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的价值
六朝文化是公元3—6世纪以六朝京都建康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六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在中国历史上，在汉唐两大盛世之间，呈现出一个特殊的、风采独具的时代。一方面必须看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频繁、南北分裂、战乱不断的时期；另一方面，六朝又是一个“独特”的时代，其灿烂、精深的思想文化曾深深地吸引着后人。有学者概括六朝文化的特征，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个性率直化及富于江南水乡特色，认为包括六朝在内的汉晋文化，与罗马文化共同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两大中心。 (94) 六朝文化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六朝文化占有重要地位。
六朝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从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应当说，六朝文化的正面价值或者说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她的消极作用或负面价值。六朝文化中较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华文明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以六朝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学而言，历来人们认为其来源既有道家，亦有儒家。儒家和道家两种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各具其正面和负面价值，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下，处于此起彼伏、变幻交错的状态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组合模式，“而玄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力图从更高更抽象的本体论层面上，将儒道双方的正面价值整合为一，实现对儒道学说的超越” (95) 。大体来看，六朝时期儒、道、佛之间，有过论争与冲突。但自南朝齐梁以后，要求融合与主张三教一致的舆论，渐占上风。南朝皇帝大多对三教兼容并蓄，主张三教同源，出现了文化多元、共同发展的局面。
在魏晋六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秦汉以来，也是在清末之前，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最强的一股个性自觉、思想解放的潮流，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位置。
第二，在传承汉魏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六朝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短暂的统一瓦解以后，以中原为核心的北部中国，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北魏等一系列分裂割据王朝。这些王朝均为经济、文化发展远较汉族落后的少数民族所建立。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均对中原地区的比较先进的经济、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比较尖锐。而相较于北方中原地区而言，江淮以南的六朝都是汉民族建立的政权；王朝虽屡变更，但社会远比北方安定。晋永嘉之乱后，从洛阳逃往南方的汉晋大族，在南方六朝政权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同时把掌握和领有的汉晋学术文化，也带到了南方。在人们眼中，南方六朝不仅是汉魏正朔所在，而且也是汉晋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地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除依靠永嘉之乱后留存于北方的一些汉人大族保留的汉晋文化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吸收和利用了南方所保存的汉晋文化。例如，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北魏政权已开始逐步封建化，但其制度终显粗疏。直至北魏太和十七年王肃自建康北奔，才把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故此陈寅恪认为，王肃输入北朝的正是汉晋及南朝前期制度的总和，终于“蔚成太和文治之盛”。 (96)
从当时书籍的保存情况，亦可看出六朝在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北朝魏、齐、周三代的经、史、子、集等书籍及文人著述，其总和尚不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中存书最少的陈朝，而且，这还是在南朝经历侯景之乱、江陵之变等数次毁书厄运之下的情况。六朝在保存和继承中国汉魏以前古代文化方面，显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第三，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六朝文化。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臻于中国中古历史发展的高峰。但是，隋唐时代各方面的成就显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渐积累、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有魏晋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又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社会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六朝文化的发展，为隋唐社会繁荣局面的到来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论及隋唐制度渊源时曾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 (97)
陈先生所提到的三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来自江东士人的北奔，即“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而梁、陈之源，则为隋朝统一江左、灭陈以后所吸收。可见，隋唐制度渊源的三个源头中，二支都与南方的六朝有关。
另外，对比以上三源对隋唐制度影响的重要性，陈寅恪指出：“在三源之中，（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两源之重要。” (98) 他在对比南北朝社会的差异时也特别指出：“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先进，这可以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出。” (99) 南朝的各项制度，对隋唐各方面制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寅恪、唐长孺诸先生还特别指出，唐代中期以后的各项制度实际出现了南朝化倾向， (100) 进一步阐明了六朝文化对隋唐礼乐政刑典章文物等各方面制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四，从中国江南开发史看六朝文化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方转移到南方。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六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有重大发展，在江南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便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早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了简单的原始农耕经济。但总体来看，在秦汉以前，这一地区多数尚为“火耕水耨”的落后地区。秦汉之际虽有较大规模开发，但“直到东汉末年，江淮以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当时江淮以南堪称经济比较发达之区，还仅限于一些点和线，尚未扩及广大的面”。 (101) 三国时期，孙吴争江淮、收岭南、取荆州、服蛮越，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发江南。永嘉之乱后，更有大批北方人口南渡避难，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与劳动技能，大大加快了江南开发。经东晋、宋、齐、梁、陈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三吴、江汉、巴蜀三大经济区域及豫章、岭南、闽江等新经济区域。同时经济开发向深度发展，长江上、中、下游流域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至隋代，江南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南粮北调已成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重大事项。及至唐宋时期，江南已成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地，中国经济的重心已转移到南方。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亦成为文化上的重要区域，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可以说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以文化方面相关的人物而论，经学方面的陆玑、虞翻、梅颐、韩康伯、雷次宗、范宁、皇侃等，文学方面的谢灵运、陶渊明、谢朓、王融、江淹等，文学评论方面的钟嵘、萧统、刘勰等，史学方面的裴松之、袁宏、刘孝标、范晔、裴骃、孙盛、干宝、萧子显、裴子野、沈约等，地志学方面的常璩，目录学方面的李充、任昉、王俭、阮孝绪等，谱学方面的贾弼及其后人与王弘、王俭及其后人，文字学方面的顾野王、郭璞，音义学方面的徐邈、李轨，书法方面的王羲之、王献之、萧子云、羊欣、王僧虔等，书学方面的王僧虔、袁昂、庾肩吾等，绘画方面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音律学方面的何承天，天文学方面的王蕃、张子信，化学、方术方面的葛洪，算学历法方面的何承天、祖冲之，本草方面的陶弘景，佛学家慧远、法显，无神论者范缜，无君论者鲍敬言等，举不胜举。他们在六朝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江南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也都值得大书特书。可以说，六朝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重心的最终南移奠定了基础。及至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已发展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诗人数量及进士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明清时期的江南，更成为人文荟萃之区。
第五，六朝文化与中国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政权基本上是划江、淮而治。由于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限制，六朝政权除了偶尔借北方政权的版图出使及接纳外国使节外，六朝政权由于偏在江左，要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有相当的困难，这样便促使六朝政权另辟通道，努力开拓与世界各国的往来。因而，无论是在交往途径、交往对象、交往方式、交往内容上，六朝时期的中外交流与此前历史上的中外交流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图2-6）。
图2-6 萧绎《职贡图》（局部）
六朝各政权与各国的往来途径，主要是通过海路；交往的对象则主要是海东、南海、东南亚诸国；交往的方式则突破了此前政治往来及政府使节为主的限制，向各国之间多方位的官方、民间交往过度；在交往内容上，不限于物质交换为主，而向全面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等交流发展。这就为后来隋唐时期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因此不妨说，六朝时期的对外开放，为隋唐时期的全面开放开辟了先路。
范文澜曾指出：“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藉。” (102) 这是史家对六朝文化价值的高度概括与肯定。
六朝文化的历史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些，六朝文化价值的许多方面，有待我们去研究、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103)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没有穷尽，从而对于人类历史、人类自身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产生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史学大师钱穆在论及中国文化时曾经指出：“文化俨如一生命，他将向前延伸，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其事恰如单提一局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历史时期全进程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 (104) 随着时代的前进，相信人们会继续加深对六朝文化价值的认识。
(1)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也有混用“六朝”与魏晋南北朝这两个概念的，即“六朝”兼指南北。此说主要是对3世纪初至6世纪末前后300余年的历史时期的泛称；还有将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称为“六朝”，即“北方六朝”说。唐代中期以后，“六朝”一词大量出现在文献中，大多专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定都于建业或建康的南方6个王朝。
(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3) 许辉、李天石编著：《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4)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氏著《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5) ［梁］沈约：《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9页。
(6) 许辉、李天石编著：《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7) ［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32页。
(8) 童超：《东吴屯田制述论》，载《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9) ［梁］沈约：《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0页。
(10) ［唐］李延寿：《南史》卷二二《王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6页。
(1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九《刁协传附彝子逵传》，第1845页。
(12) ［梁］沈约：《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9页。
(13) ［梁］沈约：《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3页。
(14) 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编著：《南京通史·六朝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15) 京口路是东晋时开通的一条军用道路，是拱卫建康的大门。下述各大街小巷、河道桥梁，可参见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编著《南京通史·六朝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16) 湖熟一带是建康的粮仓所在，湖熟路的开通，有利于建康腹地经济的发展。
(17) 左思《吴都赋》描述此路：“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钩越棘，纯钧湛卢。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见［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七四《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70页。
(18) 据《建康实录》卷二记载，运渎南接淮水、北达宫城，是六朝时建康城内重要的运漕，承担着繁重的漕粮转输任务。《建康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 据［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记载，潮沟为孙权所开，引江潮，其旧迹在天宝寺后、长寿寺前。
(20) 据［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记载，青溪是六朝建康城东的河流，两岸多是贵族的园林别墅。
(21) ［晋］左思：《吴都赋》，见［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七十四《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70页。
(22) 周裕兴、王志高、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
(23) ［梁］沈约：《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65页。
(2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七《五行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页。
(25) ［唐］魏徵：《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7页。
(26) ［唐］姚思廉：《陈书》卷五《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页。
(27)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33页。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9)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30)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31)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第三节《乱世中的文化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册第5章第3节，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3)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21页。
(3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80页。
(35) 胡阿祥：《六朝文化研究刍议》，《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
(36) 周勋初：《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7)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一七《吉顼传》，第4258页。
(38)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古扬州·风俗》，第4848页。
(3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736页。
(40) ［梁］沈约：《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1页。
(41)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王逡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2页。
(42)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3页。
(43)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1页。
(44)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〇《顾野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99页。
(45)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8页。
(46) ［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62页。
(47) ［唐］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页。
(48)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2页。
(49)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页。
(5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陈扬都大彭城寺释宝琼传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1页。
(51) ［梁］沈约：《宋书》卷五五《傅隆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3页。
(5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7页。
(53) ［梁］沈约：《宋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8页。
(54)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98页。
(55)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三《儒林传序》，第433页。
(5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47页。
(57) ［梁］沈约：《宋书》卷四三《傅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6页。
(58) ［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八《儒林传》，第662页。
(59)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三《儒林传》，第434页。
(60) ［唐］姚思廉：《陈书》卷三三《儒林·陆诩传》，第442页。
(61)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62) 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63)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
(64) 夏增民：《南朝经学家分布与文化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
(65)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6) ［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陆绩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29页。
(6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9页。
(68)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〇《全梁文》，沈约：《梁武帝集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246页。
(69)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一《儒林·伏曼谷传》，第1731页。
(70)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第96页。
(7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三《庾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5页。
(72)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四《任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8页。
(73)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页。
(74) ［唐］张怀瓘：《画断》，收入何志明、潘运吉编著《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75)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5页。
(76) ［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2页。
(77)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二《祖冲之传》，第906页。
(78) 何堂坤、何绍庚：《中国魏晋南北朝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9) ［梁］沈约：《宋书》卷三三《五行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56页。
(80) 卢海鸣：《六朝时期的钢铁冶炼技术》，《科技与经济》2000年第1期。
(81)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锦》引山谦之《丹阳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
(82) 北宋米芾《十纸说》云：“六合纸，自晋已用，乃蔡侯渔网遗制也。网，麻也。”
(83) 《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二一·纸》引《东宫旧事》：“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麻纸、敕纸各一百。”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24页。
(84)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四五《乐五·杂歌曲》，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01页。
(85) 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主编：《南京通史·六朝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86) 卢海鸣：《六朝时期建康的语言状况辨析》，《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87)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之《讥惑篇中》，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页。
(88)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顺帝昇明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198页。
(89) ［梁］沈约：《宋书》卷四八《毛修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9页。
(90) 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91) ［北齐］颜之推撰：《颜氏家训》风操篇，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页。
(9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子部四·葬书》，第728页。
(93)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八二《古扬州·风俗》，第4849页。
(94) 许辉、李天石编著：《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410页。
(95) 徐斌：《魏晋玄学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9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9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9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9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100)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1) 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0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10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