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铁道游击队文化的影像书写与创新
赵海峰
早期的铁道游击队艺术文本主要是为了抗战宣传、鼓舞军心、教育群众。1939年，罗荣桓带领的115师进驻枣庄抱犊崮根据地后，为了表彰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安排抱犊崮剧社把铁道游击队劫票车、夺机枪等事迹改编为歌曲、话剧，并在根据地周边演出。由此，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开始在根据地周边“像神话一样在群众里流传，给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以很大的鼓舞”[1]。
1943年，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之邀，刘知侠开始深入到枣庄，和队员一起生活，在全面了解他们战斗生活的基础上，撰写了小说《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于1954年出版。之后，以小说为蓝本衍生的艺术形态便频频亮相于公众视野，而其衍生的影视作品也长期处于我国影视文化的核心地带，横跨了“计划经济时期（1987年以前）、转型期（1987年至2001年）、进入WTO以后（2001年以后）三个时期”[2]。
一、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正剧
变革与发展的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是历史的要求，是时代的特征，是公众的情绪”[3]。电影由官方主导生产，秉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作品表现“新的人民的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4]的文艺理论影响继续深入到影视创作活动之中，“将共产主义理想渗透在民族革命战争的过程，成为这一阶段的抗战影像策略”[5]。
刘知侠始终声称小说“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骼，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6]。角色根据真实人物原型设定，而艺术虚构性则长期被忽视，小说的故事内容长期被认为是铁道游击队的真实历史。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赵明导演、刘知侠编剧的同名电影，成功地将小说中的革命历史真实进行现实主义影像风格转换。目前这部电影仍被认为是传承铁道游击队真实战斗故事的延续，成为当下民众了解和熟悉铁道游击队历史的重要窗口。电影在保持小说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对故事内容进行集中提炼，删掉了小说中繁杂的情节，选取了有利于电影叙事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以1939年日本侵占津浦铁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抗战胜利为主要时间节点，对小说中“搞机车、劫票车、敌伪夹击战、微山湖突围、日军受降”的情节着重书写，以达到表现革命斗争从队伍组建、初战告捷、遭遇困境、艰难反抗到最终胜利的这一历史宏大叙事目的。影片中的人物设置全部源于小说，主人公刘洪以铁道游击队两任大队长洪振海、刘金山为原型，融入了两个人物的性格，使其具有江湖气息与革命意志的双重特征。同时，为了表现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的艺术特色，电影场面围绕铁路这一核心场景，着重打造了场景奇观画面及惊险神奇动作。难能可贵的是，影片还融入了些许的革命浪漫主义元素，如电影中小坡吟唱的颇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刘洪与芳林嫂欲言又止、半遮半掩的革命浪漫爱情处理。影片结尾处还借鉴好莱坞类型片的“英雄救美”桥段，采用经典的“一分钟营救”式的剪辑方式，表现刘洪穿越快速行进的火车，飞骑营救被日军押赴刑场的芳林嫂的场景，已然具有娱乐片的表现手法。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属于极为大胆的创新，要知道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迫于当时的审查制度，洪常青和吴琼花的爱情描写最终被全部删除。然而也正是这一系列艺术手法的大胆创新，让影片在“文革”时期被定义为“大毒草”，被贴上“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表现资产阶级情感”等标签，小说和电影遭到长期查禁。刘知侠与一些铁道游击队队员也先后招致迫害。
“文革”之后，“电影语言现代化”“真实性”“人性话语”等艺术主张在革命话语秩序中缺席20多年后，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文艺话语的秩序之中。同时，刘知侠也被彻底平反。电影《青山夕照》（1984）、电视剧《铁道游击队》（1985）在此时应运而生。《青山夕照》又称《铁道游击队后传》，依然由1956版电影的原班人马创作，讲述铁道游击队队员万年的现实生活，但情节完全是主创人员的主观虚构，所以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影响。而电视剧在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在继承了“十七年”电影坚持国家意识形态导向，强化政治功能的艺术策略基础之上，开始将革命英雄置于日常生活环境之中。剧中的人物开始被赋予七情六欲、伦理关系，回归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革命的崇高伟大不再是口号式的，而开始通过克服生活、情感上的艰难困阻，最终完成抗战大业来表现。相较于电影中积极乐观的形象，剧中的刘洪转变为了一个深沉内敛的英雄角色。为了表现他抗战的艰难与意志，剧中给他增加了一个老母亲的角色，以表现在忠孝的两难抉择之中，家庭孝道让位于国家大义的精神。该剧还设置了一个被铁道游击队俘虏的日本士兵最终转变为国际和平战士的情节，通过日本人的视角审视这场战争，表达日军的侵略性与非法性，以及给中日两国带来的灾难。但这部将官方政治意识与电视剧艺术完美结合的经典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一方面，该剧在剧情方面改动较大，虽然依然延续了“十七年”电影的政治基调，但与当时文化反思的主题相悖，并没有让观众在饱受“文革”动乱之后，得到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与宣泄。另一方面，过多的戏剧性情节虚构与当时“反虚假”“反戏剧性冲突”的美学观念相冲突。刘真骅（刘知侠夫人）看完此剧后表示“剧中的故事情节严重脱离了生活，掺杂了太多的人工痕迹”[7]。而该剧这些被批判的艺术手法反倒成了日后电视剧经典的艺术元素。抛开小说的束缚，在真实历史的大框架下大胆地将革命历史偏离、拉伸、变形，将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入电视剧叙事艺术之中，以主要历史事件为线索，对情节逻辑与人物性格逻辑进行艺术加工，成功地完成了铁道游击队由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转变。此外，这部影片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反思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的伤害与摧残，无疑也是具有价值与意义的。21世纪以来，该剧的艺术价值逐步被发掘，并在央视及诸多省级卫视多次重播。
二、革命现实主义的“娱乐”位移
1987年，“娱乐片”的概念被提出。在此之后，在娱乐片的创作热潮及西方理论的广泛影响下，电影学界先后开展了持续数年，旨在为“娱乐片”正名的学术争鸣。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趣味主义主张的理论价值得到重估。民族电影在漫长的、以政治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文以载道”“宣传政治思想”“教化民众”等理论传统开始冲破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向“娱乐”核心位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香港商业影视剧凭借时尚化的影像语言、明快的叙事节奏、动作的奇观设计、通俗的剧情等特征，迅速占据了大陆的影视市场。香港的武侠片、动作片、警匪片、枪战片一时间成为大陆观众最为喜爱的影视类型。而这一时期铁道游击队题材的《飞虎队》（1998），则有效地融入这些类型片元素。影片被《人民日报》称为“主旋律精品影片龙头之作”，并先后进行了专门报道。导演王冀邢擅长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拍摄主旋律影片，其导演的《焦裕禄》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新片首轮发行拷贝订数的最高纪录。为了使《飞虎队》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他在这部影片中极度追求造型感和视觉冲击力，融入商业片“血腥、暴力”的现代性元素，坚持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融入新鲜元素，“以求用现代手法拍出一部严肃的娱乐片”[8]。影片采用大明星、大制作、大营销的策略，加盟的演员均为当时国内的一线明星，如刘威、王志文、李雪健、潘长江、张丰毅、李幼斌等；还邀请香港神龙特技队设计武打、枪战的场面；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广泛宣传。导演试图通过商业片的类型叙事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真实历史，但枪战场景、武打设计、轰烈爱情、江湖性格以及煽情的处理方式，让影片在形式上充斥着商业气息。在李九只身血洗日军、政委李政与汉奸秦雄对决的一些剧情设置上，影片开始有了些“抗战神剧”的痕迹。《飞虎队》的问世，影响了今后华语抗战影视剧的美学走向。抗战影视剧的精神内涵与人文追求逐渐让位于娱乐性的视听震撼，革命人物的侠客行为及动作奇观开始成为今后抗战影视剧的主要价值诉求。
《小小飞虎队》（1995）根据刘知侠小说《小铁道游击队员》改编，是铁道游击队影视剧中较为经典的版本。该剧用以笑写泪的方式将喜剧元素融入严肃、崇高的革命主题中，以人性化的方式刻画了战争时期一群儿童因崇拜飞虎队（铁道游击队别称），而成立小小飞虎队打鬼子的故事。该剧改变了以往文本表现崇高的革命英雄事迹的叙事策略，转而通过儿童间的嬉笑打骂、戏弄伪军、与日军儿童喜郎的友谊等内容，表现新一代小小铁道游击队员的新的价值观。剧中，老妇人、小小飞虎队帮助日本儿童喜郎逃脱服兵役、上战场的厄运，突破了中日两国矛盾对立的叙事方式，转而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看待中日两国人民，呈现中华民族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和对于正义与和平的向往与维护。而抗战元素更多的是从戏弄伪军及儿童之间的插科打诨、嬉戏打闹来表现的。喜剧元素的融入在增强娱乐性的同时，更加深了战争背景下童年快乐与现实悲剧的对比，凸显了其悲剧性。该剧的结尾，仅有虎子安全转移至微山湖，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小银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大壮被送到东北替日本人做苦工，杳无音讯。该剧虽只有五集，但在央视播出后反响热烈，并衍生出了多部影视剧文本。
三、革命现实主义的断裂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面对好莱坞“狼来了”的呼声，主旋律影片开始走出政府的庇护，在积极融入市场的同时，传播主流价值。这一时期，传奇化的叙事、奇观化的影像、通俗化的剧情、时尚化的包装成为这一时期抗战片的典型特征。先后出现了电影《小小飞虎队》（2013）、《铁道飞虎》（2016），电视剧《铁道游击队2》（2005）、《小小飞虎队》（2011）、《铁道游击队战后篇》（2011）等。内容方面基本是出于商业考虑的娱乐性内容，彻底摒弃了现实主义风格所要求的对历史与人性的观照与探讨。
电影《铁道飞虎》是这一时期铁道游击队最具代表性的文本。一方面，《铁道飞虎》积极回应新主流大片理论主张，完成了向大片的转型；另一方面，影片商业化运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却以文化价值的牺牲为代价，口碑上备受诟病，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抗战片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影片采用好莱坞大片的运作模式——大明星、大投入、大营销，制作成本约3亿元人民币，由上影集团出品，丁晟导演，国际动作巨星成龙领衔，刘德华、黄子韬、王凯等十大明星主演，3D特效火爆场景、搞笑的噱头桥段、动漫画面风格以及成龙的喜剧动作设计，成为影片吸引观众的重要商业元素。而“神奇化抗日英雄，愚蠢化日本鬼子，司空见惯的动作和枪战射击，过于当下化的对白和情态，都使本片成为一部中规中矩的商业类型娱乐片”[9]。影片的意图也非常明确，借助国际巨星成龙，史上捧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最年轻获奖者的名气与威望，重构红色经典，实现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宏伟战略，将中国抗战故事进行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与民族精神。可影片最终却被拍成了成龙式的动作喜剧片。虽然影片最后主人公马原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了“炸桥梁”任务的成功，给影片增添了战争的严肃、悲壮之感，但并不能在整体上改变影片搞笑、幽默、娱乐的艺术风格。
影片在国内取得6.99亿票房的成绩，一些媒体评之为“喜剧动作+红色经典”的完美对接；而在国外却反响平平，IDMB评分仅为5.9分。在对其进行的评价中，一些学者也对影片表示了肯定，并将其与英法合拍的《虎口脱险》相提并论。可从铁道游击队的文化安全的角度考虑，娱乐搞笑的影像风格已对铁道游击队文化造成过度消费，消解了其红色文化的严肃性、崇高性与权威性，消磨了业已形成的文化影响力，这对传承红色经典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和英法的历史境遇不同。对于英法而言，近百年的历史总的来说仍是以强者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二战”影片出现的矮化德军、戏谑德军的幽默搞笑，可以让他们获得对于历史荣耀的认可与虚荣心的满足。而中国的近百年史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苦难史，抗战片在彰显中华民族于灾难面前的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同时，更多应给当下的人民以警醒，提醒国民勿忘革命先辈的牺牲，勿忘国耻。陈旭光曾说过，“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抗战剧数量巨大，也不乏优秀之作，但许多作品并没有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战争的真实性、残酷性、严肃性，并没有引发我们对战争、对战争中人性的异化等严肃问题的深度反思”[10]。而《铁道飞虎》所采用的娱乐化叙事策略与真实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民族“苦难”的心理相悖，让影片逐渐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误区。这也反映出《铁道飞虎》与真正的抗战大片存在着较大差距的现实。
而电视剧文本已经走上了“神剧”“武侠剧”“闹剧”类型的歧途。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电视剧《铁道游击队2》，这部由王世民导演，原著小说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担任文学顾问的电视剧文本，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在央视以及山东卫视等多个省级卫视播放，平均收视率高达16.57%，其播出频率与当时的《亮剑》不相上下。今日再论，革命现实主义的缺席断裂，过度的娱乐化风格与商业化运作，使影片已基本失去了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与之相反，《档案》《电影传奇》《胜利日特别节目》等电视栏目关于铁道游击队历史及电影的一些电视纪录片，通过历史资料、人物采访的方式，还原了铁道游击队那段真实的抗战历史，对修复抗战历史记忆、深化红色革命精神与抗战人文内涵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结语
时至今日，铁道游击队文化已相继衍生了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连环画、水墨画、歌舞剧等多种艺术形态。这其中，影视剧作品的问世，总是能够取得媒体及观众广泛的关注。它是中国影视艺术和革命文化的宝贵资源。它的成功告诉我们，以革命现实主义风格进行创作是经色经典走向辉煌与经典的重要途径；它的失误告诫我们，盲目、粗浅地将抗战文化娱乐化，追求市场效益，忽略对历史、现实的关注情怀与责任意识，会消解红色经典业已形成的文化影响力。所以，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铁道游击队文化只有遵循现实主义精神，在历史本真面貌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现实和历史的脉搏，融合新时代的思想潮流，才能复兴铁道游击队文化的昨日辉煌。
[作者系枣庄学院讲师]
[1]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01.
[2] 陈犀禾，万传法.中国当代电影的工业和美学：1978～2008[J].电影艺术，2008（5）.
[3] 颜纯钧.与电影共舞[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206.
[4] 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M]//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8.
[5] 厉震林，罗馨儿.论“抗战电影”的人文姿态[J].电影新作，2016（3）.
[6]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J].新文学史料，1987（2）.
[7] 《铁道游击队》拍摄花絮[EB/OL].（2011-06-21）.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6-21/3126821.shtml.
[8] 黎平.一个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记峨眉电影制片导演王冀邢[J].电影作品，1995（3）.
[9] 杨晓林.铁道飞虎“飞”起来了吗[EB/OL].（2017-01-26）.http：//guancha.gmw.cn/2017-01/26/content_23592069.htm.
[10] 陈旭光.“红色资源”与“抗战神剧”的娱乐化限度[J].中国电视，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