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的繁荣
六朝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扮演了承前启后、存亡续绝的角色，而且还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其成就独领风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一、 学术思想的自由争鸣
东汉末年，儒学自两汉以来的一枝独秀地位被打破，六朝时期，形成了儒学、经学、玄学、道教、佛教等多种思潮，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既相互抵制又相互吸收，多种学术思想并存、盛行，众多学派自由争鸣的局面。而代表印度文明成就的佛教的传入，更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元素。
1. 儒学
虽然六朝时期儒学已退出独尊地位：“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 (51) ，但儒学所提倡的纲常礼教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依然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如王导提出：“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在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52) 但是此时期玄学势力隆盛，又经过东晋前中期王导、桓温的倡导，儒学逐渐受到重视，不过，此时的儒学已经明显烙上了玄学、道学痕迹。
南朝时期，儒学继续振兴，宋武帝建国之初，即诏命“选备儒官，弘振国学” (53)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 (54) ，梁武帝在建康为孔子立庙，并“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 (55) 。
身处建康的统治者，不仅弘扬儒学，而且取士命官皆以儒家的思想为考核标准，如“三子：（范）奭、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 (56) 。“迪字长猷，亦儒学，官至五兵尚书” (57) 等，故“十数年间，怀经负籍者云会京师”， (58) “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 (59) 。“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声教东渐” (60) 。可见，儒学中兴的局面在梁代已出现并已远播海外。另外，从正史“儒林传”中所列六朝人物，也可以看出当时儒学的中兴。从正史类传中所列“忠义传”“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中人物的事迹，反映出当时人们重视儒学、推崇儒家的忠孝节义观的景象。儒学是历代治国安邦的共同的指导思想，南北方皆倡导儒学，即便政治分裂，但在思想文化上则未曾断裂，这应有儒学之功效。
2. 经学
在南朝，经学虽然没有北朝发达，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有评论曰：“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61) 经学是以原始儒家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不断地根据现实政治需要，为统治者建构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62) 东汉末年，“经学中衰”， (63) 经学由极盛时期转向衰微，经永嘉之乱、衣冠南下，北方经学随之传入江南。在六朝儒学思想为主流文化的局面下，经学研究缓慢复苏至初步兴盛，产生了一批经学名著，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师。
孙吴的经学，大体承袭东汉，官方特别重视古文经的代表——《左传》，士燮、张昭、诸葛瑾等人都是研究《左传》的名人。东晋经学，深受玄学的影响，在曹魏、西晋经学的低水平上发展，杰出的经学家有范宁，所作《春秋谷梁传》乃当时的传世名著。南朝齐梁时期，经学渐呈复兴态势，这与统治者的倡导关系密切，如梁武帝曾撰群经讲疏，多达200卷，并允许通经入仕。南朝出现了雷次宗、王俭、刘瓛、严植之、何佟之、张讥等经学名家；南朝“义疏”之学亦高度发展，对隋唐“义疏”之学和宋代义理之学的勃兴起到筚路蓝缕的作用；南朝经学重《礼》学，《南史·儒林传》载有何伶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衮、郑灼等礼学家，他们或“少好《三礼》”，或“尤明《三礼》”，或“尤长《三礼》”。
作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成为南方的经学中心，有学者统计，南朝时期在建康出生或活动的经学家约有160人，在其他地区所有经学家中占据绝对优势。 (64)
3. 玄学
玄学主要是在门阀士族中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在门阀专政的东晋社会，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65) 魏晋时期，围绕无与有、本与末、自然与名教等关系，士人们以“三玄”为基础，探究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形成强大的新思潮，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出了奇丽的枝木。
孙吴时期，不少士人以玄释经，例如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 (66) ，虞翻著《易注》，受到孔融的赞赏等。永嘉之乱以后，京洛爱好玄学、崇尚清谈的士族不断南渡，京师建康自然成为新的玄学活动中心。从学术上看，东晋南朝士族关注个人的生死解脱、丰姿仪态和个人才情，玄学发展有限，但是，玄学影响在这个时期不断扩大，真正成为士族的信仰。儒家追求道德上的完美，道家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玄学则是对两者的调和。玄学名士崇尚清谈，追求个性解放，又各以出身标榜门第。其实则不务实务，空谈超脱，以吃药、饮酒、挥麈言虚为事。谈玄士人还喜食一种矿物质丹药——五石散，此药服食散发后，会产生神明开朗、浑身灼热的感觉，故南朝士族“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结果是“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这种病态的美，却成为士族时尚与追求的目标。
东晋中期开始，在正式的官学中，玄学取得一定的地位。首先，王弼的《周易注》进入东晋国学的科目，至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学，玄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一直存在于南朝官学。东晋南朝皇帝、公卿带头崇尚玄学，如东晋的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 (67) ；宋武帝刘裕乃一介武夫，却也“好清谈于暮年”； (68) 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 (69) ；梁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玄” (70) ，并亲自以玄谈的形式，组织经学讲论。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如王、庾、桓、谢等，大多具有深厚的玄学修养。《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丞相王导与名士殷浩剖析玄理直到三更时分。又如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 (71) 等等。
清谈为玄学的治学方式，这成为当时名士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方式，甚至王导以兴复“正始之音”自期，通过玄谈以凝聚侨人、增强政治力量，虽然玄学造就的魏晋风流、任诞之风引来了许多后人的争议，但其对于国人抽象思维的发展、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却是毋容置疑的。
二、 文学艺术的全面繁盛
建康作为“天子之居”，人文荟萃，资源丰富，呈现出文史繁荣昌盛、艺术绚烂夺目的辉煌景象。同时，都城的文史艺术又通过人员的来往传播到各地，推动各地文化的迅速发展。
1. 文学的兴盛
六朝时期，建康人高度重视文学。六朝的诗词歌赋，题材扩大，由汉赋一统天下之势变为多种文体并存，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山水诗、杂体诗、宫体诗、骈体诗、散文、民歌等各种文学体裁争奇斗妍。孙吴之民歌、东晋郭璞之游仙诗、谢灵运和谢朓之山水诗、鲍照之边塞诗与杂体诗等，无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古。南京可谓文学史上的“诗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建康为中心的文人墨客，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产生了刘宋“元嘉体”诗歌，齐、梁“永明体”诗歌和梁、陈“宫体诗”。南朝时期的山水诗，是对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开创。以“徐、庾”体为代表的骈文则是南朝文坛的主流。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选集。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诗品》，更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纪元。《世说新语》是魏晋六朝时期最为著名的志人小说，《神仙传》《搜神记》《异苑》《续齐谐记》等神话志怪小说均完成于建康，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图2-2）。
图2-2 《文心雕龙》书影
建康形成了家族文学集团、皇室文人集团和官僚文人集团。士族的重要标志是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的重要方面是文学。“近世取人，多由文史” (72) ，这决定了高门大族基本垄断文学创作并具有家族传承的特质。孙吴的陆氏、东晋南朝的谢氏及王氏的家庭成员，是文坛上的重要力量。东晋南朝的皇室，莫不爱好文学，尤其梁代萧氏，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素养极高的皇室代表。刘宋时期，官府将文学特别设立一科，立文学馆。范晔《后汉书》首立《文苑传》，《南史》各传则常以“文史”“文义”并称。齐王俭《七志》开始出现“文翰”之名。
2. 修史的热潮
由于时代的因素，六朝统治者需要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治乱的经验，因此六朝史学空前繁荣。京都建康的官府和私家藏书丰富，各地人才在此集聚，成为史学发展的中心，东晋南朝时期的多数史学名著都是在建康完成的。
图2-3 《南齐书》书影
南朝皇帝重视史学，宋文帝专门设立史学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梁武帝更是“造《通史》，恭制赞序，凡六百卷” (73)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南朝史家辈出，史学范围扩展，史书体例丰富，史著层出不穷。时人修宋史、齐史、梁史，纪传体和编年体并行于世。梁阮孝绪《正史削繁》中最先出现“正史”之名，唐代将纪传体史书正式确立为“正史”。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后人以之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南齐武帝命沈约编撰的《宋书》，梁武帝命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图2-3），皆是南朝“正史”著作中的佼佼者；另刘宋何承天的《春秋前传》《春秋前杂传》，萧梁张缅的《晋书钞》、谢绰的《宋拾遗》等，列入《隋书·经籍志》中的“杂史”类；史注亦获得较大发展，如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以及萧梁刘昭《后汉书注》等。这一时期还有地理书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地理文献，南朝学者著述者占了近四分之一，其中尤以梁朝任昉《地记》、陈朝顾野王《舆地志》有名。
3. 精湛的艺术
作为京都，建康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创作，成就辉煌。其水平之高、名家之多、影响力之大，远超前代和同时期的北方地区，成为书画文化新的中心。
取汉末之遗势，六朝书体之隶、篆书继续流行，楷、行、草书形成并俱臻完善，这在南京六朝墓葬出土的墓志中得到清晰体现。绘画创作活跃，花鸟画和山水画开始萌芽，古圣先贤、忠臣烈女、佛教道仙题材类画流行。长期活动在建康的书画家很多，如被时人称为“书圣”的孙吴皇象，东晋王、谢、郗等南迁世族，无不长于书法。其中在我国书法史上尤为人景仰的高峰，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其《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子王献之以行草擅名。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四人，被世人誉为南朝四大书家。又如孙吴曹不兴将墨点绘成苍蝇，竟使孙权举手弹拍，其画作被誉“曹衣出水”；有“三绝”之称的顾恺之，在建康瓦官寺绘《维摩诘像》轰动一时，创造了春蚕吐丝的线型；刘宋宫廷画家陆探微善画肖像画，所绘人物造型，“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凛凛然若对神明” (74) ；传为千古美谈的还有梁朝张僧繇在建康乌衣巷附近安乐寺墙壁上画龙点睛。此外，墓葬壁画、雕塑兴盛，南京迈皋桥墓中出土一幅东晋永和四年（348年）的《虎啸山丘》图，开辟了砖拼壁画的新艺术形式；南京南朝墓葬壁画中的《高逸图》题材，在唐朝被作为创作的范本；南朝建康地区陵墓神道石刻，实现了继汉开唐的历史性转变（图2-4）；建康的栖霞山石窟，则代表了南朝佛教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
图2-4 梁朝萧秀墓石刻群
三、 科学技术成就斐然
六朝时期的京城建康，在科学研究方面占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和医药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进步。
1. 天文历法之精密
三国时期吴国太史令陈卓，根据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的记载，创建了全天恒星体系，使我国古代的天文观测水平得以与西方天文学并驾齐驱，在古代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宋太史令钱乐之仿照孙吴葛衡所制的仪器，曾铸造了一座浑天铜仪，它以白、朱、黑三色来表示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的星官，其最大特点是不像传统的浑像仪那样，将圆形天球安装在方形的柜内，用以象征天圆地方。据《隋书》卷十九《天文志上》记载：“地在天内，不动。……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陈卓、钱乐之等人的天文学成就是今天南京天文学发展的重要源头。
历法方面，元嘉二十年（443年），刘宋时期官至太子率更令的何承天研制出南朝第一部历法《元嘉历》（又称《建元历》），经太史令校验后，确定较旧历精密，遂于元嘉二十二年在全国颁行，前后使用65年，甚至流行到朝鲜半岛，被百济使用。
宋齐时期出生于建康的祖冲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他曾在皇家学术机构“华林学省”学习，宋齐时先后任过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县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上，他投入了主要精力，在数学、天文学、机械制造等方面有多项重要发明。他吸收东晋虞喜“岁差”的理论与十六国时期北凉《元始历》中的新闰法，在刘宋大明年间制定出了《大明历》，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大大提高了历法的准确度。天监九年，梁武帝将《大明历》颁行于全国，成为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杨宗辅编制《统天历》以前最精确的历法 (75) 。
2. 世界领先的数学
古典数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图形之一是圆形，对圆周率的计算成就，往往被科技史家看成是反映古代数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六朝时期，何承天和祖冲之将数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由周长、直径之比计算出新的圆周率值，是何承天的重要数学成就；祖冲之对圆周率研究的贡献，在于推算出π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一精确结论一直到1000年后，才被阿拉伯和法国的数学家所超越。祖冲之还求出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欧洲德国人鄂图和荷兰人安托尼兹直到16世纪才得出同样的结果。祖冲之撰写的数学专著《缀术》，被唐代官方列为“十部算经”之一。他和儿子推导出的“祖暅”原理，直到17世纪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利里提出，成为微积分得以创立的关键的一步。
3. 技术的长足进步
在造船、冶金、纺织、造纸等方面，六朝建康的制作技术都有了长足进步。
六朝地区河流湖泊星罗棋布，为了适应交通和军事上的需求，造船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战舰的建造，关系军事上的胜负、国家的兴衰，因而受到特别重视。六朝的战舰，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种类齐全，技术先进。大型的战舰有平虏大舰、三王舰、金翅大舰，中型的有舳舻、野猪、冒突、翔凤、青龙、白虎等舰，小型的船有直舸、舴艋、艨艟等。
史载孙吴的造船数量惊人，吨位相当大，三国赤壁之战，既是吴、蜀与魏军的军事大战，亦是造船能力的比拼，最终以吴蜀大胜而结束，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西晋灭吴时，吴国尚有舰船五千艘。 (76) 宋齐时“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 (77) ，据专家考证，此种船已使用连续运动的轮形浆作动力，这是造船技术的重大进步。 (78) 六朝时期，都城建康经常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 (79) ，可见其时贸易的繁荣，也反映出建康造船业的发达。
以建业（建康）为中心的丹杨郡，铜矿和铁矿蕴藏十分丰富，从东晋起，建康便设有左、右二冶和东、西二冶，宋、齐时又置南冶、省西冶等，专门从事各类金属的冶炼铸造。在冶金机构中，官府专门设有冶令、冶丞、锻署丞等职官进行管理。
冶金铸造业方面，六朝主要以铜铁为主，产品有兵器、钱币、农具等。兵器一般由东冶负责制作。官府还设有钱署，负责钱币铸造。
集中体现六朝冶金业发展水平的是炼钢工艺的发展。百炼法在六朝时期属于传统的炼钢工艺，虽然东汉时已有百炼法，但在南朝有进一步发展。六朝在炼钢技术方面的新发明，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发明之一——合炼法，在国内外独领风骚。直到16世纪欧洲人才采用了这一方法。 (80)
今日南京的云锦制作艺术，源自六朝，史载关中“百工”被东晋权臣刘裕迁于建康，并在城南秦淮河畔设置了斗场锦署 (81) ，专门管理和从事锦缎生产，南京织锦业由此而生。
六朝造纸业也发展较快，东晋建康和附近的六合是造纸基地 (82) ，刘宋武帝在建康设立了南方第一个专司造纸的机构——纸官署，至梁朝，造纸业达于巅峰，种类多样， (83) 尤以彩色纸最负盛名。
图2-5 《佛国记》书影
4. 其他方面的科技成就
六朝士人盛行吃丹药，1965年，在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中曾出土了200多粒丹丸。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而六朝的炼丹术在中国乃至世界炼丹史和化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六朝时期，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治疗经验有明显进步，元嘉二十年（443年），宋文帝批准太医令秦承祖上奏而设置医学，开创了官方医学教育先例，也是中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至六朝时期，以京都建康为中心，涌现出了一批医药学家和名著，如葛洪的《肘后方》、雷敩的《雷公炮炙论》、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等，后三位都与建康有着密切的关系。
著名高僧法显历时14年、途经30余国后来到建康，将旅行见闻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对六朝地理学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发挥了积极作用（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