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社会化

作为家庭生活的补充，正规的教育系统对社会遗产的传递有很大影响。学校的孩子们在接受社会角色教育和学会可以表达攻击方法的时候，总是会遇到挫折。因此，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毕业生是不同类型的人，对未来的期许也不一样。

在美国，对进步教育信条的接受在不断增长，这意味着美国教育家们倾向于不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要减少教室里与生俱来的挫折。此外，教师们的每个传统都被“如何”（how）的问题所困扰，也就是“如何达到最有效的教育手段”。关于美国教育的目标，并没有一个口头协议。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些特定职员，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他们的期刊上争论儿童们是否应该为现状做好准备，为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做好准备，或者为正处于演进过程的、不管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做好准备。然而在实践中，除了做高级研究的一些机构的几个课程以外，老师们都在有意无意地给学生们灌输那种模糊的所谓美国理念：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给了所有人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崛起的机会，美国人必须忠于宪法的原则。这种教导在法西斯主义观念中很少是系统化的，因此，美国人也不是完全符合老一套的标准。此外，在美国教育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一种矛盾：一方面在“服务”“行为良好”“品质”的名义下强调合作的美德；另一方面，等级的竞争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所谓“先进的”学校。后来，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称赞自己受的教育，并声称这种教育使自己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受益良多（11，p.82）。

在德国和意大利，无所不在的青年组织宣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在尝试通过从摇篮开始塑造他们，来使拥护者受到保护。德国的教育家对这个塑造自由民主制度的先进理念不以为然（136，pp.28-35），他们坚持只有纳粹的理念需要灌输给儿童。这两个国家的学校教育都采取了严格的纪律性手段：在教室内，相对于精神训练，更多强调的是身体训练；课外活动被限制为准军事化或全军事化的形式（173，pp.68-73）。这样，孩子们在校内的时候就学会了关于本国政体的理论，在校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即使尚未成年也可以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践（138）。在德国，为未来领袖们开办的、专业严密的学校，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的建议。德国教育的顶点是半年或者一整年的义务“服劳役”（包括纳粹教义上的班级），还有两年的服兵役（19，pp.174-182）。在纳粹的大学中，入学要求同时包含劳役和兵役，社会科学和大多数人文学科被毁掉了，因为德国的理念更多是通过感觉而不是分析来获得的（58）。

因此，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儿童们会感到受挫，因为他们被期望教育成为好的民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而美国的学生们尽管确实受到了直接的职业引导（11，p.72），但仍希望在离开学校后，遭受过的教育挫折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一份工作。人们还认为，意大利和德国的学生们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美国的学生们相信，他们有权获得的快乐是属于个人的；而德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们说，他们的职责是支持国家，不管他们自身快乐与否。我们不可能估计出这两种政体下的挫折数量。当然，学校教育在法西斯主义国家更统一，要求也更多，但是单一性和强制性与增长的挫折并不是必然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