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解梦的方法：对一个梦模式的分析

我给自己论文起的标题可以让人看出，在关于梦的见解上，我想继承何种传统。我打算指出，梦可以解释；而对澄清恰好处理过的梦问题做贡献，只能是在尽我的本分时可能带给我的附带收获。由于假设梦可以解释，我立即违背占统治地位的梦学说甚至所有梦理论，舍讷的梦理论例外；因为“解释一个梦”意味着说明其“意义”，用某事作为分量十足、等值的环节插入我们心灵行动的关联来代替它。正如我们已经获悉的，梦的学术理论却不为解梦问题留下空间，因为对这些理论而言，梦根本不是心灵行动，而是通过征兆在心灵系统上显示出来的躯体过程。非专业人士的意见向来不一样。这种意见有权不合逻辑地行事，尽管它承认梦令人费解而怪诞，它还是无法断然否认梦的任何意义。这种意见由一种模糊的预感引导着，它似乎还是猜测，梦有一种意义，虽然是一种隐蔽的意义，梦被确定代替另一种思维过程，关键只在于以正确方式揭示这种替代，以获得梦的隐蔽意义。

非专业人士圈子因此历来努力“解释”梦，同时尝试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方式。这些做法的第一种把梦境作为整体纳入眼界，试图用另一种容易理解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类似的内容来代替它。这是象征性解梦；它当然从一开始就因为那些显得不仅不可理解，而且混乱的梦而失败。比如，《圣经》里的约瑟夫给法老解梦，就给非专业人士的做法提供了一个例证。七头肥奶牛，它们之后来了七头较瘦的，把前者都吃尽了，这是象征性预示埃及大地上有七个荒年，这些荒年耗尽了七个丰年所创造的所有丰裕。由作家创造的多数人工梦用于此类象征性解释，因为这些梦以一种伪装再现了由作家表达的意念，这种伪装被认为适合从经验得知的我们做梦的特性。⁽¹⁾梦主要关心未来，它预感到对未来的塑造——这是曾经判定梦有预言意义的一点残余——这种意见就成为动机，通过“将要”把通过象征性解释而发现的梦的意义置于将来。

当然不可能指导人们如何找到通往此类象征性解释的道路。成功依旧是奇思妙想、突然间的直觉才能做到的事情，因而解梦不能借助象征而上升为似乎受制于一种特殊天赋的技巧练习。⁽²⁾另一种流行的解梦方法完全避开了此类要求。人家可以把它称为“译码法”，因为它把梦当作一类密码文字来对待，在这种文字中，每个字符都根据固定的密码译成具有已知意义的另一个字符。比如我梦见过一封信，但也梦见过一次葬礼，诸如此类；我就在“梦书”中查阅，发现“信”可以用“烦恼”，“葬礼”可以用“订婚”来翻译。于是我用我破译的关键词建立一种关联，我又把这种关联当作将来的而接受。在出自达尔迪斯的阿特米多鲁斯关于解梦的著作里（《解梦》），⁽³⁾颇有意味地略微改动这种译电法，通过这种改动，这种方法作为机械翻译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纠正。此处不仅顾及梦境，而且顾及做梦者本人与生活状况，使得相同的梦因素对富人、已婚者、演讲者的意义不同于对穷人、单身者还有比如商人的意义。这一做法的本质就是，解梦工作不集中于梦的整体，而是集中于梦境的单独每一块，似乎梦是一块砾岩，其中每一碎块岩石都需要有特别用途。创造译码法的原动力肯定就是起因于无关联和杂乱无章的梦。⁽⁴⁾

就对该主题的学术处理而言，片刻都毋庸置疑，两种流行的梦的解法无用。象征法在其应用上受限，无法普遍阐述。在译码法上，关键是“密码”、梦书要可靠，而在这方面缺乏任何保障。人家就会强烈倾向于承认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有理，跟他们一起把解梦问题当作一项想象中的任务而勾销。⁽⁵⁾

不过，我从善如流了。我不得不认识到，此处又有那种并非罕见的情况之一，其中一种古老、顽固坚持的民间迷信似乎比现行科学更接近事情的真相。我必须断言，梦确实有意义，一种学术性解梦做法是可行的。我以如下方法了解了这种做法：

几年来，我怀着治疗目的忙于解开某些心理病理学结构、癔症性恐怖症、强迫观念等等；也就是自从我从约瑟夫·布罗伊尔意义深远的报告中得知，就这些被感受为病征的形态而言，解谜与解决办法重合。⁽⁶⁾如果可以把这样一种病态想象追溯到它在病人的精神生活中所起源的那些因素，那这种想象也就瓦解了，病人也就摆脱了它。在我们其他治疗努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鉴于这些状况像谜一般，我觉得吸引人的是，在由布罗洛伊尔选取的道路上，不顾一切困难，推进至完全澄清。这种做法的技巧最终如何成型，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对此，我下次会做详细报告。在这些精神分析研究过程中，我想到了解梦。患者对一个特定主题不禁产生闪念和意念，我规定患者把所有这些闪念和意念告诉我，他们对我讲述他们的梦，向我表明，一个梦可能被插入心理联系中，这种联系由病态想法而来，可以向后在回忆中追踪。可想而知的是，要像处理病征一样处理梦本身，把针对病态想法而拟定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梦。

对此就需要给病人做某种心理准备。在他身上力争做两件事，提升其对心理知觉的注意力并排除批评，借助这种批评，审视他冒出来的念头。为了他聚精会神地自我观察，他取静姿并闭眼很有益；⁽⁷⁾放弃对察觉到的思考产物的批评，这点必须明确强加于他。也就是告诉他，心理分析的成功取决于，他重视一切并告知什么在他脑中闪过，而绝不因为他觉得不重要或者不切题就诱使他压制一个闪念，因为他觉得无意义就会诱使他压制另一个闪念。他必须对其闪念完全不偏不倚；因为如果他平时无法成功地发现寻找的梦的解法、强迫观念等等的解法，那原因恰恰就在于批评。

在心理分析工作上，我觉察到，深思者的心理状态与观察其心理过程者的截然不同。沉思时，心理行动起效多于在聚精会神地自我观察时，连沉思时紧张的表情与皱起的眉头都同自我观察者的面部平静相反，也证明了这点。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有注意力的集中，⁽⁸⁾但沉思者还做批评，由于批评，他觉察到浮现的闪念后，就抛弃了一部分，迅速中断其他闪念，使得他不遵循它们会开辟的思路，而他善于这样对待其他念头，使得它们根本不被意识到，也就是在觉察之前被抑制。自我观察者却只有努力压制批评；如果这点他成功了，那他就意识到平素都一直会无法领会的无数闪念。借助这种为自我察觉而新获得的材料，可以完成对病态想法及梦象的解释。如果看出涉及建立一种心理状态，它与入睡前的状态（想必也与催眠状态）在心理能量（活动注意力）的分配上共有某种相似。入睡时，由于某种任意的（而且肯定也是关键的）行动减弱，“非人所愿的”想象突显，我们让这种行动影响我们想象的经过；我们惯常提出“疲劳”是这种减弱的理由；出现的非人所愿的想象转变成视觉与听觉图景。（比较施莱尔马赫的评论）⁽⁹⁾遇上分析梦和病态想法所利用的状态时，就有意并且随意放弃那种活动，把节省下来的心理能量（或者其中一部分）用来注意跟踪现在出现的非人所愿的意念，它们保留了作为想象的特性（这是与入睡时状态的差异）。这样就使“非人所愿的”想象成了“所愿的”。

此处要求适应⁽¹⁰⁾看来“自由上升的”闪念连同放弃平素针对它们的批评，让某些人觉得变得不容易。“非人所愿的意念”惯于激起想阻止它们出现的最激烈阻抗。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诗哲弗·席勒⁽¹¹⁾，一种完全相似的调整也必定包含作诗的条件。应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席勒与科尔纳⁽¹²⁾书信往还的一处，在那一处，席勒对他的朋友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回答道：“我觉得，你抱怨的根由在于，你的理智把那种强迫加在你的想象上。我在此不禁信手拈来一个念头并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它。对涌来的想法，如果理智仿佛在门口就过于严厉地打量它们，这似乎不佳而且对心灵的创造劳动不利。孤立地来审视，一个想法可能相当微不足道并且相当离奇，但或许它因在它之后到来的一个想法而变得重要，也许它能在与或许显得同样乏味的其他想法的某种联系中扮演相当合宜的一环：——如果理智不是那么长久地留住这个想法，直到在与这些其他想法的联系中察看过该想法，理智就无法判断所有这一切。而我以为，在一个有创造性的头脑处，理智从大门上撤回岗哨，想法杂乱地涌进来，随后理智才综观并打量这一大堆。——尔等批评家先生们，或者汝曹还自称什么，尔等羞于或者惧怕在所有奇特的创造者身上均可找到的瞬息即逝的妄想，而其或长或短的持续时间把思考的艺术家与做梦者区分开来。因而足下抱怨不丰产，因为足下过早摒弃，甄选过严。”（1788年12月 1 日信）

不过，席勒所称“理智从大门上撤回岗哨”，这样使自己置身于不加批评的自我观察状态，绝对不难。

我的多数患者经初次指导后就做到了这点；如果我同时通过记下我的闪念来支持自己，我本人可以做得相当完满。为了心理能的数量，人家减轻了批评活动，借助心理能的数量，人家可以提高自我观察的强度，这种数量根据应由注意力固定下来的主题而显著波动。

应用这种做法时的第一步就表明，不得把作为整体的梦，而只能是把其内容的各个部件当作注意的客体。如果我问尚未练熟的患者：您对这个主题想起什么？他通常不会把握其精神视野中的任何东西。我必须把梦分段放在他面前，他才会把每一部分的一系列闪念提供给我，这可以称为这种梦局部的“隐念”。在这个首要条件中，由我实施的解梦法就已经偏离了流行的、历史上和传说中著名的通过象征来解释的方法，接近第二种——“译码法”。它就像这一种解释是详细的，而非大量的；像这种解释一样，它从一开始就把梦领会成组合之事、心理产物的杂糅。⁽¹³⁾

在神经质患者身上做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可能已经解了逾千个梦，但我不想在此用这种材料做解梦的技巧与学说入门。我会使自己遭受异议，说这些的确是神经病患者的梦，使人不可能推断出健康人的梦，完全撇开这点，有另一个缘由迫使我摒弃它们。这些梦所针对的主题，当然总是以神经症作为基础的病史。由此，对每个梦而言，一份超长的预备性报告和对精神神经症的本质和病因学探究就会是必需的，这些事物本身是新的，至为令人惊讶，这样就会把注意力从梦问题上引开。我的意图其实在于，在解梦时为阐明更困难的神经症心理学完成准备工作。⁽¹⁴⁾但如果我放弃神经质患者的梦、我的主要材料，那我对剩余部分就不能过于挑剔地行事。就只剩下那些梦，偶尔由我相识的健康人讲给我听，或者我发现它们作为例子记录在关于梦样状态的文献中。可惜，在所有这些梦中，我都缺乏分析，不经分析，我无法发现梦的意义。我的做法的确不像流行的译码法那样方便，后者根据一种固定密码翻译给定的梦境；我其实有所准备，即同样的梦境在不同人身上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能隐含别的意义。所以，我依赖我自己的梦，作为依赖一种丰富而方便的材料，这种材料源于一个差不多正常的人，涉及日常生活中多种多样的诱因。对此类“自我分析”的可靠性，人家一定会对我提出怀疑，说这时肯定不排除随意性。根据我的判断，自我观察时的情况倒比观察别人有利；无论如何，可以尝试，在解梦时借助自我分析可以达到哪一步。我得在我自己内心克服别的困难。如此多地泄露心灵生活中的隐私，人家有一种可以理解的胆怯，同时也知道不能保证防止生人曲解。但对此必须能豁出去。德尔伯夫写道：“所有心理学家如果认为那样他可能阐明难题，就都有义务哪怕承认其弱点。”而我可以设想，即使在读者那里，起初对我不得不泄密的兴趣也会很快让位于完全深入由此阐明的心理问题。⁽¹⁵⁾

我就会找出我自己的一个梦，借助它来讲解我的解释方式。每个这样的梦都使预备性报告有必要。我却必须请求读者有好一会儿把我的兴趣变成他的，随我沉潜于我生活的最小细节，因为此类移情迫切要求对梦的隐含意义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