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的指向
根据之前引用的概念，被两大政治体系强加的挫折是大部分攻击产生的原因，这种攻击被移置到替代目标身上。这个问题涉及挫折的“真正”原因对文学有重要意义，但却不能被理论家流畅地表述出来，也不能被美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或者法国人自己在绝对意义上进行回答。然而，每个人都能感知到他想象中的造成挫折的“原因”。由于已经假设，对攻击行为最强烈的刺激直接指向被感知为挫折来源的代理者，那么，这种感知无论对错，都会在决定攻击指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美国人一向标榜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具体来说，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只会将他们的挫折归结到自己身上，失败时更倾向于去伤害自己。在这种倾向中，划分责任就是美国生活中所谓的“拓荒传统”的本质。这也是美国商人的个人主义中所声称的，他们不仅不需要政府的帮助，而且政府的帮助会阻碍他们成功的脚步（93，p.449）。因此，如果一个人失败了，他通常会将经历的失败归咎于自己，并且会念叨：“如果我能够……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正如马克斯·韦伯用有些夸张的方式展示的那样（176），起主导作用的新教正是在培养这种思想感情，即如果一个人在不断脱离正轨，那么他就应该自己去寻找美好，远离邪恶并且接受惩罚。
这种有潜在宗教信仰的特征，使美国共产主义组织者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即使相信是自己的过错，却仍然会咒骂老板或者体制（93，p.41）？挫折和经济衰退都会使政府机构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然而，相对于他们自身，美国工人对其雇主的直接攻击有明显的增长趋势（11，p.213；93，pp.450-451）。甚至大学生都会通过社会科学课程被系统地教育，“社会”才应该真正为个人所面对的困难而负责。这种猜测可能会很冒险：大部分中产阶级仍然坚信，他们的困难或者成功都是源于自己，坚信他们自己能够而且必须将隐藏在每一个角落的财富挖掘出来，并且理所应当地认为，拓荒时代的意识形态依旧适用于我们现在身处的独立社会中。
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也会自己承担失败，但是他们会被灌输一种总体性的解释，使得他们责备外部集体的人并因此对他们表现出攻击性。德国的挫折被说成是由于敌人的阴谋。过去的挫折可以追溯到犹太人、银行家等。当前的挫折是四年计划所必需的，因为要面临同样的敌人，尤其是在德国边境外的、对德国充满敌意的国家（13）。因此，种族偏见使德国人对一个替罪羊群体发动攻击——不仅是在面对过去的，还有在面对许多现在以及未来挫折的时候。既然法国和英国并没有加入另一份归还前非洲殖民地的《慕尼黑协定》，德国就必须忍受替代品。人们必须放弃安逸的生活，来守护仍旧面对着一个充满敌意世界的祖国。法国的情形与此有些相似（173，p.53）。直到最近，才没有太多的攻击被移置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两种社会中，特定形式的存在倾向于决定谁将会被认为是挫折的源头，而且因此影响了攻击的指向。在法西斯国家，这些感知的形式与许可模式相一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攻击都会被认可，因此每种文化都试图规范攻击的表达方式。因此，描述各种各样的渠道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某种攻击能否进行都要通过这些渠道。
如前所述，美国学校的学生被要求在学校里养成与人合作的习惯，比如，他们不可以进行公开的攻击。但是在学生放学之后，他们就会轻易将这些合作习惯丢在一旁，这对他们的老师是极大的打击。体育运动中的直接竞争，或者对包含有攻击性的英雄人物，比如运动员、印第安人或者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等的间接认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对父母的攻击当然是不可以忍受的，却不管怎样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国青少年已经相信，释放活力的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在寻求经济和社会优势的时候，去承担起公民的责任——无论这种方式是攻击性的还是建设性的，或者两者都有。
在民主社会，个人在理论上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而不是无情打击同伴来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当他工作越努力，当他可以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当他在几乎任何方面都比竞争对手优秀，他就超越了自己，并在多数朋友眼中赢得了良好声誉。这些行为不仅是出于自我完善的目的，还有如第四章中所提到的，是由于童年时代的挫折，还有在成年时代来自各种社会制度的压力。因此，这些行为可以部分被看作一种移置的攻击。同时，处在这种竞争形式的攻击中，人们也不敢违反一些特定的法律或者道德，否则他们很快就会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惩罚。在根据《权利法案》或者尤其是用委婉的说法——根据“法律程序”——来规范竞争行为的时候，最高法院是很严厉的。那些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表现出攻击、成为流氓的人就会被控有犯罪行为。一个人如果在运动领域或者商业领域偏离文化规范，会被指控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在民主社会，有一些禁忌是明确规定的，还有一些在应用时是模糊和弹性很大的。
毫无疑问，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取得成功或者变得富有。那些因无聊和没有安全感而感到受挫的工人，会更倾向于同情工会，这不仅是为了提高自己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还是为了表现出对雇主的挑衅。雇工很少会谋杀或者攻击那些解雇或者降低他每周收入的人；他只会大声咆哮，愤然离去，然后责备自己无能，或者加入一个工会（11，pp.213-215）。对少数族裔的极端狭隘运动席卷全国，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这样的运动，是对人们身上的攻击性大力煽动的结果，通过宣泄原则，无疑会将攻击从受挫者转移到替罪羊身上（93，p.443）。体育比赛、电影，还有压榨机的流行暗示了同样的趋势，即通过寻找一种可以被认同的方式逃离挫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表现出攻击行为，并且形成替代反应（11，chap.Ⅴ；13，chap.Ⅶ）。1932年，罗斯福选举获得了全面胜利，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选举是在经济大萧条时进行的，数千万美国人都十分沮丧，因此他们想用这种政治制裁的方式攻击胡佛政权。美国人在学生时代的灰色记忆（即使他们通常会通过过滤“快乐的童年”来伪装自己的情感）和对不切实际教育的嘲笑，都是攻击性的言语反映，而这些攻击性都是来源于老师之前施加给他们的挫折，还有他们体会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美国有许多攻击行为，有部分行为已经被一些群体所转移。许多宣传工具仍然在宣扬“美国梦”，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就。因此，将针对挫折施予代理者的攻击移置到受挫者自己身上的过程，会起到防止社会暴乱的作用。更直接点说，雇主通过不断强迫自己做慈善活动（就像社区福利基金会和其他形式的私人慈善组织，还有进步的工业哲学中所提到的），直接或巧妙地让他的工人将注意力放到整个阶级而不是某个团体的组织者或者鼓动者身上。美国人通常并不会为领导者奉献全部，但也不会反抗领导者，因为他们并不会将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归结于领导者。
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种族隔离问题十分尖锐，尤其是对某些特定的种族。那些感觉受到歧视的种族，虽然不能摆脱这样的障碍，但是既可以寻求报复，也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小团体或者组织来为替代反应寻找机会，大多数的组织或者团体是将挫折排除在外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一种简单的传播，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攻击反应和替代反应都是可以造成文化特征减弱的机制，这一点毫无疑问。
通过对美国的攻击指向的调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即使民主国家的理论表明，挫折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并且无论什么样的攻击结果都属于自我攻击，美国人实际上还是以多种方式公开表现了攻击行为。然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很明显大部分的攻击行为是在反对美国现有的组织和其他少数特殊成立的组织。然而，攻击很少会针对某一个外部组织，所以除了在战时或者像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组织的成立初期，内部组织的凝聚力一般都比较弱。因此，个人、社会和工业冲突形成了美国民主的特征，然而，与此同时，由于法西斯活动和南美问题，美国人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倾向——他们更加统一了。
与此相反，法西斯国家表现出了一种内部的平静，一种让每个单纯的游客都愿意作证的幻觉。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正如上文暗示的那样，懵懂的人们被告知，他们必须感到沮丧，因为邪恶的组织正在对他们的国家内部和外部构成威胁。他们的祖国并不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都受到祝福的地方，相反，他们的祖国注定要为国家利益而受到挫折。在德国，到处都是“先公后私”的标语，就连硬币上都是；在意大利，人们以复兴的名义做出牺牲。被德国媒体和广播大肆宣扬的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仇恨，使得暗烧的攻击远离了暂时的和令人沮丧的情景，也使德国人——最近还有奥地利人和苏台德人——大肆迫害和虐待无辜的人们，并且期待着下一个发起无情战争的“日子”。
不要忘了，法西斯国家的警方是非常有效率的。因此，在任何公开场合中，所有对所建立秩序即使是不自觉表露出的不满也是完全禁止的，并且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关系中，如果能够引用一段时期内可对比的犯罪数据，那将会很有趣，但是实际情况是，既没有可利用的这类数据，也不可能对数据进行解释。正如第四章中所提到的，犯罪率不仅是潜在攻击的表现，以及作为社会控制机制而让人们有惩罚预期，它还有定义某种反社会行为的功能。在意大利，当人们努力去减少犯罪人数时（一个非常有风险的过程），危害国家罪的犯罪率会在同一时期产生波动，杀人罪和强奸罪的犯罪率也会产生波动（173，pp.116-117）。在希特勒掌权的前两年，盗窃案和杀人案在减少，但是谋杀案增加了（173，pp.116-117）。这些数据无论表现出什么样的倾向，都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显示了一些犯罪在意大利和德国已成痼疾，也就是说仍有许多人会公开表现出攻击行为。由于自杀是自我攻击的最极端行为，所以“意大利的自杀率在逐年上升”（173，p.116）这一事实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法西斯国家，那些受挫的领导人只能在自己的地下组织中悄声表达自己的攻击情绪。所有的交流媒体都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有效地阻止了用言语表达攻击的行为。除了一些笑话，对国家英雄的攻击都被看成是阴谋。那些故意反对当下政权的人，基本上都是由于轻微地违反政府规定能给他们带来一种病态的欢乐。虐待主要发生在统治团体暴露的叛徒身上，在此，需要追溯一下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的故事。可以设想一个场景：这个被枪毙的骑兵曾对希特勒用相似的方式说话，而对希特勒说话是不可以表现出攻击倾向的。把对希特勒（最高程度的满意和惩罚的源头）的攻击移置到那些不是很受人喜爱也不是特别可怕的建议者身上，是那些不满政权前进方向的人们最常使用的方法，至少在非正式的谈话中是这样的。而且，这种移置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罗斯福比他的身边的同事更受欢迎。比如，《财富》季度调查报道（43），54.8%的美国人“对总统整体上满意”，80.3%的人“喜欢总统的性格”，然而只有28.3%的人“喜欢总统的顾问和同事”。
法西斯主义还有其他的方式去减少对攻击的刺激。德国的学校给学生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且德国的年轻人在进入工业领域或者读大学之前，必须排干一片湿地或者建一座兵舍。这其中包含的情感宣泄也值得注意。如果只用一种替代方式的话，战争游戏甚至是大众运动会都可以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宣泄自己。在这些法西斯国家，许多人只能在梦中——无论是真实的梦还是比喻的梦——筹划阴谋，这一事实也适用于那些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但又不敢直接反抗的工人阶级。也许，这是一种只有难民报告才可以选择性证明的事实。
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都有很多的挫折，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攻击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进行的，大体上与政权规定的一致。只有在针对官方敌人或者涉及制裁计划的时候，公开的攻击表现才会被认同。同时，没有人敢于表示反对，因此，剩余的攻击不管是多么没有必要，也不能公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