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武林源流
中国的武术（古今称武艺、功夫、国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我国民族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几千年来我国人民锻炼身体和自卫的一种方法，对增强体质、锻炼意志起到良好的作用。
武术可谓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代。那时先民们为了生存，拿起石块和木棒同毒蛇猛兽作殊死搏斗。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为了争夺财富，盘扎部落，继而又互相残杀，割据称雄，于是石块、竹木棒制造成有一定杀伤力的武器，作为搏击自卫及生产的工具。
随着殷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铜制兵械代替了古制原始武器，并有武术动作的使用特点，为劈、斩、砍、刺、扎等。郁南县出土的铜釜（战国）、铜矛、铜斧、铜剑（晋）等都证明了武器的不断演变，势必带来技击的日益提高，逐渐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及套路，并以武馆的形式传授下来。
清末民初，郁南农村武馆已相当普遍，学武术之风甚盛，尤以连滩为最。
1910年，罗定黎少的黎玉堂和郁南县龙溪村的傅广两位拳师先后到连滩开盘传授武术3年之久，曾以“威义堂”的名字挂衔。参加练武的有谭礼祯、邓桂、傅玉初、姚辉南、杨显初、温七等数十人。学武内容以拳为主，如伏虎拳、猛虎下山、三门掌、大罗汉、小罗汉、蝴蝶拳、虎鹤双形等。同时也习兵器，如九点十三枪、双刀、马刀、三叉、铁尺、棍击等。其练武宗旨是“学得两拳需忍手，练就两棍好防身”，要求做到“一胆二力三工夫，闻鸡起舞”。黎、傅两师傅在连滩开馆3年，徒众甚多。
黎玉堂及傅广离开连滩后，由其徒弟及其他各派各自成立武馆。连滩有“英义堂”（谭礼祯首创）、“少志堂”（邓桂首创），石脚村有“威义堂”、坎头村有“泰山堂”，鸭票村有“崇德堂”，西坝村有“忠庆堂”，等等。每堂均有一两名师傅，招收武术爱好者来习武，有的十来人，有的数十人不等，一般每40天为一盘。每逢节日期间，各堂馆组织人员到圩镇、村落进行舞狮子打功夫表演，以壮堂威，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连滩的叶敬廷、姚辉南、谭礼祯、邓桂、傅玉初、温七，东坝的谢木桂，历洞的何茹洸，都城的梁拔卿等人，武艺颇享盛名。他们曾先后在本县连滩、河口、南江口、东坝、历洞及云浮县等地开盘，授徒四五百人之多。
建城、桂圩、千官、都城、罗旁、附城等乡镇也有武馆教习武术。建城镇附城刘桥材，一贯从事武术活动，曾先后于本县及广西桂平等地开馆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于桂平县体委任武术教练，被选为广西武术协会领导成员、全国武术协会委员。
民国三十三年（1943），县城举行武术、狮子会赛，有17支狮队参加，都城沙街队夺魁。
旧社会把武术列为“三教九流”，以为它不能登大雅之堂。老拳师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流浪江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加上本身陋习，“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称第一，各立门户，各成派系，明争暗斗，形成了拳师之间、门徒之间、堂馆之间互相对立、钩心斗角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列为体育项目之一，在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连滩镇的“英义堂”继承传统设馆授徒，并在江门设立“第二支馆”，学一两个月为一期，每期均有二三十人参加，由黄沛洪、邱焕昭、范汉新等师傅执教，办至1954年止。从新中国成立初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何以清、张露荣、傅九、余以生、何以惠、谭华乾、邓卓轩等人先后在连滩各地扎寨开盘，门徒有四五百人之多。
1958年5月，在县城都城镇举行首届武术选拔赛，各乡镇有40多人参加。连滩镇谭华乾获南拳第一名，附城谢雄辉、高树权分获第二、三名。同年6月，高要专区在都城镇举行武术选拔赛，各县均派人参加。郁南县谭华乾获南拳第一名。是年，谭华乾又曾两度代表江门专区（当时高要专区并入江门）出席省赛，获南拳第二名。同年，在原高要军分区举行的民兵武术比赛中，谭华乾赢得3项冠军，获得好评。
邓桂的后代邓卓轩，年少时跟父亲练武习艺。1959年1月代表罗南县（当时罗定与郁南两县合并），参加江门专区第一届运动大会的拳击比赛，获最轻量级第二名。
“文革”期间，舞狮被视作封建迷信而被歧视，武术师傅被说成是“黑教头”，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乱斗，传统的拳种和器械被打入“冷宫”，武术一度衰落，处于“冬眠”状态。县体委坚持利用春节假期在新广场举行县城地区武术和狮子表演。1973年夏，还聘请广州体院武术教师梁士丰等人来县表演及下基层辅导。
1976年，国家将武术列入中小学体育教材。1977年6月，郁南县中小学生代表队于都城新广场举行会操，参加学校均以武术套路（含拳、刀、枪、剑、棍）为主要内容。
1978年，县举行武术座谈会，参加者有谢雄辉、傅水泉、邓威龙等富有经验的武师40余人。座谈会期间，举行武术、舞狮、气功、硬功表演，尤以谢雄辉的“肚面压千斤”最受群众欢迎。随后，谢还被邀请参加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表演，深得好评。
1979年，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郁南县广大武术工作者按照“继承、发掘、整理、发展”的方针，对传统武术加以正确引导，逐步清除武坛中的糟粕，破除门户之见，取多种流派之长，推陈出新，使武术沿着文明健康的道路发展。同年，郁南县体委组建武术气功队，由谢雄辉、傅水泉、邓威龙、傅瑞坤等10余人组成，到各乡镇及封开县等地表演，有“肚面压千斤”“水牛过腹”“头撞碎砖”“睡钉床”等项目。
1985年，郁南县武术协会成立。
1986年7月，县举行武术选拔赛，有70多人参加，选拔出何兰九等5人参加肇庆地区第六届运动会于广宁县举行的武术比赛。同年秋，连滩镇率先成立武术协会，首批会员50人。
1987年春，连滩镇武术协会举行教练员资格考核。获教练员称号的有傅水泉等15人，同时聘请何树清、何北惠、谢雄辉、张露荣任武术顾问，由县体委发给证书和聘书。
从此，郁南县的武术活动蓬勃兴起，据1990年统计，全县有武术狮队110多个，每年春节及重大节日，舞狮及武术表演更趋活跃。
明清时期的武术活动遗物陆续被发现。都城梁拔卿曾考取武秀才，历洞内翰两头榕何茹洸在清朝道光年间曾考取武举人，至今村头还存有何茹洸昔日练武用的石墩，一般要4人才能抬起，传说何茹洸一人能同时举起两个石墩。千官镇云霄有个跑马场，还有一些石锁，也是清末留下的。都城镇418路黄浩贤家传柳叶刀，查证属明末清初时留下，1984年曾送北京武术博物馆展览。
流传于本县的虎鹤双形拳，是南海平洲人林世荣据洪拳改编而成，其特点是“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千斤之功，得以半两消之”，又能“以横克直、以弱借强”。“虎爪则如猛虎扑兽，鹤翅则如凌空击水，浩浩如五爪金龙，盘盘如老僧入定，极神化之妙。”
在介绍武林人物之前，先略述一下武科制度。过去封建王朝采取开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文武官员。
武科，是科举制度中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目，始于唐代。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乡试及会试，称为正科，若遇皇帝即位及皇室庆典加科，称为恩科。恩科与正科合并举行称为恩正并科，按两科合并名额录取。武科考试科目为马箭、步箭、弓、刀、石，均为外场；又以默写武经为内场。其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及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均与文科同，但加“武”字作为区别。
武进士邓镜芝，又名邓卓藩，字锦屏，郁南县大湾狮子头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乡试考中武举人第21名，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钦点武进士第8名花翎侍卫。
邓镜芝是有县志记载的唯一武进士并由皇帝钦点（指派）为能戴花翎的侍卫，实不简单。
首先，能戴花翎者，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羽横插在帽顶部，以翎眼多为贵。一般是一个翎眼，多者为双眼或三眼。开始时唯有功勋及蒙特恩者，方得赏戴；咸丰后，凡五品以上，虽无勋赏，亦得由捐纳而戴一眼花翎；大臣有特恩的始赏戴双眼花翎；宗亲如亲王、贝勒（满语，满族贵族的称号）等始得戴三眼花翎。邓镜芝武进士达五品，官阶品级已相当高，按武职已相当“守备”，文职则相当于州的“知州”（一州之长），比一县之长的“知县”七品高得多了，何况还是能戴花翎的侍卫。
其次，讲到侍卫也不简单。侍卫是保卫皇帝和宫廷的武装力量。按清制，选满蒙勋戚子弟及武进士为侍卫，分一、二、三等。又在其中特科（任命）若干为御前侍卫及乾清门侍卫，为最高级，归皇帝直接管理。花翎侍卫属这一类，邓镜芝就属最高级并由皇帝直接管理的花翎侍卫。
除邓镜芝外，明朝中武举的7人中，只有张文灿曾被委任西宁县封门千户（六品）的武职；清朝中武举的24人中，也只有陈孟伯康熙三十五年（1696）丙子科曾被委任三江协千总；另，傅汉林，号湛廷，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有军功，即用卫守府。还有萧凤是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科解元（乡试中举人第一名），可称佼佼者，但无委武职。
花翎侍卫邓镜芝
广东武闱自康熙二年（1663）癸卯科开始。武生额大县15名，小县8名。本县8名。
郁南人民向来有崇武传统，武术知名人物辈出，除上文述及一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之外，从万历五年（1577）建西宁县始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科举止320余年间，共出过武进士1人，武举人31人（明朝7人，清朝24人）。详见下表。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