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 睡梦刺激与睡梦的根源
对睡梦刺激与睡梦源头该做何理解，这可以通过引用民间说法“梦来自胃”得到说明。提出这些概念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理论，后者把梦理解成睡眠受干扰的后果。如果不是有什么干扰之事在睡眠中活动，就不会做梦，而梦正是对这种干扰的反应。
在著作者们的阐述中，关于梦的诱因的探讨占据了最多的篇幅。梦成为生物学研究对象后，问题才会产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古人把梦视为神授，他们无须寻找梦的刺激源头；梦源自神威或者魔力的意志，梦的内容源自神威或者魔力的知识或者意图。对科学而言，随即提出疑问，对做梦的刺激是否是同一个还是可能是多重的，进而提出考虑，对梦因的解释归于心理学还是归于生理学。多数著作者似乎假设，睡眠障碍的原因，亦即做梦的根源可能多种多样，躯体刺激就像心灵激动一样获得梦激发者的角色。偏爱一个或另一个睡梦根源，在梦根源中依其对成梦的重要性建立等级，在这些方面，观点大有分歧。
在悉数梦根源之处，就最终得出四种梦根源，它们也被用于划分梦：1）外部（客观）感官刺激。2）内部（主观）感官刺激。3）内部（器官）躯体刺激。4）心理刺激源。
1）外部（客观）感官刺激
哲学家之子小施特吕姆普尔关于梦的著作已经多次被我们用作睡梦问题的指南，众所周知，他报告了对一名病人的观察（《内科疾病的特殊病理学与疗法教科书》，1883—1884年，第 2 卷），后者患有全身真皮感觉缺失与若干高级感官麻痹。如果在此人身上把少数尚开放的感官门户与外界隔绝，他就陷入睡眠。如果我们想入睡，我们惯于追求一种情境，与施特吕姆普尔实验中的那种相似。我们锁上最重要的感官门户即眼睛，试图挡住来自其他知觉的任何刺激，或者阻挡对作用于这些知觉的刺激做任何改变。尽管我们的打算从未完全成功，我们随后还是入睡了。我们既不能使刺激完全远离感官，亦无法完全消除我们感官的兴奋性。通过较强的刺激，随时可以唤醒我们，这向我们证明，“心灵即使在睡眠时也在与体外世界持续的联系中”停留。我们在睡眠期间得到的感官刺激，很可能成为梦的根源。
此类刺激中就有一大系列，从睡眠状态带来的或者只是偶尔不得不允许的不可避免的刺激，直到偶然的唤醒刺激，后者适合于或者准备用于结束睡眠。可能是较强的光线透入眼睛，耳闻嘈杂声，也可能是一种有气味的材料刺激鼻黏膜。我们可能在睡眠中因无意的活动而裸露身体各部分，这样就遭受冷却感，或者因位置变化而给我们自己制造触压觉。可能是苍蝇叮我们，或者一次夜间小事故可能同时冲击若干知觉。观察者专心收集了大批梦，其中在苏醒时察觉到的刺激与一部分梦境如此广泛一致，可以看出刺激是梦的根源。
我在此根据耶森（《试论心理学的学术根据》，1855年，第527页及下页）引用一种汇编，它汇编了此类溯源于客观的（或多或少偶然的）感官刺激的梦：“任何被模糊察觉到的嘈杂声都唤起相应的梦象，雷声滚滚把我们置于一场战役中，雄鸡打鸣可能变为一个人的惊叫，一扇门嘎吱作响可能引起强盗闯入的梦。”
“夜里，如果我们的被子掉了，那我们或许梦见自己赤身走来走去或者落水。如果我们斜躺在床上，脚离开床沿，那我们或许梦见自己立于一处可怕的深渊边上或者直坠而下。如果我们的头偶然到了枕头下，那就会梦见有一块巨石悬在我们上面，正要把我们埋藏在其重压之下。精液聚积产生肉欲的梦，局部疼痛引起受到虐待、有敌意的攻击或者身体遭到伤害这种想法……”
“迈尔（《梦游试析》，1758年，第33页）有一次梦见，他被一些人袭击，他们把他直挺挺地仰面放倒在地，在他的大脚趾和二趾之间把一根桩打入地里。他在梦到此事时醒了过来，感觉有一根秸秆插在他的脚趾之间。根据海宁斯的说法（《论梦与梦游者》，1784年，第258页），迈尔另外有一次把衬衫紧紧拢在脖子上，他梦见自己被绞死。霍夫鲍尔（《心灵的自然概论》，1796年，第146页）在其青年时代梦见从一堵高墙落下，醒来时发觉，床架散了，而他确实掉下去了……格雷戈里报告道，他有一次上床时把一瓶热水放在脚边，因而在梦里旅行上了埃特纳火山顶，他在那里发现地面的高温几乎无法忍受。另外一个人在头上放了发泡膏后，梦见自己被一群印第安人剥去头皮。第三个人穿着湿衬衫睡觉，以为被水流吸走。睡眠时出现的足痛风发作让病人以为，他在宗教法庭忍受刑讯的折磨（麦克尼什，《睡眠的基本原理》，1835年，第40页）。”
如果成功地在一名睡眠者身上通过按计划安排感官刺激而产生与刺激相应的梦，就可以加强基于刺激与梦境之间有相似性这一论据。照麦克尼什看来［前引书，耶森（《试论心理学的学术根据》，1855年，第529页）］，吉鲁·德别沙连格早就做过此类试验。“他让其膝盖不盖东西，就梦见他夜里坐在一辆邮车上旅行。他注意到，旅行者会很清楚地知道，在一辆马车里，夜里膝盖会有多冷。另一次，他让头后面光着，就梦见他出席户外的一个宗教仪式。因为在他生活的乡间，习俗是始终把头蒙上，除非有如刚才所述的这类理由。”
莫里通报了对在他自己身上产生的梦的新观察。（一系列其他试验没有带来成果。）
（1）在嘴唇和鼻尖上用羽毛给他搔痒。——他梦见一次可怕的刑讯；一副树脂面具放到他脸上，随后揭掉，皮肤就一同脱落。
（2）人家用镊子磨剪刀。——他听见钟响，然后是鸣警钟，他被置于1848年的六月天。
（3）人家让他闻科隆香水。——他在开罗的约翰·马里亚·法里纳的店铺中。接着是难以置信的奇遇，他无法复述。
（4）人家轻轻拧捏他的后颈。——他梦见，人家给他贴上发泡膏，想到孩提时给他治疗过的一名医生。
（5）人家把一块热铁挨近他的脸。他梦见“烧火工”(31)，他们潜入宅子，把住户的脚塞进炭盆，强迫住户交出钱。随后露面的是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他在梦里是其秘书。
（6）人家把一滴水滴到他额头上。——他在意大利，猛出汗，喝着奥尔维耶托的白葡萄酒。
（7）人家重复透过一张红纸让烛光落到他身上。——他梦见暴风雨、感到火热，又处于海上风暴中，他曾经在拉芒什海峡上遭受过海上风暴。
通过实验产生梦的其他尝试来源于德埃尔韦、魏刚特（《梦的形成》，1893年）等。
若干方面都“注意到梦那种引人注目的能力，把来自感官世界的突然印象如此交织到其产物中，使得这些印象在梦的产物中逐渐就形成得到酝酿并且开始的灾难”（希尔德布朗特，《梦及其用于生活》，1875年，第36页）。“近年，”这名著作者讲述道，“为了有规律地在限定的早晨时光起床，我使用了众所周知、大多安装在钟表机构上的闹钟。可能有成百次，我遇到的情况是，这种器械的声音如此适合臆想有关联的长梦，似乎这整个梦同样只是源于这种声音，而在这种声音里会发现其真正在逻辑上不可缺少的预期效果、其自然被指明的终极目标。”（出处同上，第37页）
我引用这些闹钟梦中的三个，还另有意图。
伏尔盖特叙述道：“一名作曲家曾经梦到，他在教课，正想给其学生说明什么，学生就已经做完了，他转向一名男童问道：‘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名男童像个着魔者似的狂叫：‘哦，是的（Oh ja）。’他对此怒不可遏地斥责男童喊叫。可全班就喊起来了：‘喔，是（Oh ja）。’然后是：‘哇，是（Eurjo）。’最后是：‘失火啦（Feuerjo）！’他就因为街上真正的救火叫喊而苏醒了。”（《梦幻想》，1875年，第108页及下页）
在拉德施刀克的书里，加尼耶报告，拿破仑一世在车上睡着时做梦，被定时炸弹的爆炸声从梦中唤醒，梦让他重新经历了越过塔利亚门托河和奥地利人的连续炮击，直到他喊着“我们中了地雷阵了”而惊醒。
出名的有莫里报告的一个梦。他患着病，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其母坐在他身边。他就梦见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经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凶杀场景，最后自己被传唤出庭。在那里，他见到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和那个可怕时代的所有悲剧性英雄，在他们面前答辩，在经历了在他记忆中没有固定下来的各种各样插曲之后被判决，随后，由望不到边际的人群陪着，被带到刑场。他登上断头台，刽子手把他缚在木板上；木板翻倒；断头刀落下；他感到自己的头颅与躯干分离，在极度恐惧中醒来——发现床头板掉了下来，而真的像断头刀一样击中他的颈椎。
与此梦相连的是由勒洛兰与埃热在《哲学评论》上开展的一场有趣讨论，在觉察到梦的刺激与苏醒之间消逝的短暂时段里，做梦者是否、如何可能压缩看来如此丰富的大量梦境。
这类例子使人觉得睡眠期间的客观感官刺激是梦的源头中得到最好确证的。它们也是在非专业人士的认识中唯一起作用的。如果问一个以前对睡梦文献一直陌生的受过教育者，梦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回答无疑就会引用一个他熟悉的情况，在此情况中，苏醒后得到识别的一种客观感官刺激来澄清梦。科学观察无法止步于此；它从这种观察中汲取契机继续提问，即睡眠期间作用于知觉的刺激在梦里的确并非以其真正的形态出现，而是由与它有某种关系的某种其他想象来代替。但把梦的刺激与梦的成效联结起来的关系，按莫里的话说“却是既非唯一亦非排他的一种关系”。比如希尔德布朗特的三个闹钟梦（《梦及其用于生活》，1875年，第37页及下页），人家看了就会提出问题，为何同样的刺激引出如此迥异的梦的成效，而且为何恰恰是这一刺激引出这些梦的成效：
“于是我就在一个春天早晨去散步，溜达着穿过正在变绿的田地，直到邻村，在那里，我看见居民穿着节日服装，腋下夹着圣歌集，成群结队地漫步涌向教堂。对！的确是周日，而晨祷马上就要开始。我决定参加这次晨祷，但在此之前，因为我有些激动，就决定在环绕教堂的公墓里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在这里读着不同的墓志铭时，听到敲钟人登上钟楼，于是就看见钟楼高处的小型村钟，它将发出礼拜开始的信号。过了好一会儿，它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然后开始摆动——突然它的敲击声嘹亮而刺耳地响起——如此嘹亮而刺耳，结束了我的睡眠。而钟声却来自闹钟。
“第二个组合。那是晴朗的冬日，街道被深雪覆盖。我答应参加一次乘雪橇活动，但不得不等了很久，直到有人报信说雪橇就在门前。现在实行上橇的准备——铺上毛皮，取出脚套筒——而我终于坐在我的位置上了。但出发还在延迟，直到缰绳对企盼的骑乘骏马给出明显的信号。现在这些骑乘骏马拉动起来；强力振动的铃铛好像熟悉的土耳其军乐，有一种威力，它瞬间扯断了梦的蜘蛛网。无非又是尖厉的闹铃声。
“还有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拿着几十只摞起的盘子沿着走廊缓步走向餐室。我觉得她怀里的那堆瓷器处于要失去平衡的危险中。‘留神，’我告诫道，‘东西全都快落地了。’当然不会缺了必不可少的矛盾：人家已经习惯了诸如此类的事，而我还用担忧的目光陪送那个漫步者。对，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易碎的餐具落下，噼里啪啦碎成千百块，散落在地面上。可是——我很快发觉，这没完没了延续的鸣响可不是真正的丁零当啷，而是实实在在的铃声；——现在醒来者辨别出来，只是闹钟用这种响铃在尽责。”
为何心灵在睡梦中错误估计客观感官刺激的性质，施特吕姆普尔（《梦的本性与形成》，1877年，第103页）——而且冯特几乎同样（《生理心理学基本特征》，1874年，第95页及下页）——对此疑问的回答到了这一步，即在构成错觉的条件下，心灵对这类在睡眠中进攻性的刺激做出判断。如果一种感官印象足够强烈、清晰、持久，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供我们做这种考虑，这种印象就被我们认识、正确解释，即列入回忆组，根据各种以前的经验，它属于这些回忆组。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我们就错误估计印象所起源的客体；我们根据这种印象形成错觉。“如果某人在旷野散步，模糊地觉察到一个遥远的对象，可能他起先把这个对象当作一匹马。”留神细看，可能不禁解释为一头在休憩的奶牛，而最终这一想象可能明确化为一群坐着的人。心灵在睡眠中通过外部刺激而接受的印象就具有与此类似的不确定性质；心灵根据这些印象构成错觉，通过印象唤醒数量或大或小的回忆像，印象通过回忆像得到其心理上的价值。从众多可以考虑的回忆范围中的哪个范围唤起相关的图景，可能的联想关系中哪些在此时生效，即使按施特吕姆普尔的说法，这点也依然不可确定，仿佛只是听凭心灵恣意妄为。
我们在此面临选择。我们可以承认确实无法继续追踪成梦的规律性，因而放弃询问对因感觉印象而引起的错觉的解释是否还取决于其他条件。或者我们可以猜测，作为梦的根源，在睡眠中攻击性的客观感官刺激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而其他因素决定着选择有待唤醒的回忆像。我在此意图上如此详细地告知过莫里通过实验制造的梦，实际上，如果去检验这些梦，则人们可以试着说，按来源看，所做实验其实只涵盖了梦的因素之一，而其余的梦境其实显得过于独立、过于详细确定，无法通过那种要求得到澄清，即它必须与通过实验引入的因素协调。如果人们获悉，塑造梦的客观印象偶尔在梦中得到最特别、最怪僻的解释，人们甚至自己开始怀疑错觉理论、怀疑客观印象塑造梦的威力。比如西蒙讲述了一个梦，他在其中看见巨人坐在桌旁，清晰地听到巨人上下相碰的颌骨在咀嚼时发出的可怕咯咯声。他醒来时，听见在他窗前疾驰而过的马蹄声。我想在没有著作者帮助的情况下大约可解释如下：如果此处马蹄的噪声恰恰唤醒了来自《格列佛游记》的回忆范围的想象、在大人国的巨人处和在慧骃国有德行的马匹处逗留，难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动机使选择这个对刺激如此不同寻常的回忆范围变得方便些吗？(32)
2）内部（主观）感官刺激
尽管有各种异议，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客观感官刺激在睡眠期间作为梦的激发者的角色肯定没有争议，而如果这些刺激根据其性质与频度或许不足以解释所有梦象，则表明要去寻找其他的，但所起作用与之类似的梦的根源。除了外部感官刺激外，还需要感觉器官中的内部（主观）刺激，我不知道，何处首先冒出这个意念；但事实是，在梦病因学所有较新的描述中均或多或少地强调发生此事。冯特说：“此外，我相信，在梦的错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那些主观的视力感受、听力感受，在清醒状态时，它们作为模糊视野的强光，作为耳鸣、耳朵嗡响等为我们所熟悉，其中尤其是主观视网膜兴奋为我们所熟悉。这就解释了梦的那种奇怪倾向，要把多数类似或者完全一致的客体展现到眼前。我们看见无数鸟、蝴蝶、鱼、五彩珍珠、花朵等等展现在自己面前。在此，模糊视野的发光粉尘呈现了离奇的形态，而梦以同样多的单幅图景代表构成发光粉尘的众多光点，因为强光的活动性，这些单幅图景被看作活动的对象。——梦容易有最多种多样动物形象的巨大倾向，根源也可能在此，这些动物形象的多种形式容易接近主观相片的特别形式。”（《生理心理学基本特征》，1874年，第363页）
作为梦象的源头，主观的感官刺激显然有着优先权，它们不像客观感官那样刺激依赖外部偶然性。每当解释需要它们，它们就可以供解释支配。它们落后于客观感官刺激的一点是，它们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证实它们作为梦激发者的作用，观察与实验在客观感官刺激处证实了这种作用。主观的感官刺激有激发梦的神秘力量，为此提供主要证据的是所谓入睡前的幻觉，被约翰内斯·穆勒（《论神奇的视力现象》，1826年）描写成“离奇的视力现象”。这常常是相当鲜活、多变的图景，在入睡期，在许多人身上完全有规律地出现，也可能在睁眼后继续存在一会儿。莫里高度服从这些图景，使它们得到深入的估价，声称它们与梦象有关联，甚至不如说同一性［正如约翰内斯·穆勒已经做过的那样（出处同上，第49页及下页）］。莫里说，就其形成而言，需要某种心灵的被动性，一种注意力紧张的减退。但足够的是，人家有片刻陷入这种昏昏欲睡，由于惯常的素质而看见一种入睡前幻觉，此后，人家或许又醒来，直到这种多次重复的游戏以入睡而终止。根据莫里的说法，如果人家过后不算太久就苏醒，就会经常成功地在梦里证明同样的图景，它们作为入睡前的幻觉在入睡时浮现出来。比如莫里有一次面对有着扭曲表情与奇怪发型的一系列怪诞人物，他们以难以置信的麻烦在入睡期纠缠他，他苏醒后记起梦见过他们。另外一次，因为他强迫自己节食，正在忍受饥饿感，在催眠状态中看见一只碗，一只拿叉子的手从碗里的食物中取点什么。在梦中，他面对丰盛的宴席，听见用膳者使用叉子发出的噪声。另外一次，他眼睛受刺激、发痛入睡，在他入睡前的幻觉中出现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小符号，他不得不努力地一一辨认；一小时后从睡眠中被唤醒，他记起一个梦，其中出现一本打开的书，用很小的印刷字母印制，他不得不费力地读完。
与这些图景完全相似的可能还有对话语、名字等的幻听半梦半醒地出现，随后在梦中重复，仿佛是序曲，预示以它开始的歌剧的主导动机。
在与约翰内斯·穆勒和莫里相同的道路上，徜徉着一名新进的入睡前幻觉观察者乔·特朗布尔·莱德(33)（《视觉梦心理学论稿》，1892年）。他通过练习做到，逐渐入睡 2 至 5 分钟后，能够不睁眼而突然挣脱睡眠，于是就有机会把刚刚消失的视网膜感觉与回忆中残存的梦象相比较。他保证，每次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一种紧密关系，方式是，视网膜自感光的发光点与线条仿佛带来精神上察觉到的梦意象的轮廓图、示意图。比如有个梦，他在其中看见面前有印得清晰的文字，他一边读一边细看它们，与这样一个梦相应的是把视网膜中的发光点排列成平行线。用他的话来说：他在梦中读过的印得清楚的那一面化为一个客体，让他清醒的知觉觉得像实实在在印刷过的一页的一部分，人家从较大的距离来看，为了看清些，就通过一张纸上的一个小孔来看。莱德还没有低估这个现象的中心（大脑）部分，他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视觉梦几乎没有一个不依据视网膜内部兴奋状态的材料。这点尤其适用于黑暗房间中入睡不久后的梦，而对早晨临近苏醒的梦而言，在亮堂起来的房间里刺入眼睛的客观光线是刺激源。自感光刺激的多变、有无限改动能力的特性正好符合我们的梦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不安定组图。如果赋予莱德的观察以意义，就不会低估这些主观刺激源对梦的能产性，因为众所周知，面相构成我们梦的主要组成部分。除听觉以外的其他感觉区域的贡献比较微小而且不稳定。
3）内部（器官）躯体刺激
如果我们不在机体之外，而是在机体之内寻找梦的根源，就必定会想起，几乎我们所有的内脏在健康状态下几乎不给我们提供它们存在的消息，而处于刺激状态时（我们这样叫它）或者有病时，它们就成为我们主要不快感受的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必定被等同于从外部抵达的疼痛刺激与感受刺激的激发者。有一种很古老的体验，促使人像施特吕姆普尔这样陈述：“比起清醒时来，心灵在睡眠中获得对其身体方面深刻、广泛得多的感受意识，它被迫接受某些刺激印象并让它们对自己起作用，这些刺激印象源自其身体的各部分与变化，心灵在清醒时对它们一无所知。”（《梦的本性与形成》，1877年，第107页）亚里士多德就宣称很可能的是，在梦中会被提醒注意正在开始的疾病状态，清醒时对这些疾病状态尚无觉察（由于梦让印象得到放大）。还有医生作者，其观点必定远非相信梦的预言秉受，至少就预示疾病而言，他们承认梦的这种意义（参见M.西蒙，1888年，第31页，还有许多更古老的著作者(34)）。
梦的此类诊断成就得到证明，似乎即使新近也不乏例证。比如，蒂谢根据阿蒂格的博士论文报告了一名43岁妇女的故事，她整整几年在表面完全健康状态中受梦魇侵袭，在医学检查时就显出开始有心脏病，她旋即因此而死。
作为梦的激发者，内脏紊乱显然在一大串人身上起作用。人家一般都指明焦虑梦在心肺病人身上的频度，甚至梦样状态的这种关系被许多著作者极力推到前台，我在此只能满足于单纯指点文献：拉德施刀克（《睡眠与梦》，1879年，第70页）、施皮塔（《人类心灵的睡眠状态与梦状态》，1882年，第241页及下页）、莫里、M.西蒙、蒂谢。蒂谢甚至认为，患病的器官给梦境打上了表示特性的印记。心脏病人的梦通常很短，以惊醒结束；在这些梦的内容中，在可怕情况下的死亡情境几乎总是扮演着某种角色。肺病患者梦见窒息、拥挤、逃跑，他们经受的已知噩梦数量引人注目。伯尔讷还可以通过俯卧、通过掩住用于呼吸的口鼻实验性地引起噩梦（《焦虑梦：其成因与预防》，1855年）。遇有消化障碍时，梦包含来自品尝与恶心范围的想象。最后，对每个人的经验而言，性兴奋对梦境的影响都足够明显，给予因器官刺激而激发梦的整个学说以最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钻研梦的文献，也完全明白无误的是，个别作者（莫里、魏刚特，《梦的形成》，1893年）通过其自身病况对其梦境的影响而被引向研究梦问题。
出自这些确认无疑事实的梦根源在增加，还不如人们愿意以为的那样意味深长。梦确实是一种现象，在健康人处——或许在所有人处，或许夜夜——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不把器质性病症算作其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我们而言，关键却并非特别的梦源自何处，而是对正常人的寻常梦而言，刺激源会是什么。
而现在只消再走一步，就撞上一个梦的根源，它比先前任何一个梦根源都流淌得充裕，其实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会枯竭。如果确证身体内部在患病状态下变成梦刺激的根源，如果我们承认，心灵在睡眠状态中未被外界分心，能够对躯体内部投注较大的注意力，就显然会认为，器官无须先患病，只要让它以某种方式成为梦象的兴奋到达睡眠的心灵。我们清醒时模糊地只按其性质作为一般机体觉来察觉之事，还有，按医生的意见，所有器官系统都做出其贡献，它在夜里会形成有力的作用，用其各组成部分活动，这些组成部分为唤起梦想象而提供最强大同时是最寻常的根源。感官刺激根据哪些规律转化成梦想象，这种调查就可以省去了。
我们在此触及了那种成梦的理论，它在所有医生著作者那里都成为受偏爱的理论。我们本质的核心，如蒂谢所称的“内脏的本性”，就我们的知识而言，包裹在这种模糊中。这种模糊与成梦的模糊彼此太相符了，无法不把它们联系起来。把植物性机体觉作为梦的形成者，这种思路对医生还有别的刺激，梦与精神障碍在其表象上显示出如此一致，他同意在病因学上也把它们合并起来，因为一般机体觉的变化与起因于内脏的刺激也被指出对精神病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因而，如果躯体刺激理论可以溯源于独立说明它的不止一个首创者，就不足为奇了。
对一系列著作者而言，哲学家叔本华于1851年阐明的思路是权威性的。我们的理智把由外部击中它的印象重铸成时间、空间与因果关系的形式，由此在我们身上形成世界观。出自机体内部的刺激，由交感神经系统而来，在日间至多对我们的情绪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影响。但在夜间，如果日间印象停止抵制性作用，那些从内部冒上来的印象就能够谋得注意——就像日间的噪声使泉水声无法耳闻，而在夜间却能听见泉水潺潺流动。但理智执行其独有的功能时，对这些刺激的反应会有多么不同呢？它就会把刺激改型成充满空间与时间的形态，这些形态在因果关系的主线上活动，这样就形成了梦（参见叔本华，《试论见鬼与相关之事》，1862年，第 1 卷，第249页以下）。舍讷（《梦的寿命》，1861年）还有在他之后的伏尔盖特（《梦幻想》，1875年）就尝试探究躯体刺激与梦象之间更详细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留到关于梦理论的章节再作评价。
在一项实施得特别合理的调查中，精神病学家克劳斯（《精神错乱中的知觉》，1859年，第255页）由同样的因素、受制于机体的感受中导出梦的形成及谵妄(35)和妄想的形成。机体的一个部位不会成为一个梦或者妄想的出发点，事实上也几乎想不出有这样一个部位。受制于机体的感受“却可以分为两个系列：（1）分成总体状况（一般机体觉）系列；（2）分成专属的、植物性机体主系统固有的感觉，其中，我们区分出五个类别，即（甲）肌肉的感觉，（乙）呼吸的感觉，（丙）胃的感觉，（丁）性感觉与（戊）末梢的感觉”。
克劳斯猜测基于躯体刺激形成梦象的过程如下：被激醒的感受根据某种联想规律唤醒一个与其相近的想象，跟它结合成一个有机的产物，意识对这个产物却表现得异于平常。因为意识并不注意感受本身，而是把注意力完全转投到伴随的想象上，这同时是为何这个真相会如此长期被错误估计的原因（出处同上，第233页及下页）。克劳斯也找到了感受化体成梦象这个特别的术语用于此过程（出处同上，第246页）。
器质性躯体刺激对成梦的影响如今几乎已被普遍接受，对两者之间关系规律的疑问则得到迥异的回答，但常常是模糊作答。在躯体刺激理论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解梦的特殊任务，要把梦境溯源至引起梦的器质性刺激，而如果不承认由舍讷（《梦的寿命》，1861年）找到的解释规则，就常常面临尴尬的事实，即器质性刺激源无非是通过梦境暴露自己。
但对不同的梦的形式的解释却变得相当一致，人们把这些梦的形式称为“典型的”，因为它们在如此多人身上以非常相似的内容重复出现。这是熟悉的关于从高处落下、牙齿脱落、飞翔与裸体或者穿着糟糕这种窘境的梦。最后那种梦应该就是源自睡眠中觉察到甩掉了被子，就光身躺着。牙齿脱落的梦溯源于“牙刺激”，却无须以此指为牙齿的病变兴奋状态。依施特吕姆普尔看来（《梦的本性与形成》，1877年，第119页），飞翔的梦是由心灵使用的相应的图景，如果同时胸部的皮肤感觉已经下降到丧失知觉，心灵以此解释由起伏的肺翼发出的刺激量。通过后面一种情况，传递了受制于漂浮的想象形式的感受。从高处落下的诱因应该在于，在丧失皮肤压觉时，或者是一条手臂从身体落下，或者是一个缩进的膝盖突然伸展，由此又意识到皮肤压力的感觉，关于下落的梦却在心理上体现出过渡到有意识（施特吕姆普尔，出处同上，第118页）。这些可信的解释尝试的弱点显然在于，它们没有进一步的根据而让这类或那类机体觉从心灵知觉中消失或者强加于它，直到确立对解释有利的局面。我以后还会有机会回到典型的梦及其形成上来。
M.西蒙尝试过，从对一系列相似梦的比较中导出若干规则，适用于感官刺激对确定梦的效果的影响。他说：某个感官系统通常参与情感的表达，如果它在睡眠中由于某个其他契机而处于那种兴奋状态，它往常在那种情感下被置于兴奋状态，此时产生的梦就含有适应这种情感的想象。
另一条规则内容是：如果一个感官系统在睡眠中处于活动、兴奋或者障碍之中，则梦会带来想象，这些想象涉及那个感官所履行的感官功能。
通过实验证明由躯体刺激理论假定的产生梦对单个领域的影响，毛尔吕·沃尔做到了。他做过试验，改变睡眠者肢体的位置，把梦的效果与其略微改动做比较，他得出了如下定律作为结果。
（1）一个肢体在梦里的位置大致符合现实中的位置，即梦见的肢体静态状况与实际状况相应。
（2）如果梦见一个肢体在运动，则这种运动总是如此，即在实施运动时出现的位置之一符合现实的位置。
（3）也可以把梦中自己肢体的位置移到陌生人身上。
（4）也可能梦见有关运动受阻。
（5）处于有关位置的肢体可能在梦里作为动物或者怪物出现，在此情况下可确立两者的相似。
（6）梦中肢体的位置可能激起与此肢体有某种关系的意念，例如遇上使用手指时就梦见数字。
我会从此类结果中推断，即使躯体刺激理论也不能完全消除那种表面自由，来确定可唤起的梦象。(36)
4）心理刺激源
我们处理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和梦的材料的来历时，获悉最古老与最近的梦研究者的观点都是，人梦见他们日间所从事之事与醒着时让他们感兴趣之事。这种从清醒状态延续至睡眠的兴趣就会不仅是把梦与生活连接起来的心理纽带，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低估的梦根源，除了睡眠中变得有意思的事物（睡眠期间起作用的刺激）之外，这个梦根源应足以澄清一切梦象的来历。我们却也听说了对上述主张的异议，即梦把睡眠者从日间兴趣上拉走，日间最感动我们的事物只有对清醒状态失去现实性的刺激时，我们（大多）才梦见它们。所以，在分析梦样状态时，我们每一步都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不通过“经常”“通常”“大多”拟定限制并对例外的有效性做准备，就不可能列出普遍规则。
如果清醒兴趣连同内外部睡眠刺激足以覆盖梦的病因，则我们必定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梦的所有因素的来历；梦根源之谜就会解开，剩下的任务是，厘清各个梦里心理与躯体的梦刺激的部分。现实中，尚未在任何情况下成功地对梦做这种完全分解，而给每个尝试过此事的人（大多相当充裕地）余下了梦的组成部分，他说不出这些梦的组成部分的来历。要人们根据这些可靠的论断来期待，人人会在梦中继续从事其事务，日间兴趣作为心理上的梦根源显然传不了那么远。
其他心理刺激源不详。也就是说，涉及从想象图景中导出对梦而言最典型的材料时，所有在文献中存在的梦的解释（以后要提及的舍讷的解释例外）都留下一大空缺。在这种尴尬中，多数著作者显示出的倾向是，尽可能缩小如此难以对付的梦的激发里面的心理部分。作为主要划分，他们虽然区分了神经刺激梦与联想梦，后者只在（对业已经历的材料的）再现中找到其根源（冯特，《生理心理学基本特征》，1874年，第657页及下页），但他们无法摆脱怀疑，“它们是否可以在没有身体刺激推动下出现”（伏尔盖特，《梦幻想》，1875年，第127页）。连纯粹的联想梦的特征也失灵了：“在真正的联想梦中，再也谈不上一个此类坚固的（来源于身体刺激的）核心。此处，松散的排列组也闯入梦的中心。本来被理性与理智释放的想象活力在此也不再受那些更有分量的身体与心灵兴奋束缚，就这样听凭其自己横冲直撞、听凭其自己洒脱不羁地翩翩飞舞。”（伏尔盖特，出处同上，第118页）冯特（《生理心理学基本特征》，1874年，第656—657页）就尝试缩小梦激发过程的心理部分，他阐明，人们“可能不公地把梦的幻想看成纯粹的幻觉。很可能多数梦想象确实是错觉，它们从轻微的感官印象出发，这些印象从未在睡眠中消失”（第359页及以下）。魏刚特吸取了这种观点并将其一般化（《梦的形成》，1893年，第17页）。针对所有的梦想象，他声称：“它们最直接的起因是感官刺激，再现性联想才与此相连。”蒂谢在对心理刺激源的排斥上走得更远：“绝对心理起源的梦不存在。”他还说：“我们梦的思维来自外部……”
那些像有影响的哲学家冯特一样采取中间立场的著作者不忘说明，在多数梦里，躯体性刺激与未知或者被识别为日间兴趣的梦的心理诱因共同起作用。
我们以后会获悉，通过揭示一个出乎意料的心理刺激源，可以解开成梦之谜。对过高估计并非源自心灵生活的成梦刺激，我们暂时不该觉得奇怪。它不仅可以轻松地单独找到，甚至可以通过实验证实这些刺激；对成梦的躯体性见解也完全符合如今在精神病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大脑对机体的统率虽然得到最着重的强调，但心灵生活不依赖可证明的机体变化或者心灵生活在其表现中有一种自发性，可以证明这些的一切如今使精神病学家如此害怕，似乎承认这一切必定会把人带回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心灵的时代。精神病学家的怀疑仿佛把精神置于监护之下，要求精神的任何激动都不透露其自身能力。不过，这种举止的证明无非是甚少信任扩展至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因果连接的可靠性。在研究时，精神可以被认定为一种现象的首要诱因，甚至在这种地方，一种更深刻的探究有朝一日会发现把道路延续至心灵的机体根据。但在精神对我们现时的认识而言，必定意味着终点站的所在，就无须否认精神。(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