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攻击

如果已经认定惩罚预期会抑制直接攻击的表达，那么一些间接形式的攻击可能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个体还可能通过伤害自己来表达攻击。弗洛伊德（45）已经观察到，某些忧郁症患者会由于过失而不断责备自己，而这些过失在当时的环境下，更多主要是由于他们特定的爱人而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这些观察引导弗洛伊德作出结论：这些个体不是真的抱怨自己，而是抱怨那些经常让自己感到受挫的爱人。因此，自我惩罚似乎就是被压制的直接攻击的一种移置形式。精神分析家根据已有证据指出，不仅是言语咒骂，身体伤害甚至疾病带来的神经症症状也可以是直接针对自身的攻击表达。[7]

也许最戏剧性的自我攻击形式就是自杀了。与“失恋”的情境一样，这里的挫折经常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与“经济萧条导致大众的平均挫折水平升高”这种假设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正如托马斯（168）已经指出的，自杀率在萧条期要高于繁荣期。[8]

有实验证据显示，在米勒和布吉尔斯基（106）发现假搭档在合作与竞争测验中会使被试受挫的实验中，也可以发现很多与挫折有关的、更温和的自我攻击。在经历挫折之后，相对于没有经历挫折的控制组被试，实验组被试还在简单人格量表中给自己打了更低的分数。

攻击转向自身的案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针对他人的一定数量的直接攻击差不多也会包含其中。对家庭成员的爱恨交加，可能会带来歇斯底里的症状，伤人伤己。在美国社会，自杀也可能是损人不利己的。在蒂蔻皮亚岛，按照弗思（42，p.177）的说法，自杀是儿子进行复仇的方式，是一种能够持续制止暴怒的父亲们过于不公正的威胁。

之前已经指出，以其他方式被抑制的攻击，可能会转向自身。根据已经叙述的原则，可以做出关于这种攻击表达的三个推论。

1.挫折被认为提供了针对其施予代理者的攻击的最强刺激，这些代理者被感知为是挫折的来源。因此，当挫折来源被感知为是自己的时候，引起自我攻击的刺激，比挫折来源被感知为是某些外部代理者时会更强烈。

2.当一个给定的攻击行为受到了干预，这种干预会产生更深层的挫折，这种挫折可能激起新的、针对被感知为要对干预负责的代理者的攻击行为。结果，一个外部代理者对某种攻击行为的限制，会激起针对这位代理者的攻击行为；而对某种攻击行为的自我限制，同样会激起对自我的攻击。因此，相对于被外部代理者抑制的攻击，当攻击行为是被自己抑制的时候，被抑制的直接攻击会变得更强烈，并转向自己。

3.自我攻击是对自身的伤害。因此，这些自我攻击的反应不可避免会伴随一定数量的惩罚。而惩罚被认为会抑制攻击行为。根据这两点可以推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除非其他表达类型被更强烈地抑制了，否则自我攻击将会是一个相对不被选择的表达类型，并因此不会发生。

一般来说，这些结论与临床经验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获得更多专门的证据之前这些看法只能存疑。

为了对抑制的基本动力学和最终导致自我攻击的攻击移置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参考莫罗（113）所研究之一个案例中的亮点。一个小男孩在研究所总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针对成年人的强烈攻击。攻击的形式包括咬人、掐人和拽头发。在研究所严格的纪律约束下，这种公开的攻击很快被对惩罚的预期给抑制了。然后这个男孩开始跟在别的孩子后面，咬他们，掐他们，拽他们的头发。这种攻击表现最终也依次消失了，实际上，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男孩不再咬任何东西，甚至拒绝咀嚼固体食物。然后，这个孩子开始掐自己，撞脑袋，拽自己的头发。这些行为伤害很大，在他身上造成了严重的淤青，脑袋上撞出两个大包，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送到另一家研究所进行治疗。治疗包括消除挫折，尤其那些集中在如厕训练和进食上的挫折，人们尝试着通过完全去掉威胁来消除对惩罚的预期——这种预期抑制了针对成人的直接攻击。经过治疗，这个孩子虽然在一开始表现出更多的针对成人的攻击，但对自身的攻击减少了。接下来，可能是由于他的根源挫折减轻了，他针对成人的攻击也开始减少了。这个案例似乎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由成人施加的挫折本应该会导致针对成人的攻击，但这种攻击由于受到抑制从而移置到其他孩子身上，又由于同样受到抑制，攻击开始转向自身，并伴随很多相同的反应。在治疗期间，这一画面被保留了下来。由于针对成人的攻击变得可能，自我攻击就消失了，而随着挫折的减轻，所有攻击就都消失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