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这一节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个关于挫折-攻击假说发展的详细完整的叙述，这个任务需要单独一章来完成。总体来说，在关于同时代的原始人和文明人的思考中，挫折-攻击假说承担了重要角色，并体现在古人的著作中。实际上，它在大多数语言的成语中有所暗示。例如，在定义“烦恼”这个词的时候，《韦氏词典》首先给出了下面的句子：

说说看，什么让我们的灵魂比让我们看着、想着，然后失去我们的玩具更加烦恼？

不同的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或多或少使用了挫折-攻击假说。例如，尽管并不完全清晰，但是在威廉·詹姆斯的设想中，我们似乎已经不仅看到了这一假说的大致轮廓，还多了很多相对加工过的实际应用，如下面的引文所指出的：

在很多方面，人是最无情、最残暴的野兽。福斯特说在所有群居的动物中，“有两个灵魂住在他的心里”，一个是社会的和乐于助人的，另一个是嫉妒和敌视同伴的。……即使被迫成为部落的一员，他仍有权决定，在他所在的地方，这个部落应该由哪些其他的成员所组成。消灭几个讨厌的人要比他们留下更好。消灭一个除了竞争就没有益处的相邻部落，在物质上会对整个部落的大部分人更有益。因此，我们的种族是从残酷的摇篮里，从全体对全体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因此人生就是变化无常的，昨天的敌人可能很轻易地变成今天的盟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在明天就会变成敌人。（69，Ⅴ.2，pp.409-410）

显然，在这段文字中，好战性是与攻击性等同的，并可以得出与目前的系统化相关的三个要点：第一，攻击是由一个内部群体控制的（比如“部落”）；第二，攻击是对那些竞争对象，也就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挫折因素表现出来的；第三，在特定环境下，通常表现很友好的人会做出更明显的攻击。

麦独孤已经指出在“斗争本能”中的攻击现象，他很清楚地说，这种本能是被“阻碍”唤醒的。在心理学上，这个词和挫折是同义词：

所以，斗争行为就是一种没有特定目标的特殊本能的表现。打开这种本能的钥匙，与其说是某种感觉印象或者任何类型的感觉模式，不如说是任何其他本能努力产生的障碍，这种障碍阻碍了指向它天然目标的顺利进程。（98，pp.140-141）

他还补充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定量原则：

不管我们审视动物王国的什么地方，都会得到同样的规则：一般来说，在一只动物身上，起作用的冲动越强烈，其他生物就越容易激起它愤怒的竞争行为——只要这种生物具备这种反应的能力。（98，p.140）

然而，挫折-攻击假说在弗洛伊德的工作中才得到了最系统化和最广泛的使用。他早期的作品包含了很多例子。比如：一位女性病人，受到来自丈夫的挫折，表现出希望孩子死去的愿望，因为孩子在她生命中代表丈夫的延续（46，p.170）；一位成年的竞争对手给一个男人带来某种职业上的挫折，于是这位对手在梦里被干掉（46，p.171）；被冷落的孩子仇恨得到父母关注的婴儿（46，p.172，173，280）；被同性别的父母管教的孩子，产生了对这位家长的强烈厌恶（46，pp.173-174）。

在早期的著作中，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寻找快乐和回避痛苦的倾向是所有心理功能的基本机制。只要寻找快乐和回避痛苦的行为被阻碍，挫折就会发生。攻击是对这种情况的“本能反应”（45），被认为初始和常规地指向那些被认为是挫折来源的、外部世界的人或者物体。弗洛伊德处理例如蓄意自残和自杀这类异常现象，它们不是作为快乐原则的反例，而是作为攻击在焦虑（惩罚的威胁）的影响下“转向内部”的例子（45）。根据这种联系，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移置原则。

然而，近年来，弗洛伊德关于受虐狂的作品使他采取了有些不同的观点：一个包含死亡本能的假设（47）。这种本能的首要目标是个体内部对生命的毁灭，而它的执行则是受虐倾向的基础。这种更新的观点认为，在出现外部攻击时，自我毁灭的本能会指向外界而不是对挫折的反应。由于这种观点包含的假设对我们目前讨论的内容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只需要参考弗洛伊德早期的作品即可。

多拉德（34）已经简单描述了弗洛伊德早期著作中挫折和攻击的一般原则，并把它应用到美国南方的社区。例如，根据他已经分析过的理论，黑人阶层的反应转换为白人群体所施加的挫折。作为这种通常只是社会学的观测的文化境况检验的结果，他已经能够根据对人格和行为的组织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心理学影响。在这里，挫折-攻击原则的使用已经十分清晰。在至少两个伟大的社会系统中——萨姆纳和凯勒，以及卡尔·马克思的系统中，同样的原则也已经被应用，尽管只是被当作隐含的前提。

尽管萨姆纳和凯勒不强调攻击是四种社会化的力量（饥饿、爱、虚荣和鬼神恐惧）之一（162，Ⅴ.1，p.21），但攻击的来源问题还是被认为与群体内的“对抗性合作”有关（162，p.28）。很明显，攻击没有被看作是挫折的结果，而只是群体生活的伴随品。内部群体的合作一直存在，因为与内部成员之间无时不在的敌对反应趋势相比，它对群体是很有利的。需要强调的是，是“牺牲眼前的自由以解决温饱问题、爱情问题和其他问题”导致了个体之间的敌对。如果从个人角度来理解“牺牲眼前的自由”，这意味着对社会群体中个体需要做出的反应的一种干预，一种被施加于群体生活必做之事的干预。群体内的攻击被认为是对这种干预的反应。这些作者再次强调（162，p.355）：“敌对表现为一种为存在而斗争和为生存而竞争的条件”这个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存在”受到了威胁（挫折），他就变得充满敌意。此外，他们还写道（162，p.18）：“任何人类存在的、只有少量资源的地方，都处在灾难边缘——除了在某些运气好的地方，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原始的状况——这里充满了敌意、怀疑和其他反社会的情感和习惯。”尽管挫折-攻击假说没有经过明确的和理论的设计，这种言论看起来还是对这种假说如何运行的含蓄的看法。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含蓄地取决于挫折-攻击原则。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些是在某种纯粹的社会学或经济学框架涉及的、可以被充分研究的主题。但是当马克思主义者在描述阶级斗争和国家存亡中的动态人际关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介绍了一种心理学系统，这种系统包含了攻击是对挫折反应的假设。

最清晰和最简明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阐述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篇文章的一般主旨遍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分著作中。原因如下。无产阶级可以被称为是受到压迫的，也就是受到挫折的，因为“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并且“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97，p.21）。这种结果导致的攻击“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97，p.23）

这种盲目的攻击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挫折或者剥削会继续增长：“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简单地说，“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作为这些不断增长的挫折的结果，攻击表现为以下形式：

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97，p.24）

然而，这种攻击并不完全指向挫折施予代理者——资本家，因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它的攻击并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

统治阶级阻止受挫折的人向给他们带来挫折的人表达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国家机器。列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实践军事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功能的含义。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他直白地说：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段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85，p.154）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带着“特殊的武装队伍”，使得“帝国主义”和“银行”“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列宁赞许地引用过），国家就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很明显，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每个成员都经历着严重的挫折。这些挫折来自很多环境，比如：被迫在一台机器上工作并被像一件商品一样对待，这对自尊是沉重的打击；被雇主剥削；经济系统的危机；国家的镇压措施。这些挫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攻击，最终，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会导致无产阶级最后的胜利。

尽管这里讨论的各种著作包含了挫折-攻击假说的精华，但是只有弗洛伊德正式地把它提出来。眼下的工作是继续发展多拉德关于这一假说的阐述，使之更加深入，并将其保留在关于目标和行为科学的框架内。它不同于过去尝试的地方在于，在行为的系统化方面走了捷径，并且没有试图把任何一个领域内的标准连在一起。它决不要求对人类行为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完全的系统化。但是它确实试图对一些不同的现象发起一个普遍的讨论，比如罢工和自杀、种族偏见和改良主义、同胞相嫉和动用私刑、讽刺笑话和犯罪、街头斗殴和阅读侦探小说、家暴和战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