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的释放
按照挫折-攻击假说,受抑制的直接攻击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移置别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种表现形式,或者被引向另一个不是导致挫折的人。对一个社会来说,想扼杀所有的攻击表达是不可能的。任何形式的攻击,只要不危害社会,就应该有宣泄的途径,从而减轻对其他更危险的社会攻击形式的刺激。因此,允许攻击适当表达,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有利的。
阿善堤的文化允许对攻击行为进行适当表达。当人们可能发怒并攻击别人时,有特殊的场合可供使用。公开处罚犯罪者,看起来就是为发泄禁止的攻击性而服务的。观看公开行刑和观看首领葬礼中的殉葬,似乎可以获得相当多的替代乐趣。拉特雷特别报告说,很多当地人好像认为这些行刑和殉葬伴随嗜血的乐趣,并从观看这些官方的残忍行动中获得极大的欢乐:
在死刑公开执行后的最初几天里,毫无疑问,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人被那些让自己进入狂暴状态的人和一些我不想假装明白的心理过程给杀死,好像只有乱杀一气才能让他们的情感得到满意的放松。(130,p.109)
这种场合一种可能的功能,就是让人们宣泄被压抑的攻击性,从而避免这种攻击性在别的地方突破社会的控制。
宫廷小丑提供了一种更深层的、表现攻击性的方法。这个人——通常是个侏儒或驼背——为了逗本族人开心,甚至可以拿国王本人来取乐。此外,对当地人来说,如果有人造谣中伤或者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他的直系亲属有义务告知他这件事。尤其特别的是,这类事情发生后,一个侄子必须告知他的舅舅。这似乎是给个人一些释放攻击性的途径,同时提供一种巩固部落群体关系的方法。
如果自己的孩子淘气,这位父亲必须鞭打他。在邻居们的观念中,如果这个孩子理应受到惩罚,他们就会强迫这位父亲鞭打孩子,并嘲笑他作为一个男人竟不知道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孩子的惩罚看起来就成为父母释放攻击性的一个途径。想要得到邻居好评的父亲,如果发现儿子会给自己带来嘲笑,就会勃然大怒。相对于控制自己,他反而会督促他的邻居们惩罚这个淘气的孩子。在这个例子里,攻击行为被用来控制社会禁止的行为,从而得到社会认可。
讲故事也提供了一种攻击的方法。讲述者以一种公开的声明——他将要说的并非事实——来开始他的故事,这样他和听众都不必对接下来的娱乐活动承担责任。主题一般是关于神圣的对象——比如众神、祖先的灵魂、病人们、高级官员等——被当作凡俗的,有时甚至是被嘲讽的对象来对待。在讲故事的场合中,会有一段时间被允许这样做。在故事的中段,演员们经常进入场地中间开始扮演故事中的各类角色,激起观众的阵阵大笑。拉特雷记述了一个有趣的经历:
有一次——我觉得应该与一幕描述一位得了雅司病的老人的短剧有关——我问坐在旁边的一个人,是否人们习惯于这样嘲笑被Nyame(天神)这样惩罚的人,我认为嘲笑这样一个对象是不厚道的。这人回答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该这么做,不管对这类事情有多么想笑。……这些场合给了所有人一个机会谈论和取笑这类事情。他说,这对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有益。(131,p.ⅹⅰ)
作为讲故事的补充,还有一种特殊的庆典,每年举行一次,这种庆典的功能似乎完全就是允许攻击的表达。在这个庆典期间,每个人都可以告诉其他人——包括国王自己——他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一些性行为也被允许了,在整个8天的庆典时间里,都不会有人索取通奸和诱奸的赔偿。按照宣泄的原则,这种攻击的表达会降低攻击的刺激强度。一位老神父对这种庆典的解释,暗示了这种可能的效果:
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它可能受伤或被打击,甚至生病,然后导致身体也生病。尽管有可能存在其他因素,比如巫术或不健康因素等,但最经常的是头脑中的罪恶和对你的憎恨导致的。此外,你也可能会在心里由于别人对你做过的事情而憎恨他,这同样也会让你的灵魂焦虑以致生病。我们的祖先知道,这是个问题,于是他们约定了一个时间,每年一次,在这个时间里,所有男人和女人、自由人和奴隶,都有权力大声说出心中的想法,告诉他们的邻居,他们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为人和举动的,也不只是他们的邻居,还包括国王或首领。当一个人自由地说出想法,他会感觉灵魂变得平静和安宁,而他正在与之公开交谈的其他人的灵魂,也会变得平静。(128,pp.153-154)
在战争期间,可能你过了很久才去杀敌,但是勇猛的战斗则是一直受到严格规定的。
在敌人面前表现出怯懦一般会被处以死刑,但是如果以罚款代替,这个男人会被穿上女人的腰链。……他的头发以一种称为atiremmusem的方式装饰起来……他的眉毛被剃掉……每个男人都可以随意引诱这个懦夫的妻子,而这个男人不能要求对通奸的惩罚。(129,p.126)
战士在战斗中可以随意诅咒。他们可以辱骂首领、祖先和神,而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一些出征之前的风俗可能被看作是特殊的挫折,目的是增加战士的攻击性。在宣战之后,首领和士兵们就不允许理发或刮胡子。在出征前夜,战士们都会宣读以下誓言:
“我说出那个忌讳的名字——我说出那个伟大的忌讳的名字,如果你让我前进,而我却不去参战,或者我去了却把后背展示给敌人,如果我开了一枪而没有命中,而我没有继续向前,或者我逃跑了,那么我就侮辱了这个伟大的忌讳的名字。”(129,p.123)
在发了这样的誓以后,在城里就不允许睡觉和性交了。首领和他的战士来到营地,在出征之前一直留在这里。惯常的目标反应受到了干预,我们可以认为这会导致攻击性的增强。
如果挫折-攻击假说是合理的,在挫折导致的危机中,应该还有一些特殊的适应方式,比如对攻击的额外控制或者对攻击的释放。关于婴儿夭折的风俗可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阿善堤部落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因此,为了声誉,一对父母几乎是不可避免要养孩子的,如果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了,看起来这绝对是一种挫折。在这个孩子出生后,父母必须经过8天才能对这个婴儿提出任何正式的要求。在此期间,这个婴儿会只被普通的纤维布包裹(传统上是为了符合医疗卫生的目的)并被放在一个旧垫子上,而且不允许外出。在第8天会举行一个庆典,在这个庆典上,这个孩子才正式被父母接管,包括给他起名字、换上好衣服、放在昂贵的毯子上、带出门外等。从婴儿降生那一刻起,人们就开始制定关于这个庆典仪式的计划了。如果婴儿在这个庆典之前夭折,就会带来残忍和令人心碎的挫折。因此,根据挫折-攻击假说,这对父母在此时会极具攻击性。事实上,关于夭折婴儿的惯例,似乎与攻击的一种暴力表达具有很好的对应性。
如果一个婴儿在庆典之前就死了,这对父母会变得十分愤怒。他们鞭打这个小身体,把它肢解,用锋利的针茅植物把它包裹起来,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这个罐子被埋在女性的公共厕所。这对父母剃掉头发,浑身素裹,喝一种落花生煲的汤,所有这些行为在任何葬礼上都是不可宽恕的冒犯。他们的攻击行为更深层的目标,是那位“幽灵母亲”,这位“幽灵母亲”之前已经给这对父母送来了这个孩子,现在又吝啬地把孩子收回了。这对父母返回他们休息的帐篷,假装睡在一起。这个举动本来在直到婴儿出生40天后都是禁止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假装同房,来羞辱背叛了他们的“幽灵母亲”。
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例,体现了在明显的文化传统中,面对挫折的危机如何发泄攻击,这种案例可以在儿童时代被观察到。当一个男孩长到3岁时,他和父亲一起睡觉,父亲现在负责训练这个孩子晚上不尿床。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一种受挫的体验。这意味着当他希望放松膀胱时,他必须控制自己足够长的时间,唤醒他的父亲带他到帐篷外面。这是对刺激因素和目标反应的一种延迟干预。这时孩子对父亲产生了攻击性,父亲就是控制的即时代理者。然而,这种倾向是不可以表露出来的,因为一个孩子禁止对父母表现出敌对。如果他对父亲表现出攻击行为,后者就会惩罚他。有趣的是,顽固的尿床者为这种攻击性设定了一个目标,而这种攻击性,明显是由那些可能是受到这个挫折,也可能是受到其他一些挫折引发的。不再尿床的孩子们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特权嘲笑一个没有接受清洁训练的孩子。尿床者被其他人抓住,被他们绑在他自己的床垫上,被放到灌木丛中,被穿上一种荨麻。男孩们和女孩们向他扔水球并唱着:
你在夜里洗睡垫,
你在夜里洗垫子。
如果这种嘲笑成功地教会了他不再弄脏他的床垫,他就可以成为特权群体中的一员,然后再轮流向其他尿床者宣泄侮辱。下面会对将要发生的情况进行解释。侮辱并给他带来挫折的同龄孩子们在这个孩子心中激起了攻击性。如果对这个群体表现出攻击性,可以预见会得到他们更严厉的惩罚。他的攻击性因此移置给另一个犯错的人,而这是得到父母和他现在所属群体的许可的。也就是说,这种移置得到奖励并因此得到增强。这个孩子从此站到了传统习惯的一边。社会控制的挫折,生成了对攻击的刺激,进而制造了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攻击形式和攻击导向,也就是另一种尿床的纪律。
通过对阿善堤部落的总结,我们尝试以挫折-攻击假说为基础对人类学材料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归纳。一般认为,阿善堤部落至少对那些在部落内部的、敌对性的毁灭性行动是禁止的,同时会为禁止的攻击行为提供必要的宣泄途径。个体表现攻击倾向,给阿善堤部落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给集体利益带来了危险的攻击行为,是被严格禁止并且会受到严厉惩罚的。与此同时,某些攻击行为在部落内部是允许的,不论是否与集体利益一致。在战争中,攻击行为是被允许的,这时攻击行为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结果。
[1]这是一个著名的西非部落,由非常强大和好战的人组成,这些人在部落之间的战斗中表现出的凶猛,震撼了整个黄金海岸(即现在的加纳共和国。——译者注),在内陆地区都有深远影响。
[2]在另一个部落——克拉马斯族印第安人中,菲力欧·纳什(119)发现贫困和宗教复兴之间存在关联,就像贫困和对白人殖民者的攻击行为之间存在关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