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性报告

1895年夏，我给一名少妇做了精神分析治疗，她跟我和我的家人很亲近。人家理解，此类关系混杂可能成为对医生，尤其是心理治疗师多种多样刺激的来源。医生个人的兴趣要大些，其权威要小些。一次不成功恐怕就会疏离与病人家属的旧交情。治疗以部分的成功而结束，女患者削弱了其癔症恐惧而并非其所有躯体病征。我当时尚不很肯定那些标准，它们表明最终解决一段癔症的病史，我就苛求女患者接受一种她觉得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这种不一致中，我们在夏季中断了治疗。——一天，一名较年轻的同事、我最亲近的友人之一来探访我，之前他拜访了在乡间逗留的女患者——伊尔玛——及其家庭。我问他觉得她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她好些了，但并不是很好。我知道，我的友人奥托的话或者说这些话的口吻惹火了我。我相信听出一种指责，比如我对女患者许诺太多，我就——不管有理没理——把臆想的奥托对我的偏激归咎于患者家属的影响，我猜测，他们从未愿意接受我的治疗。此外，我自己也不清楚我个人的感受，我没有表达它。当天晚上，我就写下伊尔玛的病史，就像为我辩解，以便交给M大夫——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当时是我们圈子里一锤定音的人物。在接着这个晚上的夜里（可能不如说早晨），我做了下面的梦，苏醒后紧接着就记录下来。⁽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