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融合的夏商周时期文化进程
公元前2070年左右至公元前256年 (45) ，夏、商、周三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强势崛起，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源。这一阶段，青铜器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在宁镇地区，在原有新石器时代北阴阳营文化的基础上，先后产生了点将台文化和湖熟文化，它们在承继原有地方文化的同时，又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不断向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迈进，终于催生出可与中原诸国分庭抗礼的吴国及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吴、越、楚、秦等诸国激烈的争霸与碰撞，最终将南京地区带入统一的秦汉文明。
一、 夏时期的点将台文化
点将台文化是以点将台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遗址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桦墅村（原属江宁区汤山街道），1972年秋发现，1973年南京博物院发掘。 (46) 遗址外观呈台形，高出周围地面约4米，所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点将台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其下层遗存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后被确定为“点将台文化”。 (47) 其中层和上层的遗存则分别代表商代的湖熟文化和西周早期的吴文化。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反映出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文化发展的清晰脉络。
点将台文化不仅发现于点将台遗址，通过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南京的北阴阳营、安怀村、太岗寺、昝缪、朝墩头，镇江的马迹山、城头山、三台阁，丹徒县的团山，以及马鞍山的邓家山，当涂县的釜山等遗址中均发现有点将台文化的地层和遗存，说明它是夏代较广泛分布于宁镇和皖南地区的一种重要的地方文化类型。
在点将台文化中，生产工具仍以磨光石器为主，主要器形有斧、锛、刀、凿、戈、镞等。青铜器目前虽未发现，但在高淳朝墩头和镇江城头山遗址中都出土过点将台时期的青铜炼渣，证明它已迈入青铜时代的门槛，成为宁镇、皖南一带最早的青铜文化。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玉器、骨角器和蚌器。陶器在遗物中数量最多，最能反映该文化的基本面貌。点将台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黑陶、灰陶也占一定比例。主要器形有鼎、甗、罐、豆、瓮、盆、盘、世，匜、尊、簋等，从陶器的形态特征、装饰上看，分为明显不同的三组：甲组陶器的主要器型有三角形侧扁足盆形鼎、侈口罐、敛口罐、深腹盆、浅盘细柄豆、深盘高柄豆、侈口大圈足簋、罐形圈足匜、浅盘高足匜等，纹饰主要有弦纹、刻划纹、捺窝纹、戳点纹等。这组器物的源头是宁镇地区既有的北阴阳营文化。乙组陶器主要器形有足跟带有捺窝的三角形侧扁足绳纹罐形鼎、筒状大袋足甗、横篮纹高领罐、广口罐、绳纹小口瓮、宽把觚形杯等，纹饰主要有弦纹、拍印的篮纹、绳纹、细弦纹和少量的方格纹。这组器物的源头为分布于豫东、皖西北、鲁西南等淮河上游地区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 (48) ，然后经苏北地区的南荡、周邶墩、龙虬庄等遗址 (49) ，传播至宁镇地区。丙组陶器的主要器型有三角形侧扁足甗、直壁附耳缸形器、深弧腹平底盆、三足盘、凸棱纹尊、凸棱纹折腹杯、蘑菇纽器盖等，纹饰以凸棱为主，有少量弦纹。这组器物的来源是分布于山东中南部的尹家城类型岳石文化 (50) ，同样经苏北周邶墩等遗址，影响至点将台。在三组陶器中，甲组器物占50%以上，乙组器物约占40%，丙组器物约占5%左
右。 (51) 通过对陶器的分析可以看出，点将台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因素几乎各占一半，本土文化受到了北方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点将台文化的构成要素中，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占有很大比重。经多位学者研究，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豫东、皖西北和鲁西南一带，为东夷集团中有虞氏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诞生于此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就是有虞氏的文化 (52) 。有虞氏是舜帝所在的部族，新石器时代晚期，有虞氏在舜的带领下，与鲧、禹为首领的夏后氏部族发生过激烈争夺。失败后，舜“禅让”禹，有虞氏被迫举族迁徙。公元前2100年以后，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在当地突然消失，却在江淮东部的兴化南荡、高邮周邶墩、龙虬庄等遗址留下大量遗存，最终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达宁镇地区，与当地原有文化相结合，创造出点将台文化。 (53) 近年来，在上海广富林遗址也发现了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有虞氏部族一路向东、向南，渡过长江求取发展确为历史的真实。 (54)
尹家城类型岳石文化的前身是山东龙山文化，是海岱地区东夷部族创造的文化。 (55) 尹家城类型岳石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传至苏北周邶墩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传至宁镇地区还要略晚。在点将台文化中，两种北方文化因素应该不是同时传入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传入时间早，影响深入；岳石文化传入时间晚，影响较浅。不过岳石文化对其后的湖熟文化仍有重要影响。 (56)
从点将台文化出土较多的斧、锛、刀、镞等石质生产工具以及大量的造型、纹饰复杂的陶器来分析，点将台时期狩猎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制陶等手工业较发达。从它受到多支东夷部族的影响，且东夷文化因素占比很高来看，点将台文化时期的宁镇地区应该被纳入东夷文化圈之中。
夏代是我国青铜时代、国家形态的最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夏代的历史文化面貌都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点将台文化的发现，使得宁镇、皖南地区夏文化的探索有了主体，其基本面貌和文化来源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揭示。但是，目前已发掘的遗址点将台文化层皆相对较薄，尚未发现延续时间长的大型聚落，也未找到房址、墓葬、祭坛等重要遗迹，对于其社会性质、生业模式、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探索还有很大的空间。
二、 商时期的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商代的主体文化，它由点将台文化发展而来，又为其后吴文化的滥觞。湖熟文化1951年发现于南京江宁区湖熟镇，南京博物院在当地发现10多处同类性质的遗址，并试掘了其中的前岗、老鼠墩两处。其后在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通过调查又发现150余处同类遗址，证明它是本地区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古代文化，1959年正式命名。 (57) 湖熟文化是新中国第一批，也是江苏首个正式命名并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考古学文化。
湖熟文化的时代最初被发掘者推定为“殷商末期甚至更早……下限则可至战国时期”，即横跨商、周两个阶段。经过数10年的研究，尤其是运用碳14测年技术，学术界已经明确湖熟文化的上限应为商代初期（公元前1540±90年），下限为西周初期（公元前1195±105年），与中原商代大体相当。 (58) 更为重要的是，在承认湖熟文化与吴文化存在文化共性和发展连续性的同时，认识到西周以后吴国已经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再用史前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并不合适；而且西周以后土墩墓的出现，标志着原有的文化面貌发生了重要突变，因此有必要以西周为界，将湖熟文化与吴文化明确区分开来。 (59) 也有学者提出，可将湖熟文化命名为“先吴文化”。 (60)
湖熟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300余处，分布在东至茅山、西至九华山、南至黄山、北至长江的宁镇和皖南东部区域内，其中秦淮河流域、高资至大港长江沿岸和茅山以东河网地带是3个最主要的分布区。南京江宁、溧水、高淳诸区，以及主城范围内皆有湖熟文化台形遗址分布，调查发现的总数约有100余座。遗址大都为高出地面5—10米的圆形或椭圆形台地，面积7000—20000平方米以上，遗址周边一般有河流经过，甚至为两条河流所环绕。遗址文化层往往厚达3—5米，说明人类活动延续的时间很长。目前经过发掘的湖熟文化重要遗址已达20余处，包括南京北阴阳营、老鼠墩、前岗、太岗寺、昝缪、点将台、二塘头、船墩，以及镇江的马迹山、城头山和白蟒台、丹徒团山、金坛上水和新浮、马鞍山五担岗、仪征甘草山等。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包括石器、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骨器等。
石器仍是湖熟文化时期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多为磨制。器形有犁、斧、锛、刀、镰、凿、矛、镞等，其中三角形大石犁、有肩穿孔石斧、半月形穿孔石刀和横三角形石镰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农耕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而狩猎经济应已退居次要地位。
湖熟文化时期发现了宁镇地区目前最早的青铜器，主要包括生产工具类的削刀、鱼钩、镞、钻，兵器类的戈、钺，以及酒器类的罍、爵、斝，乐器类的铙等。在南京锁金村、北阴阳营遗址湖熟文化地层中都发现有陶坩埚、陶勺、青铜炼渣等遗物，说明当时南京本地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青铜铸造业。而且在上述遗址中，早期阶段仅发现一些小件器物，较大型的青铜器主要发现在中晚期，说明本地青铜铸造技术从早期到晚期在不断提高。
陶瓷制造在湖熟文化时期有重大突破，硬陶和原始青瓷器的出现成为湖熟文化区别于点将台文化的重要标志。湖熟文化的陶器主要包括夹砂陶、泥质陶和硬陶三种，以夹砂红陶为大宗，占50%以上。陶器以素面为主，约占70%以上，常见纹饰主要有弦纹、梯格纹、捺窝纹、戳点纹、绳纹等。常见的器形为鬲、甗、罐、鼎、瓮、簋、盆、豆、缽等。硬陶所用泥料含铁量高，烧成温度也高于普通陶器，其器表多拍印云雷纹、羽状纹、回纹、方格纹、饕餮纹等各种纹饰，又被称为“印纹硬陶”，它是长江中下流地区商代新出现的陶器种类。在北阴阳营遗址中发现过5座湖熟文化时期的小型陶窑，窑室呈长方形，火膛在窑室底部，外通火道，从结构上看为直焰窑，可以烧造温度很高的硬陶，标志着南京当时的制陶技术提升到一个新阶段。近年来，浙江东苕溪原始青瓷窑址的发现，将我国瓷器的烧造年代提前至夏代晚期 (61) ，但宁镇地区最早在湖熟文化中出现原始青瓷，主要器型有豆、瓮、罐等。 (62) 2008年，溧阳市天目湖镇发现了烧造硬陶和原始瓷的下马滩、前家岗窑址，为宁镇地区寻找原始瓷窑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63)
在北阴阳营和太岗寺遗址湖熟文化地层中均出土有卜甲和卜骨，它是占卜术兴起的直接证据。目前所见，卜甲用的全是龟腹甲，卜骨用的是牛肩胛骨和肢骨，其上有钻孔和烧灼的痕迹，但未发现卜辞。 (64)
在溧水白马镇二塘头遗址中，发现了3座保存较好的湖熟文化时期房址。它们结构一致，平面形状为圆形，均朝西南方开设门道。房屋的建筑方法是先整体下挖深0.35—0.55米的近圆形基坑，在坑底填一层黄褐色垫土，然后在中心设中心柱，基坑周围设墙柱，门道两侧各立一柱，最后在房内再填土、砸实，与地表平齐，形成居住面。单个建筑的室内面积约6.15平方米。这组建筑规划整齐、结构合理，表明当时人们已有了成熟的建筑技术和较好的居住条件。 (65)
湖熟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主要来源有点将台文化、岳石文化、马桥文化和殷商文化。在早期湖熟文化遗物中，除陶鬲外，大多数陶器、石器都可以在点将台文化中找到其渊源，说明点将台文化是湖熟文化的主要源头。岳石文化自点将台文化开始，即对南京本土文化产生影响，对湖熟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最明显的表现是素面鬲的流行。在点将台文化中，最重要的炊器是陶鼎和陶甗，但在湖熟文化中鼎被鬲迅速取代，素面鬲从湖熟文化开始一直被沿用至吴文化时期，而素面鬲的来源即为岳石文化。另外，半月形石刀的源头也是岳石文化。马桥文化是分布于太湖东部和杭州湾地区的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它在夏代即出现印纹硬陶器，湖熟文化中的印纹硬陶一般认为来源于该文化。
对湖熟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殷商文化。湖熟文化青铜器的造型并未形成自己的特色，罍、爵、斝、戈等大都模仿中原器物，两者之间几无差别；陶器当中的绳纹鬲、甗、罐、盆、簋、缸等器类也与河南郑州二里岗的商代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卜甲、卜骨的风俗亦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这些实物证据，当时中原商王朝流行的占卜文化、礼乐文化，甚至酒文化，应该都对湖熟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 春秋时期的吴文化
吴国创始于商代晚期，横跨西周，延续至东周春秋末年，公元前473年为越国所灭，前后长约700余年。吴国的历史虽然存在一些空白和疑点，但是这一时期却是南京乃至江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并以国号命名的重要发展阶段。
吴国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影响，太伯奔吴、吴越争雄等故事世代流传。《史记》将吴太伯世家系列为《世家》第一，《荀子·王霸》篇将吴王阖闾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并列为春秋五霸。江苏自古被称为吴地，后世的孙权、杨行密、朱元璋、张士诚等在江苏范围内建立政权皆以吴为号，都渊源于此。
（一） 文献记载的吴国历史和文化特征
吴国的史料散见于《世本》《春秋》《左传》《论语》《荀子》《管子》《穆天子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众多先秦至汉代的文献中。通过文献可以了解吴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国是以太伯、仲雍为首的周人集团于商朝末年南迁，与号称荆蛮的土著集团结合而创立的，国号为“句吴”，周武王时期正式受封为诸侯国。 (66) 自太伯、仲雍始，历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卢、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眛、僚、阖闾，至夫差，前后凡二十五世。 (67) 西周时期的吴国文献记载极少，真实情况长期不为人知；进入东周之后，有关吴国的记载日益丰富——春秋早期，吴国与地处江淮之间的干国发生冲突。 (68) 春秋中期寿梦为王后，吴与晋国结盟，实力大增，“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 (69) 。至阖闾时，吴国“大霸，筑吴越城……徙治胥山”，将都城迁至太湖地区。 (70) 至夫差时，一度打败越国，北上争霸，会盟诸侯，但最终盛极而亡。
文献材料还揭示了吴国社会习俗、礼仪制度、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重要情况。据《史记》和《吴越春秋》记载，吴人在服饰上最明显的特征是“文身断发”“以椎髻为俗”；礼制上历代吴王皆直呼其名，无谥有号，表明吴国文化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不同于周制；但是吴公子季札观乐的故事表明吴国上层贵族积极学习周礼，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如《越绝书》记载，吴国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多型战舰，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时，吴国经常动用水军。 (71) 《左传》记载，吴王夫差为进军中原，在扬州附近开凿了运河“邗沟”，打通了江淮两大流域。 (72) 流经南京高淳区固城湖、沟通水阳江和太湖流域的重要水道——胥河，亦有文献记载是吴王阖闾时期为伐楚而命伍子胥所开通的运河。 (73) 这些材料都反映吴人善用舟楫、重视水利的特点。再者吴国拥有优越的铜锡资源，《考工记》称“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74) 在此基础上吴国发展出发达的冶铸业，尤其擅长制造兵器。《战国策·赵策》为此大赞：“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 (75)
虽然有关吴国的文献材料在先秦诸国中相对丰富，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缺载，尤其是寿梦之前、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吴国史料几乎为空白。另外，历来被奉为信史的“太伯奔吴”在现代史学兴起后受到多方质疑，一些学者主张吴人非周人后裔；部分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周人集团不可能迁徙至遥远的江南发展，于是提出了太伯所奔之地为陕西陇县、宝鸡的“西吴说”，或山西大阳、平陆的“北吴说”，以及湖南衡山、江西樟树等多种观点。 (76) 不过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有效弥补了吴国古史的空白，对于传统史料的记载也给予有力的支持，从而使以“太伯奔吴”为起点的吴国古史能够经受住质疑，依然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接受。
（二） 考古揭示的吴文化遗存和物质文化特征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宁镇和皖南东部地区广泛分布的土墩墓遗存进行了深入研究，调查确认的数量近万座，发掘数百座，最终揭示出它们与吴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发掘证明，土墩墓是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时代上自西周初期，下至战国初期，主要特征有三：一是平地埋葬，不挖墓穴或者略挖浅穴；二是堆土成墩，在地表形成馒头状的封土；三是聚族而葬，一墩内往往埋葬同一个家族的多座墓葬，仅少数为一墩一墓。这与当时宗周、中原流行的竖穴深坑、地表无封土的墓葬形式截然不同。土墩墓大小差别明显，小型墓直径10米左右，固守“平地起封”的传统，内部结构始终变化不大，陪葬品多为带有明显湖熟文化印记的夹砂红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而大型墓直径20—30米，有的达到60米以上。它们外部保持土著特色的馒头状封土，但内部结构受宗周和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步变化：西周早中期，它们与小型墓一致，不挖深穴，仅用石块铺设“石床”以显示等级，典型代表有镇江大港烟墩山一、二号墓，南京溧水乌山岗沿山二号墓等； (77) 西周晚期，墩内开始出现竖穴深坑，比如丹徒大笆斗墩内墓坑深约1.5米，丹阳大夫墩的墓坑深达4.6米； (78) 到了春秋中晚期，除竖穴深坑外，又出现了墓道和殉人现象，与中原大墓的形制更加接近，典型代表有镇江大港北山顶墓、谏壁王家山墓等。 (79) 大型墓除了陪葬陶器和原始瓷器外，往往有丰富的青铜器。青铜器的来源与特征前后也有明显变化：西周早中期，既有直接来自宗周的器物，也有本地仿制宗周的器物，还有地方特色的器物，比如大港烟墩山一号墓不仅出土了角状器、鸠杖等本地特色青铜器，还出土了著名的宗周器“宜侯夨簋”。该器铭文长达120余字，记录了周王将虞侯夨改封为宜侯，赐以山川、土地、人民之事。郭沫若、唐兰先生考证后认为，虞侯夨就是太伯四世孙周章，这件重器是吴国受封为诸侯的实证。 (80) 溧水乌山岗沿山二号墓出土一件西周中期青铜方鼎，器形厚重，四角有弧形扉棱，宗周风格明显，但其合金成分含铅量高达34.27%，含锡量为0，与中原、宗周器完全不同，证明是本地仿制的器物。 (81) 西周后期至春秋时代，大型墓中来自宗周的青铜器已不见，全部代之以本地仿制中原器、本地特色器，以及兵器和工具等，而且本地仿造的器物也开始呈现自己的风格。比如溧水宽广墩出土的多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簋、卣、匜等器物，器型虽然来自中原，但装饰的却是本地流行的垂鳞纹、变体夔纹。 (82) 镇江北山顶墓中出土一件春秋晚期铸造精细的青铜鸠杖，杖墩为一个跪坐的人像，脑后梳双髻，全身胸、背、股、臀等处皆装饰云纹，与文献记载的吴人“文身”“椎髻”的形象高度相符。该墓中还出土带有“余眛”铭文的青铜矛，发掘者由此推测墓主为吴王余眛。 (83)
土墩墓出现的时期与吴国兴亡的时段基本一致；土墩墓中的大型土墩墓，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陪葬的青铜器，明显存在土著文化与周文化并存并逐渐融合的现象，与周人与荆蛮结合而生吴的历史记载相契合；烟墩山墓、北山顶墓出土的宜侯夨簋、余昧矛等青铜器，墓主线索皆指向吴王。因此，通过对土墩墓的深入研究，考古界一致认为土墩墓就是吴人的墓葬，其中小型墓为平民墓，大型墓属于高级贵族阶层。镇江丹徒沿江的大港至谏壁一带，由于先后发现烟墩山、母子墩、磨盘墩、青龙山、北山顶、王家山等多座大型土墩墓，其中多位墓主被推测为吴王，因而被认为是吴国的王陵区。 (84)
土墩墓性质的确定为吴文化研究找到了关键的突破口。土墩墓主要分布于东至茅山、天目山，西至九华山，北临长江，南抵黄山的区域内，与湖熟文化的分布区高度一致，表明太伯、仲雍所奔的“荆蛮”就是商代以来在宁镇和皖南东部创造出湖熟文化的人群。吴文化是以湖熟文化为基础，结合周文化和周边方国文化共同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宁镇和皖南东部的土墩墓自西周早期一直持续至春秋晚期，而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以东地区也分布有土墩墓，但是不仅数量少，而且时代全部为春秋中期以后，证明吴国及其文化是自西向东发展的，宁镇和皖南东部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春秋中期之前吴国的核心疆域，春秋中期之后吴国的统治中心才东移至太湖地区。宁镇地区在吴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得到突显。
在现今南京的行政范围内，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是地处江南的江宁、溧水、高淳三区，调查发现的土墩墓已达1000余座。 (85) 其中江宁区境的土墩墓主要分布在汤山、湖熟、禄口、横溪等街道；溧水区境的土墩墓主要分布在白马、晶桥、永阳、东屏、柘塘、洪蓝、石湫、和凤诸镇，以白马、东屏两镇最多；高淳区境的土墩墓主要分布在其东部丘陵山区，遍及桠溪、东坝、下坝、固城、漆桥、古柏等乡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京范围内发掘清理的土墩墓已有10多个地点、40余座，贯穿吴文化前后各个时期。其中属于西周早中期的有溧水乌山岗沿山一至四号墓，乌山秧田西山墓、柘塘蔡家山一号墓，高淳顾陇、永宁Ⅰ期墓等； (86) 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有溧水和风宽广墩、乌山徐母塘山个头墩、高淳漆桥夏家塘土墩墓等（图1-9）； (87) 春秋中晚期的有溧水洪蓝凤凰井、石湫大圩东村、白马秀才墩，柘塘蔡家山二至四号墓，江宁陶吴竹联山，高淳顾陇、永宁Ⅱ、Ⅲ期等。 (88)
图1-9 南京高淳漆桥夏家塘土墩墓出土铜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
继土墩墓之后，考古工作者还确认了吴文化时期另一种重要遗存——台形遗址。吴文化台形遗址与湖熟文化台形遗址一脉相承，很多直接由湖熟文化时期的遗址发展而来，它们是吴人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场所，常常与土墩墓交错分布。南京范围内调查发现的台形遗址已有100余座，主要分布于江宁、溧水、高淳三区，另外主城所属玄武区、雨花台区也有发现。南京江北的滁河流域本不属于湖熟文化分布区，但西周以后也开始出现台形遗址，应与吴文化的影响有关。目前南京经发掘确认的吴文化时期的台形遗址有：溧水区二塘头，玄武区锁金村，浦口区曹王塍子、蒋城子，江宁区上坊艾塘、秣陵中庄，以及雨花台区西街越城遗址等。 (89)
通过对南京及周边地区土墩墓和台形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的物质文化面貌有了较为明晰的呈现：
吴文化时期仍处于铜石并用阶段。在江宁区艾塘，浦口区蒋城子，镇江龙脉团山、马迹山、孙家村等西周至春秋时期吴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石质工具，主要有斧、锛、刀、铲、凿、犁、镞等，器形与湖熟文化时期变化不大； (90) 进入春秋以后，铜质工具数量明显增多，南京高淳、溧水曾出土多件春秋时期的锛、铲、锸、、犁等青铜农具（图1-10），但石质工具仍在生产、生活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91)
图1-10 高淳境内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农具（南京市高淳区文管所藏）
吴文化时期青铜器制造水平比湖熟文化时期大幅跃升，在宗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吴国能够制造品类丰富的青铜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和工具等。从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多为小型工具和兵器，如刀、削、鱼钩、斧、戈、镞等；大部分吴国青铜器出土于墓葬中。西周至春秋早期常见的器形有鼎、鬲、甗、簋、尊、盉、匜、盘、卣、盘、杖首等礼器，戈、矛、剑、镞等兵器，辖、镳、衔、节约、当卢等车马器；较流行夔纹、变体夔纹、几何纹、勾连纹、垂鳞纹等，纹饰一般较粗率，地纹不清晰或者无地纹，主纹对称性也不严格。春秋中期以后，吴国青铜器受周边楚、越等国的影响明显，较流行蟠螭纹、图案化的雷纹，常见鼎、甗、尊、罍、鉴、缶、簠等礼器，以及钲、编钟、甬钟、勾鑃、錞于、丁宁等军乐器，刀、削、斧、凿、锄、镰、锯、铲等工具也常出现在土墩墓中。春秋中期以后，吴国制造的剑、矛、戈、戟等兵器越发精良，重要兵器上出现铭文。1970年，江宁陶吴中学出土1件铜戈，上有铭文19字。多位学者考证后将其命名为伯剌戈，“伯剌”为寿梦之孙，此戈乃寿梦为吴王时所铸，是吴国步入强盛时代的重要物证。 (92) 春秋晚期，吴国部分高等级青铜兵器的表面有菱形、曲折形的暗纹，与兵器本体明暗相间，不仅装饰效果冠绝一时，而且具有很好的防腐蚀作用。科技考古工作者通过实验证明，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这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才能达此效果，这是我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 (93) 南京六合程桥一号和三号春秋晚期贵族墓中分别出土的两件青铜剑，皆有暗格花纹，都是运用这种工艺制造的吴剑精品。 (94) 另外，在程桥一号墓中还出土1件铁丸，经金相鉴定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生铁之一，证实春秋晚期我国已经掌握了生铁冶炼技术，迈进了铁器时代，比欧洲早了1900多年。 (95)
夹砂红陶、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是吴文化最主要的生活器具，也是最为常见的吴文化遗物（图1-11）。夹砂红陶多用作炊器，常为素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多用作容器和盛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主产地为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即传统上的越地，吴文化中大量使用越地产品，说明吴越之间的文化联系与交流原本非常密切。印纹硬陶的纹饰，西周早中期较流行云雷纹、绳纹、羽状纹、复线菱形纹、折线纹等，常与回纹组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较流行席纹、菱形纹与方格纹、回纹的组合；春秋中晚期流行筛格纹、方格纹、麻布纹等，常与菱形纹组合。西周早中期陶器种类主要有鬲、甗、鼎、豆、盘、罐、坛、盆、钵、尊、纺轮等，其中多种器形由湖熟文化沿袭而来；原始青瓷器主要为罐和豆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新出现釜、盆式鼎等越式陶器，说明吴越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春秋中晚期，豆、盘等陶器基本消失，原始瓷豆被渐被缽所取代。
图1-11 江宁陶吴竹连山土墩墓出土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罐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
吴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比湖熟文化时期也有很大提高。在浦口区蒋城子、江宁区上坊艾塘等西周时期遗址中都发现了联排式房屋，还有用火烘烤地面的现象。艾塘发现的房屋五间联排，总长达17.04米，宽5.8米，不仅屋内地面和墙体皆经过烘烧，屋外还有散水设施，可较好地排走雨水，保护房基。另外，南京秣陵中庄，以及镇江丹阳凤凰山、马迹山等多处西周至春秋时期台形遗址中，多次发现由4个柱础组成的建筑单元。专家推测，这些粗壮的柱础可以起主支撑作用，然后其上构建干栏式房屋。 (96) 无论是连排建筑还是干栏式建筑，都反映出吴人能够根据江南多雨潮湿的特点，在设计和建筑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提高房屋的耐久性和居住的舒适度。
（三） 吴文化时期南京的作用与城市的萌芽
在吴国的历史进程中，南京地区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南京城市的雏形诞生于这一时期。
在吴国早期阶段，南京不仅属于吴文化的核心区，而且太伯集团最初立国之地也可能位于南京。关于太伯奔吴的终点，目前省内诸说并存：汉唐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太湖流域，《汉书·地理志》吴县下注云：“故国、周太伯所邑。” (97) 唐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则进一步明确为：“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无锡梅里由此长期被尊为太伯奔吴立国的地点。 (98) 然而早在考古证据出现之前，宁镇地区的重要性就被史家所关注，南宋《景定建康志》记载：“至德逊王吴太伯，初逃句曲山中。” (99) 元《至正金陵新志》称：“周初，太伯之国勾吴。茅山古名勾曲，形如勾己，勾转为句，句容以是得名。” (100) 可见自宋代以来，句容茅山也被视作太伯所奔立国之地。现代考古调查证明，茅山周边确为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上述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南京跻身此列所依据的文献堪称最早：《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太伯、仲雍）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 (101) 此“衡山”即太伯奔吴后所居之地。《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又载：“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 (102) 鸠兹在今安徽芜湖东南，则衡山在其东不远。梁代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已经指出：“丹阳县之横山，去鸠兹不远，子重所至也。” (103) 丹阳县系秦汉所置古县，治所在今南京江宁区与安徽当涂交界处的小丹阳镇，横山在其左近。清代学者高士奇、钱大昕等普遍认为，“横”通“衡”，丹阳之横山即太伯奔吴后所居之“衡山”。 (104) 除文献依据外，小丹阳及其周边的陶吴、横溪一带多次发现商周时期重要遗物，同时也是土墩墓密集分布区之一。1973年，江宁陶吴、横溪一带征集到1件商代青铜三羊罍； (105) 1974年，江宁横溪许村大队塘东村出土1件商代大铜铙（图1-12）； (106) 1957年，陶吴西阳街胭脂村出土1件西周青铜鼎； (107) 1958年，陶吴红旗水库出土多件西周青铜鼎、鬲，其中1件弦纹鼎的时代为西周早期；1960年，陶吴又一次出土鼎、鬲、卣、匜等西周时期青铜器13件。 (108) 小丹阳周边出土的青铜重器，时代自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与太伯奔吴立国的时间正好一致，而无锡梅里、句容茅山等地迄今未发现类似时段的遗物。因此，太伯立国于南京小丹阳之说，在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都拥有一定证据的支持，不应忽视。
图1-12 江宁横溪出土商代大铜铙
（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1》图版一四九，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春秋中期以后，吴国政治中心东移，南京地区成为“吴头楚尾”、各国反复争夺的拉锯地带。在此过程中，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境内三大流域——北部滁河、南部胥河和中部秦淮河先后出现行政建置和城。南京江北六合区位于滁河下游，古称“棠邑”。《左传》记载，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楚令尹子囊率军伐吴，驻“师于棠”；其时棠邑可能已经设立。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伍子胥之兄伍尚还为楚国担任“棠君”。 (109) 楚所设之“棠邑”是南京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行政建置之一。棠邑可能有城，但位置尚未明确。公元前518年，吴楚爆发“卑梁之战”，吴国夺取楚国边邑卑梁、钟离。卑梁治所在今安徽天长石梁镇，与六合北境相距甚近，推测棠邑应于此役归属吴国。 (110) 1964—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六合区程桥中学附近先后发现3座春秋晚期贵族大墓，出土编钟、编镈、暗纹青铜剑、玉剑具、铁器等各类重要文物数百件。这些随葬品文化内涵复杂，仅青铜器铭文就涉及吴、曾、罗等多个国号，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墓主是从属于吴国并与吴王联姻的罗国贵族臧公家族。罗国原为汉淮之间的小国，春秋后期被楚吞并，其贵族臧公投奔吴国，吴王妻之以女，将其安置于吴楚边境的棠邑地区。 (111) 程桥贵族墓的发现，直观地反映出春秋晚期南京江北地区诸国势力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状况。
南京高淳区的胥河北岸，春秋时期曾建有固城。《左传》明确提及固城——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即楚灵王末年），楚国内乱，“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 (112) 。对固城来历介绍最为清晰的是《太平寰宇记》所引《滕公庙记》的记载：“其城（固城）是吴濑渚县地。楚灵王与吴战，遂陷此城。……自平王听费无极佞言，伍员奔吴，阖庐用为将军，举兵破楚，楚奔南海。固城宫殿逾月烟焰不息，其城从兹废矣。” (113) 据此可知，濑渚县原为吴地，吴楚间多次易手。据《左传》记载，楚灵王率诸侯攻吴是在公元前538年，因而吴濑渚和固城之设应早与此年。 (114) 濑渚与棠邑一样，是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行政建置之一；而濑渚的治所固城则是南京目前可知年代最早的城。今高淳区固城镇东北尚存一处固城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城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内城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20米；外城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800米。2014—2015年，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对该城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勘探，证实该城主体为汉代所筑，未见早期遗迹，应为汉代溧阳县治旧址。 (115) 春秋时期的固城还需另行探索。
在南京主城南部、中华门外长干里西侧现存一处高地，古称越王台、越台，现为越城遗址。此地扼守古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地理位置同样十分关键。据《太平寰宇记》引《越绝书》的记载：“故越城……‘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又引《曹氏记》云：“昔句践平吴后，遣兵戍之，仍筑此城。” (116) 该城规模不大，“周回二里八十步”。 (117) 周元王四年即公元前472年，在此前一年，越王勾践率军攻入姑苏（今苏州）、灭吴。越城则为越国占领南京后所筑，它为吴楚、吴越相争画上了句号，又为越楚相争拉开了序幕。距今约2500年的越城，是历史记载南京主城区最早出现的城址，南京建城史由此算起是以往学术界的共识。 (118) 2017—2019年，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对越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虽然中心台地由于历代开发，早期遗迹破坏殆尽，未发现城墙遗迹。
图1-13 西周环壕（G9）近景（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
但是台地周围先后发现三道布局规整的环壕，严密地包围台地（图1-13）。环壕的存在间接证实了越城台原为城址的记载是可信的。更重要的是，环壕内出土遗物经碳十四法测年，距今为3000年左右。这一最新证据说明，范蠡所筑越城很可能是在吴国旧城基础上改筑的，该城真正的始筑者是西周时期的吴国，南京建城史有望提前500年。 (119)
四、 后吴时代越楚对南京地区的影响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之时，中国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公元前333年，楚国击败越国，尽取吴地。 (120) 公元前222年，秦国平定江南，在吴越故地置会稽郡。 (121) 在吴国灭亡至秦国统一的250年间，越与楚国分别经营南京地区百余年。
后吴时期越、楚对南京地区的经营，最大贡献在于对秦淮河下游南京主城区的重视与开发，范蠡筑越城，而楚国设立了金陵邑。据《建康实录》记载：“建康者，本楚金陵邑。……越王无疆即位……为楚威王所灭，其地又属楚。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 (122) 金陵邑是南京主城区首个行政建置，金陵从此成为南京的别称。金陵邑以石头城为治所，也奠定了石头城金陵重镇的地位，影响深远。
而“金陵”名称本身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建康实录》的观点，“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 (123) 金指铜，陵为山，华阳金坛即今常州金坛和镇江句容之地，境内茅山（句曲）与南京相距很近，确实自古产铜。梁陶弘景《真诰》载：“汉灵帝时，诏敕郡县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库，逮孙权时，又遣宿卫人采金，常输官。” (124) 另一种是《太平寰宇记》引《金陵图经》的看法：“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该观点虽然流传很广，但显然是以后代之事附会，因此第一种观点更值得采信。
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京地区多次发现楚国兵器、金币，还出土过战国时期楚式的铜砝码，这些都是楚国文化留在南京的实证。 (125)
五、 商周时期南京文化的突出成就
湖熟文化是商代南京地区的主流文化，以铜石并用，大量使用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为主要特征。湖熟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也是迄今唯一以南京地名命名并得到全国公认的考古学文化。湖熟文化为南京地区的文明起源发挥了关键作用。
商周之际，吴国及其文化在湖熟文化的基础上崛起于宁镇地区。国家的建立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吴国作为南京，乃至江苏历史上首个诞生的国家，为本地区文化发展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南京号称“吴头楚尾”，江苏世称吴地皆由此而来。
吴国时期，南京地区出现了棠邑、固城、越城等最早的一批城邑与行政建置，开启了南京城市化的先河。吴国高度重视水运，大力建造船只，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开凿了胥河、邗沟等中国最早的一批人工运河，初步建立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奠定了南京，乃至江苏依水而兴的发展基础。南京六合程桥贵族墓中出土的使用金属膏剂涂层工艺制作青铜剑，以及迄今我国最早出现的生铁弹丸，说明吴国掌握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青铜器、铁器加工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吴国及其文化是以太伯、仲雍为首的周人集团通过主动“断发文身”，尊重、融入当地文化，以和平方式创建、逐步发展而成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 (126) 这种中国式发展道路，对于推动当今世界文明的进步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