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分布与文化面貌
新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最迟延续至距今2000年左右。人们开始定居生活，磨制石器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陶器是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农作物栽培、禽畜驯养较为普遍，狩猎、采集、捕捞活动慢慢退居次要地位，同时伴随着纺织、制陶、制玉等活动，文化面貌有很大改变。
新石器时代的南京，在秦淮河、金川河、胥河、长江、滁河等主要流域生活着不少人群，他们分布范围广，相互之间交流频繁，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南京史前文化。通过鼓楼北阴阳营、高淳薛城和朝墩头、江宁太岗寺、江浦牛头岗和营盘山、六合羊角山等重点遗址的发掘，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得以初步建立，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逐渐清晰。
一、 逐水而居的聚落分布格局
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大都为高出地面的台形遗址，往往分布于河湖水系周围。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秦淮河、金川河、胥河、滁河，以及长江两岸等南京主要水系流域，通过考古调查，发现了众多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逐水而居的聚落分布格局得到清晰呈现（图1-4）。
秦淮河又名淮水、龙藏浦、小江，是南京地区除长江之外的第一大河，流经区域北至宁镇山脉西段的紫金山，东至茅山山脉。在秦淮河流域岗峦之间，分布着众多史前至先秦遗址。 (22) 1979年发掘的昝缪（昝庙）遗址，是秦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代表。 (23)
金川河为南京城北的重要水系之一，发源于鼓楼岗和清凉山北麓，东与玄武湖相通，下游流经宝塔桥入长江，纵贯南京城区北部。该河今名虽来源于明代金川门，但自史前开始，就有先民在此流域活动和居住，著名的北阴阳营遗址就分布于该河东岸。
胥河位于南京最南部的高淳区境内，古称“中江”“胥溪”。它西经固城湖、石臼湖通长江，东接荆溪入太湖，是沟通长江与太湖流域的重要交通线，为史前先民在此居住通行提供了良好条件。考古人员在胥河一线发现了该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薛城遗址，在胥河与固城湖交汇处发现的朝墩头则是新石器至东周时期的遗址。
图1-4 南京及附近地区新石器地点分布图
滁河古称涂水，唐代改名滁河，沿用至今。滁河西源出肥东县梁园镇，流经安徽北部和南京浦口区、六合区，于六合区瓜埠镇以东的大河口注入长江。因其处于长江和淮河流域的过渡地带，古文化面貌兼有江北和江南的双重特征，经过考古发掘的江浦牛头岗和六合羊角山遗址为其代表。
长江沿西南—东北走向横穿南京而过，两侧分布着流域滨水平原，孕育了众多史前文化遗存 (24)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先民在这一区域活动，到新石器时代，依然如此 (25) ，代表性的有南岸西善桥太岗寺遗址、北岸浦口营盘山遗址。另外，在安徽长江流域的芜湖、当涂、绩溪等地区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特别是经发掘的薛家岗遗址，其文化面貌与南京地区极其相似。 (26)
二、 不同分区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
在南京地区，距今1万至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尚属空白。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别为位于主城区内的北阴阳营遗址和位于高淳区的薛城遗址，最早距今约6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他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不同地理位置格局形成不同文化面貌，南京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按地理位置与文化面貌可分为中部主城区、高淳胥河流域区和长江以北区。中部主城区包括北阴阳营文化、太岗寺和昝缪遗址，高淳胥河流域区包括薛城文化类型和朝墩头遗址，长江以北区包括浦口老山附近的营盘山、牛头岗遗址和六合羊角山遗址。
（一） 主城区的北阴阳营文化、昝缪和太岗寺遗址
1. 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遗址位于今鼓楼岗以西的南京大学西北部岗地上，是一个圆阜形土墩，面积约7100平方米，金川河自南向北流经其西侧。1955—1958年，考古人员共进行了4次发掘。北阴阳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延续了近500年，文化面貌在宁镇地区具有典型性，故被称为“北阴阳营文化”，可分为四期，第一、二期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第三、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27)
第一期文化遗存仅有少量陶器、陶片和石器，第二期墓葬遗存为北阴阳营文化的主体遗存，墓葬随葬品按物品的功用可以分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自然遗物等几类，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动物骨骼等。从大量遗物分析可知，农业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石器文化大放异彩。第一期文化的石器较少，第二期文化石器制作兴盛起来，类别众多，有斧、锛、刀、凿、磨盘、镞、球、杵、砺石、弹丸、磨石、纺轮等，数量较多，样式多样，制作精细，大多为磨制，制作需经选材、打割、修琢、磨光、穿孔等多个步骤，“管钻法”制作的穿孔石斧、穿孔石刀（图1-5）与铲形、条形、有脊石锛等最具特色。
图1-5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七孔石刀
（《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藏）
作为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北阴阳营这一阶段的陶器文化较为繁盛。第一期文化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典型代表是腰檐釜和鸡冠耳罐。第二期文化是该聚落发展最为鼎盛时期，陶器文化内涵最为丰富，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的彩陶和红衣陶等，一般手制后经慢轮修整，器表以素面为主，也用弦纹、附加点纹、竖条形或花瓣形压印纹、乳丁纹、附加堆纹、捺窝、乳突、划纹、镂空、锥刺纹等多种纹饰装饰，鼎、盉等器用于炊煮，豆（图1-6）、碗、盆、钵、罐、壶、杯等用来盛食或盛水，纺轮用于纺织，此外还会专门制作一些形制很小且很粗率的泥质鼎、罐、尊、豆等器作为专门用于死者随葬的“明器”。
图1-6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陶豆
（《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藏）
北阴阳营文化玉器种类众多，流行璜、玦、管、坠、镯、泡、珠等器类，以璜和玦数量最多。还有与玉器媲美的石质装饰品，如绿松石、花石子。北阴阳营墓葬随葬用花石子，即今天所称的“雨花石”，应该是人们有意识地采集而来。骨角牙器一般作为饰品、工具或其他特殊用具等，如簪、玦、镞等。另外，北阴阳营墓葬中有刻纹猪獠牙4件，弯曲如新月，系截取猪獠牙的牙冠部分制成，其中一件长达11厘米以上，中部刻有三周凹槽，这种精致加工的猪獠牙器可能有某种特殊意义。
北阴阳营先民居住的是简陋的地面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屋内地面加以焙烤，墙壁和屋顶则用竹木等植物杆茎构成框架，然后再涂抹草拌泥建成。
北阴阳营文化墓葬成群分布，有基本相同的葬式和朝向，是氏族社会血缘纽带的表征。整个社会为财富分配相对公平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母系氏族社会，随葬品数量大致相当，没有出现男女合葬。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与前期不同的人群生活于此，所用陶器已大不相同，以灰陶为主，红陶较少，以鼎、豆、罐、盆、壶和鬶等为主，第二期文化居民常用的碗、钵、平底盉、平底罐和各种彩陶器等，此期已基本绝迹。石器工具已缺少多样性，穿孔石斧已演变为扁平长方形，石锛也只有长方形无脊普通石锛一种；墓葬随葬品中玉石饰品已属罕见之物。一方面，此阶段物质文化已不见前期的繁荣面貌，有渐趋衰落的迹象；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
2. 昝缪与太岗寺遗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南京主城区与北阴阳营文化同时的还有江宁昝缪和西善桥太岗寺遗址。
昝缪遗址南距南京主城约50千米，这里有一群起伏的小丘，名为狮子山，在狮子山北面，远古时代就有一条小河，养育了生活在其北岸的史前人群，其遗存即昝缪遗址。该遗址为一典型的台形遗址，周围是水网平原地貌，呈东西不规则长条形，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市博物馆于1975、1979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 (28) 。昝缪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只有早期文化层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图1-7 有孔石斧（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吴昝庙遗址出土，高淳博物馆藏）
石质工具仍以传统的斧、锛、凿、刀、镞等为主，但石锛均为长方形无脊普通石锛，体多较厚，磨制不甚精致，与北阴阳营第三期文化石锛相似。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皮陶等，以平底、圈足、三足器为多，装饰以素面为主，或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绳纹、压印纹、刻划纹等。
太岗寺遗址位于今中华门外西12千米的西善桥街道，外观作椭圆形土墩，东西长205米，南北宽102米，旁有一小河自东南流向西北。遗址发现于1957年，1960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进行发掘。 (29) 太岗寺遗址经历过早晚两个时期，主要的遗物并无显著差别，表明应为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的堆积。
石器主要有锛、斧、刀、凿、砺石、杵、纺轮、球等，石料就地取材，打制后再磨光刃部或部分磨光，小件石器全身打磨，不少石刀与石斧有钻孔，打孔方式依然有北阴阳营文化的传统。陶器以夹砂红陶与灰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红陶和灰陶，还出现了磨光黑陶，泥质黑胎，外表磨光，有平底器和圈足器等，陶器器型仍以鼎为主，另外就是盛器罐、钵、杯等。房屋建筑延续了北阴阳营文化风格，储物坑、垃圾坑在居住区是常见的配套设施。墓葬多数无随葬品，葬式和随葬品也与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墓葬非常相似。
（二） 高淳胥河流域的薛城文化类型和朝墩头遗址
1. 薛城文化类型
薛城遗址位于高淳区淳溪街道薛城村，地处石臼湖南岸，本为一岛形台地。从1997—2021年，该遗址先后开展了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发现墓葬、灰坑、房址、灶穴等多种遗迹，出土石、陶、玉、骨等质地遗物700余件。 (30) 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薛城遗址包含早、晚两期遗存。早期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距今5900—5600年。晚期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距今5600—5300年。
早期先民以渔猎经济为主，极少见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晚期先民开始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退居辅助地位，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早期石器中，中小刮削器均未经磨制；而晚期石器通体精磨。另外，北阴阳营文化中“管钻法”在薛城遗址发现的穿孔石斧上也得到运用。
早期先民制作的陶器有夹砂陶、泥质陶、夹蚌陶，以红陶居多，均手制，一些器物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量饰有红衣、黑衣，只见极少量弦纹、锯齿状附加堆纹、刻划纹、圆形镂孔和彩绘；流行平底器、三足器、圈足器，极少见圜底器，主要器类有鼎、釜、罐、杯、豆、纺轮、网坠等，陶鼎分罐形和盘形，鼎足以外侧带凸脊的扁铲形最具特色。晚期陶器还是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居多，有少量灰陶、磨光黑陶，磨光黑陶是较进步的因素；陶器虽以手制为主，但部分已慢轮修整，器表多素面，少量纹饰包括弦纹、戳印窝纹、锯齿状附加堆纹、锥刺纹、圆形镂孔和彩绘等；常见器类有釜、鼎、豆、钵、罐等，以类型多样的平底釜、釜形鼎、筒形罐、三系钵、碗形豆、罐形豆等最为典型，三系、三鋬或三组镂孔等装饰风格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
薛城先民豢养的家畜有猪、狗等，猪下颌骨、猪牙等还用于随葬。根据纺轮和网坠的发现，推测纺织活动也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并在捕鱼活动中已掌握了编织渔网技术。
薛城早期先民建造半地穴式房屋，有台阶进出于房屋，分为人居和储物两种，周围还分布着灶坑、垃圾坑、储物坑等生活设施，有的制作较规整，且排列有序，说明在建造时是有规划的。
墓葬绝大多数为单人葬，男女两性皆有，葬式中仰身直肢占多数，少量为二次葬，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形态。墓葬中人骨保存较好，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薛城遗址晚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比如墓葬中的随葬品一般为5—6件，但个别墓葬出土随葬品近20件，反映了墓主不一般的社会地位。
2021年，薛城遗址出土了一处堆塑遗迹，长3.34米，宽达0.5米。遗迹以蚬壳、螺壳以及零星鱼骨为材料，堆塑成一条“龙”形、也有学者称为鳄鱼形的图案，表现出原始的动物崇拜理念和较高的艺术水准。
2. 朝墩头遗址
朝墩头遗址在固城湖东约3千米，南距胥河约2千米，遗址呈台形，面积约1万平方米，1989年1—4月，南京博物院和高淳县文物保护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31)
朝墩头先民制作石器主要是石锛、石铲、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另外还喜欢用环、珠、动物及人形雕刻等小玉器饰品随葬。早期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鸭嘴形足鼎、长颈壶、圈足豆、罐、杯等，发展到较晚阶段，陶器以灰陶为主，器形有绳纹鼎、筒状足甗、高柄浅盘豆等，甗是当时一种先进的炊器，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器物，在这里出现表明朝墩头聚落文化已经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
朝墩头遗址是南京高淳地区除薛城遗址之外的另一处典型的史前聚落遗存，这里的先民和薛城先民共同谱写了古中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
（三） 长江以北的营盘山、牛头岗和羊角山遗址
长江以北经发掘的三处遗址皆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处长江和淮河流域的过渡地带，表现的是南北文化交流地带的文化特征。
营盘山遗址位于浦口区，南距长江约5千米，是长江北岸沿江丘陵地带的一部分，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1982年，南京市博物馆在营盘山北坡调查发现了一处墓葬遗址，并于1982年11月至1983年1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65平方米。 (32) 这片葬地东西横列于山之北坡，在东西长约20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墓葬31座。
营盘山墓地墓葬排列整齐，均为南北向，头朝山顶、足对山脚，即头向朝南，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葬群共出土随葬品600余件，类型与北阴阳营、薛城墓地相似，分为陶器、石器、玉器三类，按照器物功能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三大类别。
营盘山先民以磨制石器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石器形制工整规范，表面处理细致，器型有穿孔石斧、条形石锛和石凿等，其中穿孔石斧是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性器形，呈舌形、长方形、“风”字形等各种形式。陶器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等，以泥质陶占多数，主要有鼎、罐、盆、壶、豆、钵、杯等多器形，其中，盉形鼎、高颈折腹壶、高圈足的球腹壶、敛口浅盘凸节把豆、觚形杯、敞口球腹的小罐等，都是该聚落居民所使用的富有文化特色的器物。陶器表面以刻划、镂孔、雕塑等手法组成各种花纹图案，说明当时人们对景物观察的细致和表现技巧的娴熟。营盘山玉器精美，以玉璜、玉镯、玉环以及各种模型动物、几何形和其他各种形状的佩饰为特色，造型美观精巧。其中玉璜是营盘山玉器中制作最为精巧细致的器型，玉环则是数量最多、形式最复杂的主要器型种类。营盘山玉器中还有一些动物形饰件，如龙形、兔形、鱼形等，大多是以很薄的玉片在其整体或局部加工成动物的形状，是同时期其他文化中所少见的玉饰品。
营盘山墓地充分表现出血缘关系牢固的氏族社会特征，墓葬排列整齐，方向一致，多数为单人葬。在编号M32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尊人面陶塑像，制作精致，形象逼真，从外表形态来看，应该是一位男性 (33) 。这件极其珍贵的陶人面像被今人誉为“金陵始祖”，推测可能是先民运用雕塑技艺，表达对祖先的崇拜或对神灵的崇拜。
牛头岗遗址是滁河南岸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地处今浦口区汤泉街道北汤泉农场。1991年3月，南京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试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 (34) 牛头岗史前居民创造的物质文化中以陶器最具特色，以黑衣褐胎夹砂陶和细泥黑陶为主，器形主要有鼎、器盖、鬹、盆、罐、钵、豆、盘等。鬹是距今5000年至2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广泛分布于今山东和苏北一带，鬹出现于牛头岗，说明滁河流域文化与山东苏北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牛头岗是滁河流域代表性史前聚落，不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且一直到后来的夏商和西周时期，这里还是人们的居所之一。
六合羊角山遗址位于程桥街道，为一台形高地，原有面积近1万平方米。1988年，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20平方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羊角山遗址陶器数量最多，多为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主要有鼎、罐、缸、钵、豆、杯等器形，以形制多样的鼎足、觚形杯为特色。另遗址有房屋倒塌的痕迹，火塘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建造较为规整，塘内壁经过火烤，平整而坚硬。羊角山的陶纺轮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陶纺轮刻划有精美神秘的兽面人身图案，是原始宗教崇拜和原始审美艺术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图1-8）。
图1-8 羊角山遗址刻兽面人身图案陶纺轮（南京市博物馆藏）
三、 新石器时代南京文化的基本面貌
新石器时代，南京先民依水而居，依靠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化。发掘出土的种类多样的石器、陶器、骨角牙器说明，这一时期，南京先民的种植业已经发展稳定，家畜养殖业，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手工业，同时渔猎与采集活动也兴盛起来。多业并举保证了这一时期先民获得较为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上，艺术审美、原始宗教崇拜等精神文化追求得以滋生与发展。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东西南北交通的中心，具有文化走廊地带的优势，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南京的文化面貌就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与周边江淮、徐海、太湖、皖西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密切的交流关系。
新石器时代中期，北阴阳营文化发展到最盛。北阴阳营文化中的圜底红陶钵、平底盉等与今苏北淮安青莲岗遗址和邳县刘林遗址遗存中同类器相似，罐形鼎、盆形鼎、折腹豆等也与太湖东部崧泽文化中层同类器相似，特别是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面貌与北阴阳营文化极其相似，其中联系不言而喻。而北阴阳营中器型复杂多变的石斧、石刀，以及独具风格的彩陶器，也影响了周边地区文化，如江阴祁头山遗址的彩陶豆，太湖西部神墩遗址腰檐鼎、敛口钵形鼎、侈口罐形鼎等皆与北阴阳营文化关系密切 (35) ；龙虬庄文化中穿孔石斧、长条形石锛、多孔石刀等 (36) 都是来源于宁镇地区的文化因素。而高淳 “薛城文化类型”中大量平底器的发现，可能是在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溧阳骆驼墩文化向西推进的影响下形成的 (37) 。另外，薛城文化中带箅陶器、鸡冠形鋬、牛鼻状耳、宽带式耳等特征，也与太湖东部崧泽文化有所联系。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发展迅猛，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发展到顶峰，宁镇地区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更趋强烈。如北阴阳营遗址晚期出现了与大汶口文化前置细颈、弧裆肥袋足鬶 (38) 同类器形、与良渚文化细长颈、高裆细长袋足鬶 (39) 同类器形；昝缪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中常见的贯耳壶、有段石锛、有肩穿孔石斧、有柄石刀和玉瑗等；太岗寺遗址出土了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黑皮磨光陶。而江北的牛头岗、营盘山等遗址处于南北文化交流地带，受到北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影响更深，又与江南的文化关系密切，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面貌。
在南京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以玉为尊、用玉葬玉的情况相当突出。迄今为止，在南京北阴阳营、太岗寺、昝缪、薛城、朝墩头，及附近的丹徒磨盘墩、丹阳三城巷、句容城头山等遗址都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玉器，与隔江相望的浦口营盘山、安徽含山凌家滩等遗址出土的玉器，共同构成了长江下游沿江地区玉器带和制玉用玉传统。 (40) 北阴阳营文化玉器器类丰富，用玉数量较大，龙潭街道附近更早的丁沙地遗址出土了绿松石制成的圆环和长条形的石坠，环、坠上有钻孔，可能是其源头 (41) ，而附近皖西南和巢湖地区的玉器文化和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关系最为密切 (42) ，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各遗址的玉器来源也不能完全排除是从宁镇地区玉器产地输入的 (43) 。昝缪、营盘山、丁沙地（晚期），以及附近的丹徒磨盘墩和句容城头山等遗址一系列玉器的发现，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宁镇地区的玉器文化依然在向前发展。
新石器时代，南京先民普遍具有原始宗教信仰。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智力、思维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由于生产能力和思维能力水平的限制，人们产生了“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即“自然崇拜”。薛城遗址出土的“龙”形或鳄鱼形蚬壳堆塑，就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明显表现。而后，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某些精神活动现象感到困惑，产生灵魂观念、鬼魂观念，并且相信人的灵魂成为鬼魂之后有着强大的力量，于是便产生“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崇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对象。祖先崇拜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墓葬的产生。墓葬一方面寄托着人们对死者的哀思，另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祖先鬼魂的敬畏。就南京地区而言，在北阴阳营、薛城早期聚落的氏族公共墓地及随葬品的存在，已经反映出先民们所普遍存在的灵魂不死观念，其中祖先崇拜的意味十分浓厚。墓地中葬式和头向基本一致，更表明原始氏族的宗教活动具有集体性和制度化 (44) 。营盘山出土的人面陶塑像与羊角山出土的刻有兽面人身图案的陶纺轮，都有表示原始宗教存在和宗教情感的意义。人面陶塑像可能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祖先或神的形象进行的可视化创造，融进了人们对祖先或神形象的想象。兽面人身图案表现的可能是带着兽形面具舞蹈的古代巫师形象，他们在古代社会中起到沟通天地、神灵的作用。
薛城龙形蚬壳堆塑、营盘山人面陶塑像以及羊角山陶纺轮上兽面人身图案等，它们不仅是原始宗教的表达形式，而且充分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南京先民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观念。新石器时代的艺术除了上述代表外，更多地体现在日常陶器的制作上。比如，北阴阳营文化中鼎、豆、罐的形制极其多样，鼎有罐形、盆形、折腹，上下部呈反、正弧线，豆有各种异型，折缘、勾缘，豆盘呈钵形、罐形等，高柄束腰形等。器形的多样设计是人们将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最好例证，反映了人们在造物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与单调，而是追求变化、灵动，表达了人类追求审美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心态。南京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彩陶一直占据较高的比重，在北阴阳营、薛城遗址中尤其突出。彩陶使用红、黑等浓烈的颜色线条、图案与器胎底色对比，形成了绚丽夺目的效果，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