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的管控
根据挫折-攻击假说，每个挫折环境都已预示会引起独立攻击行为的火花。[9]下面的讨论将会集中于适合每种类型挫折的攻击形式，以及攻击反应被社会代理者压抑的方式。
每个社会成员都会通过经验来学习哪种类别的行为会被社会定义为攻击。在第一次学习中，他们可能是通过别人的反应才发现哪种行为是具有攻击性的。攻击行为会伤害他人，而且有些人可能会以牙还牙。
对所有了解我们社会互相依赖本性的人来说，避免攻击后果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为了维持互相合作的生活，社会可以说已经学会了压制攻击。个体的攻击犹如一根鱼刺腥了一锅汤，会伤害所有人都依赖的合作行为。萨姆纳（161，pp.16-18）很早就注意到反社会合作的暗流。有人可能会纠正他，说合作是赋予社会性动物的轻微一些的罪行。延续生命的合作序列受到了奖励，而攻击序列则受到了惩罚，并最终被死亡终结。然而，合作行为包括确定的牺牲和由此产生的不便，人们通常对此都会心生抵触。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来限制敌对行为，但它始终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在那些使社会运转、再生并在其中打拼的成年人之间，攻击的控制尤其关键。为了培养这类成年人的性格，攻击行为的控制必须被扩展到从孩子的反应开始，并且要开始得很早。反社会的成年人对群体是无用或者危险的。为了避免这类危险的性格，我们已经经历过完整的、针对儿童时代攻击的规范行为的系统塑造。
至于一般父母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我们知之甚少，而关于儿童的攻击反应是如何被惩罚所抑制的，也没有绝对权威的说明。大部分父母会有些耻于对孩子的攻击，出于自我保护，他们的报告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在家长做主的家庭里，给孩子制定纪律和抗拒他们的攻击行为直接导致强迫的氛围得以形成。这种氛围以我们察觉到的方式表现出来。“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是必需的。对孩子自身的攻击行为来说，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带有攻击性的家长戒律。谁都会听到“我不想家里有个没教养的孩子”。孩子们被告知“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干”。作为实际的办法，而不只是在大多数启蒙教育讨论中被建议使用，“不打不成器”这一信条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并没有过时。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孩子的大多数攻击行为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是被抵制的，抵制的模式正好适合应对孩子表达敌意的方式。勒温（88，p.616）已经讨论了孩子的“负面行为”，这是对父母限制的反应。
通常，大人用两种办法来抑制儿童的攻击。一种是对攻击反应给予没有奖励的反馈。“如果你打小妹妹，就没有甜点吃。”这种对待攻击的模式经常以“爱的收回”或“特权”的方式表现出来。另一种办法是通过惩罚来抑制攻击反应。其中的主题是：“如果你打小妹妹，我就会打你。”
在哺乳阶段，人们一般采用的特定手段是忽视而不是惩罚。很多父母不奖励孩子们的哭泣、咬人、挠人、打滚、扔东西等行为。在早期，一般不采用打耳光的办法来反对孩子们的攻击行为，因为我们意识到孩子这个阶段在生理上是很无助的。如果婴儿没有像往常那样拿到奶瓶并因此哭闹起来，我们通常“无视”这种哭闹，也不给他拿奶瓶。父母觉得是攻击性的反应，在孩子看来其实只是抗拒行为（30，pp.44-45）。看来，似乎在大多数案例中，吸吮剥夺不会导致长期的憎恨，因为一个充分的替代反应——进食——已经出现了。
针对儿童第一个主要倾向，比如触、摸、推、握、打、走、挠等等，大人们常使用打屁股或打耳光之类的身体惩罚。在这些活动中，持续的攻击或者对导致挫折的人进行攻击，受到的惩罚都是相似的。如果儿童被限制在一个玩具围栏内，这种熟悉的和攻击性的反应就不可能涉及社会不允许的对象了。对儿童探索范围进行限制，以及通过惩罚抑制攻击，或者通过隔离来阻止攻击，这些行为是否有效还不清楚。
在如厕训练的案例中，就孩子而言，使用某些办法来对付攻击行为似乎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孩子被机械地放到坐便器上，他的哭喊和吵闹因无人理睬也就逐渐平息了。相当多的父母在无法让孩子遵守如厕规矩时，会打孩子耳光。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惩罚孩子随地大小便的倾向，还为了惩罚孩子对清洁纪律的抗拒，总之，是为了惩罚潜在的攻击。例如，孩子已经因为弄脏东西或尿床挨打之后，还可能由于反抗或者哭闹而再次挨打。孩子可能由于从椅子上跑开而被打。另一个吓唬孩子的办法是责骂，在这里父母已经意识到责骂行为代表了一种惩罚或者没有奖励的威胁。如果孩子能够并且也确实说出了他的憎恨，比如说父母“刻薄”，他就可能被打或者被威胁收回一些特权。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声称孩子必须学会保持清洁，会导致直接的攻击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表现会遭遇父母的纪律要求（即惩罚）。孩子们必须学会保持清洁的同时，放弃对这一事实表现出所有形式的公开厌恶。我们关于排泄的传统为初始反应提供了充分的替代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理由要做好不断遏制某种攻击的准备，尽管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好像还要做好类似准备。同时，不断增长的敌意似乎可以通过各种发现来证实。比勒（25，p.397）已经注意到，在2岁到4岁之间“夸张的固着”的频率；利维和图尔金（87，p.320）注意到（对权威）的“完全抗拒”在2岁半时达到一个顶峰；古迪纳夫（53，pp.171-173）已经强调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冲突”的重要性，这种冲突在2岁和3岁时的清洁训练中直线上升。
精神分析学家（39，pp.22-23）已经发现，对那些在“习惯训练”的名义下遇到禁止的人来说，儿童时代对手淫的禁止造成的伤害远比看起来要大。这种行为序列的自然特点和轻易固着已经被注意到了。此外，在儿童时代晚期，手淫的习惯开始与儿童对他人的性欲愿望以及自尊都变得密切相关。对这一习惯的干预，限制了儿童指向父母的性欲行为，降低了自主和控制的感觉。手淫一旦被禁止，这一行为的持续就变成了对自己的反抗行为。这种反抗会受到更严厉的威胁以及可能的惩罚。人们可能会向儿童建议，这种行为会给身体或心灵带来危险，比如他不会长大或者会发疯。割断阴茎的威胁显然是很常见的。[10]父母的惩罚通常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儿童放弃了尝试并忘记了那痛苦的环境，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憎恨。相应地，这种憎恨也会遇到明确的反对。这种特殊的憎恨经常表现为对父母和家庭生活充满敌意，或者在成人时代，对任何对个体性欲愿望表现出友好的人，都长期表现出一种疑虑。外部的威胁被内化（46，p.175）并构成一种持续的挫折，导致了稳定的、针对他人的攻击反应。需要注意，相比断奶和清洁训练，这里并没有提供充分的替代反应。我们不知道在多少案例中发生了这种关于手淫问题的激战。也许一些儿童没有其他儿童那么容易被刺激，或者从未以相同的方式固着于这种习惯，所以也就不需要斗争了。无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对手淫的禁止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对它的控制，一般已经被内化，是攻击反应的一种稳定来源。人们可能会希望这些反应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一个更合适的目标——比如恋爱对象——出现。
父母一般对儿童生活中的全部挫折事件都负有责任。这些挫折可能发生在食物反应、排泄倾向、做主的愿望、长大的愿望、手淫或其他行为的案例中。相应地，按照第三章提出的原则，父母会立即成为孩子直接攻击的目标。孩子不会错失这种直接攻击——比如击打或掌掴——成年人的机会。通常，这些行为是被惩罚预期所抑制的。一些儿童仅仅收敛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恢复到对父母带着实际的敌意表现而攻击的状态。在儿童时代早期，咬人或者挠人行为是会恢复的。这种情况下，儿童通常会被推开以免伤害父母。人们还知道有掌掴甚至反咬的情况。对父母表现出积极反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常情况下，大人在敌对的倾向中占据了优势，并把敌对趋势从直接表现中驱赶出去。但是，按照假设，被抑制的直接攻击会有强烈的倾向，以一种改变的形式表达或者移置到不同的目标上。在许多儿童身上，全部指向父母的、伪装的攻击形式，表现为通过学校的失败、胆怯或夸大疾病，来使父母蒙受耻辱或者挫折。在种族偏见这一部分，人们会建议，这些针对群体内爱人的攻击性反应也经常表现出来并得到实施。此外，很明显在以下情境中还允许一些攻击：针对不守道德的人的流言蜚语、对罪犯的惩罚，以及在一些对攻击有超出正常容忍范围的情形，还有父母对不听话的孩子进行惩罚的案例等等。
兄弟姐妹之间的攻击性反应是父母们最熟悉的问题。这些反应显然有两个刺激来源。第一个是兄弟姐妹中的一个通过拿走对方的玩具、撕坏书本、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等等方式来使另一个受到挫折。掌掴、挠、咬、哭、骂和说谎可能是随后表现出来的全部攻击形式。第二个敌意来源很明显是从指向父母的直接攻击被抑制后移置过来的。如果父母可以，他们会通过收回胜利者的奖励或者频繁的身体惩罚来严厉地压制孩子们的争吵。对每个在大家庭中长大的人来说，“你不能伤害你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警告。
家庭内部挫折所导致的攻击性反应，在游戏同伴中找到了新的目标。在这里，对憎恨的压制可能不如在家里活跃，而只有在真正的、毁灭性的敌意出现时才会发挥作用。在中等和上等阶层中，对任何攻击性群体的惩罚比下等阶层更容易发生。当然，在同伴中会有竞争的不和，也会有敌意表达的空间。除了从家庭成员移置来的攻击，游戏情境施加的挫折会直接导致他们内部适合的报复。在游戏群体中，男孩对女孩的敌对行为很有可能会受到惩罚。在很多家庭中，尤其是更低阶层的家庭中，对其他男孩的攻击还有可能受到父母的赞许，尤其当这种行为看起来是合法的自我保护的时候。实际上，压制孩子攻击反应过于严厉的父母，可能会发现孩子们在游戏群体或者是以后的生活中无法获得尊重。
学校管理带给儿童的很多新的挫折所导致的攻击，只能在学校和家庭的联合战线中遇到。座位上的大头针，飞舞的唾液纸团，把蟾蜍放到老师的桌子里，哼唱编排老师的低俗歌曲，都是这种攻击的常见例子。孩子们如果想要为成人生活做好准备，就必须压抑对学校规定学习环境的抗拒。维克曼（181，pp.123-128）比较了511位教师和30位精神卫生学者对学校儿童相对严重的行为问题的评估。一般来说，相对于后者，前者认为最严重的行为会使儿童在与社会和学校道德的冲突中更具攻击性。学校以额外任务、取笑和警告等形式直接施加惩罚。在逃学案例中，专职人员会把这个孩子抓起来，然后不顾他的意愿把他带回去。合作的父母如果听说孩子在学校不听话，会在家里以任何熟悉的手段惩罚孩子。“如果你没完成作业，就不能听收音机。”这是父母把权威借给一个社会机构来强迫孩子绝对的顺从。
通常的禁止、警告和收回特权在青春期又再次被用来对付孩子增长的敌意。对新的表达形式的需要——比如晚点回家或使用汽车，父母出于对生命负责都会坚决反对。总会听到这种说法：“我再不想有一个不能自己上学、不能远离坏小子的孩子了。”
如前所示，在成人生活中，挫折的来源是很多的。所有的成人个体已经面对了挫折清单上的部分或者全部挫折，并倾向于某种程度的攻击反应。与其他人相比，有些人更是准备执行更有力的攻击性反应。在成人生活中，有很多因素会限制这种攻击性表达。在成人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案例中，比如作为一个国家，当然就会有对反攻击，即战争的恐惧。显然，这种威胁正悬在每个现代国家和组成这个国家的男女老少的头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对集体攻击的潜在威胁。当然，同时这种威胁也使备战成为正义的，这也是事实。不过，敌对国家报复的威胁无疑限制了任何个别国家的统治倾向。还有，一些个别国家的扩张会导致大范围的世界文化分化很快发生，虽然这可能不是真的。
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内，对权威代表的内部敌意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就像工人领导者和资本家一样，双方都希望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偶尔，这种敌对会以暴动或不服从的行为——比如反对《禁酒令修正法案》——爆发出来。美国社会的掌权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敌对的存在以及采取相应措施的必要性。一份军队“白皮书”（172，p.11）——应对国内紧急情况爆发的军队行动计划——出台了。这份文件甚至包括了“遇到暴乱时飞机可以在大城市的哪条大马路上方便地降落”这类内容。国家的武装力量是一种长期的威胁，一直悬在那些想通过暴力改变社会系统的人的头顶。
警察是维持市民秩序的内部武装。他们控制了在财产、性或者名誉竞争中出现问题的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的攻击。警察是进行局部控制的，相比群体暴动，他们在处置个人攻击者时更有用。在法庭和监狱的协助下，他们使攻击者在大众道德中处于孤立。受到这种孤立的人会不受社会尊重（由于不受信任，释放后也难以找到工作），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慰藉——比如运动的自由和恋爱的幸福——也会被剥夺。实际上，警察取代了父母对孩子的管教行为。在警察不能马上赶到的情况下，“别人会进行报复”所带来的直接威胁限制了攻击性行为。排队等候的人们可能会为了一个特定位置，直接进行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阻止别人侵犯这种权利。
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群体内攻击都被禁止了。总会有无法忍受的刺激存在的环境，比如在“不成文的法律”中，杀人甚至成为制裁手段。如果是为了维护道德、抵御犯罪行为或者谴责粗俗和下流，那么攻击也是被允许的。然而，一般来说，最暴力的攻击行为都是由国家垄断的。
无疑，试图强制压抑却反而激起个人攻击行为的最有力的制裁，是社会的鄙视、嘲笑，以及停止与攻击者的接触。每个人都需要群体内的亲密关系才能生存下去，一旦失去了同伴的认可，就会因违反公共规范的攻击受到严重的惩罚。“小偷”（sneak）或“窃贼”（thief）以及“骗子”（chiseler）这类的名词，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可能比军队和警察联合起来都更有效，因为它们直接影响了个人的收入和自尊，并且会减少社交生活。“老鼠”（rat）这一词，作为叛徒的标签，在类似黑帮这类的反社会群体内部也有同样的效果。
作为支持群体内对攻击禁忌的一种力量，“良心”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良心或内心抑制是在儿童时代对攻击进行抑制的产物。它是使一个人在独处时仍要保持“善良”的力量。它在攻击行为公开表现之前就抑制了它们，有时甚至连激起直接攻击的言语表达都抑制了。良心必须持续地被已经列举的惩罚所加强，否则就会逐渐失效并使攻击行为得以释放。因此，在两种方式上，良心可以是让人感到受挫的：它可能会阻止一些指向目标反应的原始序列，或者当前者被阻碍后，阻止随后产生的攻击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