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再社会化

上述三个国家都在不断地改变，因此需要国民也不断改变。被迫适应新环境会让人感到受挫，因为之前的目标反应遇到了新的干预。例如，类似奥格本“社会滞后”（122，pp.199-265）的概念，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方式，暗示了一些由变迁的社会和这种社会需要的再社会化所导致的挫折。

在美国，改变主要是由新的发明（比如棉花收割机或者任何更有效的机械）和新的社会规划（比如罗斯福新政或者第三政党）带来的。那些支持老办法的人——农场或工厂工人，以及持个人主义思想的企业家——感到了挫折，同时也对改革产生了敌意。然而，正式来说，美国的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受到挫折的人强加任何固定的模式。他们中一些人或多或少还是有抗议的自由，只是是否遵循不断改变的社会环境的需要，最后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美国现存的、大量所谓的“社会问题”，显示出社会允许人们保持受挫和攻击状态。在一个民主社会，不会按照一个固定严格的计划来产生解决办法，甚至正式的法律也经常落后于已经改变的环境。

同时，美国偶尔会单独对某一群体进行压制和改革：针对“赤色分子”“无神论者”和“非美国人”的呼声不断增高，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这类群体都没有太久的生命力。他们的迫害者更愿意直接把他们干掉而不是改造他们。

在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政体中，年龄大一些的人尤其容易因为政体变化而感到受挫，因为他们已经按照之前的标准进行社会化了。民主人士、自由人士、进步人士，所有的异议者都被法西斯除掉了——“除掉”意味着酷刑、集中营或者外部流放。母亲们发现当家庭生活即将被毁掉时，却永远无力反对，因为她们的孩子匆忙离开家庭，跑去参加那些希特勒青年团或者法西斯先锋队要求参加的活动。希特勒试图改变宗教的实践，确实已经让一些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感到受挫。

此外，在一种专制政体下，再社会化的群体是那些可以被按照某些标准进行认定的人：在德国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在意大利是“共产党”，最近更多是犹太人。国家的敌人不是个人，他们是可以区分的、个体的集合。对他们的改造或者文化的灭绝——尽管对受害者和旁观者来说都是很武断的——经常是按照一个计划执行的，这一计划通常是国家总体哲学的一部分。最后，所有狂热的成年人只是在宣传中保持了表面上的狂热。这种“文化更新”（纳粹的说法）需要新颖的生活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挫折。

关于成年人不适应再社会化的问题，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差异。后者在集体内部形成了一个外部群体，并计划通过驱逐或同化来除掉这个外部群体本身。然而，美国很少形成这种群体——通常个体们以及不可辨认的群体会逐渐使自己社会化，或至少是努力使自己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