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情况得到改善

(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情况得到改善

《通知》中强调给予随迁子女与户籍在当地的子女同等待遇,坚持“两为主”原则。此举为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开拓了道路。须知即使有高考移民,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城乡间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不是教育,而是经济。

1.外来人员主要情况

在被问卷调查的983位家长中,有248位是外来务工人员,约占25.2%。其中,中山有外来务工人员63人,约占该群体总数的25.4%,约占中山样本144人的43.8%;西安有外来务工人员56人,约占该群体总数的22.6%,约占西安样本185人的30.3%。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流动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很大,达到四成多;内地以省会为代表,外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成。两种类型城市的流动人口总量达到一半左右。

2.随迁子女迅速增加

248个外来务工人员所在的家庭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最少的有1个,最多的有5个,平均1.82个,总共有429个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城市义务教育免费推行之前,跟随父母流动的有290个,约占67.6%,平均每个家庭(我们视每位参与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各自代表一个家庭)约有1.17个流动儿童。城市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推行之后,流动儿童增加了97个,达到387个,比例升至90.2%,平均每个家庭约有1.56个流动儿童。在城市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执行三年后,外来务工人员家庭随迁子女增加了约33.4%,平均每个家庭约剩0.26个留守儿童。

3.不同主体对随迁子女数量变化的感受

调研时发现,校长反映免费政策实施后学生数量增加很多的占17.6%,增加了一些的占29.4%,持平和减少的分别占41.2%和11.8%。与此同时,校长反映随迁子女数量增加很多和增加一些的比例分别为13.3%和46.7%,认为没有变化或者减少一些的分别为26.7%和13.3%。教师对班级学生来源的掌握情况相对更加可信。他们认为班上随迁子女增加很多和增加一些的分别占12.1%和50.4%,持平与减少的比例分别为28.6%和9%。三者相比较可以看出,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数量变化与随迁子女的数量变化具有较高的相关度。访谈时,有家长提到因为随迁子女的增多,很多郊区或者城市附近的当地居民都努力将子女往城市里更好的学校送,空出来的学位由随迁子女填补。调研数据显示,认为免费后随迁子女数量在自己孩子就读班级非常多和多的家长比例分别占4.5%和13.1%,有30.5%和18.7%的家长认为随迁子女在自己孩子班级的数量并不多或者很少,但选择不知道的家长也占家长样本数的33.2%。相对而言,约有1/3的家长对自己孩子就读班级生源变化情况不了解,有近两成的家长觉得自己孩子所在班级的学生数量“多”了,见图3.1。

图3.1 城市义务教育免除杂费政策实施后不同主体对学生数量变化的体验

4.“两为主”政策下随迁子女较好融入迁入地学校教育

访谈中,很多家长对孩子在公立学校可能会被边缘化、不会受老师重视、可能受到其他城市同学的歧视的说法[27]不以为然。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担心孩子在城市学校受到欺负的只有8.4%。他们反映城市公立学校的老师通常都会一视同仁,孩子表现好一样可以受到重视,比如当班干部、代表班级参加比赛等,子女也极少向他们反映在学校里受到老师同学的歧视。身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家长们所担心的与城市籍学生家长们所担心的“孩子在学校会被欺负”的理由与现象都没有显著差异,一是因为学校里总有“小霸王”,二是学校附近曾有人被抢劫,家长担心孩子在上下学途中遭遇恶人而“不安全”。

5.接收随迁子女就学在制度层面有新探索

2010年以前,享受城市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主要是当地拥有学校所在城区户籍的学生;接受“两免一补”政策中补助住宿费、餐费的是当地贫困家庭,主要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子女,也有极个别外来人员的子女。对外来人员接受义务教育设置各种门槛是当地政府限制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的主要方式。部分地方政府开始进行规范有序地吸纳外来人员的制度建设。比如广东中山市出台的积分制,即通过交税时间长度、计划生育证明、工作证明等项目设定一定积分等级,达到一定绝对分数和相对位次即可享受学位供给配额或落户。在学位配给方面,政府已经将市内的学校按教育质量和公立私立的标准分级。外来人员子女在家长未获得需要的积分级别之前,主要通过私立学校(民办学校)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浙江宁波在2010年也出台了关于落户的积分制,与户口相关联的就有受教育机会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