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习俗惯制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约定俗成”，即习俗惯制，比较恰当地概括了非正式约束特点，习俗惯制是从“习俗”延伸出来的近义词。它本身的含义，最初就被民俗学者解释为在伦理思想上认可的民俗行为模式。还有的解释为人们要求社会中所有分子都要遵从的道德、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3]。惯制是指普遍为社会所接受的一种行为模式，它是从我们祖先那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规矩、规定。它常常被一些学者认为具有约束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约束。但从民族生活形态来看，这种规矩、规定靠人们的民俗价值观念来支持，并被践行，其基本原因在于，任何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他生长、生活的物质与人文环境，而这个物质与人文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各种道德、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的综合体，为此，当一个个体来到他赖以生存的环境中，他就一定要经过一个民族通行的行为模式和规范的反复传习教养，久而久之成为这些行为模式和规范的遵从者、守护者。从法律制度上讲，不管它们有没有法定的约束力和习惯成自然的驱动力，它们都是一个族群所拥有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不论它们是有价值观在支持，还是无动机地被沿袭，它们总是按一种常规的程序循环，并有效地支配着一个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的生活实践，养育出一代代负载民族传统文化的群体。
当代民俗学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习俗惯制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人类不论其社会起源于何时，通常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面对的是一个‘现成的世界’。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现成的世界’中，都首先面临四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群体，一个是惯习、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语言[4]。”节日是一个族群最基本的社会群体活动之一，节日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规范是惯习。人的节日活动不可能离开为了生存的原始生产，比如采集与狩猎，不可能离开彼此交流、生活与生产过程中的惯习，同时也无法离开必须使用的语言、技能。所以说惯习才是一个族群或是一个民族节日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
从节日体育的产生与发展来看，节日体育大多受到宗教和生产实践的影响并伴随其发展。当宗教、生产习俗与节日相结合，便形成历法习俗；与全体族群成员每年庆祝的日子相关便成为节日。习俗惯制的民俗活动本身就是相沿成习的。节日体育主要表现在民族游戏和由祭祀产生出来的各种体育活动中，如在苗族的“踩花山”活动中，立花杆时表现出的祭祀制度有着严格的规定，花山节举办必须是在山野之上，在花山节举办前人们到山上砍一棵既高又直的树，高一丈二尺，并加以修饰，主要是在树的枝头上挂一些彩物，加工好后把它立于山头，这就是花杆。花杆是很讲究的，其枝头的枝叶必须保留完好，喻示着苗家生活犹如花杆枝叶茂盛，常绿长青。立花杆也很讲究，花杆的顶端必须摆朝东，从东方往上直立升起，表示苗族的发祥地在东方及其生活犹如太阳冉冉升起[5]。在花山节举办当日，人们纷纷朝着花山场方向望花杆而走。中午时分，花山节仪式正式开始，一个壮力青年擂着大鼓，数芦笙手吹起悠扬的芦笙，几位德高望重的苗族老者唱着古老的苗歌，周围的苗族同胞静静地受教于这庄严的仪式之中。在“踩花山”中，爬花杆是其主要项目之一，花杆的整个活动包含立杆、祭杆、爬杆、闹杆、收杆几个程序。现在爬花杆的报名方式采用现场报名，报名不限年龄、性别、民族，县内外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规则是花杆最高点位10米，选手以倒爬杆的方式进行比赛，实行一次性赛制（直接决赛），以爬得最高且时间最短依次取名次，1～6名设成绩奖，奖金从6666元～466元不等。
斗牛是“踩花山”的另外一项主要活动，在斗牛场上对如何寻找对手、是否限定比赛时间、是否拉脚、如何确定胜负、如何奖惩、允许使用哪些技术、禁止使用哪些技术、观赏要求、打架的处罚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习惯法规范。主要突出义务性规范，强调对违反者的处罚，从而具有明显的社会警示和制裁效用。
斗牛场上每一头斗牛对手怎样安排呢？首先是分组。根据牛龄大小分老牛、中牛和小牛，老牛是指成年的牛，小牛是指四五岁的牛，有经验的牛主能从牛角的圈数和牙齿的颗数来判断老牛或小牛，甚至能看出牛的年龄。其次，根据牛角尖之间的宽度分宽角组和窄角组，角尖之间达50厘米以上的为宽角组，不足50厘米的为窄角组。分好组之后就要进行配对抓阄，根据牛数量的多少来设置签数，抽到相同号码的即为对打对象。比赛的次序是抽签决定的，对手则是自由组合。在让两头牛相斗前，调停人员进行各种准备工作，调停人员须将两头牛的情况摸清楚，了解双方的牛是嫩牛或是老牛，两头牛的角是宽角还是窄角，在两牛相当的情况下才可以斗打。苗族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败者淘汰，胜者续战”的制度，相当于体育竞赛的单淘汰赛制。有的斗牛第一轮就败下阵了，有的牛则可以斗上好多轮。最后获胜的斗牛，就是这次斗牛赛的牛王。春节的牛打架，一般都是结亲的寨子放牛对打，打输的寨子要率众抬着肥猪和斗牛的“金牌”——桅杆，吹着芦笙，敲锣打鼓，前往祝贺获胜的寨子。确定斗牛对手采取协商的方式，且确定就不得反悔。苗族参与斗牛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输赢，而是以斗牛为平台达到村寨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目的，追求和谐的意味很浓厚。
打陀螺是彝族同胞比较喜欢的一项体育活动，陀螺以青冈木的木心削成尖头和平头两种，一块小平地即为赛场。比赛时分打方和支方，打方用细绳圆绕抛出旋转的陀螺打击支方旋转的陀螺。打中并转立时间长者为胜，打不中或提前停转者为输，一方在做一次击打后改由另一方做击打。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组织单位称为制度”。这个概念意味着对一套传统价值的认同，人们为此而结成一体。它意味着苗族同胞通过主体创造物的活动，并赋予物民族精神，在自身或者传统要求下制定其特定的规范，通过对物的使用使各民族同胞依照本民族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进行各项节日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制度文化的核心主要体现了各民族同胞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各项民族体育活动中所体现的运动制度及运动智慧，不正彰显着各族同胞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吗？任何一个人一出生就需要面对一个“现实的群体”。在这个现实的群体中有现实的群体文化，这些文化包括祭祀、崇拜、讲故事、娱乐、体育活动等等。在每个人的成长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祭祀、崇拜、讲故事、娱乐、体育不是偶然的一次性事件，而是反复地出现，在这些反复出现的事物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在耳濡目染之中潜移默化地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