常是因为太忙而无法帮助他人。
(二)助人者的特点
情境因素能增加或减少一个人表现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但是有些研究也发现，一些人即使在不利的情境中也会帮助他人，而有些人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不去助人。可见助人者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助人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助人或利他行为有关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助人者的人格因素
虽然我们无法给“乐于助人的人”画出一个人格剖面图，然而，确实存在着一些人格特质，它能使得一个人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出较大的助人与利他倾向。萨托(Satow，1975)发现，对社会赞许需求高的人，更可能给慈善机构捐款，但这种助人行为只有在其他人能看到时才出现。这些人之所以助人，是因为他们想受到表扬。另外一种人格因素是个体的爱心与道德感。在一项研究中，伦敦(London，1970)访问了那些在“二战”中冒死救助犹太人的基督徒，发现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人道德感，并且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在这一点上极为相似，父母是他们行为的道德指引者，可见父母的影响在孩子助人行为上的深刻影响。
2.助人者的心情
心情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不少证据显示，当一个人心情很好时，他较乐于帮助他人。伊森(Isen，1972，1978)发现，在图书馆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在电话厅里捡到一枚硬币、在实验室里工作表现好或听到好听的音乐，都能使一个人助人的可能性增加。如果没有这些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发生，个体的助人倾向便要大打折扣。很显然这些正性情绪增加了人们助人的意愿。
然而正性情绪所产生的效果有时候要受到限制。首先，由好心情引发的助人效果一般很短暂，大约为20分钟，之后便不起作用。其次，假如向他人提供帮助会损及一个人的愉快心情，则愉快情绪将降低个人的助人行为，因为心情很好的人希望自己的良好情绪能得以保持。悲伤或沮丧的心情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有些情况下不好的情绪使得人们只注意自己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助人的可能性(Thompson，1980)；但在另外的情形下，帮助他人又能使一个人感到愉快，并因而减轻其不良的情绪。
3.助人者的内疚感
与亲社会行为有特殊关系的另一种心理是人们的内疚感(guilt)。内疚感是指当人们做了一件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时所唤起的一种不愉快情绪。为了降低这种情绪，人们常常会选择去帮助他人。在弗里德曼(Freedman，1967)等人的一项研究中，被试坐在一张桌子边上等待实验开始。在有些情境中，桌子极易被打翻，所造成的结果是桌子上的卡片散落了一地。实验者告诉被试这些卡片是某个人写论文急需的资料，当被试打翻桌子时，他会因打乱了这些卡片而产生内疚感。在另外一种情境里，桌子很稳固，卡片也没有被弄乱。结果与预期一样，诱发内疚感的情境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助人行为。对于内疚感的效果，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与人的两种动机有关：一方面，有内疚感的人希望通过做善事以弥补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避免直接面对受害者，以免尴尬。
在内疚感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中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忏悔(confession)的效果。忏悔能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好受，使个体的内疚感降低。卡尔史密斯(Carlsmith，1968)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要让被试相信，由于被试使用了不好的信息而破坏了实验的结果。之后有一部分被试有机会向实验者忏悔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些被试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同时还有一个控制组，该组被试并不认为自己破坏了实验结果，随后测量被试愿意继续参加实验的时间。结果如表8-1所示，内疚感增加了人们的助人行为，忏悔降低了罪恶感，也减少了助人行为。
表8-1 内疚感、忏悔与助人行为
4.个人困扰与同情性关怀
个人困扰(personal distress)是指当我们面对他人受难时所产生的个人反应，如恐惧、无助或任何类似的情绪。同情性关怀(empathic concare)指同情心及对他人关心等情绪，尤其是指替代性的或间接地分担他人的苦难。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焦点集中于自己，而后者把焦点集中在受害者身上。个人困扰促使一个人设法去降低自己不舒服的感觉，人们既可以通过帮助他人达到这一目的，也可以通过逃避或忽略苦难事件而达到此目的。而同情性关怀只能通过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他人而降低。许多研究证明了同情心能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Hoffman，1981)。心理学家戴维斯(Davis，1994)针对人们的这两种特性还编制了一个测量工具，如下所述：
个人困扰与同情性关怀的测量
仔细阅读下面的题目，并在每个题目前边的横线上写上符合你自己情况的分数。
其中：0=完全不像我，1=有点不像我，2=说不清楚，3=有点像我，4=非常像我
同情性关怀量表：
___1.看到别人有危险，我常常有一种要保护他们的愿望。
___2.看到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时不觉得他们可怜。*
___3.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常常很关心他们。
___4.我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心软的人。
___5.有时看到别人有麻烦，我并不感到抱歉。*
___6.他人的不幸并不经常使我不安。*
___7.我常常受到发生在我周围事情的影响。
个人困扰量表：
___1.在紧急情况下，当我看到别人急需帮助，我会提供援助。
___2.在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情境中，我常常感到很无助。
___3.在紧急情况下，我感到恐惧和不舒服。
___4.我常常能够相当迅速地处理危难事件。*
___5.处于紧张情境中的时候，我很害怕。
___6.看见别人受到伤害，我也能够镇定自如。*
___7.紧急情况常常使我有一种不能控制自己的感觉。
做做看，你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吗?
同情性关怀：男=19.04女=21.67
个人困扰：男=9.46女=12.28
注： 打“*”的题目反向计分，即被试评价为0分，实际计分时应为4-0=4分。
5.宗教信仰
汉森(Hansen，1995)和彭纳(Penner，2002)等人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从事志愿者工作时花的时间更多，诸如课外辅导员、救济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等。1987年的盖洛普调查报告显示，自述从不去教堂的美国人会捐出他们收入的1.1%给慈善事业，而每周去教堂的人捐款的数额是这些人的2.5倍。随后的1990年和1992年的盖洛普调查，以及2001年的独立调查也都证明了信仰和慈善行为的相关性很高。
6.性别影响
所有的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和行为都有不同的规范，男孩和女孩在成长中学习这些规范。在西方文化中，男性性别角色包括骑士风度和英雄主义；女性则被期望承担养育和关怀的责任以及珍惜亲近、长期的关系。数据显示，因为冒险救助陌生人而得到卡内基英雄基金会奖章的7000人中，91%是男人。相比之下，女人比男人更倾向于对她们的朋友提供社会支持以及从事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工作(Eagly和Koenig，2006；McGuire，1994；Monin、Clark和Lemay，2008)。弗朗那根(Flanagan，1988)的跨文化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一个对7个国家青少年的调查中，女孩比男孩在其社区从事志愿者工作更多。
(三)求助者的特点
人们的助人行为也受求助者特点的影响。斯洛乔尔(Slochower，1980)发现人们对慈善事业捐款的行为就与接受捐款的人有关，如果募捐者是一个非残疾人的话，大学生不大会捐款。影响助人行为的求助者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受他人喜爱
人们经常会帮助自己喜欢的人，而人们对他人的喜欢与否一开始便会受到像外貌与相似性等因素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长相漂亮的人更可能获得他人的帮助。在本森(Benson，1976)等人的一项现场研究中，研究者把一份填好的入学申请表放在机场的公用电话厅里，申请表上面已经贴好了邮票，只等寄出。研究同时操纵了外貌特征这一变量：有时申请表上贴上很漂亮的照片，有时则贴上不漂亮的照片。结果证明，照片上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漂亮，人们更可能帮他或她寄出申请表。除了外貌的因素，求助者与助人者的相似性对助人行为的发生也很重要。埃姆斯威勒(Emswiller，1972)在一项研究中以嬉皮士为被试，研究他们的助人行为。研究中他把助手打扮成“嬉皮士”或“正直的人”，结果发现：77%的嬉皮士帮助了同类，而只有32%的嬉皮士帮助“正直的人”。来自同一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的态度等都能促进助人行为的产生。
2.是否值得他人帮助
一个人是否会得到帮助也部分取决于他是否值得帮助。比如在路上人们大多会去帮助一个因生病而晕倒的人，而不太会去帮助一个躺在地上的醉汉。韦纳(Weiner，1980)通过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同学是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如教师讲得不清楚而借笔记，他们较为乐意把笔记借给同学；但如果是由于可控性的原因，如从不好好记笔记，则他不大乐意将笔记借给该同学。假如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某项任务，人们便不会去帮助他。
3.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也影响助人行为的出现。伊格利(Eagly，1986)等人发现在危险出现时，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助人倾向，但可惜的是这种行为只针对女性的求助者，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不是男性求助者。与男性的这种偏好不同，女性助人者的助人行为则不受求助者性别的影响，并且在特定情境下女性也会有较高的助人倾向。比如舒梅克(Shumaker，1991)指出，他人所需要的帮助是同情等情绪与社会支持时，女性的助人倾向比男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