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的发展阶段
南京承东继西、南北交汇、通江达海，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交锋。不同的时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千百年来，南京文化经历了由星光闪烁的史前文明、吴韵楚风的江南地域文化向大一统王朝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史前至战国：南京文化的发轫期
南京地区自然环境优越，适宜人类生存繁衍，至今遗留有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遗址；同时，史料中还记载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设立的封邑和军事堡垒。
（一） 星光闪烁的史前文化遗址
1993年，在南京东郊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出土了2件猿人头骨化石和1枚牙齿化石，同时还出土了2000余件伴生脊椎动物化石，专家们通过对头骨化石的年代测定，确定其生活时代与“北京人”相当，并将其定名为“南京人”（又名“南京直立人”）。“南京人”的发现，将南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距今50万年前。
从距今50万年到距今1万年，我们的祖先经过漫长时间的繁衍生息，凭借着坚忍不拔的精神、不畏艰难的勇气和出色的聪明才智，由猿人进化成智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00年前后，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在浦口沿江地带、高淳水阳江一带、东部茅山—宜溧地区均发现了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1977年，在溧水县白马公社回峰山神仙洞发现1件人类头骨化石及19种伴生动物化石，同时出土的距今1.1万年前的陶片说明先民们已经开始制作陶器。 (12)
自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先民们在南京地区的大江南北建立了许多原始聚落，南京进入“聚落时代”。聚落时代的南京先民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其先后发展序列为：以北阴阳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前4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的点将台文化（前2000—前1600）——相当于商代的“湖熟文化”（前1700—前1000）。这一文化序列延续数千年，一脉相承，绵延不绝。在南京地区范围内，有关这一序列的古文化遗址就有200余处。
这些古文化遗址一般多位于台形高地上，濒水而立，并以长江南岸的秦淮河、金川河（包括玄武湖）、古丹阳河（胥河）和长江北岸的滁河这四大古河流水系为纲，形成各自的分布区域。
秦淮河水系的古文化遗址有江宁区老鼠墩遗址、橙子墩遗址、磨盘山遗址、神墩遗址、前岗遗址、梁台遗址、船墩遗址、昝缪遗址、太岗寺遗址，雨花台区窨子山遗址，栖霞区桦墅村（原属江宁区汤山）点将台遗址，以及溧水区溧水中学遗址、螺蛳滩遗址、青龙桥遗址、二塘头遗址等；金川河水系的古文化遗址有北阴阳营遗址、锁金村遗址、安怀村遗址等；古丹阳河（胥河）水系的古文化遗址有高淳区薛城遗址、朝墩头遗址、富家山遗址等；滁河水系的古文化遗址有六合区羊角山遗址、平顶山遗址，浦口区营盘山遗址、杨山遗址、大古堆遗址、曹王塍子遗址、蒋城子遗址、牛头岗遗址等。在北阴阳营文化早期和点将台文化中，出土有石器、陶器、瓷器、玉器、蚌器、骨角器等，在湖熟文化中还出土了卜骨、卜甲、青铜器和文字符号，标志着南京文化进入青铜时代。
南京地区的众多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宛如“满天星斗”，在大江南北相映生辉，它们与江淮文化、徐海文化、太湖文化、皖西文化相互交融，由此催生出可与中原诸国分庭抗礼的吴国及其文化，并为日后南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聚落和城市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末期，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江南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宁镇皖南地区，沿着秦淮河、水阳江、青弋江、姑溪河、慈湖河和长江，形成了众多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聚落。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曾沿着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做过一次考古调查，发现吴国聚落遗址127处，连同以往调查发掘的达到152处。吴国的聚落可能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军事单位。 (13)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人类历史“轴心时代” (14) ，也就是我国黄河流域的百家争鸣时代，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地区脱颖而出，诞生了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物——城市 (15) ，阔步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南京由无城郭的“农业聚落”时代迈入有城垣的“邑制都市”时代。
1. 春秋两城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在南方地区，吴、越、楚相继崛起，称雄称霸。地处“吴头楚尾”之地的南京，因吴、越、楚三国之间彼此征伐，时而属于吴国的疆土，时而纳入越国的地盘，时而又成了楚国的领地。这一时期，在南京地区涌现出了两座城池：一座是位于长江北岸的棠邑，另一座是位于长江南岸的濑渚邑。
棠邑 楚国建立的棠邑是南京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城池，也是南京地区最早的“邑制城市”，坐落在今天的六合区境内滁河下游。棠邑兼具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双重性质。据《左传》记载，襄公十四年（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年）秋天，楚军进驻棠邑，讨伐吴国，因吴国按兵不动而退兵。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楚平王在位时，伍子胥兄长伍尚被任命为“棠君”，成为南京历史上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行政长官。
濑渚邑 吴国建立的濑渚邑，坐落在今天高淳区城东面约10千米处的固城街道固城村，南临固城湖和胥河（古丹阳河）。始建于周景王四年（前541年），系吴王余眜创建，是吴国的都城，因“句吴”快读为“固”，故又名固城 (16) 。亦名平陵城。濑渚邑后来被楚国占领，故又名楚王城。经考古调查和勘探，固城内外两重，外城又称罗城，内城又称子城，统称子罗城。外城东西长约1450米，南北宽约800米，周长约3915米；内城东西长196米，南北宽121米。城垣四面设门，内城中央有高台，疑为宫殿遗址。固城周围有140余座土墩墓，附近有湖熟文化—吴文化遗址分布。固城是南京历史上在长江以南建立的最早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称：“此城最古，在越城、楚邑之先。” (17) 2013年，固城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秋时期的南京两城，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可以看作是南京建城史的滥觞。
2. 战国两城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在长江以南的南京地区又涌现出了两座城池：一座是位于秦淮河南岸的越城，另一座是位于秦淮河北岸石头山（今清凉山、国防园一带）上的金陵邑，两城均居于“临江控淮”的险要位置。
越城 东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为了防范楚国，次年，派遣大夫范蠡在南京城南长干里修建了一座军事堡垒，史称越城，又名长干城、范蠡城。越城周长“二里八十步” (18) ，约1228.8米。因其紧邻今天的南京主城区，所以自明朝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云“金陵有城邑，自此始也”之后，越城的建筑年代——公元前472年，被学者们认为是南京建城史的发端。
金陵邑 东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楚威王熊商击败越国后的第二年，在南京石头山建立了一座城邑，取名金陵邑，隶属于江东郡。它与纯粹的军事城堡性质的越城不同，是一座兼具行政管理功能的城堡。金陵邑的设置，标志着南京主城区设置行政区划的开始，也是南京称作金陵的源头。
二、 秦汉：南京文化的奠基期
以黄河流域咸阳为都城的秦王朝，与以西安、洛阳为都城的汉王朝，在文化上呈现出强劲的扩张态势。秦汉400年间，南京地区并未因为远在长江下游而受到冷落，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影响，南京由最初的县级治所所在地发展成为县治、郡治、州治三级治所所在地。
（一） 秦代五县
公元前230年，秦国发动征服六国的战争，到公元前221年，先后灭掉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和齐国。其中统治南京地区的楚国在公元前224年亡于秦，南京地区纳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国的版图中。据《史记》等史书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今浙江绍兴），曾经从南京栖霞山附近的江乘渡江，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废除封建制，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今天的南京地区，秦国废除了金陵邑，在江北设置棠邑县，在江南设置秣陵县、江乘县、丹阳县、溧阳县，南京由“邑制都市时期”进入“县制都市时期”， (19) 处于多中心时代。
棠邑县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在棠邑城置棠邑县，成为六合建县之始。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封陈婴为棠邑侯，棠邑成为南京地区的第一个侯国。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撤棠邑侯国，恢复棠邑县，属临淮郡。东汉时改属广陵郡。三国时，仍属于广陵郡。东晋南朝时，棠邑县先后属于临淮郡、秦郡。
秣陵县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今浙江绍兴），归途中，途经南京，听信方士之言，凿断金陵长垄以泄王气，同时将金陵改名为秣陵，并将秣陵县治所设置在今天秦淮河中游的秣陵街道，隶属于鄣郡管辖。西汉时期，秣陵改属丹阳郡，汉武帝分封江都王子刘缠为秣陵侯，秣陵县成为侯国。东汉复为县。孙权自京口徙治秣陵，改名建业。此后汉朝400余年间，秣陵县治所一直未变。
江乘县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由江乘渡江北返。江乘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今栖霞区西岗街道西湖村。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政权后，一度将江乘县改名为相武县。孙吴时期，撤江乘、湖熟、溧阳县，设典农都尉，进行屯田。西晋武帝灭吴后，复置江乘县，隶属丹阳郡。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分江乘县西境设置临沂县，隶属琅邪郡。陈亡后，江乘县废置。
丹阳县 丹阳县（又作丹杨县）治所在小丹阳，即今天的江宁区丹阳镇。西汉时期，隶属丹阳郡，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分封江都王之子刘敢为丹阳侯，丹阳县成为侯国。西晋时，封孙韶之子孙楷为丹阳侯。此后，又降为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析丹阳县，置于湖县。东晋以后，侨置淮南郡和当涂县于境内。南朝时期基本沿袭未变。隋灭陈后废除，并入溧水县。
溧阳县 溧阳县设于濑渚邑，治所在今高淳区固城镇，属鄣郡。南京现存最古老的碑刻——东汉《校官碑》，系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溧阳县丞赵勋等人为颂扬“溧阳长”潘乾的品行和德政而立。南宋绍兴中（1131—1162），此碑出土于固城之旁，证明其为汉代县治。孙吴时期，撤销溧阳县，设典农都尉，进行屯田。
（二） 汉代州郡县和军事堡垒石头城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张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日邑。令各自筑其城也。’师古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 (20) 全国范围内的造城运动蔚然成风，城市文化随之逐步兴起。这一时期，南京地区“郡”“国”并存——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原有的棠邑县、秣陵县（孙吴改名建业县）、江乘县、丹阳县、溧阳县，在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推恩令”的实施下，一度成为王侯封国；同时，又涌现出湖熟县城（一度为侯国）和军事堡垒石头城。
东汉末年，中原板荡，军阀混战，群雄纷争，饿殍遍野。南京僻处江南，远离战火，加之物产丰富，先后成为扬州刺史治所和丹阳郡治所在地，政治军事地位显著上升，中心城市地位日益显现。
扬州 扬州自西汉设置以来，治无定所。东汉时期，扬州治所初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后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汉灵帝末年，扬州刺史刘繇为袁术所逼，将治所迁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在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前，扬州之地一分为二，南部属于吴国的有十四郡，治所在建业（西晋时改名建邺，今南京）；合肥以北属于曹魏，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定江南后，将寿春的扬州刺史治所并入建邺（今南京）。永嘉年间（307—313），王敦担任扬州刺史，他在建邺创立州城，该城因建在台城之西而得名西州城。东晋孝武帝太元末年，会稽王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居东府城。
丹阳郡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置丹阳郡（又作丹杨郡），最初治所在宣城的宛陵县（今安徽宣城），领有江乘、秣陵、丹阳、句容、溧阳、湖熟等17个县，隶属扬州管辖。汉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孙权将丹阳郡治所由宛陵迁到建业（今南京通济门外），以大将吕范为丹阳太守，领县十九。孙吴永安（258—264）中，分出其中的一部分，置故鄣郡，领芜湖以南13县，丹阳郡领地缩小到溧阳以北6个县。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分丹阳郡，另置宣城郡，治宛陵。宋、齐年间，分丹阳郡，立毗陵郡，丹阳郡所领唯建康、秣陵、丹阳、江宁、永世、溧阳、湖熟、句容8县 (21) 。丹阳郡的长官称作丹阳尹。隋平陈后，废除丹阳郡，城池一并被毁。
湖熟县 湖熟县（又作胡熟、胡孰）是西汉时期析分江乘县地设置，位于秦淮河上游句容河畔的湖熟镇，属于丹阳郡。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封江都易王之子刘胥行为胡孰侯。东汉仍为侯国。孙吴时废除湖熟县，设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置。陈朝时属建兴郡。湖熟盛产粮食，地位相当重要。
石头城 又称石首城、石城。建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是吴大帝孙权在石头山（今清凉山、国防园一带）楚国金陵邑故址上修筑的一座军事堡垒和屯粮之所。石头城控扼秦淮河入江口，自孙吴时期起，就是一座军事重镇。左思《吴都赋》中“戎车盈于石头”之语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西晋大将王濬灭吴时，自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攻陷石头城，使吴都建业无险可守，吴后主孙皓只得面缚请降。
南京地区涌现出的一座座城池，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更是物质财富的集聚地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地。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文第二版序”中写道：“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 (22) 南京地区一座座城邑宛若一颗颗闪烁的星辰，簇拥着以今天南京主城区为核心的一轮“明月”冉冉升起。与此同时，处于秦汉大一统文化尤其是汉文化长期笼罩下的南京，在中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由吴、越、楚为主流的地域文化，逐步融入中原主流文化之中，为六朝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三、 六朝：南京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
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依托长江、秦淮河、石头城和越城为屏障，在今天的南京主城区建立了一座总体规划主次分明、功能分区守正创新，同时兼具南北风格的都城——建业， (23) 标志着南京这轮明月冉冉升起在中华大地上。此后，东晋南朝相继定都于此。
魏晋南北朝360余年间，南北对峙，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江南地区相对安宁，大批北方流民南下，中华文明中心第一次南移，东晋南朝都城建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被认为是华夏正统所在。 (24) 南京文化在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等领域，超迈前人，独领风骚，堪称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25) 南北民族的大融合促使建康的语言由单纯的吴方言发展为吴方言与北方话并存的局面，此后南京逐渐发展成为北方官话区。 (26)
六朝时期，两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形成了儒学、经学、玄学、道教、佛教多种学术思潮并存的局面。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既互相抵制，又互相渗透。这些多元化的思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儒学是东周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儒学一直处于主流文化地位。儒学思想主张以“仁”为核心，以德治天下，提倡封建纲常礼教。在和平时期，儒学思想用来治国理政成效显著；但是，在动乱不安的年代，却收效甚微。六朝时期，儒学思想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经学、玄学、道教、佛教思想空前活跃。六朝的帝王和官僚贵族，大多数既信佛教和（或）道教，又尊崇儒学、经学和玄学。由于儒学思想提倡的封建纲常礼教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使得儒学思想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支配作用。
经学是以儒学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手段，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体系的活动 (27) 。与经学的黄金时代两汉时期相比，六朝时期堪称经学的“中衰时代”。六朝经学从学术源流上来看，是东汉经学的余绪。由于六朝统治者重视儒学，使得这一时期的经学研究也比较活跃。以建康为中心，涌现出雷次宗、刘瓛、王俭、明山宾、何佟之、严植之等一批经学大师；同时，“义疏”（即一种讲义体的注解）之学颇为流行，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后代的经学研究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28) 。
玄学标榜门第，崇尚清谈，追求张扬个性，但不务实际，以吃药、喝酒、坐牛车作为风流旷达的标志。鲁迅先生在1927年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精辟论述。 (29) 据先后出仕南北朝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篇》记载：东晋南朝士族“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若，不耐寒暑”。六朝时期，“褒衣博带”“秀骨清像”这种病态的美，成为士族阶层所追求和向往的目标。这种士族阶层的新型人生观，是两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在现实中幻灭后，人们面对乱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与世无争的理想追求。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宣扬“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在两汉时期，道教仍处在原始宗教阶段。进入六朝以后，道教以古代民间信仰为基础，以神仙学说为中心，吸收了道家、巫术、占卜、阴阳、五行、谶纬、中医、佛教等学说，呈现着一种驳杂而庞大的宗教思想体系 (30) 。在弥漫道教氛围的六朝时代，涌现出了以葛玄、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为代表的道教人物。吴大帝孙权为道教开教祖师“二葛三张”中的葛玄在方山所立的洞玄观是中国道教创教圣地和发源地之一。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是集神仙道教之大成的道教理论著作。南朝陆修静编撰的《灵宝经目》和《三洞经书目录》，创立了道教经典的分类体系。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集六朝道教之大成，著《真诰》《登真隐诀》，创立道教上清派（因其祖庭在茅山，故后世称之为茅山宗），使茅山成为江南道教的中心，在道教史上影响巨大。
佛教大约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至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为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即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从此，佛教逐渐在中原传播开来。此后，佛教又辗转传入南方，形成洛阳和建康一北一南两大佛教中心。佛教是典型的外来宗教。它宣扬的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与其他几种思潮相比，佛教思想适合动乱年代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迅速，很快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东汉末年，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原的大月氏人支谦经武昌（今湖北鄂州）来到建业，专以译经为务。支谦译有《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瑞应本起经》等大小经典49部 (31) ，标志着六朝佛教事业的发端。孙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居国僧人康僧会自交趾（今越南）经广州北上来到建业。吴大帝孙权在建业为其建立了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康僧会在建初寺设坛传经，弘扬佛法，并且译出《吴品经》《六度集经》《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佛教经典。支谦和康僧会两位僧人会聚建业，对佛教在江南的传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六朝统治者崇佛佞佛，佛教的影响盛况空前。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一作铁索罗）一行由陆路抵达建康，在秦淮河南的中兴里南林寺设戒坛，邀请印度高僧僧伽跋摩为传戒师，共同为中国慧果、净音等300余尼众重授具足戒（即比丘尼戒），开创了中国尼众如律受比丘尼戒之始。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亲自撰写《断酒肉文》等，在他的倡导下，汉传佛教僧尼形成素食的传统。建康作为统治中心，城郊内外僧尼云集，梵刹林立。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盖极言南朝寺庙之多。实际上，南朝建康的寺庙数量远远不止480座，据笔者考证，鼎盛时期建康的寺庙有700余所。 (32) 佛教理论著作以高僧慧皎《高僧传》、僧祐《出三藏记集》《弘明集》负有盛名。六朝时期的佛教虽然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也不乏反对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朝齐梁年间的无神论者范缜。他撰写的《神灭论》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思想，提出“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的无神论观点。范缜在与有神论者萧子良、萧衍等人的辩论中，以生动事例令对方无言以对。
自古以来，我国江南就流行鬼神崇拜的风尚。六朝时期，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民间对鬼神的祭祀颇为盛行。《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言：扬州“俗信鬼神，好淫祀”。唐朝杜佑的《通典》卷一八二《古扬州·风俗》亦言：“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鬼神崇拜和民间祭祀的盛行，带来了神庙兴建的兴盛。就六朝都城建康而言，史料中提到的神庙就有很多，如蒋帝庙、吴大帝庙、晋卞忠正庙、晋阴山庙、菩提王庙、祈泽夫人庙、青溪夫人庙 (33) ，以及九州庙 (34) 、慈姥庙 (35) 等，这些神庙各有所司，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六朝建康众多的神庙，是佛寺和道观的补充，成为世人精神寄托的又一重要场所。
六朝是文化自觉的时代。六朝文化在挣脱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唐朝杜佑《通典》卷182《古扬州·风俗》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建康作为都城，官府和私家藏书丰富，南北精英荟萃，都城文化绚烂夺目。同时，都城的文化又通过人员的流动传播到各地，推动各地文化的发展。
在诗赋方面，题材大为拓宽，由汉赋一统天下发展成为乐府民歌、游仙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杂体诗、宫体诗、骈体文、散文等多种文体并存。东晋郭璞的游仙诗，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鲍照的边塞诗和杂体诗等等，无不是光芒万丈、千古传唱。建康成为游仙诗、山水诗、宫体诗、骈体文等诗赋创作的重要源头之一，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诗歌声律方面，南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诗人对于以“元嘉三大家”（即颜延之、谢灵运、鲍照）为代表的刘宋时期的诗歌创作技巧的得失利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开创了“永明体”诗风。《南齐书·陆厥传》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章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诗人以“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和萧衍为代表。其中沈约的重要贡献在声律理论，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谢朓。“永明体”对后世诗歌格律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在文学批评方面，继三国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之后，南朝刘勰在钟山定林寺创作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评论著作；钟嵘创作的《诗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评论著作。这两部作品，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在文章总集方面，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东宫主持编纂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它选取了上起先秦、下迄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的129位作家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唐朝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熟悉《文选》，才有考中秀才的可能，故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36) 。梁朝皇太子萧纲提倡宫体诗，他命徐陵搜集汉魏以来涉及妇女的诗篇，编成我国第一部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文总集——《玉台新咏》。我国古代的许多优秀诗篇，如《孔雀东南飞》，就是通过该书而得以保存下来。
在志人小说方面，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撰的《世说新语》最负盛名。该书自“德行”至“仇隙”共36目，起自东汉末年，止于东晋，记录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刻画细腻，文笔隽永。后世多有模仿之作，但无出其右者。
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评价道：“合而观之，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 (37)
六朝是艺术自觉的时代。由于战乱和分裂，统治者无法实现全国书体的统一；又因为日常生活实用的需要，东汉时期通行的雍容典雅、仪态规矩的隶书，已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因此，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加上六朝统治阶层崇尚清谈，以讲玄论佛、放任旷达为时尚，所以，书法又被视为抒发个人情感、表现个人精神境界的手段，由中下层典签、书佐从事的无名无位的行当一跃而成为一门高雅技艺，成为帝王将相和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代表性人物有王羲之、王献之、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贝义渊等人，产生了《兰亭序帖》《丧乱帖》《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等名作。特别是王羲之的书法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影响极大，因此有“书圣”之称。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代表性碑刻有孙吴《天发神谶碑》和《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碑》，前者原碑无存，现有摹刻和摹本传世，风格雄伟奇特，对后世影响颇大；后者位于南京市栖霞区甘家巷，是铭文书体逐渐向成熟楷书发展，并与通行书体接轨的重要见证物。与此同时，地下出土的墓志书法别开生面，代表性的有《谢鲲墓志》（隶书）、《王兴之夫妇墓志》（楷隶）等。
六朝时期，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与盛行，使这一时期的绘画题材范围扩大，山水画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佛教绘画艺术迅速发展，花鸟画也处于萌芽状态，人物画、肖像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名作。吴国曹不兴受到建初寺佛像的影响，首画佛教画，被称为“佛画之祖”。东晋顾恺之是六朝最出色的画家，作品流传下来的后人摹本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斫琴图》和《列女仁智图》。南朝陆探微善画肖像画，所画人物造型“秀骨清像”，体现了六朝士人的风范。张僧繇是六朝时期具有总结性地位的画家，他的画改变了细密的描写，而代之以豪迈疏朗的风格。他创造的这种“疏体”画法，继承了汉代的传统，开隋唐绘画风格的先河。他在金陵安乐寺画龙点睛的故事更是成为千古美谈。东晋顾恺之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被誉为“六朝三杰”。唐朝张怀瓘《画断》在评价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的创作时说道：“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六朝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名家辈出，但现存作品多为后人摹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下墓葬中出土的壁画生动再现了六朝绘画艺术的成就。南京迈皋桥东晋永和四年（348年）墓中出土的《虎啸山丘》壁画开辟了砖拼壁画的新艺术形式。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大墓出土的以“竹林七贤和荣启期”为代表的大幅砖拼壁画，堪称六朝艺术的精华。南京南朝墓葬壁画《高逸图》这种题材，在唐朝被作为创作的范本。这些壁画的重见天日弥补了六朝绘画只有摹本传世的缺憾，是研究六朝绘画艺术、服饰制度、宗教信仰和丧葬礼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六朝的绘画理论也已经成熟。东晋顾恺之是画家论画的卓越代表。他提出的最重要绘画理论有“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置阵布势”等，为南朝谢赫《古画品录》的“六法”论奠定了基础。谢赫提出的“六法”，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画家实践经验的总结、继承与发展，对后代影响很大。继谢赫《古画品录》之后，陈朝姚最撰写的《续画品录》，首次提出“心师造化”（造化即自然界的一切客观事物）的理论，成为我国历代画家身体力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创作原则。
在雕塑方面，东晋南朝时期，佛像雕塑艺术理论、规模和技艺均超过前代。其中以东晋戴逵、戴颙和南朝僧祐最为杰出。
东晋义熙年间（405—418），戴逵为建康瓦官寺制作的佛像五躯，与顾恺之的维摩诘画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贡献的玉佛像并称“三绝” (38) 。其子戴颙为瓦官寺制作的丈六金像，铸像初成，面部显得很瘦，工匠们无可奈何。戴颙看后，说道：“非面瘦，乃臂胛肥耳。” (39) 众人给铜像臂胛减肥后，一尊比例匀称、面相优美的铜像呈现在众人面前。戴颙的这句话，是六朝时期留下的唯一的雕塑理论，至今对于创作大型圆雕仍具有指导意义。六朝佛像雕塑实物以栖霞山千佛岩石窟中的无量寿佛最具代表性。该佛像是齐梁年间的佛教史学家、雕塑家僧祐设计。从雕刻技法上来讲，一方面继承了汉代用阴线条表现石刻细部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采用凸起的圆线条或扁平的线条来表现作品的细部；从造型设计上来看，“长颜广颐”“褒衣博带”与当时的绘画艺术风格密切相关，体现出佛教逐步走向世俗化、民族化的进程，显示了南方佛教文化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5世纪晚期，随着南北双方的文化交流，南朝造像风格也影响到北方，并成为隋唐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源泉。
陵墓神道石刻雕塑与佛像雕塑并列为中国雕塑艺术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成就最大。南朝帝王陵墓神道石刻分布在南京、句容和丹阳，共有33处，南京地区21处、句容1处、丹阳11处。由神道石兽、石柱和石碑共3种6件构成，其中石兽（麒麟或辟邪）形体硕大，气势恢宏，雕琢精致洗练，造型夸张，变形适度，富有想象力，摆脱了婉约、细腻、秀美风格的约束，以力量、运动、速度体现出一种宏伟庞大的气势之美，在造型设计、雕刻技法等方面达到了新境界，实现了继汉开唐的历史性转变，并对唐宋时代的石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朝时期，不仅是我国文学艺术自觉的时代，也是史学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在都城建康，汇聚了一大批来自各地的精英，他们热衷于私家修史，促使史学长足发展。宋文帝时，设立的四学馆中包含史学馆，标志着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明帝时，设总明观（相当于国子监）。总明观分儒学、道学、史学、文学、阴阳学五部，沿袭了宋文帝时的分科教育传统。六朝时期的史学繁荣，突出表现为史家辈出、史书众多、体裁广泛、门类齐备，不仅同一史学领域的史学著作层出不穷，而且新部门、新体制的史学著作也纷纷涌现 (40)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记载的史书门类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志、谱系篇、簿录篇13种，“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我国二十四史中，六朝建康就贡献了三部——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历史地理类著作中，以南朝刘宋山谦之《丹阳记》、梁朝任昉《地记》、陈朝顾野王《舆地志》比较有名。其中山谦之《丹阳记》部分保留下来，是今天能够见到的南京最早的方志。
六朝时期的目录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官方组织撰写了多种目录学著作，如《晋元帝四部目录》《宋元嘉四部目录》《四部书目》和《梁天监初四部书目录》《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而且私家著述也是成就斐然，如刘宋王俭《七志》，不仅收录的图书要比官方目录多，而且在分类和体例上，也有所改进和创新 (41) 。梁朝阮孝绪《七录》，收录的图书远远超过此前所出的所有官方书目。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综合性图书目录学著作外，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专科目录学著作也不断涌现。诚如汪辟疆先生在《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一书中所言：“窃以目录之学，创始于两汉，改进于魏晋，极盛于六朝。”汪先生所说的“六朝”虽然指的是南北朝，但并不影响其评价的客观性。六朝目录学的繁荣为隋唐目录学名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的产生培植了肥沃的土壤。
六朝时期，门阀士族盛极而衰，在官方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教育机构——太学和国学屡兴屡废，私家教育——面向社会聚徒讲学和家族中的家学传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与官方教育共同担负起中华文化的传薪播火重任。从教育制度上来讲，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单科教育模式，出现了分科教育的新体制。宋文帝元嘉年间，针对当时官学荒废的情形，征集各地名师到建康，设玄学、史学、文学和儒学四学馆，分别由何尚之、何承天、谢元、雷次宗领衔负责，各聚生徒，进行教学。 (42) 其中仅雷次宗的儒学馆中就有学生数百人。四学馆的设立，改变了我国自古以来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标志着我国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堪称我国最早的分科大学。 (43) 从教育内容上来讲，冲破了儒学教育一统天下的樊篱，将佛教、道教、玄学、文学、史学、书学、律学和科技等都吸纳进来。从教育对象上来讲，官方教育以皇家子弟和王公贵族为主要对象，私家教育则以寒门庶族为主要对象。诚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东亚史专家伊佩霞（Partricia Buckley Ebrey）所言：“在中国，教育和学术从未被忽略。南北方的士族均博学多识。南方的精神氛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创新，著名的文士决不逊于数世纪之前的汉朝文士。” (44)
建康的科学进步集中体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医药学方面，技术成就集中体现在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炼钢业上。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自汉代形成之后，到六朝时期继续向前发展。三国时期，吴国太史令陈卓根据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的记载，整理成三垣二十八宿的全天恒星星表和星图，创建了全天恒星体系 (45) ，不仅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使我国古代的天文观测水平与西方并驾齐驱。陈卓创建的星官体系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末近代西方天文学的传入后才废弃不用。
历法方面，首推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制成的《元嘉历》（又称《建元历》），这是南朝的第一部历法，前后沿用了65年，甚至还流传到朝鲜半岛，被百济所采用。梁朝天监八年（509年），《元嘉历》被祖冲之创制的《大明历》所取代。《大明历》一直沿用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才被新的历法所取代。
数学方面，刘宋时期何承天计算出新的圆周率值为3.1428，与后来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约率”π=22/7颇为接近。继何承天之后，齐梁年间，祖冲之在三国时期数学家刘徽创造的利用割圆术求圆周率的基础上，运用开密法，反复推算，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第七位有效数字，即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精确结论，直到1000年后才被15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i）和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维叶特（Vieta）所超越。同时，祖冲之还求出用两个分数来表示圆周率的近似值，一个是π=355/113，称为密率；另一个是π=22/7，称为约率。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都在一千之内的圆周率最佳渐近分数，是祖冲之的又一数学成就，在欧洲，直到16世纪，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Adriaen Anthoniszoon）和德国数学家鄂图（Valentinus Otto）才得出相同的数值。
传统的中医教育方式是师徒传授，南朝时期，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开始出现。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在宋文帝设置四学馆后，上奏宋文帝，请求设置医学馆，以扩大受教育的范围，他的提议得到宋文帝的批准，这是官方创办医学教育的开始，也是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六朝时期，以都城建康为中心，涌现出一批医术高明的医药学家和各具特色的医药学名著，如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堪称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刘宋雷斅《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制药专著；南齐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六朝医药学家创造的成就为隋唐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原料主要有葛、麻、蚕丝和棉。六朝时期京城建康的纺织业有葛、麻纺织业和丝织业两种。 (46) 孙吴时期的葛、麻纺织业生产，在当时的三国中独步一时。曹魏文帝曹丕曾盛赞吴国出产的葛、麻布的精美。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葛、麻纺织业更为兴盛，除了质量不断提高之外，还表现在产量和数量方面突飞猛进。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权臣刘裕北伐中原，灭掉后秦，迁关中“百工”之人于建康，并在建康城南秦淮河畔斗场里（今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一带）设置斗场锦署，专门管理和从事锦缎的生产，供皇室和官僚贵族服用。斗场锦署是南京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织锦机构，从此南京织锦业登上了历史舞台，南京云锦的源头就始于此。
船是水上交通工具。六朝时期，随着南方政治中心的确立和经济的逐步振兴，加上频繁的战争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需要，造船业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的造船业中，战船的制造显得格外突出。当时的战船不仅数量众多，规模庞大，而且种类齐全。在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地区逐步形成了众多的造船基地，都城建康就是其中之一 (47) 。史载：“（祖冲之）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 (48) 据科技史专家考证，这种“千里船”已不再是间歇划动的长片桨，而是连续运动的轮形桨了。轮桨的发明，是造船技术的又一巨大进步。 (49)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纸最早产生在西汉时期的中原地区。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以首都建康为中心，造纸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纸张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使竹简、木牍、缣帛等书写材料逐渐丧失其原有地位。据《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二十一·纸》引《桓玄伪事》记载，东晋末年，桓玄自立为皇帝，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自此以后，纸张首先在建康地区取代简牍，并逐步推广开来，成为社会上的主要书写材料，图书的形式也有简牍变为卷轴。刘宋武帝永初年间（420—422），中央政权在建康设立专门的造纸机构——纸官署，生产官府用纸，这是南方第一个专司造纸的机构。 (50)
三国时期，孙吴立国江南，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以建业（建康）为中心的丹杨郡（即丹阳郡）铜矿和铁矿蕴藏丰富。自东晋时起，首都建康便设有左、右二冶和东、西二冶（宋、齐时又置南冶，废西冶）等，专门从事各类金属（主要是铜、铁和钢）的冶炼铸造。在这些官方设置的冶炼机构中，均设有冶令、冶丞、锻署丞之类的官吏进行管辖。六朝的“合炼法”（即灌钢法）炼钢技术在国内外独领风骚 (51) 。“合炼法”在六朝时期属于一种新型的炼钢工艺，这种生产工艺是把生铁、熟铁放在一起进行冶炼，从而获得更多的钢。“合炼法”制钢工艺是六朝冶金技术的一项辉煌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史上最具创造性的重要发明之一。
范文澜先生对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予以高度评价：“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 (52) 他还说：“军事上是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53)
四、 隋唐五代宋元：南京文化的曲折发展期
从隋唐到五代宋元的近800年间，我国政治中心发生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反复摆动。除了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割据政权的都城遍布全国各地外，主流朝代的都城经历了从隋唐长安（今西安）、洛阳——北宋汴京（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元朝大都（今北京）的变化过程，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中，南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雕版印刷术诞生，刻书业蓬勃发展，不仅有传统的写本，而且产生了印本，图书的形式也由单一的卷轴转变为卷轴和印本并存。这一时期南京文化的成就一方面体现在吊古伤今的金陵怀古诗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别创新格的南唐词上。
公元589年，隋文帝命令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率军灭陈，将建康城“平荡耕垦”，夷为农田，往日繁华的六朝都城变得荒芜萧条。陈朝皇室帝胄、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或流离失所，或被掳掠到长安，陈后主妹妹乐昌公主与江南才子徐德言在战乱中饱经悲欢离合后破镜重圆的故事，就是真实的写照。
唐朝中央政府继承隋代贬抑南京的国策，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由昔日的江南国都降格为一座不折不扣的江南地方性城市。正如唐朝诗人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所言：“昔日地险，尝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
唐贞观十年（636年），法融禅师来到今江宁区的牛首山幽栖寺北岩石室潜修，精研佛法，创立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流派——牛头禅（又名牛头宗），对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废都”建康（今南京）尽管政治地位受到抑制，但是经济发展，贸易活跃，交通便利，八方辐辏。由于建康兴废的巨大落差，使其与首都长安一样受到世人的关注。南来北往的文人骚客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题材，让诗才得到充分展示、尽情挥洒，从而逐渐融汇、发展为关于南京的特色文学现象——金陵怀古诗” (54) 。“诗仙”李白一生中曾多次来金陵游历或暂住，晚年病逝于当涂，留下了《长干行》《金陵酒肆留别》《登金陵凤凰台》等家弦户颂的佳作。据卢海鸣统计，李白描写南京的诗大约有59首。“诗圣”杜甫年轻时漫游金陵，遍访名胜古迹，写下了五言律诗《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官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今天南京凤凰台附近的瓦官寺，就是依据杜甫诗词而复建的。“七绝圣手”王昌龄两次出任江宁丞，以边塞诗闻名当世，在名家如林的盛唐赢得“诗家夫子王江宁”的称号，他的《送朱越》是送别诗中的佳作。诗人崔颢游览长干里，写下了四首脍炙人口的《长干行》。刘禹锡在转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时创作的《西塞山怀古》和就任和州刺史期间创作的《金陵五题》篇篇都是上乘之作，在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深化了“金陵怀古”这个文学母题。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江南春》与李商隐的《咏史》《南朝》无不是名篇佳构，二人合称“小李杜”。诗人韦庄的《金陵图》（又名《台城》）是历来公认的佳作。在清朝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录的金陵怀古诗有9首，涉及李白（4首）、崔颢（2首）、刘禹锡、杜牧和韦庄5位诗人，无论作品数量还是作者数量均居全国城市之冠。在《唐诗三百首》中，还收录有江宁（今南京）籍女诗人杜秋娘的《金缕衣》。 (55)
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之誉的新罗人崔致远，在晚唐时期入唐求学，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被任命为溧水县尉。他在担任溧水县尉的3年时间里，创作了《中山覆篑集》5卷，这是溧水区最早的著作集，也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其中的长篇叙事诗《双女坟》，描写梦遇仙女、人鬼相恋的故事，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此外，唐朝史学家许嵩撰写的《建康实录》记载建康（今南京）在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代中的史实及轶事。该书广征博引，记述翔实，保存着正史不载的罕见资料，是研究六朝史、南京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又一次进入分裂动乱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沉寂300多年的南京再次崭露头角，成为南唐的国都。南唐在政治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王朝和偏安王朝，它以江宁（今南京）为中心，前后统治江淮地区将近40年。南唐全盛时期的地域，包括江苏、安徽淮河以南、江西、湖南、湖北东部、福建等我国中南部最富庶的地区。南唐虽偏安一隅，但在文化传承上却可圈可点，国学大师钱穆称赞“南唐文物，尤为一时之冠”。 (56) 南唐君主重用文臣，以文治国，开启北宋文人政治之先河。
南唐时期，先主李昪推崇道教、包容佛教，中主李璟道、佛并重，后主李煜崇佛佞佛。上行下效，南唐后期佛教盛极一时。清凉大道场（又名清凉寺，位于今清凉山公园内）是南唐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文益禅师长期居住在寺内，他创建的法眼宗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分支，享誉海内外，该寺成为中国佛教法眼宗祖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一成语就诞生于清凉大道场。
南唐的文学成就以词最为耀眼，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至大。词始于中唐以后，盛于两宋，五代时期是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以前蜀、后蜀与南唐词最负盛名，史称：“词至西蜀、南唐，作者日盛，往往情至文生，缠绵流露。不独为苏、黄、秦、柳之开山，即宣和、绍兴之盛，皆兆于此矣。” (57) 南唐词独步天下，开创了一代文学之风，成为宋词的一个重要源头。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宰相冯延巳造诣最深，李煜被称为“一代词宗”“千古词帝”。国学大师王国维评价他们的词时写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58)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59) 据有关学者统计，南唐时期的词人作品共计255首 (60) ，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创作于国都江宁。
南唐宫廷画院内外汇聚了徐熙、董源、巨然、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创作了大量的传世之作，其中以徐熙《玉堂富贵图》《雪竹图》、董源《潇湘图》《夏山图》《龙宿郊民图》《溪岸图》、巨然《秋山问道图》《万壑松风图》《山居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宫中图》《重屏会棋图》《琉璃堂人物图》、王齐翰《勘书图》等享有盛名。南唐画院制度直接影响了北宋宫廷画院。
南唐三主均重视文化建设，在文献的收藏、保存、整理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北宋国家藏书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南唐。南唐为北宋王朝输送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文人，如韩熙载、李建勋、徐锴、徐铉等。在北宋类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的编写人员中，有许多人都是来自南唐。南唐三主对文化尤其是文艺的推崇，带动了文房四宝的发展，其中引进蜀地造纸工匠在南京制造的“澄心堂纸”名扬天下。
南唐时期，在栖霞山隋代木质舍利塔的旧址上，重建五级八面密檐式的石质舍利塔，自下而上分为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通高18米，白色石灰岩石砌造。整体结构紧凑，雕饰精美，是唐宋之际我国江南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在社会风俗方面，缠足陋习始于南唐，后主李煜首倡宫女窅娘缠足，上行下效，很快传遍全国，影响中国妇女1000多年。
公元976年元旦，南唐后主李煜在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重兵围城之下献城投降，南唐亡国，南京城在和平交接中归于北宋。南唐的典籍、人物、制度在政权更替中流向中原，深深地影响到有宋一代的文化。宋太祖灭南唐后，将南唐都城江宁府降格为昇州。至宋真宗时，将昇州升格为江宁府，以其子寿春郡王赵祯（宋仁宗）为江宁府尹，进封为昇王，因此江宁府又称昇国，地位仅次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中期，建康再度繁华起来。欧阳修赞叹道：“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 (61) 南宋时期，改名建康府，宋高宗赵构一度欲定都于此，后由于金兵进迫，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将建康府定为行都，又称留都、陪都。两宋时期的江宁府（建康府），“领江左八州之地，于东南为大都会” (62) ，为“天下巨镇” (63) ，是江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重镇，有“江南第一州” (64) 之美誉。
宋代，建康佛道盛行，寺院道观众多。据《景定建康志》卷四五至四六记载，建康府城内外有佛教寺院近90所，道教宫观近30座。令人瞩目的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印度高僧施护将所携带佛祖顶骨舍利奉献给长干寺；端拱元年（988年），玄奘大师顶骨舍利被在终南山紫阁寺修行的天禧寺住持可政带回密藏。 (65) 时隔将近一千年后的1942年，在天禧寺旧址出土玄奘大师顶骨舍利；2008年，在南京明代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阿育王塔内就盛放着佛顶骨舍利和感应舍利。这些舍利如今分别保存在南京灵谷寺、小九华山三藏塔、牛首山佛顶宫，以及日本东京慈恩寺和奈良药师寺等寺庙中，成为镇寺之宝。因此，有专家认为，南京是一座佛教之都。 (66) 南京也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早在南宋时期，南京丰富路上就建有一棵松礼拜寺。 (67)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青年时代随父在金陵清凉寺读书，入仕后二任宰相、三任江宁知府。他前后在金陵生活近20年，留下《泊船瓜洲》《桂枝香·金陵怀古》《游钟山》《梅花》等诗词作品多达百余篇，有《王临川文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同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在元丰七年（1084年）顺江而下，来到金陵，会晤了退隐在半山园家中的王安石，写下了《同王胜之游蒋山》《渔家傲》《次荆公韵四绝》等诗词。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还自汤泉十四韵》和张耒《怀金陵》《赏心亭》，以及有“词家之冠”之称的周邦彦在担任溧水令期间创作的《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均堪称歌咏南京的佳作。入宋的南唐遗臣及后裔撰写了一批怀念故国的史学作品，如史虚白（一说其子撰写）《钓矶立谈》、徐铉等《江南录》、郑文宝《江南近事》《江表志》、陈彭年《江南别录》等，是研究南唐史的第一手资料。北宋马令撰写的《南唐书》30卷记载南唐历史颇为详备，可补正史之不足。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人掳掠至北方边地，史称“靖康之难”。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重新建立宋政权，史称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称行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于杭州。南宋偏安江南。叶梦得在担任建康知府期间，创作了不少感怀时事、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作品，编为《建康集》。婉约派代表词人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担任建康知府病逝前后创作的《浪淘沙·帘外五更风》《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等词作，展现出家破夫亡后凄楚悲凉的内心世界。建康留守张孝祥在任上创作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借景抒怀，成为千古名篇。“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陆游在建康不仅留下了《登赏心亭》这样的佳构，而且还撰写了《南唐书》这样的史学名著。宋词“豪放派”代表、有“词中之龙”美誉的辛弃疾游历建康时，目睹山河破碎，触景生情，写下了《念奴娇·我来吊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等多篇佳作。南宋诗人文天祥兵败被俘，羁留金陵驿期间，满怀悲愤的心情写就《金陵驿》《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等催人奋进的诗篇。范成大《望金陵行阙》、杨万里《寒食前一日行部过牛首山》《登凤凰台》堪称掷地有声之作。曾极《金陵百咏》、苏炯《金陵杂兴》则是以诗歌写就的南京山川历史画卷。南宋地方文献留存下来的有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和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其中由南宋规制最完备，集讲学、藏书、刻书和祭祀于一体的书院——建康府明道书院山长周应合主持编纂的《景定建康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部名志，也是南京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该书体例完备，内容广博，包括建置、疆域、山川、城阙、职官、科举、财赋、名人、儒学、文籍、武卫、河渠、关隘、金石、名迹、风土等方面。书中对扬州、丹阳、金陵、建邺、越台等地名做了精详考辨，还附有20幅精美的地理图，为以前方志所未见。宋院本《金陵图》（清宫廷画家冯宁仿杨大章版）是描绘宋代南京城乡风貌和社会生活的写实风俗画长卷。画卷共绘有533个人物、90个动物、24个车马轿舆、40多个店铺摊贩，堪与明代《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相媲美。
元朝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如下令戒滥杀，归降者可保留财产、官职，保护先贤遗迹和招聘人才等。1274年，元军统帅伯颜率军进入建康（今南京）城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南京的经济、文化较快地得到恢复，并延续了南宋时期的发展趋势。 (68) 元朝政府将建康府改为建康路（后改名集庆路），建康成为路治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治所所在地，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元朝南京不仅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更是文人官僚和商贾流连忘返之地。元代统治者对云锦的喜爱促进了南京云锦织造业的长足发展。
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在南京留下了《沁园春·我望山形》《水调歌头·南郊旧坛在》《夺锦标·霜水明秋》等词作，抒发对江山兴废的感慨和物是人非的怅惘。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被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他曾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侍御史，在南京期间，写下了《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满江红·金陵怀古》等传诵千古的金陵怀古词。此外，由曾任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张铉编纂的《至正金陵新志》，是现存的元代唯一一部关于南京的方志，其体例和篇目基本沿袭《景定建康志》，书中广为辑录各种历史文献，尤以丰富的元代南京地方史料最为珍贵，是研究元代南京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该书元至正四年（1344年）集庆路学、溧阳州学、溧水州学和明道书院的合刊本，共15卷，体现了宋元时期印刷术的质量和发展水平。
五、 明初至清中期：南京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
1356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集庆路，改名应天府。朱元璋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十多年的韬光养晦，逐步翦灭群雄。他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最终推翻元朝的统治。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以应天府为南京，建立明朝政权，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中心，从此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统一起来。1420年12月，明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此后200余年间，南京成为留都，又称南都、陪都，中央官僚机构依然保存下来，仍然是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朝276年间，南京话作为官话在全国推广开来，这是南京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明朝定都南京后，朱元璋着手恢复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体系，他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朱棣继位后，将程朱学派的主要著作汇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全国。著名思想家湛若水长期在南京为官，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这一心学理论。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在南京任职期间，提出了“致良知”学说，从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皆崇信佛教，在南京兴建或重建佛寺，如灵谷寺、天界寺、能仁寺、鸡鸣寺、天禧寺（永乐年间，改建为大报恩寺）、静海寺等寺院（其中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和鸡鸣寺为明代南京国家五大佛寺）。据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记载，有明一代，佛教寺庙多达180余座。朱元璋称帝后不久，延请高僧宗泐至南京，并派其西行取经；在天界寺（后迁至天禧寺）设立全国佛教最高管理机构——善世院（后改名为僧录司）；在大报恩寺组织编纂佛教集大成之作《大藏经》等。明朝时就有学者认为南京是中国的“王舍城”——即佛教圣地 (69) 。对于道教，明朝帝王宠眷有加，鼓励兴建道观。据葛寅亮《金陵玄观志》记载，有明一代，宫观祠庙有66所（其中朝天宫、神乐观为大观）。明太祖朱元璋召著名道士刘渊然到南京，赐号“高道”，居朝天宫西山道院。在朝天宫，朱元璋设立管理全国道教的最高管理机构——元教院（后改名为道录司）。朝天宫不仅是皇室贵族焚香祈福、礼拜道教诸神的道场，同时还是文武百官和官僚子弟演习朝拜天子礼仪的场所。对于伊斯兰教（当时称为“回回教”），明朝统治者实行宽柔相济政策，在聚宝门外修建回回礼拜寺、在三山街修建净觉寺。明代南京共有清真寺8座，其中净觉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心和推动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金陵学派”诞生地。出生于南京的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王岱舆曾在南京进行宗教活动，他的主要著作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他是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开拓者，与马注、刘智、马复初一起被称为回族四大著作家。明朝初年，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设立钦天回回监，在聚宝山（雨花台）设立测候台（钦天回回台）， (70) 聘请回回天文历法学家黑的儿、郑阿里、马德鲁丁、伍儒、温尔里、珀珀、迭里月实、贝琳等人进行天文、历法观测和研究。 (71) 明朝后期，南京以其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特质，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场所。意大利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万历年间三度来到南京，在南京承恩寺（今中华路水游城）、正阳门西营崇礼街（今大光路大阳沟）、中山门外居住期间，广交各界名流，如叶向高、瞿太素、李贽、徐光启等人，在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和促进中西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南京崇礼街神父住所设置的小圣堂是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他在南京将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发展为天主教徒，并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世界数学名著《几何原理》。 (72) 利玛窦的宗教活动，奠定了晚清时期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两大牧区中心之一的基础。
明代南京文学成就斐然。“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和高启，在南京生活多年，对明初南京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濂《阅江楼记》《游钟山记》、刘基《郁离子》、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均为诗文佳制。明代中期，陈沂与顾璘、王韦齐名，有“金陵三俊”之称。“三俊”与朱应登并称“金陵四家”，又与顾璘之弟顾瑮，并称“金陵四杰”。他们与许穀、金銮、盛世泰、陈芹等人诗词唱和，频繁雅集，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群体，推动了南京文坛的繁荣。《明史》评价道：“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徐霖、陈铎、金琮、谢璿辈谈艺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璘主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彰。许穀、陈凤、璿子少南、金大车、大舆、金銮、盛时泰、陈芹之属，并从之游。穀等皆里人，銮侨居客也。仪真蒋山卿、江都赵鹤亦与璘遥相应和。沿及末造，风流未歇云。” (73) 明代中晚期南京的戏曲和小说成就影响深远。徐霖长期生活在南京快园，擅长辞赋，精通音律，正德间与陈铎并称为南京的“曲坛祭酒”。他创作的《绣襦记》是中国戏曲史上南戏向传奇过渡期间的一部重要作品。有“东方的莎士比亚”之称的剧作家汤显祖，先后在南京游学、为官长达十年，他潜心于戏剧创作，所作传奇《紫钗记》《还魂记》（又名《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其中《紫钗记》即创作于南京。阮大铖是晚明成就最高的戏曲名家，他在南京期间，先后居住在中华门西库司坊、牛首山献花岩等地，创作出《石巢传奇四种》，尤以《燕子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史称，阮大铖每一部传奇作品问世几乎都会在当时产生轰动效应。散曲家陈铎世居南京，工诗善画，有“南词宗匠”之称，尤其精于声律，被称作“乐王”。著有《秋碧轩集》《香月亭集》《秋碧乐府》《可雪斋稿》《词林要韵》等，另有杂剧及传奇。他的《滑稽余韵》收小令（散曲的一种）141首，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南京城内儒士、医人、道士、和尚、厨子、媒人、刷印匠、瓦匠、银匠、篾匠、木匠、漆匠、机匠、铁匠、皮匠、烧窑、磨镜、箍桶、染网巾等100多种从业人员的众生相，以及冠帽铺、生药铺、颜料铺、茶铺、糕铺、书铺、笔铺、墨铺、纸铺、扇铺、米铺、磨坊、油坊、酒坊等将近40个店铺手工业者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文化色彩。明末清初，卓越的说书艺人柳敬亭来到南京，讲述《隋唐》《水浒》《三国》等书。因长年在南京说书，被称为“南京柳麻子”，他“一日说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 (74) 。时人奉之为曲艺界的“祖师”，有“书绝”和“南都第一”之称，以至于著名文学家孔尚任将他直接写入《桃花扇》中。
明代南京在书画方面的成就，以《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为代表。该图署名仇英所绘，画面从右至左分为三段，依次是郊野农村、繁华都市和皇宫，描绘了1000多个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物和109个店幌、匾额，真实地再现了明代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该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史学和文献整理方面，官修史志与私人著述交相辉映。官修的著名史书有宋濂等人编纂的《元史》，名列“二十四史”之中。官修方志有通志、府志、京城志、县志和专志，以专志最具特色。通志有闻人诠《南畿志》。府志有程嗣功、王一化《万历应天府志》。京城志有礼部编纂的《洪武京城图志》。县志有：董邦政修、黄绍文纂《嘉靖六合县志》；刘启东修、贾宗鲁纂《嘉靖高淳县志》；王诰修、刘雨纂、管景等增修《正德江宁县志》；李登纂修，盛敏耕、顾起元同纂《万历江宁县志》；吴仕诠修、黄汝金纂《万历溧水县志》；李箴等修《万历六合县志》；沈孟化修、张梦柏等纂《万历江浦县志》；李维樾修、沈孚中纂《崇祯江浦县志》。专志有：王逢年《南京吏部志》，陶尚德、庞嵩等《南京刑部志》，范景文、张可仕《南枢志》，徐必达、施沛等《南京都察院志》，赵官《后湖志》，黄佐《南雍志》等。私家撰述有陈沂《金陵古今图考》《金陵世纪》《献花岩志》、盛世泰《牛首山志》《栖霞小志》、焦竑《焦氏笔乘》、朱之蕃《金陵图咏》、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金陵玄观志》等。
明朝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永乐大典》，初名《文献集成》。由解缙、姚广孝等人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编纂，从1403—1408年前后用了6年时间，参与者达到3000多人。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我国古代辑录最为广博、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类书。《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该书编成后，先是收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运到北京的文楼保存。明代中叶，宫中大火，曾危及《永乐大典》，嘉靖帝为防止孤本遭遇不测，下令重抄一份，至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永乐大典》遂分为正副。原本为正本，此后下落不明；重抄本为副本，雍正年间移至翰林苑，此后屡遭厄运。流传下来的嘉靖副本，目前已知存世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收藏机构。 (75) 300年后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直接受到《永乐大典》的影响。 (76)
明代的南京是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当时的国子监集中了宋元以来江南地区的木刻书版，曾多次印刷出版。而天禧寺（大报恩寺）在佛教典籍的收藏、刊刻方面占有独特的地位。洪武年间，在天禧寺刊刻并收藏经版的佛教大丛书称为《洪武南藏》，现存6065卷，2007年入选国家图书馆珍贵古籍名录。 (77) 永乐年间在大报恩寺刊刻并收藏经版的佛教大丛书称作《永乐南藏》（简称《南藏》），前后三次续刻，总函数达到678函，共收典籍1618部6325卷，刻成不久即开放供自由请印。 (78) 《永乐南藏》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承、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吴承恩《西游记》，现存最早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该刻本有线描插图197幅，首次将唐僧师徒形象以插图形式予以定型。《本草纲目》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撰成，全书约190万字，收录1892味药、11096个药方，凡16部52卷。其最早刻本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金陵后学胡承龙梓行本”，世称“金陵本”，2011年“金陵本”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哲学名著《藏书》也是在南京刊刻，并由南京状元焦竑为之作序。在南京初刻的传世名著还有冯梦龙《警世通言》等。天启年间至崇祯年间，在南京活跃着两位一流的刻书家，一位是吴发祥，由他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颜继祖辑录），在天启六年（1626年）出版，书中收录170余幅图，是目前所见最早采用饾版与拱花多色套印技艺的图书。另一位是胡正言，他在鸡笼山下筑十竹斋，既是私人住宅，同时又是木刻水印作坊，集编绘、刻印和流通于一体，在明清交替之际，刻印了他本人编选的《十竹斋书画谱》（约1627年出版）和王概等人编选的《十竹斋笺谱》（1645年出版）等作品，其中《十竹斋书画谱》分为《书画谱》《墨华谱》《果谱》《翎毛谱》《兰谱》《竹谱》《梅谱》《石谱》八大类，共有180幅画和140件书法作品；《十竹斋笺谱》收录将近300幅图。这两部作品是中国水印木刻版画的巅峰之作，代表了明代印刷业的最高成就，对日本浮世绘乃至近代西方艺术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南京十竹斋也因此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为了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针对元末明初“人习战争，惟知干戈”的现状，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他下令从京城南京到府、州、县，大建学校。 (79) 他在南京建立的国子监又称国子学、国学、太学，是明初国家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在亚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大学。始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国子监及其东侧的孔庙同时落成。国子监规模宏大，据明代黄佐《南雍志》卷七《规制考上·上篇·建置本末》记载：“东至小校场，西至英灵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桥。”左庙右学，学舍极多，又有广业堂、敬一亭、光哲堂、讲院、射圃、仓库、园池、祭酒司业宅等。洪武十五年国子监刚刚建成时，学生人数最少，有577人；永乐二十年（1422年），学生人数最多，达9972人。留学生来自日本、琉球（今日本冲绳）、暹罗（今泰国）等地， (80) 通常有20人左右。宿舍有1000间。国子监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程。《永乐大典》就是由国子监生编抄完成的。
明朝南京的科技成就集中体现在天文观测、城墙建设、陵墓营造、寺庙建设和造船业上。
明朝在鸡笼山北极阁元代观象台旧址上，设置钦天台（北极阁因此又名钦天山），由钦天监管理。钦天台使用球仪、浑天仪、日晷、简仪等天文仪器，观察天文气象。明代南京钦天台优良精巧的设备，令16世纪末前来参观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叹为观止。 (81) 清朝初年，将这些仪器设备全部运到北京。明末吴梅村《观象台》诗中“候日观云倚碧空，一朝零落黍离同”，哀叹的就是明清易代、天文仪器北迁之事。这批珍贵的古天文仪器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后，曾遭劫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归还我国。1933年6月从津浦铁路运回南京，先是放在浦口火车站。1934年2月运至紫金山天文台内。
明代南京城由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四重城垣构成，前后历时28年建成。其中京城和外郭城墙依山傍水、因形随势而建，蜿蜒起伏于自然山水之间。南京明城墙无论是在墙体结构、城砖制作、黏合剂应用、瓮城构建、防水排水系统的设计、护城河水源利用，还是在平面布局、皇宫选址、外郭建造等方面，都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南京明城墙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都城城墙。明朝南京城由内到外的四重城墙构造，不仅体现了南京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而且在中外都城建设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南京明故宫也成为北京紫禁城的蓝本。 (82) 明代南京被认为是中国最美丽、最雄伟的城市。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六年（1598年）、二十七年（1599年）三度到南京，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 (83) 中写道：“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
明孝陵是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1961年，国务院将它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孝陵前后历时32年建成。自下马坊至宝顶，总长达2.62千米。地势高低起伏，神道逶迤曲折，达到了人工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孝陵神道两侧石刻依次为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马，各两对，一立一卧，共12对。石兽之北是一对浮雕有盘龙纹和云气纹的白玉石望柱，再过去就是文臣、武将各两对，均为整块石料雕凿而成，体量高大，线条简洁，纹饰精美，形象生动，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再现了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君临天下的豪迈气概。这些神道石刻保存完好，是明朝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历史、科技和文化艺术价值。明孝陵陵寝制度承上启下，别创新格，为以后500多年的明清两代帝陵所沿用，在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2003年7月3日，明孝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报恩寺琉璃塔是明成祖朱棣为其生母碽妃祈福而建，八角九层，高约78米（一说高105米），塔身以绘有佛教题材图案的白色琉璃砖砌筑，拱门、塔檐、斗拱、栏杆用饰有飞天、飞羊、狮子、白象、人面蛇身神像的五色琉璃砖瓦砌筑。大报恩寺琉璃塔（俗称“瓷塔”）开创了我国琉璃塔的先河，与长城并列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 (84) 连从未到过中国的丹麦童话小说家安徒生在其作品《天国花园》中都有专门的描述。大报恩寺塔经过清朝顺治年间随荷兰使团到达南京的荷兰画家、探险家约翰·尼霍夫《中国出使记》的描绘（他误将9层画成了10层），深深地影响到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吉祥和繁荣的象征。18世纪的欧美国家纷纷在花园中进行仿造，最成功的案例是苏格兰建筑师威廉·钱伯斯为威尔士公主道维格尔设计的邱园（今伦敦皇家植物园）八角形十层宝塔，建于1761—1762年。邱园宝塔后来成为欧洲所有宝塔效仿的典范，如雅斯科基赛罗的宝塔、蒙伯利亚的宝塔、卡塞尔的卡尔索宝塔以及奥伦尼伯姆的宝塔。 (85)
龙江船厂和宝船厂是明代南京的两个官办造船机构。 (86) 龙江船厂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造船厂，所造船只种类有预备大黄船、大黄船、小黄船、战船、三板船、浮桥船、巡座船、印巡船、巡沙船、哨船等。 (87) 宝船厂专门制造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船只。沈
《南船纪》、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全面地展现了南京乃至我国明代造船业管理水平、生产能力、工艺和技术盛况。
清顺治二年（1645年），豫亲王多铎率军由通济门进入南京城，南明福王小朝廷覆亡。南京在朝代更迭中，被降格为江宁府，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但南京城并未遭受到战火破坏，社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清代早中期200余年间的南京，尽管遭到清廷的刻意抑制，但仍然是江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地位仅次于北京 (88) ；同时，南京更是一个文化的城市和娱乐的城市。据西方人记载：“南京居住着文人、学士、舞蹈家、画家、考古家、魔术家、医生、诗人和名妓。这个美妙的城市中有各流派的学术、艺术和娱乐……在这里，人生的大事就是作诗和恋爱。” (89) 南京文化在清廷的打压下，不屈不挠，于守正中再创辉煌。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而且还孕育和诞生了一批传世名作，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现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来自江南省（今江苏、安徽和上海）的考生人数多达2万人以上。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南贡院共举行了108次乡试，产生解元108名，其中江苏75人（含南京8人），安徽33名。在清朝267年中，全国科举考试共112次，产生114名状元，江南贡院考区独占鳌头，其考生考中状元者就达58名，其中江苏49名（含南京4人），安徽9人，占整个清代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 (90) 从江南贡院走出的名人有吴敬梓、郑板桥、袁枚、方苞、邓廷桢、翁同龢、王韬、张謇、陈独秀等。
清初戏曲家、小说家和出版家李渔寓居南京，在中华门东构筑芥子园，经营书铺，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有《闲情偶寄》《笠翁对韵》《笠翁一家言文集》《十二楼》《古今史略》《笠翁传奇十种》等，今人编有《李渔全集》。其中《闲情偶寄》是李渔的代表作，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他还自建家班，巡回演出，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化活动。
清代诗人、戏曲家孔尚任多次到南京寻访南明遗迹，历时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写成以明末南京为背景的《桃花扇》传奇。作者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结合南明王朝的兴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故事凄婉伤感，情节缠绵动人，人物栩栩如生。作品一问世便好评如潮，与洪昇的《长生殿》并称为清代戏曲“双璧”。世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昇并称“南洪北孔”。
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安徽全椒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33岁的吴敬梓移居金陵，自称“秦淮寓客”，靠卖文度日。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儒林外史》等。他在南京创作的《儒林外史》，通过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群体生动形象的塑造，使该书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和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和父亲曹颙、叔叔曹頫三世四人担任江宁织造，声威显赫，后来被雍正皇帝抄家，遭受灭顶之灾。曹雪芹少年时生活在南京，正是南京经济文化繁盛时期，也是曹家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家庭的过山车式变化对其影响巨大。他后来移居北京，创作出不朽的鸿篇巨制《红楼梦》，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因当时社会环境和手抄流传的限制，仅保存80回。作者通过对家族兴衰的艺术升华，对封建腐朽的科举制度、等级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书中的人物、景点、语言等，在南京均有其原型可寻。
清朝诗坛“性灵派”领袖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历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县令，后购筑随园于南京小仓山，以著述终老，世称“随园先生”。他在随园诗酒自娱，广交朋友，创作了《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作品。
清代文坛上最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与南京渊源深厚。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生于江宁府六合县，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中年弃官，致力于教书授徒和精研学问，两度担任钟山书院山长，时间长达22年之久。他始终恪守以古文义法传授生徒，提倡为文要“考据、义理、辞章”相济，培养了一批桐城派中坚力量。他在南京还编纂《嘉庆江宁府志》、定稿《古文辞类纂》。其后继者“姚门四杰”中，管同、梅曾亮均为上元（今南京）人，他们共同推动了桐城派的发展和传播。
明清鼎革之际，南京画坛涌现了金陵画派中最具影响力的画家群体——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他们虽然在题材、风格或师承方面不属于同一个绘画流派，但因生活于金陵，相互过从甚密，并著称于画坛，故称“金陵八家”。其中樊圻、胡慥、谢荪为南京人，龚贤、高岑、邹喆、吴宏、叶欣为流寓南京的移民。这些画家隐居不出，潜心作画，风格各异，对后世创作影响深远。同一时期杰出的画家还有髡残（号石谿）、石涛、程正揆（号青谿）、周亮工等，其中髡残、石涛两位僧人画家合称“二石”，髡残与程正揆合称“二谿”。出生于南京状元境的周亮工还撰有《印人传》，记录明清两代印人事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刻印人立传的专著。
清初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南京诞生了我国流传时间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古代中国画启蒙教材《芥子园画传》（又名《芥子园画谱》《笠翁画谱》《笠翁画传》）。该书不仅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部奇书，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用图解方式解析绘画技法的彩色套版图书。 (91) 它是芥子园主人李渔授意王概等人在南京编辑刻印，内容涵盖山水、人物、花草、虫禽等内容，从用笔技巧到构图造型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到章法布局，为初学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它以图谱为主，文字为辅，顺应中国画的基本规律，更符合文人画的程式要素，因此经久不衰，近现代画坛名家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都曾把《芥子园画传》作为学习中国画的范本。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前，南京有清真寺36座，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南京人刘智所著《天方至圣实录》《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等作品，“以儒诠经”，他与王岱舆、伍遵契共同构成“金陵学派”，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其中《天方至圣实录》被乾隆皇帝御览，成为名著；《天方典礼》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净觉寺和清凉山扫叶楼成为清代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中心。 (92)
地方文献的编纂和研究也颇具亮色。官修志书大量涌现，分为通志、府志、县志和专志四类。通志有：于成龙、王新命等修，张九徵、陈焯编纂的《康熙江南通志》；府志有：陈开虞和于成龙分别纂修的《康熙江宁府志》，尹继善等修、黄之隽编纂的《乾隆江宁府志》，吕燕昭修、姚鼐纂《嘉庆江宁府志》；县志有：刘庆远修、孙宗岱纂《顺治六合县志》，闵派鲁修、林古度纂《顺治溧水县志》，纪圣训修、林古度纂《顺治高淳县志》，刘登科修、谢文运等纂《康熙溧水县志》，李斯佺、叶楠等纂修《康熙高淳县志》，洪炜修、汪铉纂《康熙六合县志》，唐开陶《康熙上元县志》，佟世燕修、戴本孝纂《康熙江宁县志》，郎廷泰纂修《康熙重修江浦县新志》，项维正纂修《雍正江浦县志》，苏作睿主修、张简等纂《雍正六合县志》，廖抡升修、戴祖启纂《乾隆六合县志》，蓝应袭修、何梦篆等纂《乾隆上元县志》，袁枚修纂《乾隆江宁县新志》，章攀桂修、凌世御等纂《乾隆溧水县志》，朱绍文修、盛业纂《乾隆高淳县志》，武念祖、陈道垣修和陈栻、伍光瑜等纂《道光上元县志》；专志有汤椿年《钟山书院志》、马士图《莫愁湖志》、陈毅《摄山志》、释悟明《折疑梵刹志》、甘熙《灵谷禅林志》。私人撰述有余怀《板桥杂记》、顾炎武《建康古今记》《历代宅京记》、余宾硕《金陵览古》、王友亮《金陵杂咏》、汤濂《金陵百咏》、严观《江宁金石记》、陈文述《秣陵集》、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刘世珩《南朝寺考》等。
六、 晚清民国：南京文化的转型期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史拉开序幕。截至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前后100余年的时间里，南京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来由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到“西学东渐”的历史性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侵略者为了达到迫使清政府快速屈服的目的，发动了扬子江战役。1842年6月，英国侵略者以舰船70余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8月4日，英舰进入南京下关江面。在英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为避免英军攻占南京城，控扼中国“漕运咽喉”，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于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江面英国“康华丽”号战舰上被迫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一路势如破竹。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宁（今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至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达11年之久。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实行神权统治，认为除了上帝之外，一切偶像皆为妖魔。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学宫，拆孔庙，捣佛像，查禁焚毁孔孟“妖书”。在后期，洪秀全为了巩固其统治，要求“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但为时已晚。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在定都天京的十余年间，一方面设立删书衙，专事删削“四书五经”；另一方面，设立刷书衙，负责印刷书籍、文告等。《天朝田亩制度》《太平礼制》《建天京于金陵论》《资政新篇》等现在所知的51种官书及公文、告示、田凭等，都是在天京印刷出版的。 (93) 从1853年至1862年，太平天国共举行10次京考。特别是1853年还开设女科，专门选拔女性人才，突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科举制度对女性的限制。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南京籍女子傅善祥中式状元，成为中国1000多年科举史上首位，也是唯一的女状元。
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军力曾经发展到数百万之众，势力遍及18省，攻克了600多座城镇。到了后期，在清军的围追堵截面前，太平军被迫退缩到天京城内外地区，在与清军多次交战中，南京及周边地区饱受战火兵燹，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眼是凄凉疮痍。明故宫、明孝陵、大报恩寺琉璃塔均在劫难逃。毋庸置疑，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但同时也改变了南京历史的发展进程。
19世纪60—90年代，针对中国面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94) ，清朝洋务派进行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同治三年（1864年）迁到南京，称金陵内军械所，由徐寿、华蘅芳和徐建寅在南京长江边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并试航成功。同治四年（1865年），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专门制造枪炮，揭开南京近代工业的序幕。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丁日昌等人根据容闳的倡议，联名上书清廷，请求派遣留学生出国；1871年8月清廷批准并拨付150万美元专款后，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与容闳商定派送留洋学生的数额、设立预备学校、筹定留学经费、酌定出洋留学年限，以及设置留学事务所等事宜，由此促成了1872—1875年间120名中国留学生分4批赴美的历程，开启了中国留学生公费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先河。 (95)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经海军衙门批准，在南京创立江南水师学堂，专门培养海军人才。1896年，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创办了江南陆师学堂及附设矿路学堂，培养陆军人才。1897年，为了遏制大量外国银元的涌入，维护清政府金融秩序，两江总督刘坤一创办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等。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以模仿西方兵工、培养军事人才及学习西方科技为特征，促进了我国军事科技的近代化进程。
同治五年（1866年），著名学者杨仁山居士（1837—1911）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今淮海路35号），首刻《净土四经》，“为近世佛教重光之始” (96) 。此后共刻印流通经典百万余卷，藏版3万至4万块，印刷佛像10余万张。他还通过日本著名佛学研究学者南条文雄博士，从日本搜得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余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重新昌明。他以刻印、流通经典为基础，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佛教学堂——祇洹精舍，自编《初学佛教课本》，培养佛教人才，开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宣统二年（1910年）又成立了佛学研究会，进行佛教义理研究，以实现弘法利生的理想，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晚清著名学者陈三立、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同他有密切的交往。1914年，鲁迅先生曾出资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亲自断句，赠送亲友。1918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设支那内学院筹备处，以育通才、宏至教为主旨，刊布缘起章程。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集雕版、印刷、流通及佛学研究于一体的佛学机构，经欧阳渐、太虚、吕澂、赵朴初几代信士传承，这一近现代佛教振兴的策源地，至今仍是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继承者与守护者。有专家认为：“它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共同成为保存中国佛教文化的‘四璧’。” (97)
戊戌变法前，“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以候补江宁知府身份来到南京，在寓居金陵刻经处期间，写就哲学著作《仁学》一书，该书融汇了经史子集之学、儒墨道佛耶之学等，反对清朝专制统治，抗议民族压迫，希望建立平等世界。在当时的著述中，《仁学》最称激进，被邹容称为“维新运动的《圣经》”。
这一时期，官修志书延续传统，如莫祥芝、甘绍盘合纂《同治上江两县志》；蒋启勋、赵佑宸修，王士铎等纂《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以及《光绪六合县志》《光绪江浦埤乘》《光绪溧水县志》《光绪高淳县志》《宣统高淳县乡土志》等。私修史志也不乏佳作，如甘熙《白下琐言》《灵谷禅林志》、陈作霖《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琐志五种》、胡恩燮《白下愚园集》、顾云《盋山志》，以及徐鼒、徐承礼父子所撰《小腆纪年》等，代表了清代晚期地方历史文化编纂和研究的学术成就。而江南图书馆馆长缪荃孙主持编纂的《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开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编制善本书目之先河。晚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方殿华（原名路易斯·盖拉蒂，Louis Gallard）曾经在石鼓路天主教堂布道，1898年他绘制出版南京历史上第一张坐标地图《江宁府城图》，他撰写的《南京古今》《史地概述》是目前所见近代西方人对南京最富有成就的研究专著。 (98)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南京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实现对外贸易开放 (99) ，外国商人、传教士和游客等各类人士随之蜂拥而来，南京段长江两岸尤其是下关一带，海关、商铺街、大马路、二马路、邮局、饭店、车站、码头、工厂等陆续修建起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乘机发动侵华战争，攻入北京城。次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学习西方成为一股潮流，南京也汇入这一洪流之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北极阁之南筹办三江师范学堂，1904年正式招生入学，首任总办（校长）杨觐圭。它是清末实施教育新政后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也是中国近代师范学堂之嚆矢。学堂模仿当时的日本教育体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李瑞清担任监督（校长）。 (100)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因战事停办。在李瑞清的主持下，该校发展为东南第一学府，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今天的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即源于此。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清廷许可，在龙蟠里惜阴书院旧址建藏书楼，并委派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图书馆总办（相当于馆长）、江浦县学谕陈庆年为坐办（相当于副馆长）。该馆搜集、珍藏宋、元、明、清秘籍珍本、名家批校本、精抄本共达5万余册。1910年9月21日正式开馆，定名为江南图书馆，它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今天的南京图书馆即源于此。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1904年2月16日）出版的《南洋官报》是南京最早发行的报刊，由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衙门创办，南洋官报局出版，开始时每十天发行一期，后来改为旬刊和5日刊。1904年8月1日，南京开始出现日报，但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就中断了。南洋劝业会期间出版的《劝业日报》，自1910年4月29日开始发行，至12月16日停刊，该报集中报道展会和当地新闻。此外，在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前，南京还出现了《咨议局会期日刊》《金陵杂志》《兵事杂志》《艺林月报》等报刊。 (101)
鸦片战争后，随着各地通商口岸的对外开放，大量外国商品涌入，造型新奇、功能优越、使用便利的“洋货”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青睐和欢迎，很快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由城市扩张到城镇和乡村。据清朝光绪末年成书、宣统辛亥（1911年）六月刊行的《炳烛里谈》记载：“道光年间，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曰洋筒。挂灯名为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名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岂非今日之先兆乎？” (102) 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随之改变，进而加速我国传统社会节日、礼仪、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变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构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确立了建立现代中国的基本原则，开启了我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征程，从此，“皇帝”一词成为历史的陈迹。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同时，宣布采用世界上通行的阳历纪年，并将当年的阳历1月1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定为元旦（新年）。在短短三个月的任职期间，孙中山发布了大量的通告，下令废除许多封建陋习，如禁烟、禁止赌博、禁止鸦片、禁止缠足、剪辫子、自由婚姻等，从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裹小脚的恶习得到根本改观；老爷、大人、奴才、小人等反映人身依附关系和社会等级秩序的词语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流行数千年的跪拜礼也被鞠躬礼所取代；含有等级、地位区分功能的服饰向无等级秩序的中山装、西装等多元化服装演变。但这一切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起，到1928年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城止，这一段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先后扮演了留守府、都督府、督军署、副总统府、宣抚使署、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等所在地的角色。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时地被卷入到战争旋涡之中，城市发展步履维艰。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一方面继续派兵北伐，以期实现全国的统一；另一方面，着手进行首都建设，南京出现了继六朝、南唐、明初以来的第四次建设高潮。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南京的发展进程。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民国首都南京成为中国人的伤感之地。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日军在南京签订投降书，南京成为胜利之都。民国南京载浮载沉，既饱受战火的侵扰和蹂躏，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和奇迹，可谓集辉煌荣耀与酸楚泪水于一身，融动乱纷扰与和平安宁于一体。
民国38年中，1927—1937是其黄金时代，俗称“黄金十年”。民国年间的南京文化，主要亮点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宗教、新闻出版、文学、传统文化研究、教育、科学研究、城市规划和社会风俗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传播引领时代潮流。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在我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时在河海专门工程学校读书的张闻天，于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期、51期、52期上连续发表了《社会问题》一文，马克思主义从此在南京传播开来。这与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于1919年5月、11月在《新青年》上分两次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几乎同时面世。 (103)
中外宗教在相互包容中共同发展，除了道教受到抑制外，南京成为佛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心。1912年，太虚法师在南京毗卢寺（今汉府街4号）筹建中国佛教协进会，次年并入中华佛教总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太虚在毗卢寺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最后改名中国佛学会，这是一个指导和影响全国佛教革新运动的最高组织。1922年7月17日，佛学家欧阳渐在南京公园路（今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与龙蟠中路交界处一带）创立集讲学、研究、刻经和藏书于一体的近代佛教文化机构——支那内学院。初设学科、事科两科，学科包括教学、研究、述译、考订等，事科包括藏书、刻经、宣传、视察等。学制两年。欧阳渐任院长，吕澂任教务长。后又改设问学、研究两部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1924年秋，改组为问学、研究及法相大学三部，辟第二院，招大学特科生一班。1927年夏，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二院成为驻兵之地，遂停办特科，并缩小一院规模。1937年冬，欧阳渐率领众人西迁四川江津。日军占领南京后，公园路院舍及图书30万卷毁于兵燹。1943年2月欧阳渐病故，吕澂继任院长。支那内学院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宗教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1922年成立至1943年4月，在院研学者前后凡200余人，梁启超、张君劢、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都曾在这里学习。支那内学院在南京刻经110部，1055卷；入蜀后又刻经30部，50余卷。 (104) 1953年支那内学院并入金陵刻经处。
从咸丰三年（1853年）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拜访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约100年时间里，南京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中心。南京的基督教会隶属于大约18个外国差会、21个教会组织，拥有教堂和聚会点（包括郊县）60余所，外国传教士150多名。 (105) 设于南京大锏银巷17号（原大锏银巷13号）的金陵神学院是外国基督教会为了培养宗教人才，兴办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历史最长、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教会学校。 (106) 民国时期的南京基督教较之清末，宗派林立、教堂众多、信徒日众，各个教派在南京竞相购地置屋，建立教堂、兴办学校、开办医院，在扩大基督教在南京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南京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扩大了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
伊斯兰教在民国时期的南京发展迅速。据统计，南京有清真寺30余座，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在全国均居于领先地位，其中净觉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107)
新闻出版方面发展速度惊人。1913—1922年间，南京创办的报刊只有《新中华报》日刊、《大江南》报日刊、《南方日报》《大中华报》日刊、《宁报》日刊、《建设日报》日刊等10种，发行量只有150—1600份，主要集中报道当地新闻。 (10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的新闻出版业迅速发展，门类齐全，种类繁多，涵盖了报纸、杂志、通讯社、图书、书店和印刷厂各个领域。既有官营的，也有民营的；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据南京市市政府编写、南京共和书局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新南京》一书记载：到1933年时，南京的报社有中央日报社、新京日报社、中国日报社、新民报社、南京晚报社、人民晚报社、救国日报社、南京人报社、南京日报社、南京早报社等29家；杂志社有社会杂志社、妇女共鸣社、时事月报社、政治评论社、国民外交杂志社、现代生活社、交通杂志社、金陵神学志社、儿童生活周刊社、新青海社、法学丛刊社等39家；新闻通讯社有中央通讯社、日日新闻社、正气新闻社、民族通讯社、南京通讯社、远东新闻社、时事电讯社、长江通讯社、东亚新闻社、中国电讯社等48家。 (109) 南京的印刷企业有中央党部印刷所、华丰印铸字所、南京印刷公司、大陆印书馆、京华印书馆、金陵印刷公司、中国印刷厂、新华印书馆、南京印书馆等31家，其中1927年之前开设的只有4家，其余27家均为1927年后开设。 (110) 1933年前，南京的出版社有官方创办的正中书局、拔提书局、军用图书社等多家，民营的有天一书局、京华书局、钟山书局、青白书店、华牌楼书店、新亚洲书局、新京书局、群众图书公司等10余家；到1937年前，在南京开设分店的上海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中央书店、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南京书店、神州国光社、共和书局、光天书局、公益书局、新时代书局、南洋书局13家。1927—1937年，在南京经营书报刊业务的书店有64家，既有本地的书店，也有上海各大书局在南京开设的分店。 (111)
民国南京，在中国文坛一枝独秀。朱绪曾《金陵诗征》、陈作霖《国朝金陵诗征》《续金陵诗征》全面展现“诗国”南京成果自不必说。随着南京开埠，鲁迅、周作人、巴金、胡风、曹禺、朱自清、俞平伯、张恨水、张爱玲、阿垅、郭沫若、余光中、周而复、赛珍珠等文学家，以及陈三立、王伯沆、仇埰、王孝煃、柳诒徵、吴梅、黄侃、汪辟疆、胡小石、陈中凡、汪东、唐圭璋、卢前、叶灵凤、吴白匋、陈白尘、陈瘦竹、沈祖棻、孙望、程千帆等文学史家先后在南京求学、教学、游历或生活。朱自清《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巴金《死去的太阳》、倪贻德《玄武湖之秋》、赛珍珠《大地》、曹禺《原野》、张恨水《秦淮世家》《丹凤街》、张友鸾《魂断文德桥》、程先甲《金陵赋》、路翎《云雀》、郭沫若《南京印象》，以及唐圭璋《全宋词》，或是在南京创作，或是以南京为背景创作。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和题材的报告文学、日记、回忆录、小说等，从不同视角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南京人民经历的黑暗和苦难，形成了现代中国特有的“战争文学”。其中代表作有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北京记者田伯烈（H.J.Timperly）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拉贝（John H. D. Rabe）的《拉贝日记》（又名《敌机飞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美国传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魏特琳日记》，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的《龙子》，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时任南京安全区第四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卫生组组长程瑞芳的《程瑞芳日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蒋公榖《陷京三月记》、郭岐《陷都血旧录》、李志痕《沦京五月记》、陶秀夫《倭寇祸京始末记》、陆泳费《丁丑劫后里门见闻录》、钮先铭《佛门避难记》，以及作家范式之《敌蹂躏下的南京》、林娜《血泪话金陵》、白芜《今日之南京》、阿垅《南京》（出版时改名《南京血祭》）等。
地方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在继承中有所创新。采用传统方法编纂出版的成果有王焕镳《首都志》《明孝陵志》，胡祥翰《瞻园志》《金陵胜迹志》，傅焕光《总理陵园小志》，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刘春堂修、吴寿宽纂《民国高淳县志》，陈诒绂《石城山志》，严伟《南汤山志》，汪訚《覆舟山志》，夏仁虎《秦淮志》《玄武湖志》，龚心铭《浦口汤泉小志》，以及徐寿卿《金陵杂志》《续金陵杂志》、潘宗鼎《金陵岁时记》《扫叶楼集》、张通之《白门食谱》、缪荃孙《秦淮广记》、王猩酋《雨花石子记》、卢前《冶城话旧》《东山琐缀》《南京文献》、南京市政府秘书处《新南京》等。采用现代实地调查和文献相结合方法的研究成果有张璜《梁代陵墓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朱偰《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名胜古迹影集》等。此外，20世纪20年代，曾任江南图书馆（又名国学图书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在南京开始《中国文化史》的写作，1947年公开出版。此书确立了中国文化史的历史地位，同时确立了文化史写作的基本框架。20世纪30年代，词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唐圭璋在南京编写《全宋词》，1940年公开出版。全书共收录宋代词人1330家，词作21116首，与清代的《全唐诗》一起，并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历史学家罗尔纲撰写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系统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一本专著。
传统文化研究独树一帜。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人，在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对于西学，则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学衡》杂志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版79期。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学衡派”名著一时。学衡派代表人物大多留学过欧美，他们以中华传统文化守望者自居，在新文化运动中持保守主义立场，以《学衡》为阵地，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维护儒家文化；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废除文言文，但并不排斥白话文；反对文学革命，但并不反对改良文学。学衡派坚持整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研究，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在文化教育方面，民国南京涌现出了一批现代化的文博场馆、图书馆、学校和幼儿园，如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编译馆、国史馆、国立美术陈列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晓庄师范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南京第一中学、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钟英中学、汇文女子中学、明德女子中学、南京市第一模范小学、晓庄师范附属小学、力学小学、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等。它们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进学术研究、促进社会进步、培养各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由南京国立音乐院师生吴文季等人采集、整理和改编的西康民歌《康定情歌》（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又名《溜溜调》）和新四军战士何仿在六合金牛湖畔采集整理改编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原名《鲜花调》）从南京飞向全国，传遍世界。
在科学研究方面，1914—1915年间，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9人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首任社长，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同时创办《科学》杂志。1916年在南京建立支社。1918年10月，总部迁到南京，直到1931年总部迁到上海新址为止。中国科学社在南京的12年，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在普及科学知识、创立科研机构、集成科研群体，以及推动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12)
1928年6月9日，民国学术研究最高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更是意义重大。该院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事科学研究；二是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设有特任级院长1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宜。其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由大学院分化而成）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十个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迁往新址办公），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抗战胜利后，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八单位，暂设于上海，总办事处及天文、地质、气象、历史语言、社会五个研究所，共六单位，设于南京。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是蔡元培，继任院长为朱家骅。总干事先后为杨铨、丁燮林（代理）、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钱临照和周鸿经。中央研究院设有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学术评议会，对内促进学术进步，对外谋求国际合作。1935年9月7日，举行首届评议会成立大会。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选举姜立夫等81人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各机构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科学院接收。
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独领风骚。1928年1月，鉴于首都南京是中外观瞻之所系，为提升南京的城市形象，将南京建成世界上一流大都市，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委员会主席，孙科和孔祥熙分别担任工程建设组主任和经济建设组主任。在首都建设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负责制定《首都计划》，并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古力治为顾问，以期借鉴国外城市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1929年12月31日，《首都计划》正式公布，其内容包括史地概略、百年后的人口预测、首都界限、中央政治区地点、市行政区地点、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路面、市郊公路、公园和林荫大道、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与飞机场、自来水与电厂、排水系统、市内交通设备、电线与路灯、公营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开发计划，以及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方面，并附有各类地图、模型图、设计图、效果图、照片等将近70幅。
社会风俗在继承中也有所创新。1934年，国民党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礼义廉耻”（四维）是其中心思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三化）是其行动指引。蒋介石希望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革除陈规陋习，提升公民素质，以达到所谓“救国”和“复兴民族”的目标。1935年10月10日，在励志社举行了南京历史上第一次集团结婚（即集体婚礼），这是继4月3日上海举行中国首次集团结婚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集体婚礼活动。参加这次集体婚礼的每对新人平均花费不超过60元，官方花费约为1000元。此后，集体婚礼在全国进一步推广开来。
清末民国的南京文化还有一大特色，这就是由地理上的拥江城市演变为科技上的拥江发展城市。工业是一个高度依赖科技发展的行业，随着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西方科技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南京境内长江南北两岸，先后涌现出浦镇机厂、和记洋行、中国水泥厂、胜昌机器厂、大同面粉厂、首都电厂、首都水厂、永利铔厂、江南水泥厂、中央无线电厂、中央化工厂、中央电瓷制造厂等一批工业企业，标志着南京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