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意度

在描述由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挫折和攻击行为时，有必要概括出这两个政治体系带来的总体满意度。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式可以测量挫折和攻击的数量，关于满意度的知识可以帮忙解释一些由于替代反应而使攻击没有表现出来的情境。仅仅根据挫折感和攻击性来分析一个社会太过片面，如果加上满意度这个因素，整体构架就可以变得更清晰。对比挫折与满意度，很容易吸引人们在这两个层面上对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当然，这样的比较也很重要。只是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充足的数据，我们无法进行清楚的比较。然而，即使无法得出定量的结论，比较的方法也可能会被用来证明不同形式的满意度。

性满意度这个主题很重要，但这是一个无法获取满意度信息的主题，相关的心理分析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鼓励生育，虽然墨索里尼的政策并没有提高出生率。美国可能会认为有私生子是最大的耻辱，相比美国对私生子的这种态度，德国和意大利就不会很在意这一点。当然，这三个国家都会对母亲和新生婴儿给予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大利不允许避孕，同时，避孕在德国也是不合法的，而在美国，对避孕的态度就很多样。在美国的一些州，离婚是件很容易的事，德国也允许离婚，在意大利基本不会有离婚的情况出现。从法律层面来看，意大利的性自由程度最小（173，Chap.ⅩⅣ），但是在法律允许和实际满意度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按照经济标准对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满意度与更基础的推动力有关。无论一个所谓的高标准生活能否对挫折或者满意度带来额外的刺激反应，在一个必须被提出来但又不能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中，这种目标反应就会表现出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根据总消费指数来看，美国的生活标准最高，美国在矿产资源、森林和农产品上，都比德国（包括德国刚刚占有的奥地利和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在内）和意大利更加富有（173，pp.13-14，22-28）。但是美国贫富对比的结果令人很惊讶，花费数百亿的美元来缓解贫困和政府的赤字后，仍有数百万美国人在基础保障上远未达到满意水平。

在意大利和德国，高昂的花销（与人口和政府收入成比例的）用在了装备和维修军事设备上（173，pp.97，104）。这意味着极高的税率或者其他方面的牺牲，因此降低了这些国家保障大多数满意度的可能性。意大利的生活标准一直都不高，但是有一些不太可靠的依据，让人们觉得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他们的生活标准还是有所提高的（173，pp.49，53）；然而德国的生活标准一直比现在高（173，pp.49-55），可能德国人感觉自己比意大利人更沮丧，因为他们的文化从前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推动，而现在却变成了挫折。

在美国，主要的满意度来自个人的存在感。一个人是否取得成功，是否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他的孩子是否会比他生活得还要安心，是否受人尊重，是否观看了最新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人都会这么问自己，而且如果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人们就会觉得很满意。可以肯定的是，工人和农民只敢问自己少数几个类似的问题，但是如果可以，并且在能够得到更多保障的时候，他们无疑也都渴望能够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所以，美国人将满意度定位在个人和他的家庭中。当然无论怎样，也有证据显示，美国人有时把自己的满意度与更大的集体而不是他所直接接触家庭的满意度联系在一起。邻居、社区、兄弟会或者专业组织的认同是十分有力的。不可否认，美国人很爱国，并以他们的传统和身为当代的开拓者为荣。但是，即使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没有被忽视，它对满意度的影响也并不是绝对重要的。除了在战争中，相互依赖的感觉并没有像18、19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提倡的感觉那样强烈。理论上来讲，生产线上的人们是经济和社会活动链上的必要连接点，是民主主义体系生存的根本。但是，通常而言，人们考虑的是他每周的工资，而不是他的工作和整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法西斯独裁者的统治下，情况就大不一样，至少官方的宣传让人感觉不一样。官方的宣传指出，在意大利，一份工作不仅仅意味着赚钱买生活必需品，还是墨索里尼扩展意大利帝国、在世界上巩固法西斯地盘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德国，一份工作不能被看作对个人的乏味要求；它是一个将个人努力奉献给只关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领导人的有效方式。在法西斯国家，当人们通过宗教了解到，获得公开的满意度这一信仰现在不可能实现，而且会被无限推迟下去的时候，通过工作得到的满意度因此就有了宗教的性质。基督教徒寄希望于今后来找到这种终极满意度，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寄希望于一个国家的不断壮大来找到这种终极满意度。同时，这样的幻想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消耗能源可能会比在美国带来更大的满意度，也更有意义。而且，独裁者会给人们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具体的成果，比如铺好的马路、给工人提供的房子、娱乐组织、社交计划、对旧有恶习的控制，所有这些都被宣传官员编写出来（173，随处可见）。

将个人工作融入一个可以提升自己的大规划中——如果这种融入真的能实现的话——这种现象在理解和预测现代法西斯主义时绝不可以忽视。从经济数据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具有更多或者更少挫折，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只有在涉及某种特定的挫折，而且这种挫折是源于这些数据得出的条件时才可行。既然所有的挫折都是源于个人，那么没有哪一项挫折可以被单独拿出来，也无法从中推论出攻击性行为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或减少。意大利可以少一些基安蒂红葡萄酒，但是意大利的国旗却要飘在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上空；德国人可以少吃些肉和水果，但是维也纳和苏台德地区现在却是德国的一部分。不要认为按照我们现有的信息，布丁或多或少比大型盛会更让人感到满意。独裁者正努力在国民和自己的团队中，以盛会和强烈的认同感来取代布丁。人们不能完全依赖空想和象征生存下去，因此满意度作为其他东西的代替品必须有一个限制（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定义）。

关于时间因素必须多说一句。临床证据表明一些攻击倾向可以长期隐藏而不会公开表现出来，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神经疾病，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不完全清楚。因此必须说，如果在独裁主义下（和类似于这样的民主主义下）的人们就像证据显示的那样感到非常受挫，如果满意度并不足以弥补这种沮丧，如果他们不被允许公开表现出大部分的攻击倾向，他们最终会为自己寻找公开的形式。在后革命时代，尽管法西斯主义是新出现的，但是旧的防卫和一些其他的东西都从它们已实现和部分实现的理想中寻求满意度。但在这之后，也许挫折感就会更加令人烦躁。因此人们必须要问：法西斯主义是否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发动战争？狂热的改革和起义是否会变成现实？还有，民主主义是否只有产生一些改变，才可能继续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