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下的秦汉时期文化
一、 南京秦汉行政区划与城市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兼并六国，建立统一国家，在行政上废分封，置郡县。秦在今南京地区置棠邑、秣陵、溧阳、丹阳、江乘5县，棠邑属九江郡，其他4县属鄣郡，今南京地区从此由中原王朝直接统辖。可能是秦历时太短或被破坏，至今尚未发现秦代有关遗存。秦汉之交，今南京地区尽属项羽西楚。整个汉代，今南京地区先后隶属韩信楚国（前202年）、刘贾之荆国鄣郡（前201年）、吴王刘濞之吴国（前195年）、刘非之江都国鄣郡（江南各县）和东阳郡（江北棠邑）（前153年）。江都国废除后（前121年），江北棠邑先属临淮郡，后属广陵郡；江南各县先属鄣郡，后隶属丹阳郡（前109年）、宣亭郡（14年）、丹阳郡（23年），直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领丹阳郡，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称帝于建业，南京第一次成为都城。
汉代县及侯国并立，今南京地区除江乘置县始终未变外，棠邑、秣陵、丹阳、胡孰、溧阳皆置侯国。侯国的设立，是今南京地区在秦汉时期经济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亦是契机。棠邑县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为棠邑侯国（今南京除浦口区西境之外的江北部分），封陈婴为棠邑侯，后国除（前116年）。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推恩江都王刘非之子刘胥行、刘敢、刘缠分别为胡孰顷侯、丹阳侯、秣陵侯，领胡孰侯国（推测今湖熟街道及附近）、丹阳侯国（今南京南部的丹阳镇、横溪、陶吴及安徽当涂县大部分 (127) ）、秣陵侯国（大致包括今南京主城区、雨花台区及江宁区大部），由于后继乏人，丹阳侯国（前122年）与秣陵侯国（前113年）不久即除，唯胡孰顷侯刘胥行子刘圣于元鼎五年（前112年）袭爵，后获罪免爵，国亦除，复为县。溧阳县于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亦立为侯国（大致包括今溧阳、溧水、高淳三地，治在今高淳固城附近），梁敬王刘定国之子刘钦被封为溧阳侯，后其子刘毕嗣爵后因事免爵，国除，复为溧阳县。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 (128) 南京下辖的秣陵、丹阳、江乘、胡孰、溧阳及棠邑诸县或侯国，应亦筑城，汉代城市文化兴起。由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从主要功能来看，汉代城市由“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军事堡垒型朝经济社会型城市转变，墓葬区已由城内转移到了城外。南京地区各城垣今虽皆已无存，但在汉代县治或侯国治所附近，大多发现过大批文化遗存，见证了南京汉代城市文化的兴盛。最典型的高淳固城遗址是南京地区保存最好的汉代城址 (129) ，为汉溧阳县治或侯国国都所在，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多边形，分外城和内城两重，城址内外发现多处汉代建筑遗迹，外城内发现多处水井和陶器残片、纺轮等遗物，城外分布着大批汉代墓葬；另在六合雄州附近发现的西汉建筑遗存 (130) 和大型官署建筑遗址 (131) ，分别被认为与西汉吴王刘濞的铸钱遗址和棠邑城址有关；丹阳发现过大量汉代筒瓦、板瓦、瓦当 (132) ，以及汉代墓葬等，推测与丹阳县城有密切联系；今栖霞区栖霞山南部西湖村，20世纪80年代尚存“废郭残垣” (133) ，推测与江乘县有关。今天的这些考古材料，成为反映南京地区秦汉城市文化面貌的重要物质载体。
秦汉时期，今南京地区在大一统背景下，行政区划的设置、城市的建立，都在中央的统一政策下进行。西汉时期，南京地区的文化在与中原文化趋于一致的南北交融大背景下，还保留了一些本地楚、越文化传统。至东汉时期，是南京地区文化大变革时期，文化面貌已与中原十分接近，特别是儒学和道家为主流的文化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无论是教育、建筑方式、丧葬文化，还是器物风格，都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相同的面貌。
二、 两汉儒学的兴起和发展
汉初，由于受秦“焚书坑儒”的影响，儒家文化尚未受到重视，统治者提倡道家的黄老无为之学。至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不仅影响统治阶层的政策方向，而且经过统治者的倡导、上层阶层的推崇，儒学自上而下，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此后两千多年间的正统思想。儒学在南京地区的传播，在大变革的东汉时期才得以体现。
儒学的兴盛促进了教育的推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后来，除了中央设立太学，各地方郡县皆立学校。东汉建武六年（30年），五官中郎将李忠任丹阳郡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 (134) 李忠采取从教育入手，在江南地区推行中原儒家文化，而南京地区距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不远，自然深受影响。南宋时期在固城湖滨出土的《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也印证了东汉时期南京地区官办教育活动的情况。《校官碑》为溧阳属官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十月为纪念溧阳县长潘乾的德政而立，为江苏省境内现存唯一的汉代碑石。“校官”为官办县级学校，据《校官碑》碑文介绍，东汉光和年间（178—184），潘乾以察廉而任溧阳县长，他在任期间“构修学宫，宗懿招德”，建立了南京地区有明确记载的距今最早的学校，以开展儒学教育活动，碑文颂扬了潘乾兴建学校、任贤施教、倡导教化和礼乐的事迹。由此可见，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原文化在南京地区的推广离不开李忠和潘乾等人身体力行的贡献。
儒学在全国大力推广，在其影响之下，从东汉时期开始，南京地区的礼制文化和丧葬文化在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渐趋一致。
首先，重视孝道与丧礼。儒家提倡孝道，两汉以“孝”治天下，“孝”是国家察举的重要标准之一。“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礼记·祭义第二四》），由孝道观念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相结合而生的厚葬思想在汉朝得到特别的尊崇。西汉始于中原河南、陕西地区的砖室墓大多宏大壮观，为仿照生宅置“前堂后室”的多室墓，前室象征地上居室的堂，用于在其中进行祭奠等活动，后室置棺，象征地上居室的寝，丰富的随葬品多放在前室。南京地区虽本土传统的土坑木棺墓大致从战国晚期一直到东汉都有分布，但砖室墓至迟于东汉早期在南京地区也得到推广，由过渡的木顶石椁墓、石顶石椁墓、木顶砖室墓发展成为最终的券顶砖室墓，并流行于整个六朝及以后时期。如溧水蔡家山东汉墓 (135) 、高淳漆桥乡曹村东汉墓 (136) 、固城遗址汉墓 (137) 、江宁陶吴砖瓦厂汉墓 (138) 、栖霞龙潭附近的东阳罗山咀汉墓 (139) 等都为多室砖墓，以江宁陶吴砖瓦厂汉墓为例，墓的平面呈前后双“凸”字形，设有两耳室，在墓的前室砌有长方形祭台摆放随葬品，与洛阳地区汉墓形制一致。另外，有的砖室墓以模制的画像砖砌成，从高淳发现的东汉画像砖 (140) 看，画像题材包括历史故事（如“孔子见老子”）、神话故事（如“四灵”题材）、升仙（如“羽人”题材）、墓主人生活场景（如“车马出行”）等，与河南南阳、江苏徐州等画像砖、画像石墓盛行的地方大体一致。画像砖墓是厚葬之风的产物，鉴于生者要进入死者的墓室内瞻仰，故为表现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场景，或用虚构和想象的手法为死者描绘一种死后享乐的生活场景，或用寓意丰富的画面表现子孙们送葬和吊唁的孝顺壁画，南京高淳、溧水等地盛极一时的画像砖、画像石墓应也有此意。在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下，不仅仅依生宅造阴宅，且随葬丰富的物品，既包括生前实用之器，也包括仿生模型之器，把活人的生活全面构筑于土冢之下，表达了人们为死者模仿现实世界的思想。随葬品有铜器、陶器、铁器、玉器、漆器等几大类，铜器中最常见的铜镜，从西汉早期只见楚地风格的连弧纹镜、蟠虺纹镜，到西汉中晚期始见中原流行的草叶纹镜、星云纹镜、“日光”“清白”“昭明”等铭文带镜，至西汉末东汉初与中原地区同时存在的规矩禽兽镜、规矩四神镜等，也见证了南京地区物质文化在“吴头楚尾”地理位置下的楚文化风格向大一统背景下的汉文化占主导风格转变的过程。陶器多为低温釉陶，最突出的是专为丧葬而特制的明器，是对实用生活器具的仿制。一为仿生活用器，包括鼎、瓿、钫等，这类生活用器在汉之前一般是用于高等级墓葬的铜礼器，仿铜陶礼器的流行，表现了汉代礼制文化的普及；二为包括房屋建筑、仓囷灶井、院落猪圈、动物世界等在内的模型明器，这是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和“事死如事生”观念同时作用的产物。随葬玉器最常见的是璧、环、璜、佩等礼器和“九窍玉”、琀、握等葬玉，南京地区汉墓出土的玉器不多，但在湖熟窑上村西汉墓 (141) 和高淳固城双岗东汉墓 (142) 也有集中发现，特别是栖霞区高家山汉墓七窍塞的发现 (143) 、浦口步月路西汉墓中集中出现玉璧 (144) 等，证明中原传统文化在西汉时已在南京地区有所普及。综上所述，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北方主流文化已深入长江下游的今南京地区，人们在思想观念、丧葬礼俗等方面高度模仿中原文化，也带来了物质文化面貌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动态变化。
然后，重视家族观念。儒家“孝”观念的提倡是重视家族观念的重要精神因素，在丧葬方面就是对家族葬的重视。家族葬在先秦即出现，但在西汉中期以前，仅流行于高等级墓葬中，尚未普遍。在汉代主流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家族葬发展起来。在今南京地区，普遍分布着家族墓地，如湖熟砖瓦厂朱氏家族墓 (145) 中，2号墓（M2）出土了墓主朱建的告地策，5号墓（M5）出土耳杯内亦见墨书“朱”字；溧水木头山汉墓群墓葬排列方式有迹可循，都是以一座墓居中，其他墓葬左右排开，推测为家族墓地 (146) ；浦口星甸汉代家族墓地分为南北两组，北边一组呈西南—东北走向，南边一组呈西北—东南走向 (147) ，有序排列。
(1) 房迎三、沈冠军：《江苏旧石器时代考古20年回顾》，《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第48—55页。
(2) 穆西南、许汉奎等：《南京汤山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古生物学报》1993年第8期，第393—399页；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汤山考古发掘队：《南京人化石地点1993—1994》，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 吴汝康、李新学等：《南京直立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4) 《南京人的年代分析》，见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汤山考古发掘队《南京人化石地点1993—1994》，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5) 周春林、汪永进、程海、刘泽纯：《论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年代》，《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255—261页；许汉奎：《南京直立人研究的新进展》，《江苏地质》2001年第2期，第82—86页。
(6) 吴汝康、李新学等：《南京直立人》，第70页。
(7) 刘武、邢松、张银运：《南京人头骨化石研究新进展》，《古生物学报》2009年第3期，第357—361页。
(8) 徐钦琦等：《南京汤山溶洞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发现及其意义》，《科学通报》1993年第15期，第1403—1405页。
(9) 汪永进等：《南京汤山洞穴碳酸盐沉积物的电离质谱铀系年代》，《科学通报》1999年第14期，第1548—1551页。
(10) 吴汝康、李新学等：《南京直立人》，第83页。
(11) 徐钦琦：《南京汤山早期人类及南方几个猿人遗址的生活环境》，《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263—269页。
(12) 李炎贤、雷次玉：《江苏溧水神仙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期，第59—64页。
(13) 葛治功：《溧水神仙洞一万年前陶片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302—303页。
(14) 房迎三等：《溧水神仙洞人类化石和时代再研究》，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年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40页。
(15) 鞠魁祥：《江苏溧水神仙洞的发掘和研究》，《火山地质与矿产》2001年第3期，第219—227页。
(16) 房迎三：《江苏江浦旧石器地点调查》，《东南文化》2003年第5期，第6—10页。
(17) 房迎三等：《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埋藏学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134—142页。
(18) 房迎三：《江苏南部旧石器调查报告》，《东南文化》2002年第1期，第17—25页。
(19) 房迎三：《皖南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和意义》，《安徽史学》1990年第5期，第4—6页。
(20) 房迎三、王结华、梁任又等：《江苏句容放牛山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41—49页；房迎三、梁任又：《江苏句容放牛山旧石器遗址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年研究》，《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0辑，文物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3—6页。
(21) 房迎三、何未艾、惠强等：《江苏金坛和尚墩旧石器遗址研究：地层、遗迹与时代》，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35页。
(22) 南京博物院：《记湖熟镇发现史前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7期，第164—166页；南京博物院编：《南京附近考古报告I—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第13—40页。
(23) 魏正瑾：《昝庙遗址》，《1981年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册）》，1981年，第20—25页；魏正瑾：《昝庙遗址内涵的初步分析》，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壹）》，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15页。旧时有关文章多称昝庙遗址，以遗址行政地名命名，但其实当地只有昝缪大队，并无昝庙大队，应为昝缪遗址。
(24) 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
(25) 蒋赞初：《关于江苏的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第35—45页。
(26) 胡悦谦：《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21—30页、198—201页。
(27)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8—100页。
(28) 魏正瑾：《昝庙遗址》，《1981年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册）》，1981年。
(29)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第117—124、5—6页。
(30) 南京市文物局等：《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第1—20页、97—101页；张文颖、胡玉梅、丁梦莎：《南京薛城遗址发掘24年后，“江南第一龙”出现》，《现代快报》2021年12月16日第4版。
(31) 谷建祥：《高淳县朝墩头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03页。
(32) 魏正瑾：《长江下游考古工作又一重要发现——南京营盘山氏族葬地遗址的发掘》，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壹）》，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291页；《南京市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
(33) 《原始社会的神像雕塑——营盘山陶塑人面像》，《中外文化交流》1996年第1期。
(34) 《江浦县牛头岗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196页；《牛头岗古文化遗址》，见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江浦牛头岗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35) 林留根：《骆驼墩文化初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第63—71页。
(36)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37) 赵宾福、郭梦雨：《骆驼墩文化简析》，《东南文化》2017年第3期，第52—63页。
(38)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83—84页；山东省博物馆：《谈谈大汶口文化》，《文物》1978年第4期，第58—66页。
(39)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1、149—158页。
(40) 参见贺云翱《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出土玉件及相关资料的初步研究》，载《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2001年。
(41) 参见贺云翱《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出土玉件及相关资料的初步研究》，载《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2001年。
(42) 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第3—5页。
(43) 刘恒武：《论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萌芽》，《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第29—34页。
(44) 杨淑蓉：《中国考古发现在原始宗教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第13页。
(45) 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周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依据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表》。上述年代推断虽存争议，但仍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接受的夏商周时期大致的年代框架。公元前256年，秦国攻入洛邑，周赧王病逝，周朝灭亡。
(46) 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第38—50页。
(47) 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第125—140页。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等：《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119页。
(49)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第16—31页；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等：《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第481—514页；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50)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36页。
(51)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第119—177页。
(52)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有虞氏的活动中心在豫东的夏邑（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徐旭生研究认为，有虞氏的活动范围在豫东，“今河南极东与山东交界处有虞城县，秦与两汉时全叫作虞县，这与《孟子》所说相合”，“虞城为有虞氏的旧地”（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李伯谦依《左传》哀公元年少康“逃奔有虞”，杜注“有虞，梁国虞县”，指出“有虞即秦汉时的虞县”。他还指出“史载有虞氏部落由盛而衰的历史与碳十四测定的造律台类型存在的时间基本一致”，“其与造律台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同”，“造律台类型确有不少因素是来自原居地东夷族创造的大汶口文化”，“因此，从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分析，造律台类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第50—59页）。田昌五认为：“帝舜有虞氏姚姓，在今天豫东地区”，“帝舜部的文化即王油坊类型的中原龙山文化”，“舜在夏代之前，这和王油坊类型的年代是相当的”（参见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
(53) 南京博物院张敏先生对此问题有系列论述，参见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26—32页；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张敏、韩明芳：《江淮东部地区古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24页；张敏、韩明芳：《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3—5页；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2页。
(54)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第31—48页；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第3—21页；姚庆、张童心：《论广富林文化的起源》，《史志学刊》2015年第6期，第30—35页。
(55)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第1—12页。
(56) 田名利：《试论宁镇地区的岳石文化因素》，《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第33—40页。
(57) 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第13—40页；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第47—58页。
(58) 南京博物院：《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216页。
(59) 林华东：《对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340—346页。
(60) 肖梦龙：《初论吴文化》，《江苏社联通讯》1980年第1期，第16—19页。
(61)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62) 南京博物院：《江苏金坛市新浮遗址的试掘》，《考古》2008年第10期，第3—16页；徐州博物馆：《江苏溧水二塘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第49—65页。
(63) 史骏：《溧阳地区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窑址的初步调查与分析》，《苏州文博论丛》2007年第八辑，第30—38页。
(64)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7—23页；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第117—124页。
(65) 徐州博物馆：《江苏溧水二塘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第49—65页。
(66)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5页。
(67) 此为《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记载，而《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将周章之后的熊遂，分记为熊与遂两代，故前后为二十六世，与《史记》略有差异。
(68) 《管子·小问》篇记载：“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4—975页）并可参阅宋镇豪《商周干国考》，《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第53—66页。
(6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5页。
(70) ［汉］袁康、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71) ［东汉］袁康撰，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1页。
(72) 《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48—1649页）
(73) 胥河为伍子胥所开的记载，目前可知最早出自宋代文献。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云：“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南宋《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堰埭》亦云：“余家堰在溧水县东南一百一十五里，长一十里，春冬载二百石舟。昔吴王阖闾伐楚，因开此渎运粮，东通太湖，西入长江。”其后明韩邦宪《广通镇坝考》、清胡谓《禹贡锥指》、清光绪《高淳县志》等皆沿用此说。20世纪以来，我国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胡焕庸、任美锷、李旭旦、费师孟等人还先后前往胥河实地勘查，均基本认可胥河为伍子胥所开的观点。如此，胥河应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比邗沟的开凿还早了20余年。不过胥河开凿于阖闾时期的记载，未见于秦汉时期的早期文献，考古工作者也尚未发现该河开凿于春秋时期的可靠证据，因此，此论还应存疑待考。
(74) 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75) 王延栋译注：《战国策译注》之《赵策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94页。
(76) 关于“太伯奔吴”的学术讨论，参见任伟所著《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章有关整理与研究。
(77)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58—62页；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第45—46页；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第274页；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6—69页。
(78)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教局：《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2000年第9期，第42—54页；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河阳大夫墩发掘报告》，《通古达今之路——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第110—126页。
(79)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第24—37页；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Z1期，第13—50页。
(80) 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第7—9页；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第79—83页。
(81) 商志（香覃）：《苏南地区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特色及相关问题》，《文物》1990年第9期，第48—55页。
(82) 刘建国、吴大林：《江苏溧水宽广墩墓出土器物》，《文物》1985年第I2期，第23—25页。
(83) 张敏：《吴王余眛墓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第Z1期，第52—58页。
(84) 邹厚本等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第三章《江南土墩墓》，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85)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160页。
(86) 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第274页；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6—69页；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县柘塘、乌山土墩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8页；镇江市博物馆：《江苏溧水、丹阳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8期，第690—693页；南京博物院：《江苏高淳县顾陇、永宁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5页。
(87) 刘建国、吴大林：《江苏溧水宽广墩墓出土器物》，《文物》1985年第I2期，第23—25页；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县柘塘、乌山土墩墓清理简报》；高淳漆桥夏家塘土墩墓2015年由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目前资料尚未发表。
(88) 刘兴、刘建国：《溧水凤凰井春秋土墩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Z1期，第70—77页；南京市博物馆、溧水县博物馆：《南京溧水大圩东村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5期，第52—60页；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等：《溧水县秀才墩发掘报告》，《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456页；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县柘塘、乌山土墩墓清理简报》；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陶吴春秋时期大型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第33—47页；南京博物院：《江苏高淳县顾陇、永宁土墩墓发掘简报》。
(89) 徐州博物馆：《江苏溧水二塘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第49—65页；南京博物院：《南京锁金村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第13—30页；南京博物院：《江浦县曹王塍子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1986年第1期，第15—20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江浦蒋城子遗址》，《东南文化》1990年第Z1期，第214—240页；江宁上坊艾塘遗址、秣陵中庄遗址和雨花台西街越城遗址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2013年以来新发掘的项目，考古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90) 镇江博物馆编著：《镇江台形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市孙家村遗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第14—37页。
(91) 濮阳康京：《高淳出土和收集的古代石、铜农器具》，《长江文化论丛》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6页；溧水县文化局编：《溧水文物集粹》，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1页。
(92) 周晓陆：《吴〈伯剌戈〉读考》，载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集刊》第8辑，1985年版，第48—52页；吴聿明：《伯剌戈考》，载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146页。
(93) 谭德睿、廉海萍等：《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第111—146页。
(94)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第105—115页；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第204—211页。
(95)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1—22页；韩汝玢：《中国早期铁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金相学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第3—5页。
(96) 李永军、刘敏、居法荣：《丹阳凤凰山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报告》，载镇江博物馆编著《镇江台形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97) ［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90页。
(98) 《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引《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5页。
(99)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一《儒学志四·祀先贤》，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页。
(100) ［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首《修志本末》，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101) ［汉］赵哗撰，徐天祜音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02) ［春秋］左丘明撰，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25页。
(103) ［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卷二二《郡国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90页。
(104)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一一“吴”国“衡山’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05) 《南京博物院藏宝录》编辑委员会：《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149页。
(106) 南波：《介绍一件青铜铙》，《文物》1975年第8期，第87—88页。
(10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87，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108) 李蔚然：《南京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0年第6期，第41页。有关学者在相关文章中认为这批青铜器应出自一座墓葬。
(109) ［春秋］左丘明撰，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18、1408页。
(110)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卷一四《诸侯年表》、卷六十六《伍子胥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58、1714、2174页。
(111) 曹锦炎：《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第147—152页。
(112) ［春秋］左丘明撰，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44页。
(11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昇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93页，。
(114) ［春秋］左丘明撰，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45、1253—1256页。
(115) 岳涌等：《南京高淳区固城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内部资料，待刊稿。
(116)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昇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90页。按：《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的记载今已佚，今本《越绝书》无此记载。
(117)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一》引《图经》记载，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118)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建置志》第一章《吴越楚城邑》，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19) 参见陈大海《越城与长干里》，《南京史志》2019年第1期。
(120)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1页。
(12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二十五年……王翦遂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页。
(122)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23)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24) ［梁］陶弘景：《真诰》卷一一《稽神枢第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140页。
(125) 张浦生：《江苏“郢爰”》，《文物》1959年第4期，第11—12页；2009年南京新街口苏宁广场工地又发现郢爰；国家计量总局等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26)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127) 贺云翱：《小丹阳考》，载氏著《历史与文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419页。
(128) ［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页。
(129) 濮阳康京：《江苏高淳固城遗址的现状与时代初探》，《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第22—25页。
(130) 吴学文：《江苏六合李岗楠木塘西汉建筑遗迹》，《考古》1978年第3期，第213—214页。
(131) 陈大海：《六合走马岭考古调查》，《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5页。
(132) 贺云翱：《小丹阳考》，载氏著《历史与文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419页。
(133) 参见周子舆《江乘县考略》，《南京史志》1987年第6期。
(134) 《后汉书》卷二一《李忠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56页。
(135) 吴大林：《溧水县发现东汉画像砖墓》，载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548页。
(136) 贺云翱：《从文物考古看先秦两汉时期的南京》，《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137) 陈兆善：《江苏高淳东汉画像砖浅析》，《考古》1989年第5期，第472—475页。
(138) 李蔚然：《南京地区汉墓概说》，《江苏省考古学会论文集》，1986年。
(139)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龙栖工作组：《龙栖铁路改线工程中发现汉石椁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第63—64页。
(140) 陈兆善：《江苏高淳东汉画像砖浅析》，《考古》1989年第5期。
(141)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市湖熟镇窑上村汉代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第30—36页。
(142) 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高淳固城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第94—102页。
(143)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龙栖工作组：《龙栖铁路改线工程中发现汉石椁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144) 浦口步月路西汉墓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2017年新发掘项目，考古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145) 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县文化局：《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载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146)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新发掘项目，考古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147)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新发掘项目，考古资料正在整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