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性报告
1897年春，我获悉，我们大学的两名教授提名任命我为副教授。这一消息对我来得意外，让我极其愉快，它表示来自两位杰出人士的认可，无法用个人关系来解释这种认可。我却马上告诉自己，我不能把任何期望与此事件挂钩。过去几年，部里对此类提名置之不理，几个同事比我年长，在造诣上至少不相上下，从那时起徒劳地等待对他们的任命。我没理由假定，我的境况会好些。我就暗自决定自我安慰。我知道，我并非雄心勃勃，即便没有头衔证明我，我行医还是有令人满意的成果。此外，问题根本不在于我宣称葡萄是甜还是酸，因为对我而言，它们无疑悬得过高。
一天晚上，一名交好的同事R来看我，他是那些我将其命运引以为戒的人之一。较长时间以来，他是擢升为教授的一名候选人，这种擢升把我们社会中的医生抬升为病人的半神，他不如我认命，就习惯于时不时地到高贵的部里的办公室去自荐，以推动他的事宜。他在这样一次拜访后到我这里来。他讲道，他这次把上司逼入困境，直率地问后者，在推迟对其任命上，教派顾虑(4)是否真要承担责任。回答是，当然——在眼下的潮流中——部长阁下他暂时无能为力等等。“现在我至少知道，我接近什么了。”我的朋友结束了他的讲述，它没给我带来什么新消息，却不禁加强了我的听天由命。因为这些同样的教派顾虑也可以用于我的情况。
这次来访后的早晨，我做了如下的梦，也因其形式而值得注意。它由两个意念和两幅图景组成，使得一个意念和一幅图景相互接替。我却只把梦的前半段放到这儿来，因为另一半与告知此梦所要服务的意图无关。
I．……友人R是我叔叔。——我对他感到巨大的温情。
II．我看见他的脸在我面前有些变样。脸就像拉长了，围绕着脸有一圈黄胡子，特别醒目。
随后跟着两个别的片段，又是一个意念和一幅图景，我就略过了。
解梦以如下方式实行：
我上午想起梦时，笑出声来，说：梦是胡闹。它却挥之不去，整日跟着我，直到我终于在晚上自责：“如果你的患者之一对解梦会说的无非是：这是胡闹，那你就会制止他并猜测，梦的后面隐藏着一段不快的故事，他想避免了解此故事。同样对待你自己吧；梦是胡闹，你的这种意见只是意味着对解梦的一种内心阻抗。别让你受阻。”我就自己解梦了。
“R是我叔叔。”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我可只有过一个叔叔——约瑟夫叔叔。(5)在他身上却有一段伤心的故事。事情有三十多年了，他有一次怀着利欲熏心的意图被人诱使做了法律严惩的行为，于是也被惩罚。家父当时因忧虑而没几天就头发花白，总是说，约瑟夫叔叔从来就不是坏人，但可能是个笨脑瓜；他就这样表示。如果友人R是我的约瑟夫叔叔，那我借此想说的是：R是个笨脑瓜。几乎难以置信而且十分不快！但的确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的那张脸，有着稍长的面部特征和黄色的胡须。我叔叔确实有这样一张脸，稍长，被一圈漂亮的黄胡子围绕着。我的友人R胡须剧黑，但如果黑发人开始头发变白，那他们就为其青春岁月的华美而受罪。他们的黑胡须一根一根地经历令人不快的变色；胡须先是变红棕色，然后是黄褐色，然后才确定是灰色。我的友人R的胡须现在处于此阶段；另外，我不快地注意到，我的胡须也已经如此了。我在梦中看见的脸，同时是我的友人R的脸和我叔叔的脸。就像高尔顿(6)的混合摄影术，他为了弄清家族的相似之处，把若干张脸照在同一张底片上（《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1907年，第 6 页以下和第221页以下）。无疑可能的是，我确实以为，友人R是笨脑瓜——就像我叔叔约瑟夫。
我还是根本猜不到，我为何种目的建立了这种联系，我本该不间断地抗拒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可并非十分深入，因为我叔叔是罪犯，我的友人R无可指责，除了一次惩罚他骑车撞倒了一名学徒。难道我指的是此恶行？这就会让做比较变得可笑。这时我却想起我几天前跟我的另一名同事N的另一次谈话，而且是关于同一题目。我在街上遇见N；他也被提名为教授，他知道给我的荣誉并为此祝贺我。我断然拒绝。“恰恰您不该开玩笑，因为您在自己身上体验了提名的价值。”他对此很可能不认真：“这无法知道。的确有特别之事不利于我。您不知道，有人曾经向法院告发我？我无须向您保证，调查停止了；那是卑鄙的敲诈未遂；我还做了各种努力，使告发的女人自己免遭惩罚。但或许人家在部里提出这件事，为的是不任命我。可您，您无可指责。”这样我就抓到了我梦里的罪犯，同时却也找到了我的解梦和梦的倾向。对我来说，我叔叔约瑟夫就表示两名未被任命为教授的同事，一个是笨脑瓜，另一个是罪犯。我现在也知道，为何我需要这种表现。如果对拖延任命我的友人R和N而言，“教派顾忌”是决定性的，则对我的任命也成问题；但如果我能把对两人的拒绝推到不涉及我的别的理由上，则对我而言，希望就依旧不受干扰。我的梦就这样行事；它把一个人——R变成笨脑瓜，把另一人——N变成罪犯；我却既非这一个又非那一个；我们的共性被取消了，我可以盼望我被任命为教授，逃脱了那种尴尬的应用，我本该把那名高官告知R的消息用于我本人。
我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对这个梦的解释。就我的感情而言，这个梦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我总还对那种轻率感到不安，我用这种轻率来贬低两位受尊敬的同事，以给我留出通向教授职位的道路。然而，自从我懂得估价梦中陈述的价值，我对自己行事的不满已经缓和。我会对任何人否认，我确实认为R是笨脑瓜，我不相信N对那起敲诈事件的描述。我的确也不相信，伊尔玛因奥托注射丙基制剂而病危；这个梦里和那个梦里，我的梦表达的只是但愿如此这种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在这种断言中实现，这种断言在第二个梦里听起来不像在第一个梦里那么荒诞；在此，巧妙地利用实际依据而造就了这种断言，犹如一种干得漂亮的诽谤，有些事与此诽谤“沾点边”，因为当时有一名专业教授对友人R投反对票，而友人N自己毫无恶意地给我提供了用来抹黑的材料。尽管如此，我重复一遍，此梦让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澄清。
我现在回想，此梦还包含解梦至今未顾及过的一部分。我想起来R是我叔叔后，在梦里感受到对他的温情。这种感受该放到何处？对我叔叔约瑟夫，我当然从未有过柔情。几年来，对我而言，友人R可爱而珍贵；但如果我走向他，对他用言辞表达我的好感，大致相当于我在梦中的柔情程度，那他无疑会惊讶。我对他的柔情让我觉得不真而且过分，类似于我对他智力素质的判断，我通过把他的个性与我叔叔的个性融合起来而表达这种判断；但在相反的意义上过分了。现在我渐渐明白一个新的事实。梦里的柔情不属于隐性梦境、梦背后的意念；它与这种梦境相反；它适合于对我掩盖对解梦的认识。很可能恰恰这点是它的使命。我记起，带着何种阻抗开始解梦，我有多久想拖延解梦，把梦宣布为纯粹胡说。我从我的精神分析治疗知道，该如何解释这样一种摒弃判断。它没有认识价值，而只有表示情感的价值。如果我的小女儿不喜欢人家给她的苹果，她尝都不尝就声称苹果味苦。如果我的患者像小女儿一样举止，我就知道，在他们身上，关键在于他们想压抑的一种想象。这也适用于我的梦。我不想解梦，因为解梦包含我抗拒之事。完成解梦后，我获悉，我抗拒什么；那是断言R是笨脑瓜。我对 R 感到的柔情，不能追溯到隐性梦意念，却可能追溯到我的这种抗拒。如果我的梦与其隐性梦境相比在这点上歪曲，而且歪曲至相反，则梦中明显的柔情服务于这种歪曲，或者换言之，歪曲在此证明自己是有意的，是一种伪装的手段。我的梦意念包含对 R 的一种谩骂；为了我不注意到这种谩骂，入梦的是相反之事——对他的柔情感受。
可能这是一种普遍有效的认识。正如第三节（章）中的例子所显示的，确实有的梦是不加掩饰的遂愿。遂愿无法辨认被伪装之处，就必定有抵抗这种愿望的一种趋势，而由于这种抵抗，愿望只能歪曲地表达自己。对来自心理内心生活的这种事件，我想从社会生活中寻找对应物。社会生活中何处找得到对心理活动的一种类似歪曲？只有在涉及两人之处，其中一人具有某种威力，第二个人因此威力而必须顾忌。这第二个人就歪曲其心理活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伪装自己。我日日所行之礼，大部分是这样一种伪装；如果我为读者解我的梦，就被迫这样歪曲，连诗人也抱怨被迫这样歪曲：
你所能知最佳之事，
可不得告诉小子。(7)
处于相似境况的有政治作家，他必须对当权者说令人不快的真话。如果他不加掩饰地说真话，当权者会压制其言论，如果涉及口头言论，就在事后，如果要以印刷途径公布其言论，就是预防性的。作家不得不害怕审查，他因此抹淡并歪曲对其意见的表达。根据这种审查的强度与敏感性，他发现自己被迫或者只遵守某些抨击形式，或者用影射而非直接描述来言说，或者他不得不将其引人反感的告知隐藏在显得无伤大雅的伪装后面，比如他可以讲述中国两名官吏之间的事件，而他着眼的是祖国的公职人员。审查管理得越严，伪装就越广泛，手段常常越诙谐，这些手段还是把读者引向本意的轨道。(8)
在审查现象与梦歪曲现象之间应该做到细致入微的一致，这种一致给了我们权利，要为两者假设类似条件。我们就可以在个人身上假定两种心理力量（潮流、体系）作为梦形态的创作者，其中之一构成通过梦得到表达的愿望，而另一种对此梦想做审查并通过这种审查强迫歪曲对这种愿望的表示。问题只是，第二个审查机构可以借此施行其审查的权限何在。如果我们回想起来，梦的隐性意念在分析之前未被意识到，起因于它们的显性梦境却被回忆成有意识的，那这种假设就离得不远了，即第二个审查机构的优先权就是允许有意识。说第一个体系中没有什么先前未通过第二个审查机构就能够到达意识，而第二个审查机构不行使其权利、不在争取意识者身上实施它可以接受的略微变动，就不让任何东西通过。我们此时显露了对意识的“本质”的一种特定见解；对我们而言，意识到什么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不同于并且不依赖被设定或者被想象的过程，而意识让我们觉得是一种感官，它察觉到一种在别处给定的内容。可以表明，心理病理学不能干脆放弃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把对这些假设的更深入评价保留到后面的一个段落。(9)
如果我记录对两种心理审查机构及其与意识的关系的想象，就我在梦中对友人R感受到的引人注目的柔情而言，与从人的政治生活中得出完全一致的类似，但友人R在解梦时被如此贬低。我把自己置于一种国家生活中，其中有一个嫉妒国家生活权力的统治者和一种活跃的舆论相互斗争。人民奋起反抗不讨其喜欢的一名官员，要求解雇他；为了不流露出他无视民众意愿，独裁者就偏偏给这名官员授予平时不会有任何理由的高度荣誉。我的第二个审查机构控制着通往意识的通道，它就这样通过倾注过大的柔情来表彰友人R，因为第一个体系的愿望意图恰巧沉醉于一种特殊兴趣，出于这种特殊兴趣而想把他骂作笨脑瓜。(10)
或许我们在此被这种预感攫住，即解梦能够给我们提供对我们心灵系统构造的启示，我们至今徒劳地期待哲学有这些启示。我们却不追寻此踪迹，(11)而是在澄清了梦的歪曲后，回到我们的起始问题。被问及的是，有尴尬梦境的梦究竟如何能够被解释成遂愿。我们就发现，如果发生了梦的歪曲，如果尴尬内容只用于伪装一件所愿之事，这就是可能的。顾及我们关于两种心理审查机构的假设，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尴尬的梦确实包含对第二个审查机构尴尬之事，但同时满足第一个审查机构的愿望。只要的确每个梦因第一个审查机构而起，而第二个审查机构只是防御性而并非创造性地对待梦，这些梦就是愿望梦。(12)如果我们限于评价第二个审查机构对梦所做的贡献，那我们就绝不可能理解梦。著作者们在梦上注意到的所有的谜就继续存在。
梦确实具有隐秘的意义，导致遂愿，这点又无论如何必须通过分析来得到证明。我因而抓取若干内容尴尬的梦，试着分析它们。部分是癔症患者的梦，需要一篇长长的预备性报告，有些地方需要探究遇上癔症时的心理过程。我却无法避开这种描述的复杂化。
如果我把一名精神病人纳入治疗，正如已经提及的那样，他的梦经常成为我们商讨的题目。我此时必须对他提供一切心理学的解释，借助它们，我自己获得对其病征的理解，同时遭受一种无情的批评，我可能无法预见同行们更尖锐的批评。梦都是遂愿，我的患者们常常对这一定律提出异议。此处是梦的材料的一些例子，作为反证提交给我。
“您总说梦是满足了的愿望，”一名诙谐的女患者开始道，“现在我就给您讲个梦，其内容完全相反，并没有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您怎么把这跟您的理论一致起来？”梦内容如下：
“我想举办晚宴，除了一些熏鲑鱼却没什么存货。我想到去采购，却想起来那是周日下午，所有店铺都关了。我就想给一些供货商打电话，但电话出故障了。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办晚宴的愿望。”
我当然回答，只有分析能够判定此梦的意义，虽然我承认，这个梦第一眼显得理性而连贯，看着像遂愿的反面。“但这个梦来自哪种材料？您知道，梦的诱因每次都在于前一日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