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影视创作的知觉建构与情感归属辨析
吴文瀚
进入20世纪以来，不断加速扩张的数字世界，使得人们需要有一种方式来缓解自己身处其中的焦虑，新媒体艺术由此成为一种必然的存在。就以当下而言，艺术之于新媒体，其意义在于能使我们停住脚步，通过再一次地观照自己、复现自己、认识自己，帮助我们寻找回在数字世界中迷失的内心。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大量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如何确立其传播的知觉边界，其创作的情感指向栖身何处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知觉建构：数字技术背景下真实的异化与知觉的倒置
知觉是指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的整体认识。知觉主要由人的认识性器官决定。其中，眼睛的信息处理量占90%以上，其解码范畴包括色彩、图形与符号等。虽然视觉的处理方式多元而快捷，但局限在于，其对象处理也必须是对象性的，且不能过于繁复，否则就容易引发信息接收的倒错。新媒体影视作为当下新媒体艺术表达的核心，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看”的方式被不断挖掘，3D、VR、AI、CG等不一而足。数字视觉技术的发展如此迅速，乃至2016年因VR技术呈现出唯美视觉效果而被人津津乐道的《大鱼海棠》，到了2017年已经被“遗忘”。而在李安的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其所呈现的120帧率/3D/4K技术，则是这些技术的升级版。每秒播放120帧画面，基本达到了视觉分辨的上限，这一技术能带来极其流畅的视觉感受。李安将其表述为，以近到不能再近的观看距离，体验感知电影场景的新鲜发生感。如电影中对死亡的表述，李安抛弃了带有悲悯色彩的全知视角，而采用微观化的视觉关注，来制造一种“超溢真实”感。镜头中霎那的血雾爆出与静止般的迅速飘散，如果不是高帧率加高清技术，以人类自然的视觉能力是无法被看到的。以镜头替代双眼，带领观众看到无法看到的真实景象。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你所看到的真实是否真的没有“说谎”？
以上，在当下各类以图像为主导的新媒体艺术中，在“拼贴”与“美图”的作用下，眼之所见早已不再是真之所在。反之，原本被认为是最难于琢磨与游离的情感却成为离真实最近的一种存在。这也说明，即使在技术与工具对人的感官进行无限扩展的当下，面对真实本身，技术依旧是有边界的——技术的在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感知这个世界，使人们看到更丰富的自然与更深刻的自己，但是，如果技术的工具属性超越了人的本能，那么，人的意义也同样面临解构。与科学一样，艺术的终极指向也在于真实本身，作为艺术真实的载体的客观图景真实与主观情感真实，二者应是彼此映射、互为守恒的。所以，在各种新媒体艺术中，当以技术的方式过分强化人的某一感官时，也必将导致整体认识的失衡，人离真实反而越来越远。合理的方式是，将技术还原于叙事、还原于情感、还原于真实本身，通过对人的知觉进行合理的分配，建构艺术整体的格式塔。
二、情感归属：丢失的时间与孤独的影像
在新媒体艺术中，技术在场使得时空压缩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效果，个体在各种影像的世界中，古往今来，纵横四海。建立在技术层面的时空压缩营造出一个以当下性、即刻性、流动性为特征的线性时间断裂和历史感、现在感、未来感消失的面状时间断层。人居于其中，如同进入到一个光怪陆离却又物质充沛的荒漠之中，人使命感的存在被一步步剥离。尼采说：“沙漠生长了，悲哉，这心中有沙漠的人。”在物质的荒漠中，人的类似宗教的情绪由此滋生，各种神魔也因此成为当下个体精神想象的边际。表现在文本中，当下各类穿越、修仙作品的风行，从小说到IP剧，层出不穷。如“现象级神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方面打破时间的约束，在数字复制带来的虚幻中，通过“杂烩”与“拼贴”征战“四野八荒”；另一方面则将自己化身为拥有全知能力的“神”，在自我制造的宗教想象中完成自我实现。身处物质与消费荒漠中的孤独的个体，精神上的孤独尚可依赖白日梦，但现实中的肉身该如何安放？电影中大量使用CG技术，并将其作为卖点的郭敬明，在电影《爵迹》中做着草根少年拯救世界并一举跃出庸常的白日梦。郭敬明代表着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作为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由于同胞手足的缺席而显得别样的孤独。艺术是对于现实情感缺失的慰藉，因而在作品的情感选择上，郭敬明们要创作出牺牲自我以达成爱人价值的第四类情感，这也是郭敬明能够一再感动少年读者，并获得市场青睐的秘密。但这种表达与其说是一代人对某种缺失情感的渴求，还不如说是在抒情独白中对于自身倒影的极度渴念。不同于20世纪文化先驱们宏大的社会理想，在“读图时代”中长大的一代，图像是他们最擅长与熟悉的方式，他们在图像中完成自我美化与自我环境的美化，于是，美图秀秀等修图软件成为他们新的信仰。生活在时间离场中的孤独个体，虽然他们的感受性、平面性和非理性主体在各种美图中被滋养得极其张扬，其架空环境、隐匿世界观、遵循强力逻辑的“白日梦”也在各种媒介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成，但以人为目的的艺术，在数字时代，又该如何安放他们的情感主体呢？
以上，在这个纷繁凌乱的当下，在传媒所构筑的技术民主的幻象中，个体价值得到近乎无限的膨胀，而理想与英雄则纷纷“作古”。20世纪50年代至今，60余年间，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物对人的奴役已变得无所不用其极，欲望与厌倦如钟摆，控制着处于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中的个体，让他们忙碌却空虚。艺术反抗性在当下的语境中已变为一种新的“犬儒”式的存在。在《聂隐娘》中，“不能乱”“宁为太平犬”的共同叙事套路，表达出当下个体丧失了对未来的理想与乌托邦冲动。于是，一边是碎片化与小微化的个体书写，一边是电影中宏大的虚幻背景，艺术在当下的表达既缺乏普适性，又缺乏恒定感，经典还来不及沉淀，就已经被淹没。解决之道在于，要重建利他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理想，打破权力的异化，寻找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精英化知识权力，以艺术消解文化泛化所带来的盲目，在对时间的找回中，重建人的理性主体，拒斥大众文化的幽灵，还艺术于情感。
结语
新媒体技术对当下影视作品创作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就形式与自身表达而言，当下的影视创作，其所观照的媒介、技术、情感等范畴，表征出相互背反又互为边际的新的创作特征；而原本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则在各种文化碎片中被不断地嬗变为文化本身。但无论如何，在文化的碎片中寻找共性，在当下的语境中还原人本身，才是当下影视艺术的终极使命。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