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部群体的攻击
正如萨姆纳已经展示的，在“我们群体”内部的和平以及对“别的群体”的敌意似乎是相关的因素。这里我们假设这些因素是动态相关的，攻击反应只不过经常从内部群体的成员被转移到了外部群体的目标上，也就是那些和我们的风俗不一样的“半人类”或者“非人类”的个体。这是一种明显的、原始的内部攻击反应移置的事实。[11]在一个社会中，对其他种族或电影反派攻击的移置，显然不足以达到完全宣泄的效果。对内部群体挫折的长期负担太过沉重，以至于完全宣泄是不可能的。相反，就像过去一样，外部群体的成员因为实际上是偶然对内部群体生活造成挫折而受到怪罪。由此，攻击反应的主要目标被移置到了他们身上。因为意大利国内的经济如此低迷，争论四起，意大利士兵为轰炸西班牙的市民找到了理由。对外部群体来说，要成为很好的替罪羊，他们必须通过风俗或特点上的差异被从内部群体中区分得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绝不会处于内部群体攻击的禁忌内。外部群体成员因此可以被看作是纯粹长期的挫折因素，就像传统的敌人或者是对正常的内部群体生活的威胁。当然，他们实际上也确实经常如此。但是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稳定，好像只是为了使移置给他们的攻击看起来是正义的。
总之，新的成员必须了解：由于对现存目标反应的干预是必需的，受挫是内部群体生活的固有特点。即使获得了成人身份，但是由于人类的生理天性、掌握物质世界的社会技能的缺乏和对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目标反应的抑制，这些因素依然会带来挫折。这些挫折导致的大部分直接攻击必须得到和平解决。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和利用一些移置和限制表达的机会，比如在群体内部维持秩序，或者像科学研究揭示的那样攻击挫折的来源。然而，还要说一句，很多限制在群体内部的攻击反应的刺激，要么必须被引向自身，但代价是极大的不适，要么就是被移置到外部群体成员身上（48，pp.85-92）。要使简单的人类组织变成合作的群体，我们必须彻底理解这个事实。直接含义就是，一个——尽管只有一个——避免战争的条件就是消除社会内部的挫折。
[1]因此，本章的材料，只能最小限度地来自常见的儿童研究。主要依靠以下资源：
（a）成年人的研究。这里必须参考对儿童时代的挫折的研究，观察从婴儿到幼儿这个过程中孩子性格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假设儿童期经历的记录会在成年人的习惯中有所保留。（b）对两个四岁以下的儿童的社会化所进行的一个集中的、自然史的研究。这个材料已经被记录下来，但是还未被完整地分析或出版。
（c）儿童分析师的研究（主要以分析的形式汇报）。即使没有提供扩展观察材料，以及这些材料可能是在遭受最严重挫折的儿童身上观察到的，这些材料仍极具价值。
（d）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成长的儿童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从这些文化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推论。
[2]如果忽视了婴儿出生的情境，很可能最早的挫折就被我们遗漏了，因为“出生”对于处在子宫内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这种事件会对婴儿之前的特征性反应有所影响。
[3]下面的讨论主要适用于美国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家庭的儿童，对下层社会家庭的儿童就不那么适用了。在下层社会，父母对性和攻击的态度有很大区别，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4]在儿童局的出版物中，对断奶有一些建议，按照《婴儿护理》（30，p.61）的说法，儿童应在7个月或8个月时断奶，并且在1至2个月内完成。这份卓越的期刊在全美国的母亲中有超过1000万的发行量。
[5]通过更深入的分析，还有可能是奖励和惩罚之间的区别会被另一个更好的区别所取代。然而，对目前的工作来说，在不妨碍深入分析的前提下，保留并使用这些概念应该更实用一些。
[6]例如，米德（100，p.90）在报告中提到马努阿人在乳头上涂上柠檬汁；朱诺德（71，p.60）描述了巴聪加人使用牙买加胡椒的方法；沙佩拉（137，p.868）指出，纳马族霍屯督人把苦涩的芦荟涂在乳头上，用来给孩子断奶。
[7]关于控制饥饿刺激和随后反应序列的正确模式，目前还没有定论。儿童局或儿科专家推荐的方法目前也没遇到什么挑战，因为目前这个领域可用的研究看起来还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施加挫折的程度与允许学会新的可利用的替代反应有关，与消除一种厌恶的反应序列所采取的措施有关。例如，可能通过比吸吮更有力的奖励方式来使儿童断奶，或者可能只是通过不受奖励而使他们的吸吮行为逐渐消退，再或者可能因一直保持吸吮行为而使他们受到惩罚。在美国，也许所有这些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用了。
[8]弗洛伊德把生命中的这个阶段看作性格形成非常重要的时期，并已揭示出以这类经历中的挫折性质为基础的一些成人反应。
[9]如果我们沿着这里建立的时间轴，研究一下在生命不同阶段攻击行为的统计学数据，看看是否其他研究者已经发现在期望有攻击行为的场合确实出现了攻击行为，这种做法应该是有价值的。比如，在学校和诊所接受清洁训练时，是否出现了更多攻击行为？这种尝试由于会遇到不同的研究方法、术语、时间段和概念框架，会变得非常麻烦。雪莉（148，pp.24-25）通过对25个婴儿从出生到两岁的“易怒性”的研究，在测试环境以“叫喊”和“发牢骚”为测量标准，发现“易怒性”在婴儿第二周末达到顶峰，在前八周仍保持较高的程度，然后就逐渐消失了。看起来“易怒性”与婴儿出生后初次遇到并需要调节的挫折事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婴儿即将断奶时，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易怒性。这可能会为“断奶是较严重的挫折”的假说提供了反例。
古迪纳夫（53，pp.70-76）报告说，在45个儿童（当他们被观察的时候，年龄从7个月到7岁零10个月）中，恼怒爆发的频率曲线在儿童1岁到2岁时达到高峰，然后紧接着一个快速的降落，6岁到7岁零10个月这个阶段又有一点轻微的提升。这些数据可能显示，在断奶和清洁训练阶段，挫折都会导致攻击。6岁到8岁之间的频率上升，可能意味着在学校遇到挫折或者与父母打破感情纽带过程中形成的敌意。古迪纳夫引用了福斯特和安德森（44，pp.18-20）的可靠证据——他们总结了100个年龄从2岁到7岁的儿童的案例历史——描述了儿童在2岁大的时候，恼怒爆发达到顶峰，其次是6岁时，曲线在5岁时跌到最低点。
G.墨菲、L.B.墨菲和纽科姆（117，pp.390-397）以及斯托达德和威尔曼（156，pp.359-361）讨论了对广为人知的2岁到4岁时“消极期”或者“抵抗期”的代表性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高峰期一般在3岁。比勒（26，p.397）报告了一个关于“夸张的固执”的相似最大值，她的数据来自一份拜访问题儿童的临床记录。这个2到4岁的高峰紧接着一个下降的发生率，一直到10岁至14岁，这时，第二个同时也是稍低的高峰出现了，在12岁至14岁达到最高点。这些数据可以为清洁训练、喂养问题和支配倾向抑制带来的挫折所引起的攻击行为增多提供证据。与7岁至10岁时的年龄段相比，这似乎表明了儿童早期攻击性的增强。
不断衰老的事实和对死亡的预期在这里被看作是挫折。卡森（29，pp.82-84）的数据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在一个年龄范围从10岁至老年的人群中，发现在40至60岁的时候易怒性（根据个人对“烦恼”的计算）达到了高峰。
[10]一个现代的母亲告诉研究者，手淫的问题在她儿子身上很好解决。“他父亲只需要说一句‘剪刀’。”
[11]在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特对公众说：“让那些原先习惯于邪恶私斗的人展开对异教徒的虔诚圣战。把那些目前还是强盗的人变成士兵。让那些之前与他们的兄弟和亲人战斗的人去和那些野蛮人战斗，像他们本应该去做到那样。”（133，p.31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