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兴盛的原因
公元229年夏，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正式称皇帝，国号为吴，同年秋迁都城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开启了六朝南京的建都史，而孙吴确立的“限江自保”政策，则成为南方政权大多数历史时期的立国方针。
西晋统一以后，司马邺政权在汉赵刘曜的进攻下灭亡。而琅琊王司马睿则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于公元317年在江东重建晋政权，定都建康，人称东晋。此后至公元420年，历经百余年，作为都城的南京迅速发展，获得了南方其他地区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随后的近170年，宋、齐、梁、陈诸朝，皆以南京作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继续定都建康（图2-1）。
图2-1 孙吴都建业图（明朝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自公元229年孙吴在建业称帝，至589年隋朝灭陈统一，除去西晋灭孙吴至东晋建立之间的37年外，江南六朝先后存在32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乱世，但也是中国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两千多年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六朝文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其中既有基于时代的特殊因素、物质基础，又具有地域的、人文的因素。
综观六朝300多年的历史，其文化兴盛的基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大批劳动力与先进生产技术，使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二是继秦汉以后，江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三是门阀政治兴盛，南迁士族带来了中原的汉晋文化并与吴越文化结合，在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六朝政权虽屡经更迭，但这一时期学术自由，思想开放，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五是六朝与北方政权既对峙，又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互相影响。这些时代的因素与特点，对六朝文化的产生、发展，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 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地域文化产生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发展是文化繁盛的基础。建康（今南京）作为六朝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心的核心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形成富于地方特色的“六朝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北人的南迁与江南劳动人口的大量增加
人口的增长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古代社会，人口的多寡往往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永嘉之乱后，晋宗室南迁，司马睿定都建康。此时期，北方汉人包括士族，大量南渡。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史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2) 。
北方人口的南迁，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后，至东晋元、明、成帝时期。《宋书·志序》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第二次高潮是在东晋康帝、穆帝以后至东晋末年，特别是苻坚败亡后，中原人民大量南迁。第三次高潮是在刘宋少帝至明帝时期。这一时期，南北交相侵略，北人大量南迁。如元嘉末年，拓跋魏大举南侵，进至瓜步，流民竞相南渡江淮。 (3)
三次人口南迁，主要是来自黄河流域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向以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京师建康地区为中心地区的流移。谭其骧曾经推断：“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换言之，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有史以来移民之盛，殆无有过于斯者矣。” (4)
南迁来的人口，往往密集分布在政治中心、交通要冲等地，如建康、广陵一带。史载：“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县治在建康）。” (5) 刘宋元嘉年间，沈庆之进行北伐，前后俘获达20余万人，这些人口大多被迁至建康落户，以至于最终迁居到建康的人数超过了原来居民的人数。
大量人口的南迁，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首先，为江南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人手，促进了江东农业、手工业等经济的发展。其次，东晋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充足劳动力，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建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次，六朝政权的建立，特别是孙吴、东晋，与南来士族密切相关。最后，大规模、长时间的民族迁徙，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大大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促成了六朝文化的繁荣。 (6) 总之，人口的大量南迁，有力地推动了南京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2. 屯田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孙吴立足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政治经济中心，京城建康更是其核心地带。为北与曹魏、西与蜀汉争衡，孙吴在其统治区域内包括在京师建业附近，大兴屯田，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孙吴立国之初，孙权即认识到屯田的重要性。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下令：“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田。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7) 史载，孙吴实施的屯田制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类型。《三国志》卷六一《吴书·陆凯传》载，孙吴实行全军皆农制度。凡在吴军驻屯之地，即是军屯所在地区。建业为首都所在，驻有重兵，军屯较为集中。见于史载有大桑浦屯、牛渚屯、烈州屯、牛屯、华里屯等。 (8) 另据史载：“湖熟（治今南京市江宁区湖熟镇）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溧阳（治今南京市高淳县东固城镇）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 (9) ，也反映了孙吴屯田的情况。屯田制使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促进了以京师为中心的经济开发和发展。
由于京畿人口的持续增多，东晋南朝不断开发新的耕田。建康四郊的土地被迅速开垦出来。史载东晋王导在钟山有赐田八十顷，梁初已成良田； (10) 谢安在今江宁东山建筑山墅；东晋刁氏“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 (11) 刘宋的谢混“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田畴垦辟，有加于旧”。 (12) 刘宋沈庆之在娄湖“广开田园之业”，以致出现“京师无田”的说法。 (13)
自东晋始，建康地区的农田开发由原河谷地向山区发展。《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载，齐建元三年，竟陵王萧子良遣官到京畿诸县查访，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八千五百五十四顷。
大量土地的开发，使建康成为富庶的农业经济区，粮储大为充实。史载在建康，即设有龙首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
六朝时期水利设施的兴修也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建康周围的农田水利基本上以开发陂塘、灌溉田地为主，其中著名者为赤山塘。赤山塘又名赤山湖，位于建康城郊今句容城区西南约30千米处，是六朝时期建康地区最重要的陂塘。赤山塘主要为蓄水灌溉而开，筑于孙吴赤乌二年（239年），上承茅山北麓诸溪水，下通秦淮河。这项工程宋、齐、梁三代都曾加以修缮。其中萧齐明帝时由官府出资，沈瑀主持的修治最为著名。
古丹阳地区，位于今江苏溧水、高淳及安徽当涂、芜湖一带，也是六朝建康地区经营水利屯田的重点区域。此地围湖垦田的历史悠久。孙吴建都于建业后，在此设督农校尉，大规模经营屯田，辟土造田，围湖耕垦，发展农业生产。
在宁镇山区地带，以堰塘为主的水利灌溉业也有很大发展。其中著名的工程达八九项之多、主要分布于镇江、丹阳、溧阳、金坛等地。 (14)
六朝时期曾开凿和连通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使建康成为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聚散物资的经济中心。
总之，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快速发展，史载“江南为国盛矣……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3. 水陆交通的发达
城市存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交通事业。六朝重视交通，不断修路凿渠、置驿架桥，使建康的交通事业建设远胜于两汉，并成为南方的交通中心。以陆路交通为例，建康东有京口路、 (15) 黄城大路、江乘路、钟山路、竹里路、小辛道；南方及东南方则有方山大道、上容路、湖头路、湖熟路、龙山路等； (16) 西及西南方则有西州路、石头城路、 (17) 新亭路、小丹阳路、白杨路等；北方有金城路、幕府山路等。除了主街，在建康城内外，也分布着诸多的小巷，著名的如乌衣巷、孔子巷、长干里等。
就水路的交通而言，运渎、 (18) 潮沟、 (19) 青溪 (20) 和淮水在建康城内组成的水道网发挥了重要的运输作用。另外破冈渎和上容渎，也关乎建康之经济命脉，担负着三吴转输粮米以供京师的重要任务。概言之，从春秋战国降及六朝，经过历代的道路、水路建设，以建康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络逐渐形成。左思《吴都赋》云：“水浮陆行，方舟结驷。” (21) 日益完备的水陆交通网，有利于六朝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加强建康城与外地的联系与沟通。
4. 商业经济的活跃
在农业经济的推动下，六朝时期，建康地区的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很快，六朝建康成为南方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六朝的手工业部门种类主要有纺织、冶铸、造纸、造船、制砖、建筑、金银细工、制陶等行业。从建康东郊高崧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还可以看出，建康的玉器加工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2)
六朝士人重视商业，不以行商为贱业，许多王公贵族参与商业活动。“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弛，丝罽文犀，飞不待翼。” (23)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建康市场基本沿袭前代，市场体制呈现出突破旧制束缚的发展态势，如已打破“面朝后市”格局，大市、小市、草市分布于宫城南北，尤其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史载“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 (24) ，可见当时长江岸边四方商贾舟船云集的盛况。随着商业发展和市场繁荣，居民结构也日益发生变化，《隋书·地理志》曰：“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 (25) 建康城之商业性质，已不亚于北方久已发达的商业都市。
建康地区经过六朝时期的不断开发，呈现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 (26) 的繁华景象，萧梁时期，建康“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人文荟萃，四方辐辏，成为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经济中心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地处长江下游的建康，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江南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六朝江南经济中心之核心地带，为当时国家财政仰赖之地及人口集聚之所，这就为以京城为中心的六朝文化的迅速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富于时代与地方特色的“六朝文化”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二、 百家争鸣与思想解放
以儒学独尊为特征的两汉统治思想，历经300多年，至六朝时期已走向式微。六朝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自秦汉以来最强的一股个性自觉、思想解放的潮流。思想多元、百家争鸣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是一个分裂、动荡的乱世，但是，政权更替的频繁，也意味着中央的控制力减弱及汉代以来“独尊儒术”模式的瓦解，加之玄学与佛教的兴盛，各种思想文化得以自由地发展，使六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个“百家争鸣”时代。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 (27)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中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 (28) 汤一介在《论魏晋玄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一文中认为，玄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所谓内在超越，是指超越的精神境界，儒家追求的是道德上的理想人格，道家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玄学则是对两者之间的调和。 (29)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 (30) 张岱年在《中国文代概论》中特别指出：六朝时期，“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的精神大放异彩” (31) 。
传统桎梏的打破，使得无限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南京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文学、史学、音乐、绘画、建筑、舞蹈、书法及其他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产生了《文心雕龙》《文选》《三国志注》《后汉书》《兰亭序帖》《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一大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方面的巨作，形成了儒学、玄学、道教、佛教各种思潮自由争鸣、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新局面。范文澜指出：“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32)
三、 门阀士族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永嘉之乱后，晋宗室司马睿定都建康，“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 (33) ，建康成为世家大族聚集之地，其中最著者，如南下的王、谢、桓、卞、祖、颜、庾、郗等，都是北方名族。司马睿建国的历程，几乎全凭琅琊王氏等北方大族的筹划与支持。“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34)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世家大族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他们把持朝政，撑起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厦， (35) 正所谓“魏晋南北朝社会中的许多贡献是由门阀贵族中人作出的”。 (36)
“世世不绝” (37) 的世家大族，相对来说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占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南渡而来的北方士族，对迁入地建康的文化成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发生了持久性的作用。“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38) ，就是一个形象的说明。北方士族将中原汉晋文化与长江下游固有的吴越文化相结合，发扬光大，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分裂割据中传承着先进的华夏文明。
在门阀政治之下，东晋南朝的世家大族，往往不以忠君为念，而是视维系家门不堕为重。为维持家族政治社会地位，名门望族对子孙后人的文化教育及陶冶高度重视，这对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的繁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推动
六朝政权，皆设置了比较健全的政府文化机构，在政策上大力弘扬文化，因而推动了六朝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孙吴中央九卿之一的太常，为最高文化管理机构，其下设太史令，掌管图籍和国史著述。设博士祭酒主管教育。东晋的文化机构沿袭西晋，“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 (39) ，此外中央设有主管文化的机构秘书监，主管文化典籍。南朝宋、齐、梁、陈制度大体沿袭东晋，中央均设太常卿主管文化教育事业，还设有负责管理典籍图书的秘书省。
南朝重视修史，设置著作郎，主要职责是撰写国史或起居注。南朝统治者任用的著作郎，多为皇亲贵胄和著名的才学之士，如驸马褚湛之、徐孝嗣，“儒史百家，莫不该览” (40) 的何承天，“少礼学博闻” (41) 的王逡之，“博通群籍，能属文” (42) 的沈约，“少好学，善属文” (43) 的裴子野，“遍观经史” (44) 的顾野王等，出现了官私修史书的热潮。
在文化政策上，六朝统治者注重巩固儒学的正统地位，一些儒者被征聘为博士或太傅等教育官员和礼仪官员。同时，六朝统治者也重视儒学教育，如宋文帝时恢复了国子学，齐高帝时“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 (45) ，梁武帝则“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 (46) 儒学教育对培养选拔人才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六朝统治者对待宗教，也十分宽容。统治者极为礼遇名僧高道，宋文帝时期名僧慧琳被称为“黑衣宰相”，梁武帝时期道士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不少皇帝也笃信佛教，例如梁武帝礼佛诵经、受戒持律，并四次舍身同泰寺；陈后主在太极殿设无碍大会，“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天下” (47) 。六朝的皇帝，还在南京广建佛寺道观，如宋明帝为诏引陆修静在京城北郊修筑了规模较大的崇虚道馆 (48) ，吴帝孙权为天竺僧人康僧会在建业建立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 (49) 。其后东晋南朝皇帝纷纷在建康掀起兴建佛寺的狂潮，史载：“然以金陵都会，朝宗所依，刹寺如林，义筵如市，五部六群，果含苗杂。”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