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发展战略
自清末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后，中国由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艰难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机器大生产带来的是爆发式增长的生产力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在创造有史以来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从耕地、牧场走到了机器和办公桌的旁边，人的生理生命在科技面前愈发渺小。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充斥着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衰强弱。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以综合国力的竞争为最高层次，以科技发展水平为标志，以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开发程度为最终级别的较量，最终所寻求的是一份安全感。
1.后发国家的赶超策略
以德国为主角的两次统一、两次世界大战为世界上后发国家厉行赶超策略作出了卓越的示范。尤其德国在教育领域和科技领域的成功，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德国的成功可以说是后发国家的赶超策略得以实现的典型案例。日本明治维新学习的就是德国强国的各种强制变迁策略，并在一战及以后的全球历史中成为东亚强国乃至世界强国。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我国义务教育体系先习日本后习德国，再习苏联、美国。苏联已成为历史，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可它的成功是迄今人类历史的唯一，极具特殊性。然而，德国也是美国的老师，追根溯源还是回到义务教育的祖宗——德国。德国先行强迫教育，后行免费义务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国民。前文已经分析过，工业革命以来学校中班级教学的模式是训练符合机器大生产所要求的有纪律、有效率、有知识的“机器人”极其有效的规训手段。通过义务教育普及，国家近乎垄断了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是主动适应工业化社会，转变生活方式，富国强民的捷径。
2.科教兴国战略
我国是处于追赶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发国家），即第三世界的国家。早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并在1956年中共八大将其写入党章。在经历曲折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科教兴国作为先导战略，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四有新人”。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首次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为了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5年作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决定。所谓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2]。
3.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策略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所实施的非均衡策略主要表现为地区偏向、城市中心。
（1）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在地区划分上，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东部地区是我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工业基础一直领先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鉴于我国经济整体落后，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工业产业布局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逐步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战略使地区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并在东部形成经济高地，对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放宽人口城乡间流动和迁移的条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计划体制内最重要的资源——组织关系被相对削弱，在体制外出现的按劳分配、按生产资料和个人能力分配等多种形式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
（2）城乡二元分割，以城市为中心
农民和市民的福利差别是建立在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实现平等的国民待遇将是未来追求社会公平的主要方向。市民较农民优越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福利待遇上。同时，城市内部不同职业群体间的差别国民待遇所激发的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以政府行政人员、国家垄断行业员工为主要代表的利益既得者正在实现既得利益的代际转移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固化。社会结构调整落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运行潜伏着“断裂”的危险。造成以这两类为主的差别国民待遇的深层原因是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不适应，亟须进行以实现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繁荣。但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城乡间、行业间的巨大福利落差还将继续存在，教育领域内的改革（特别是教育机会平等）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学者陆学艺乐观估计，我国当前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从整体上讲，我国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但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社会结构内部而言，主要是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偏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