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的特质
南京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汇古今中外于一体，熔东西南北于一炉，具有多元一体的属性。从内容上看，包含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科技、教育、民俗等；从时段上看，囊括了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六朝文化、南唐文化、明文化、清文化、民国文化等；从种类上来看，涉及金陵文化、古都文化、钟山文化、秦淮文化、石城文化、绿色文化、和平文化、长江文化、廉政文化、红色文化等，同时吸收融合了吴越文化、荆楚文化、运河文化、江南文化、北方文化和海外文化等，可谓包罗万象，气象万千，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宏大磅礴的力量。南京文化堪称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种类文化的综合体，它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华文明的变迁。 (113) 南京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兼容并包、坚韧不拔、文脉悠长、勇于创新、崇文尚读、开放进取等多元特质。
一、 兼容并包
南京不仅是中国长江流域唯一的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也是名副其实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南京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人口迁徙。第一次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十六国纷争，迫使中州士女衣冠南渡；第二次是唐朝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造成中原和江淮之间的居民大规模南迁。第三次是靖康之难，金兵南下，北宋覆亡，北方民众纷纷向南逃难。第四次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将南京人口外迁边陲，同时迁江浙人口充实南京。第五次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后，南京人口迁徙频繁。第六次是民国年间，辛亥江宁光复、二次革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日军攻占南京和国民政府还都前后，大量人口定居、迁徙、流亡……千百年来，在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的涤荡下，不同文化在南京交融、碰撞、激荡，形成了兼容并包、充满博爱精神的南京文化。
南京是多元思想、宗教的交汇中心。六朝时期，都城建康人文荟萃，统治者对各种思想宗教比较包容，形成了儒学、经学、玄学、道教、佛教多种学术思潮并存的局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南唐时期，南京继六朝之后再次成为都城。先主李昪推崇道教、包容佛教，中主李璟道、佛并重，后主李煜崇佛佞佛。南唐经历了由道转佛的变化。
宋代是儒家思想的转型重构期，理学诞生。同时，建康佛道盛行，寺院道观众多。南京也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
明朝定都南京后，南京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朱元璋着手恢复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体系，他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明太祖朱元璋崇信佛教，在南京兴建或重建佛寺，建立最高佛教管理机构善世院。对于道教，宠眷有加，设立道教最高管理机构元教院。对于伊斯兰教（当时称为“回回教”），实行宽柔相济政策，在聚宝门外修建回回礼拜寺、在三山街修建净觉寺，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南京的传播。明朝后期，意大利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三度来到南京，传播天主教。
晚清时期，杨仁山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搜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进行刊印，同时培养佛教人才，使得中国近代佛教得到复兴。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和1899年南京开埠，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南京，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传播基督教，培养传教人才和信众。
民国年间，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佛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所在地。令人瞩目的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在我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时在南京河海专门工程学校读书的张闻天，于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连续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南京的传播。
二、 坚韧不拔
自古至今，南京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纵观中国历史，南京无论是在定都的450年，还是在“非都”的2000余年期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每每首当其冲，忍辱负重，挺身而出，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和受难地，荷载起救亡图存、浴火重生的重任，从而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114) 南京以其自身扮演的独特角色，为中华民族谱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115)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能够成为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南京功不可没。
南京具有超乎寻常的坚韧品格，可谓屡挫屡兴。据学者统计，历史上（截至1600年），发生过30次及以上战斗的地方都是国都与战略性城市：南京发生的战事有106次，居全国所有城市第一位，遥遥领先于第二位洛阳（70次）、第三位长安（52次）和第四位寿州（42次）。 (116) 清朝至民国，南京至少又经历过12次攻防战，包括郑成功兵败江宁、英军攻打南京、太平军攻占江宁城、太平军保卫天京、天京陷落、同盟会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江苏讨袁军南京保卫战、北伐军光复南京、龙潭战役、国民政府南京保卫战、新四军南京周边的抗日活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117)
公元280年，吴后主孙皓“一片降幡出石头”，孙吴政权亡于西晋之手。此后，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公元317年东晋王朝在此崛起，开启了辉煌灿烂的东晋南朝文化序幕。公元589年隋朝灭陈，将建康城夷为平地，陈后主陈叔宝被俘往长安。经过约350年的韬光养晦，公元937年，在六朝古都旧址上崛起了南唐政权，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南唐文化。公元976年，在宋太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警告声中，苟延残喘的南唐政权亡于北宋，李后主李煜亡国受辱。经过近400年的积累，1368年，明王朝在这里以大一统王朝的面貌傲然兴起，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创造了中外闻名的大明文化。
南京的坚韧品格在我国近代史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南京作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多次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经历了外敌的入侵和内战的困扰，饱受战火的蹂躏，抢劫、强奸、屠城、废墟乃至城下之盟在这座城市频繁上演。第一次是1842年。英国舰队抵达南京下关江面，兵临南京城下，清政府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迫与英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是1853—1864年太平天国政权定都天京（今南京）期间。1853年，太平军攻入江宁（今南京），大肆屠杀清军和满人；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军近10万人死于内讧；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太平军将士及平民达数10万人。清军和太平军持续10余年的拉锯战，将昔日繁华的南京城变为“废都”，明故宫、明孝陵、天王府、大报恩寺琉璃塔等遭到严重毁坏。第三次是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在南京宣布讨伐袁世凯。冯国璋与张勋率领北洋军队于9月攻入南京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杀。第四次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30万无辜同胞被日军杀害。当代作家余秋雨《五城记》写道：“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118)
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多次遭战火的蹂躏，但在经历过战火洗礼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和荣光，变得更加强大。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这是历史上外来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与中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层面的无条件投降书。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红旗插上总统府门楼，标志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以及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著名文史学家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写道：“长安、洛阳、金陵、北京，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三、 文脉悠长
南京文化文脉悠长，绵延不绝，屡次成为中国文化的高原，涌现出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留下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开创了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先河。
六朝政权定都南京300余年间，处在南北对峙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义无反顾地承载起传薪播火、救亡图存的重任，都城建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六朝的文学、艺术、史学、思想、宗教等超迈前人，独领风骚，堪称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南京不仅诞生了我国第一所分科大学——南朝四学馆，而且涌现了《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诗品》《画品》《后汉书》《宋书》《抱朴子》《弘明集》，以及《兰亭序》《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
南唐立都江宁（今南京）40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其诗词书画独步天下，开创一代文学之风。诗词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造诣最深；书画则以宫廷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享有盛名。在五代十国纷争中，南唐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
明朝初期，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文化成就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明朝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永乐大典》，由解缙、姚广孝等人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在南京编纂，《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300年后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直接受到《永乐大典》的影响。明代的南京是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刊刻《永乐南藏》《西游记》《本草纲目》《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等众多传世名著。
民国南京在中国文坛一枝独秀。朱自清《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巴金《死去的太阳》、倪贻德《玄武湖之秋》、赛珍珠《大地》《龙子》、曹禺《原野》、张恨水《秦淮世家》《丹凤街》、程先甲《金陵赋》、路翎《云雀》、阿垅《南京血祭》、郭沫若《南京印象》，以及唐圭璋《全宋词》，或是在南京创作，或是以南京为背景创作。
在六朝、南唐、明初和民国定都南京的450年里，南京文化高峰迭起；但在“非都”的2000余年里，南京文化也是高潮不断。隋唐时期李白、刘禹锡、李商隐、韦庄、杜牧等人的金陵怀古诗，宋元时期王安石、姜夔、辛弃疾、萨都剌等人的金陵怀古词，清代孔尚任《桃花扇》、袁枚《随园诗话》、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不仅延续了南京文脉，而且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杰作。
此外，由《世说新语》《文选》《文心雕龙》《红楼梦》四部作品形成的“世说学”“选学”“龙学”“红学”，彰显了南京独特的文化底蕴。2019年10月31日，南京被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堪称对这座城市文学成就和贡献的最好注脚。诚如清代旅居南京的文人余怀《板桥杂记》所言：“金陵古称佳丽地，衣冠文物胜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四、 勇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千百年来，南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
六朝是南京科技创新的第一个高峰期。数学方面，南朝宋、齐年间，科学家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第七位有效数字，直到1000年后才被15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维叶特所超越；同时，祖冲之求出的用两个分数来表示圆周率近似值的密率——π=355/113，是分子、分母都在一千之内的圆周率最佳渐近分数，直到16世纪，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和德国数学家鄂图才得出相同的数值。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六朝建康城的规划建设是当时我国城市建设的典范。南齐时期，北魏孝文帝派遣将作大匠蒋少游作为副使来到建康，实地考察建康城，最终“图画而归”， (119) 北魏代京（平城，今大同）太极殿和洛阳的宫殿就是模仿建康宫殿而建。水利工程方面，吴大帝孙权在位期间开凿的破岗渎，是南京历史上最早的越岭运河。它位于江宁区和句容市境内，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是六朝建康城水上交通的生命线。破岗渎穿越茅山丘陵，中间为高岗地带，东西两头地势低下，因此，在运河上下修建了14个拦河水坝，储存足够的水量，形成梯级航道，确保船只得以顺利航行。 (120) 破岗渎工程之浩大，水利设施之先进，堪称南京古代运河工程之最，也为隋唐大运河类似工程的修建提供了样板。非遗方面，东晋末年，权臣刘裕灭掉后秦，迁关中“百工”之人于建康，并在秦淮河畔设置斗场锦署，专门管理和从事锦缎的生产。斗场锦署是南京历史上的第一个官办织锦机构，标志着南京云锦织造业的发端。
明朝是南京科技创新的第二个高峰期。南京城由内到外的四重城墙构造，不仅体现了南京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而且在中外都城建设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其中南京城墙砖文揭示的层层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对于今天的廉政制度建设仍有借鉴意义。明代南京皇宫规制直接影响到明代北京紫禁城的规划和建设。明孝陵陵寝制度为明清两代帝陵所沿用，在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俗称“瓷塔”）开创了我国琉璃塔的先河，与长城并列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同时，被西方人认为是吉祥和繁荣的象征，18世纪的欧美国家纷纷在花园中进行仿造。
晚清民国是南京科技创新的转型发展期。1864年，由徐寿、华蘅芳和徐建寅在南京长江边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并试航成功。次年，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专门制造枪炮，揭开南京近代工业的序幕，南京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航地之一。1928年，民国学术研究最高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为止，共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10个研究所。除了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外，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设立总办事处。该院对于推动科学研究、促进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南京建立的紫金山天文台和地磁台、北极阁气象台和地震台、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医院，以及中国水泥厂、江南水泥厂、永利铔厂、首都水厂、首都电厂等科研机构和工厂，都为南京或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奇迹。
五、 崇文尚读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南京儿女，崇尚传统文化，注重阅读经典，在成就自身人生和事业辉煌的同时，为延续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基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之美誉，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书香文脉。南京人历来崇文尚读，在历史上，涌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读书人、写书人、藏书人、出版人，留下了众多与崇文尚读有关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典籍。
读书方面，南京曾经有众多名人读书遗址和遗迹，如溧水境内纪念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伯喈读书台”；中华门外越城之西纪念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的“二陆读书台”；老城南赤石矶侧老虎头纪念晋朝大将周处的“子隐堂”（又称“周孝侯读书台”）；朝天宫纪念晋朝隐士郭文举的“郭文举读书台”；紫金山北高峰纪念昭明太子的太子岩（又名“昭明太子读书台”）；江宁湖熟纪念梁代昭明太子的“东湖读书台”；溧水无想山纪念南唐名臣韩熙载的“韩熙载读书台”；钟山定林寺纪念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王荆公书堂”（又名“昭文斋”）等。
著书方面，历代文人在南京留下的作品种类繁多。如六朝葛洪《抱朴子》、僧祐《弘明集》、法显《佛国记》、刘义庆《世说新语》、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钟嵘《诗品》、谢赫《画品》，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宋代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明代礼部《洪武京城图志》、解缙等《永乐大典》、茅元仪《武备志》、顾起元《客座赘语》、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袁枚《随园诗话》、陈作霖《金陵琐志五种》，民国王焕镳《首都志》、谭嗣同《仁学》、唐圭璋《全宋词》等等。
藏书方面，自六朝以来绵延不绝。东晋时期，著作郎李充根据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编写图书目录的时候，在建康见到的官方图书只有3014卷。到刘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编著《宋元嘉四部目录》时，收集的官府图书共有64582卷。齐朝永明年间，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重编《四部书目》，官方收集的图书有18010卷。梁朝初年，秘书监任昉共搜集官府藏书达到230106卷。 (121) 在私人藏书方面，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两万卷，京师莫比” (122) ；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 (123) 。南唐时期，自先主李昪担任昇州刺史时开始，就注重图书典籍的收藏，当时他创建的建业书房藏书达3000多卷。南唐中主、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 (124) 。南唐文臣徐锴在藏书方面贡献尤著，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 (125) 。有明一代，南京的焦竑澹园、顾璘息园、盛时泰苍润轩、姚汝循锦石山斋、茅元仪寤园、顾起元遯园、丁雄飞心太平庵均收藏有大量的典籍。清代南京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更是争芳斗艳，如黄虞稷的千顷堂（又称“千顷斋”）藏书达8万多卷；袁枚的随园“所好轩”和“书仓”中，藏书有30万卷；熊赐履“下学堂”、朱绪曾“开有益斋”、甘熙家族“津逮楼”，藏书均超过10万卷；严长明的“归求草堂”、周亮工的“赖古堂”、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楝亭”、孙星衍自筑的祠堂（又名“孙祠书目”）、汪士铎的“砖丘室”等，藏书也颇为丰富。 (126) 此外，民国陈群泽存书库，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献典籍。
刻书方面，自明代开始，南京成为我国出版业的中心之一。史称：“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127) 明朝胡正言的十竹斋，采用饾版、拱花等多种印刷技术，使中国古代的版画艺术和印刷技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存的《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是我国历史上彩色印刷及版画艺术的经典作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吴承恩《西游记》，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圻、王思义父子编撰的《三才图会》等均初刻于南京。清代早中期，南京“百货悉有，书坊可百余家” (128) ，以李渔芥子园最负盛名。芥子园刊刻了许多文献典籍，其中《芥子园画谱》堪称初学绘画者的宝典。以李渔芥子园最负盛名。芥子园刊刻了许多文献典籍，其中《芥子园画谱》堪称初学绘画者的宝典。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在江宁（今南京）设立金陵书局，光绪年间改名江南官书局，专门刊刻经史子集，如《船山遗书》《读书杂志》等。刊本中的诸经、《穀梁传》《毛诗》《四书》《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渔洋山人古诗选》《太平寰宇记》等以版本可靠、校勘精审著称，至今仍称为善本。近代学者叶德辉评价道：“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于扬州设淮南书局，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刊《廿四史》。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 (129) 辛丑元年（1901年）秋九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奏设官书局于江宁（今南京），初名江鄂书局，后改名江楚编译书局，由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编译教科书，翻译日本和西方书籍，陈作霖、柳诒徵、罗振玉、王国维等都是其作者，翻译出版的作品有《元宁乡土教科书》《字课图说》《历代史略》等。1928年改名为中央大学区国学书局。该书局对于普及传统文化、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30)
六、 开放进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南京在历史上对外交流互鉴频繁，其鼎盛期当属于六朝、明代和晚清民国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政权陆上对外交往路线受到限制，只有向海上拓展。六朝都城建康与国外的交流比秦朝咸阳、汉朝长安均有很大的发展。东亚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今朝鲜半岛）以及倭国（今日本），东南亚的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南亚的五天竺（包括笈多王朝，今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以及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等等，都通过海路或陆路与当时的六朝都城建康进行交流。建康成为当时我国对外交流的中心之一。交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就国外到访的人员来看，有王侯、官员、商贾、僧侣、留学生等；就出去的人员来看，有官员、学者、商贾、僧侣、工匠、画师等。
六朝的第一个政权孙吴充分利用临江傍海的地理优势，加强同海外交流。当时北起朝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有孙吴使臣和商人活动的身影。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等人出使南海诸国，到达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南洋群岛等地。回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详细记载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和风土物产。这一时期，海外的使节、商贾、僧侣等也往来不断。赤乌六年（243年），扶南王遣使至建业（今南京），“献乐人及方物”，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建造了一座“扶南乐署”，供“乐人”居住以教“宫人” (131) 。中亚、印度、大秦等地的僧人、商人，也从海道来到中国，转道至建业。大月氏人支谦从陆路经由武昌到达吴都建业，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康居国僧人康僧会从交趾（今越南）经过广州到达吴都建业，孙权为其建造的建初寺，成为江南第一寺。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论远涉重洋，到达交趾，经武昌到建业。南京赵土岗出土的孙吴凤凰二年（273年）红陶佛像等，证实了孙吴时期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高僧法显西行求法。他于399年从长安出发，到印度巡礼佛教胜迹，广罗佛典，经过30多个国家，后来泛海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两年后，随商船回国，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到达都城建康，住进秦淮河畔的道场寺（今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与出生于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在道场寺共同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法显还在道场寺撰写了《佛国记》，这部书不仅是了解当时沿途佛教的珍贵文献，也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和文化状况的珍贵文献。佛驮跋陀罗从海路到达后秦长安，然后南下庐山，经江陵到达建康，在道场寺翻译的60卷《华严经》，是华严宗据以立宗的重要经典。另一方面，外国使节不绝于途。当时，秦淮河中“贡使商旅，方舟万计” (132) 。刘宋时期，倭国国王讚遣使来建康，请回具有熟练技术的纺织、缝纫等技工。南齐时期，张景真在太子（即齐武帝萧赜）的授意下，“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 (133) ，昆仑舶属于来自东南亚的海船。梁朝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等国频繁遣使来到建康，贡献方物，并请求赐给《涅槃》等经义，以及派遣毛诗博士、工匠、画师等前往百济，梁武帝答应了百济国的请求。吴郡人陆诩曾被派往百济讲学。 (134) 遥远的拜占庭帝国于东晋穆帝至哀帝兴宁元年（345—363）遣使到建康。波斯帝国于梁中大通二年（530年）“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 (135) ，此后又多次遣使来献方物。梁朝萧绎的《职贡图》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波斯、倭国、百济等国使臣云集建康的盛况。
明代的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对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朱元璋一反元朝的四出用兵政策，采取对外睦邻友好政策。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首先派使臣出使高丽和安南，由此拉开了明朝对外交往的序幕。据统计，在洪武朝的31年间，明朝政府先后30次派使节对周边12个国家进行访问，有17个国家的使节先后135次访问中国；永乐年间，有60个国家的使节先后245次访问中国。 (136) 朱元璋还将对外睦邻政策写入他主持编写的《皇明祖训》中。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朱元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将明朝新制定的历法——《大统历》赐给对方，以此传播中华文化，展示明王朝的大国形象。明朝的对外睦邻友好政策取得了积极的反响，周边诸国不断遣使朝贡。据《明太祖实录》卷47记载：“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断。”在洪武、永乐和宣德朝，一些国家的国王也纷纷前来南京访问，如浡泥（今文莱）、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国王等。明永乐六年（1408年）秋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偕其妻、子、弟、妹、亲戚和陪臣共150余人远涉重洋，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在南京受到明永乐皇帝朱棣隆重接待。同年十月，国王忽染急病，经太医会诊抢救无效，病故于会同馆，年仅28岁。去世前留下遗言，希望“体魄托葬中华”。明成祖朱棣满足其遗愿，以王侯之礼将他厚葬于南京城南的石子岗，谥恭顺王，并派人世代守墓，由此留下一段中文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动人故事。明永乐九年（1408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540余人来访，来京朝见的当天永乐帝亲自设宴款待，而且赏赐极丰。此后，满剌加国王多次来南京访问，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与此同时，日本、高丽（今朝鲜半岛）、琉球（今日本冲绳）、暹罗（今泰国）等国，纷纷派遣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南京的回回钦天监，聚集了伍儒等一批来自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等中亚地区的天文历法学家。明代南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既深且远。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南京籍状元、礼部右侍郎朱之蕃出使朝鲜半岛，与朝鲜人交流学问，并赋诗赠答、写字作画。他还应邀为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题写“迎恩门”匾额，落款“钦差正使金陵朱之蕃书”，该匾额沿用了近300年，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在日本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南京町”也成为“中华街”的代名词。 (137)
明朝对外交流的巅峰当属郑和下西洋。明朝初年，为发展海上经济贸易，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展示大明国际形象（一说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在1405—1433年的28年间，著名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七下西洋。他率领大明皇朝的200多艘帆船航行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上，最远到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前后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是人类航海史上的最伟大壮举之一。跟随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随行人员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分别记载了航海途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宗教、风俗、物产状况，扩大了人们的视野。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
晚清时期，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目睹清廷的腐败落后和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中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在南京先后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及附设矿路学堂等。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以模仿西方兵工、培养军事人才及学习西方科技为特征，促进了我国军事科技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西学东渐还体现在西方国家输入宗教、医学、教育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由西方人创办的教堂、医院和培养新式人才的教会学校陆续在南京建立，如石鼓路天主堂、四根杆子基督教汉中堂、太平南路基督教圣保罗堂、基督医院、明德书院、汇文书院、基督女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畲清女校等。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清政府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该会有全国22个省和国外14个国家参加展览，参展展品共分24部、440类，总计约100万件。异彩纷呈的展馆造型、琳琅满目的参展展品、丰富多彩的论坛，以及剧院、游艺场、马戏团和专供参观用的小铁路等娱乐设施，对于开拓国人视野、推动工商业和技术进步，促进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强中外科技和文化交流，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38)
民国年间南京的中外文化交流，更多地体现在对外来科技文化的吸收。192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负责制定首都南京的城市规划。美国建筑师墨菲、古力治等人被聘请为顾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29年12月正式公布《首都计划》。该规划的制订，使南京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按照国际标准，运用西方都市的现代功能、技术，采用棋盘街和放射状规划模式，进行综合分区规划的城市，奠定了现代南京城市布局的基本框架。以海外归来的建筑大师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为代表的南京近代建筑，融会南北，参合中外，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综而观之，文化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色和灵魂。“南京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别于“京派”文化的古典和“海派”文化的浪漫， (139) 也有别于长安文化的雄浑、广府文化的务实和天府文化的乐观。它在中国历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上述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富有时代特点的特质，这正是“南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南京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之林中独具魅力之源泉。
(1) 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6—138页。
(2) ［民国］卢前：《南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卢前著，卢佶选编：《旧时淮水东边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4页。
(3) 卢海鸣、邢虹：《南京：中国唯一跨越江南江北的古都》，《南京日报》2020年5月22日“风雅秦淮”版。
(4) ［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页。
(5) 孙文著，刘明、沈潜评注：《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6)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45页。
(7)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九年，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516页。
(8)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江南道·昇州》，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7页。
(9) 卢海鸣：《南京历代名号》，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92页。
(10) 薛政超：《五代金陵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11) 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
(12) 鞠魁祥：《江苏溧水神仙洞的发掘和研究——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火山地质与矿产》2001年第22卷第3号，第4—7页。
(13) 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151页。
(14) ［德］卡尔·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5)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导言”：“总括而言，城市又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6) 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
(17) ［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一·古城郭》，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18)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三《城阙门·越城》注引北宋《图经》，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19) ［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
(20) ［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版，第59页。
(21)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第245页。
(22)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3) 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4页。
(24) ［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指出：“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其事又与孙、曹不同。”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5)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26) 卢海鸣：《六朝时期建康的语言状况辨析》，《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第101—102页。
(27) 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8)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29)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3—793页。
(30) 梁满仓：《论蒋神在六朝地位的巩固与提高》，载氏著《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31)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16页。
(32) 卢海鸣：《六朝建康的佛寺新探》，《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3) 《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二《庙宇门》。
(34) 《宋书》卷一七《礼志四》。
(35) 《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记载张敬儿曾于新林慈姥庙为妾求子。《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山川志一·山阜》引《舆地志》云：“（慈姥山）积石临江，岸壁峻绝。山上出竹，堪为箫管。山南有慈姥庙，因名焉。”
(36) ［宋］陆游撰，杨立英校注：《老学庵笔记》卷八，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37) 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收入《胡小石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38) 《梁书》卷四八《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0页。
(39) 《宋书》卷九三《隐逸传·戴颙》，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7—2278页。
(40)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46—269页。
(41) 许辉、邱敏、胡阿祥：《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24—126页。
(42) 《宋书》卷九三《隐逸传·雷次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93—2294页。
(43) 王焕镳编纂：《首都志》卷七《教育上》，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627页。
(44) ［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45) 《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04页。
(46) 卢海鸣：《六朝纺织业发展水平评估》，《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
(47) 卢海鸣：《论六朝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状况》，《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8) 《南齐书》卷五二《祖冲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6页。
(49) 何堂坤、何绍庚：《中国魏晋南北朝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50)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七《宅舍门·扶南乐署》，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51) 卢海鸣：《六朝时期的钢铁冶炼技术》，《科技与经济》2000年第1期。
(5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5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6页。
(54) 颜一平：《文化遗产赋彩城市形象之演生机制探析——以六朝文物、怀古文学与古都金陵形象的关系为中心》，载曹劲松、卢海鸣主编《南京学研究（第三辑）》，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83页。
(55) 顾青编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78页。
(56) 钱穆：《国史大纲》第五编第32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2页。
(57) ［清］沈辰垣等编：《历代诗余》卷一一四引《玉茗堂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58) ［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7页、198页。
(59) ［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7页、198页。
(60) 薛政超据曾昭岷等编撰的《全唐五代词》统计而成，见薛政超著《五代金陵史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61) ［宋］欧阳修：《居士集》卷四〇《有美堂记》，载《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81页。
(62) ［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儒学志一·本朝兴崇府学》，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页。
(63) ［宋］陆游：“中原未清，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载［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64) ［宋］张耒《怀金陵》“卧入江南第一州”、翁泳《己未秋登城北楼》“脚底江南第一州”，载陈勇编《诗国南京》，南京出版社2020年5月版，第77页、100页。
(65) 叶皓编：《佛都金陵》，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63页。
(66) 叶皓编：《佛都金陵》，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代序”第6—7页；徐吉军：《观冯宁〈金陵图〉浅谈宋代南京城》，载德基美术馆编《石渠典藏·金陵图》，故宫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
(67) 南京伊斯兰教协会编印：《南京清真寺志》，2020年内部版，第9页。
(68) 陈德芝：《从元朝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江苏文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9) ［明］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三《敕建华山护国圣化隆昌寺碑》：“金陵，即脂那之王舍城。南朝受历之主，莫不崇宣梵教，式建伽蓝，以镇皇服，寺宇綦盛。高皇帝开辟大业，君临万寓，一洗南朝之陋。金陵其丰镐之地，所在建刹，助流教化，壮巨丽之观，最著者如灵谷之松麓、弘济之江峰、栖霞之岩壁、天界之林阜。”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70) ［明］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71) 南京伊斯兰教协会编印：《南京清真寺志》，2020年内部版，第39—41页。
(72) 范金民、杨国庆、万朝林、孔潮丽编著：《南京通史·明代卷》，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73)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6页。
(74) ［明］张岱：《柳敬亭说书》，载《陶庵梦忆》，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75) ［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卷2268—2269、7391—7392（全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76) 周晓聪：《〈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编纂的比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77) 李际宁：《〈洪武南藏〉历史源流》，《洪武南藏》编辑出版委员会编：《洪武南藏研究》，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编制，2010年后。
(78) ［明］葛寅亮：《报恩寺九号藏经并藏殿碑记》，载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498页；夏维中、祁海宁编著：《南京大报恩寺的前世今生》，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96—100页。
(79)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26页。
(80)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21页。
(81)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2—354页。
(82) 朱明娥：《旷世城垣——南京明城墙》，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83)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6、287页。
(84) ［荷］约翰·尼霍夫《中国出使记》：“将宝塔与世界七大奇迹并置，虽然这骄傲的建筑堪比七大奇迹。”［清］金陵关税务司编《金陵关十年报告》之1892—1901报告（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1901年撰写）：“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远东是一本未打开的书，瓷塔和长城并称为世界奇迹，瓷塔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这个知之甚少的国度，占有一席之地。”［清］张喜《抚夷日记》记载：“报恩寺在江宁聚宝门外，寺内有千佛绿琉璃塔一座。该夷（指马儒翰）言，天下中外共有八大景，此塔为八大景之一。”
(85) ［德］基德-海尔格·弗格尔：《中国宝塔在近代欧洲花园设计中的应用》，《新华文摘》2004年第16期。
(86) 范金民：《明代南京宝船厂遗址考》，《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7) ［明］李昭祥撰，王亮功点校：《龙江船厂志》，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9页。
(88) ［清末民国］徐寿卿：《金陵杂志续集》序言：“中国二十一行省，首推南、北二京，为兵家必争之地，又为官商会萃之区。”载《金陵杂志·金陵杂志续集》，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89) ［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译补：《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徐健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90) 徐传德主编：《南京教育史》（第2版），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91) ［清］李渔主编：《芥子园画传》（全3册）“出版说明”，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92)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南京民族宗教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93) 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204页。
(94) ［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收入雷颐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页。
(95) ［清］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93—97页。
(96) 赵朴初：《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论》，载《百喻经》，金陵刻经处2004年重印。
(97) 伍贻业：《近代南京宗教》，载沈嘉荣主编《南京史话（下）》，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3页。
(98) 邓攀：《近代西方南京研究的拓荒者——记清末法国传教士方殿华》，载曹劲松、卢海鸣主编《南京学研究（第三辑）》，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223页。
(99) ［清末民初］金陵关税务司编：《金陵关十年报告》，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0)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4页。
(101) ［清末民国］金陵关税务司编：《金陵关十年报告》，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102) ［清末民国］陈作霖：《炳烛里谈》，见陈作霖、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307页。
(103) 崔巍：《张闻天1919年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档案与建设》2021年第6期，第73页。
(104) 《内院简史》，1943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1003-17-10，转引自孟国祥著《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263页。
(105) 伍贻业：《近代南京宗教》，载沈嘉荣主编《南京史话（下）》，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97—98页。
(106) 诚质怡：《我所知道的金陵神学院》，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萃·社会卷》，1995年内部印刷本，第365页。
(107) 南京伊斯兰教协会编印：《南京清真寺志》，2020年内部版，第1、4、13页。
(108) ［清末民国］金陵关税务司编：《金陵关十年报告》，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109) ［民国］南京市市政府秘书处编：《新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3页、155—159页。
(110) ［民国］南京市市政府秘书处编：《新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3页、132—133页。
(111)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4—95页。
(112) 顾金亮：《中国科学社与南京——代校注者前言》，载中国科学社编，顾金亮、吴德广校注：《科学的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113) 卢海鸣：《长江与南京文化的关系》，载曹劲松、卢海鸣主编《南京学研究》（第三辑），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7页。
(114) 叶皓：《重读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11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116) ［英］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主持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3页。
(117) 王洪光：《南京之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895页。
(118) 余秋雨：《五城记》，载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164页。
(119) 《南史》卷四七《崔祖思传附子崔元祖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73页。
(120) 卢海鸣编著：《南京历代运河》，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121)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6—907页。
(122) 《梁书》卷一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42页。
(123) 《梁书》卷一四《任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4页。
(124) ［宋］马令：《南唐书》卷六，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125) ［宋］陆游：《南唐书》卷二《徐锴传》，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126) 徐雁、谭华军：《南京的书香》，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06页。
(127)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128) ［越南］阮辉莹：《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129)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130) 陈廼勋、杜福堃编：《新京备乘》，北平清秘阁南京分店1932年初版，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4。
(131)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七《宅舍门·扶南乐署》，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132) 《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56页。
(133) 《南齐书》卷三一《荀伯玉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73页。
(134) 《梁书》卷五四《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5页。
(135) 《南史》卷七九《夷貊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86页。
(136) 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81—92页。
(137) 秦岚：《一座城市的影子——前近代日本有关南京的记忆与想象》，《文史知识》2014年第5期、第6期。
(138) 鲍永安主编，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序一、序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39) ［民国］曹聚仁：《京派与海派》，载曹聚仁著《笔端》，天马书店1935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