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
隋唐宋元时期江宁（建康）府城市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这一历史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轨迹与重大历史背景。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是值得注意。
一、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从文明起源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尽管是多元一体的，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及至北到辽河流域，皆发现了中国人类文化的遗存，但三代时期的文明中心主要是在黄河流域。秦汉之际，江南之地“火耕水耨”、人口稀少，是有待开发的落后之地。至六朝时期，经过近400年的经营，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然而，直至唐中期前，政治、经济的重心仍然在以河北、河南、山东、关中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所谓“头枕三河（河东、河南、河内），面向西北”，就是中央政府立国的基本态势。
唐代江南凭借六朝以来数百年的不断开发与积累，经唐前期100多年默默发展，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进一步繁荣。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
唐宋之际，江南的发展表现在众多方面。经济方面，唐代江南地区农业大体形成了江东、成都、江西、福建、湖南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农业生产力在这些区域有了较快发展。中唐以后，农田水利的发展，南方已远超北方，唐代最先进的耕犁——曲辕犁，首先出现在江东，并在南方地区广泛推广，长江流域已普遍采用水稻插秧技术，稻麦轮作复种制也在先进的农业区推广。长江流域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茶业、盐业、粮食加工业等相关产业也有显著发展。
中唐以后，“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江南地区独立承担了唐中央政府100多年主要的财赋供给。这一点从唐宋江南的粮食漕运数量可以看得很清楚。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政府以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他采用沿线置仓﹑节级搬运等方法，使漕运量激增，“三年，凡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 (12) 基本解决了关中缺粮问题。从此，江淮转运使遂为常设使职，这标志着唐代朝廷依赖江淮漕粮生存的局面开始形成。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起至天宝年间（742—756），漕粮的年运量保持在210多万石，其中江淮的漕粮数占到了全国年漕粮的56.5%。刘晏以宰相的身份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后，专掌东南财赋。经过整顿，转输江淮财赋的功效大大提高。每年漕运的粮食，多时达110万石，少时也有50万石，“军国之用，皆仰于晏”。 (13) 江淮财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及至宋代，江南漕粮数量剧增，成绩更为突出。北宋初期，由于江南大多数地区尚未纳入版图，漕运的范围仅局限于北方，一年的漕粮不过百余万石。到宋太祖开宝年间，通过汴河征调的淮南漕米数，大体在10万石左右，漕粮年运量大体维持在一百几十万石上下。
图3-3 宋建康府图（明朝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北宋统一后，东南漕粮数很快增加，“岁运米四百万石”。对于全国漕粮数，宋王朝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作出了年运量标准：“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 (14) 相比黄河、广济河、惠民河的漕粮数，江淮岁运远远高于他处。但不久之后，这一标准又被很快增长的东南漕运量突破。至太宗后期，东南漕粮年运量已经达600万石以上。景德四年（1007年），北宋确立的全国漕粮年额数为800万石，其中东南地区为600万石，北方地区200余万石，东南地区占四分之三。 (15)
北宋中期以后，北方漕粮经常在100万石以下。江淮的漕运，愈显重要。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朝一些年份，东南地区曾出现过上供漕粮年运800万石的记录。 (16) 后来虽有所减少，但漕粮中的绝大部分，大多来自东南六路地区，即淮南路、江南东、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及两浙路。总的来看，北宋时期漕粮的数量，远远超过汉唐时期的一年400万石之数，而且也为明清漕运所不及。这种情况，显然是以宋代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础的。 (17)
唐代主管盐铁及漕运的是盐铁转运使，这一职务在唐中期以后多由宰相担任，或由淮南节度使、镇海节度使兼任。不少人也由此升任宰相，足见此职位之重要性。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今江苏扬州），镇海节度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金陵虽不是两地之一，但作为江淮南北漕运的重要周转之地，自唐代中期以来金陵就与扬州、镇江一体处于南粮北调的核心位置。
经济重心南移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具有重大意义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唐代后期政府之生命，全系于东南，东南民赋与东南盐利实为其财政收入之柱石。” (18) 同样，这一过程也对金陵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金陵的经济文化建设等出现了跨越式发展。
二、 中国文化重心南移
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与南京城市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经济发展，中国文化重心也在这一时期加快了南移，至南宋之际，南移过程大体完成。江浙地区包括今南京地区，成为中国的人文荟萃之地。期间，南唐金陵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极盛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宋朝占有突出的地位。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9) 邓广铭先生也曾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 (20)
宋代的精神文明，深深受到了来自金陵的南唐文化的影响。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宋朝“右文抑武”基本国策的实行。宋太祖在建立赵宋皇朝以后，在行政体制上进行改革，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收到很大效果，扭转了唐后期以来轻蔑文人的风习。宋太宗时，继续推行崇文政策，优遇文臣，大阐文治，出现新的局面。
而实际上，中央政权出现文人化的倾向，始自南唐。南唐君主皆重用儒者，以文治国，由文人担任枢密使，执掌兵权。在南唐后期，知节度使改为知军州事，而且多以文人出任，改变了武夫专权的五代旧习，后来影响了北宋的文官政治，开辟了宋朝以文人理政的先河。
北宋摒弃中原五代重武轻文的积习，为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选派文臣担任知州，把地方行政管理权从武夫悍将的控制下，转到中央委派的文职官员手中。在地方行政中，知州府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削弱了以武人为主体的藩镇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在北宋政权的国家行政架构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唐政权的影响，南唐是北宋文人政治之滥觞。
再如，在文物典籍的收集整理与人才汇聚方面。宋代国家藏书的重要一部分即来自南唐。经过三代南唐国主的大力搜求，金陵官藏书籍至南唐末年，已达10余万卷之多。在北宋所收诸国的图书中，属于南唐的藏书大约占了北宋馆阁藏书的三分之一。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之冠。南唐被称为文献之地，有“元和之风”。
南唐三主皆重视并大力提倡文化建设，对文献的收藏、保存与整理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南唐收集图书一事，马令极为赞赏：“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固非鲁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
除了典籍以外，南唐对于北宋文化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为北宋王朝提供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文士。南唐当时重要的文臣，据史载大多参与了宋初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其中参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两大类书的南唐文臣人数，竟达到了总编纂人数的40%以上。
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宋代借鉴南唐之处亦颇多。北宋的文化政策与南唐的文化政策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北宋初期文化方面的诸多制度、文学创作的风气，都与南唐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重视文人、扩大科举、兴办教育和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显然是受了南唐的影响。
南唐在书院、画院制度等文化教育方面对宋朝也有重要影响。南唐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事业，重用文士，倡导文治，提倡文化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兴办学校，推行儒学教育，弘扬儒风。除了设立贡举选拔人才、广揽贤士、广泛搜集图书文献、编撰典籍以外，还采取积极措施兴办教育。如在庐山国学设立学田制度，既为学校提供资金，又避免给国家增添负担，这一制度后来被宋朝沿用。庐山国学发展成为白鹿洞书院，对宋代文化的繁荣与昌盛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国书院教育体制之完善。宋代遂有四大书院之称，它们均聘请名儒主持讲学，使教育事业突破了僵化的官学办学体制，历元、明、清诸朝而长盛不衰。总之，南唐的书院教育，对后世书院教育体制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各地学校的大规模兴建，不仅为南唐，而且也为后世的中国文化发展培养、积累了大批人才。南唐国子监和庐山国学培养的大批人才，以及南唐境内形成的浓厚文化气氛，不仅对江淮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北宋及其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唐举朝上下崇文成风，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民间的读书向学之风繁盛，开设贡举之后，南唐学子更是崇学成风，形成好文尚士的良好社会风气。由南唐入宋的重要文臣中，拥有韩熙载、李建勋、徐铉等为代表的杰出的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文献学家等。如南唐在金陵设有宫廷画院，集中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如花鸟画家刘熙、人物画家王齐翰和周文矩，以及山水画家董源等，均为当时画坛名手。不少入宋的南唐文人直接参与了画院建设，对北宋初期的文化建设、提高宋初文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及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处于唐宋社会转型之际的南唐，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财富，其对宋代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南唐政权的文化中心是在金陵，从这一角度来看，南唐金陵对宋代臻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贡献巨大。 (21)
自宋代之后，江南成为人才重要的来源地，宋元300多年间，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江淮学子求学、应举的热情空前高涨。江淮读书人数之多，读书风气之盛，远超以往。人称“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 (22)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创建府学后，各地纷纷效仿，因此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之说。宋代见诸史料记载的书院共有713个，南方有682个，占全国书院的95.7%。 (23) 从科考来看，唐五代以前科举考试中，获状元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大体占总数的64%。而北宋，有籍可查的状元68名，其中北方籍35名，南方籍33名，南北方处于平衡状态。而到南宋以后历代，南方状元人数大增，全国305位状元中，南方有240位，占79%，其中江苏有状元73名，浙江有状元62名，分别占了全国的1/4和1/5。 (24) 及至明代，作为都城的南京，更成为全国科举文教之中心。
唐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而南京在其中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宋以来，南京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民众的精神风貌为之一变，各领域学者辈出，成就斐然。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在这里活动，也大大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又进一步提升了地域文化的包容性。
从唐宋元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来看，江浙地区，特别是以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等城市为中心，出现了经济发展、市井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思想活跃、科技发展、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世界影响远及欧亚的发展局面，成为中国，也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即可看出。宋元时期江淮一带，包括南京在内的城市之富庶，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 (25)
三、 东南社会经济转型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南京在唐五代宋元之际的发展，除了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相关，也与汉唐社会与宋元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与东南沿海对外交往的发展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有密切关系。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皆在北方，此即所谓“头枕三河（河东、河南、河内），面向西北”。古老的丝绸之路即是一条经由漫漫戈壁与草原，从陆路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孔道。那时的中外经济、政治、文化交往，都是经由陆路进行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宋夏政权对立时期陆上东西交流丝绸之路的中断，“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 (26) ，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由“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转变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进程。这既是汉唐社会与宋元社会的重大区别，也是中原地区与两宋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路向的不同。而从面向西北草原转过头来，到面向东南海洋，“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27)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南京也开始了面向大海、面向近世城市的转型。这一时期江南的城市布局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城市服务型行业快速发展，市场商品经济普遍繁荣。
从对外贸易与交流来看，虽然南京不如当时的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大型海港或如东南沿海（即长江三角洲含杭州湾、福建沿海和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具有航海的直接便利，但由于南京地临长江，而长江在镇江、扬州下游形成巨大的喇叭口，与大海相连，水深江阔，极便于大型船只的航行，所以金陵的造船业、航海业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兴盛。如在南唐时期，南唐与契丹交往频繁，当时割据政权林立，陆路交通已很难通行，不得不绕行海上。与南唐交往的还有新罗、高丽、占城、大食，都是经海上而来，进行大宗货物贸易。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船只运输。南唐的大船可容纳千人，载重量较以往也有所增加，造船技术有所进步。
南京城郊的一些港口，在唐代就是南京城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对城市的发展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如金陵城外北部的竹篠港，其地理位置处在北临长江、南连孙吴时期开凿的人工漕运河道直渎的位置； (28) 另外还有小蜀港：“在城东北一百里，句容县北六十里。唐世置盐铁转运使在扬州，本朝（指宋朝）都大发运使在真州，皆于江南岸置仓转般。” (29) 两港都为金陵航运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如龙湾等，一直是长江边一个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港口。
在宋元之际，南京的造船业与作为掌控船只方向与平稳的船舵等船舶制作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宋代，已出现万石大船，“万石船操驾之人数百”，体短圆如三间大屋，可装载铜钱达20万贯。海船也有沙船、客舟、神舟、泉舶、浙船等多种。所谓沙船，最早建于唐代，与广船、福船、鸟船同称为四大海船。大的沙船长10丈，竖立5个桅杆，载重达230吨，为长江口以北海域的主要水运船舶。另外还有客舟与神舟。客舟是出使海外随员的座船。神舟则是以万石海船装修而成的华丽大型海船，当这种神舟驶入高丽国礼成港时，其“巍如山岳”的体态、“超冠古今”的装饰，引起了高丽人“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航海术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快发展。11世纪中叶（北宋末期），出现了作为导航辅助工具的指南针，弥补了人们观察天文星辰的缺陷，使人们掌握了全天候的航行能力。到南宋时，指南针已成为主要的导航仪器。
南宋后期，建康沿江一带的战船制造业有相当快的发展。据建康府制置司统计，此时修造战船及修理旧船的数量很大：“自淳祐九年以后，大略可考造船、修船共三千五百五十只，造新船共八百五十七只，修旧船共二千六百九十三只。” (30) 这样的规模与数量，是唐代不可同日而语的。
元代因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31) 。为便利东南地区粮食对大都的供应和大都方面与东南沿海国外贸易的联系，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试行海运。有元一代，海运主要承担了京师粮食的供应，随着京城人口的不断增长，更有山东、河北及漠北地区备储荒都有赖于海运，故此元人之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具有“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的功用。
无论海运是为了向北方漕粮还是对海外交往，元代海运自始至终都是从江淮出发的，其中太仓刘家港最为重要，而淮河、长江南北的沿海沿江一带也都是主要航道。延祐三年（1314年），为减少刘家港的航运压力，利用太湖的主要出水口——白茆港的地理之便，将之开辟为当时海运的支线即松江、温州、台州、庆元、绍兴等处粮船的聚集出洋处。上江线，即海运重要的内河支线，承载江西、湖广的粮食，从刘家港出发，逆长江而上，先后到达真州（今仪征）、集庆（今南京）等处。因此，集庆和真州虽不是直接的出海口，却是粮食物资船只的集结处。建康路在海运中的意义可谓重大。
在中国海运史上，元代海运的开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对于南北商业的发展、大都城市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沟通、造船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北经济的交流，元朝时主要通过陆路、河漕和海运三条途径，其中海运是最具经济价值的。每年有上百成千只海船往返于南北海道。除漕运粮食外，官船还运载南方的各种手工业产品，以及东南沿海外贸港口的进口商品，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为中外商船去北方或进行海外贸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南京城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城向东方，向海外，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成为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的造船与航海的基地。
总之，唐五代宋元时期，整个江南地区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影响越来越大，海上对外贸易愈加繁荣。南京造船业的发展及港口的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扩大，也说明了南京由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型城镇向近世经济型城市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