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攻击

想必一般人都会同意，在这种文化里，后青春期的少年会有一些特殊的行为模式（23；62）。除了恋爱，青春期少年对限制、行为不自主、群体生活、鲁莽、易怒、白日梦以及在一些个体上出现的更严重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和少年犯罪等，都缺乏足够的耐心，很多观察者已对此发表过评论。试图解释所有在成长的人们身上发生的反应，是一个不可完成的、愚蠢的任务。前文已经打好基础，据此可以尝试去分析作为青春期少年必须忍受的挫折结果而表现出来的基本行为类型。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分析也不是绝对可靠的。个体只能使用大众术语来表达，因为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差异。个体是否受到挫折以及挫折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很多因素：刺激的强度、对目标反应的干预程度、形成替代反应的机会、替代反应降低初始刺激的效果等等。这里有很多因素是由之前的行为模式受到父母和社会的对待方式决定的。如果不了解个体的生活史，就不可能对青春期新的刺激导致的行为进行完整的解释。

在性激素大量增长之后不久，普遍的目标引导行为被认为会首先出现。这些行为被干预，随后产生针对干预代理者的公开攻击行为，通常这一代理者处于后青春期少年的领导位置。这种性腺刺激导致的普遍行为与引起挫折的刺激相结合，导致了攻击，再通过试错过程带来了替代反应。后青春期的少年以及其他人通过学习特殊技能而获得了社会提供给他们的一些替代反应的途径。这些替代反应一旦产生并降低了原始刺激的强度，就会有固定的趋势，并会在后来的场合中得到应用，结果就是一个挫折情境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了。伴随着令人满意的、对新刺激的替代目标反应的形成，社会的干预逐渐降低，而挫折水平在最初的飙升之后开始逐渐下降。这种下降将会随着替代反应的出现而加速，这种替代反应更接近目标反应的特点，并将会减少其他替代反应的变化和数量。

上面的理论判断有事实支撑吗？这是青春期行为特有的攻击性吗？这种攻击性在青春期的第一阶段特别突出吗？遗憾的是，很多可利用的证据本质上只是推论，但是有几项研究似乎可以支持这种推论。

攻击在青春期出现时起初是增长的，后来逐渐降低，这一事实最明显的例子是比勒（25）给出的。在一群年龄从9岁到17岁的女孩中，对家庭表现出“负面情绪”的比例最高的是13岁的女孩。在那些与家庭有着不良社会关系的女孩中，百分比曲线从9岁到13岁呈现有规律的上升，然后以同样的比率下降，一直到17岁。阿克森（3）报告说，在伊利诺伊青少年研究所的4454个案例中，人格和行为问题在14岁时达到顶峰，17岁以后就和5岁时差不多了。

在其他的研究中，青春期的攻击行为的原始增长还没有显示，因为信息是从14岁以上的被试中获得的，这些信息并没有显示在青春期来袭之后，攻击有所降低。布朗纳（22）已经收集了一些案例，其中所有有利于行为固定的因素在青春期前可能都被假定为是有利的。但是在性成熟方面，这些个体表现出易怒性，他们离家出走，还表现出其他反社会的特质。这种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了正常。在希利和布朗纳（61）的一项对少年犯的研究中，对被试进行了7年以上的观察，发现14岁以上的男孩表现出行为进步的比例要远大于不到14岁的男孩。对这些发现的解释是：“通过年龄增长、赚钱或者获得身份地位，独立性得以发展，不断增长的年龄确实在相当多的案例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使其他解释也变得可能。”（61，p.191）

沙伦伯格（154）用了6个月的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了一群年龄在13岁到16岁之间的男孩，并按照他们的一般攻击程度进行了分级。只有当行为是一些纪律委员的措施或一些施加到这些男孩身上的限制所致，而且这些行为是可直接观察并可以归入某些名目的时候，它们才被归入攻击行为行列。这些名目包括：各种不服从的程度，情感反应（例如温和的发怒），类似针对纪律委员、房间里的其他人或者无生命物体的物理攻击或者言语咒骂的公开行为。在分级结束后，立刻对尿液里雄性激素含量进行独立化验。发现激素含量和攻击行为的相关系数是-0.94。换句话说，那些雄性激素含量刚开始上升的男孩——按照这里的假设，这意味着性刺激的增长——是群体里最具攻击性的，那些在激素增长过去一段时间之后的男孩，攻击性就逐步降低一些。年龄大小和攻击性之间没有关系。

已经举出的观察青春期行为的例子，可能都被解释为针对碍事的社会限制的直接攻击行为。其实，还有很多类型的行为被描述为，青少年尝试在一部分人中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社会，在这里他们可以承担在成人社会中被拒绝的角色。女生联谊会、兄弟会以及高中的社会俱乐部的出现就是证据。国家青年委员会成员贝尔发现，近40%的在校学生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俱乐部，“83%的俱乐部成员喜欢更多或者是完全独立于成年人的指导或命令”（11，pp.170-171）。帮派（171）是社会集群带来好处的另一个例子。作为这类组织的一个成员，青少年可以表现出主动性、领导力和独立进行计划安排。他们给予惩罚，获得群体内部认可，制定规则，执行一个小型社会的很多功能。当然，帮派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它的成员通过人数克服了一般成人社会需要承受的干预。集体体验同时导致了内部界限的坍塌和不同种类刺激更自由的表达。

一般来说，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了解某种特殊行为可能是有攻击性的。尤其是，相比于面对模糊性刺激时的反应，对努力获得成人身份时遇到挫折的反应更容易让人意识到，因为这种反应以一种更容易观察到的行为表现出来。然后，相对于性腺改变伴随的刺激，后青春期个体会更完全地意识到生理的成熟。此外，个体在观察成人身份不得不具有的益处时，已经有了更多经验。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目标更明确，指向目标的行为更直接。限制或者是被直接的不服从行为所打破，或者是通过与掌权的人争吵或争辩而得以回避。林德夫妇（92，p.522）发现，在米德尔敦，高中生和他们的父母最大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点：（1）孩子们想在上学日晚上外出的次数；（2）就寝时间；（3）学校排名；（4）对家庭汽车的使用。

最明显的攻击形式，就是受到社会最严厉的惩罚，因此也就是被最强烈抑制的公开行为。经过多年的训练和纪律要求，个体已经意识到，违背权威会遭到惩罚。因此，攻击行为往往会以一种秘密的形式进行，这种行为无法观察到，只有个体自己承认后才能发现。一个年轻的女性报告说，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被训练天天洗澡，每天更换所有内衣和袜子。在青春期她会在浴室打开水龙头，用脚踩水而不放进去。然后她会穿上脏衣服，下楼到卧室去见客人，并像之前接受训练的那样行屈膝礼，但是整个过程她感到自主的快感，因为事实上她已经打破了保持清洁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