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压抑和悲情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在留都南京建立起来的南明弘光政权，一年以后就崩溃于清军的铁蹄之下。南京随即降格为省会，并改名江宁。清代前期的南京，成为清廷控制江南、经营南方的重地，为全国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明清鼎革以及清初军事、政治功能的过分强化，也使得南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社会、经济曾一度十分萧条，文化窒息、压抑。
一、 南京地位的下降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被东林党人称作“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不可”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等人的拥戴下，于五月初一日进入南京，初三日就任监国。到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继位称帝，改元弘光，建立起南明弘光政权。
但是，腐朽的弘光政权没能挡住清军的铁骑。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在陕西击溃李自成部的清军，由多铎指挥，兵分三路，挥师南下。势如破竹的清军，在四月底血洗扬州后不久，突破长江防线，兵锋直指南京。弘光帝和马士英等匆忙出逃。五月十四日，清军攻到了南京城下。次日，南京城正式投降。二十三日，多铎从正阳门（今光华门）进入南京。
占领南京后，清廷很快就接受总督大学士洪承畴提出的“改京为省”的建议，取消南京的陪都地位，南直隶降格为江南省，应天府改称江宁府；撤销南京原有的一切中央机构，如六部、科道衙门、国子监等；设置江南左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及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等各级机构。从顺治四年（1647年）开始，清廷开始正式设置总督，驻扎在江宁府。此后总督之名称与辖境时有变化，直到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正式确定为江南江西总督（后简称为两江总督）。南直隶（辖境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改称江南省后，其行政区域被一分为三，分属凤阳、安庐（不久改称安徽）、江宁三巡抚。康熙四年，凤阳巡抚一职被裁撤，其辖区改属安徽、江宁巡抚。至此，安徽、江苏两省的各自辖境已基本确定。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左、右布政使分别改为安徽、江苏布政使。江南最终被拆分为安徽、江苏两省。
图5-1 国朝省城图（清《江宁府志》）
清初的一系列调整，使南京由留都降格为省城，其政治地位大大下降。但是，南京仍然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即两江总督的驻地，同时也是管辖安徽、江苏大部地区的安徽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的驻地。南京还驻扎着由江宁将军统辖的满洲八旗军队，设有隶属于内务府的江宁织造。此外，南京也是安徽（上江）、江苏（下江）举行乡试之地。因此，南京仍是当时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二、 南京文化的逆转
清廷占领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重北抑南，对江南实行高压政策。南京作为江南政治、军事重镇，在清初震慑江南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南京不仅失去了晚明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还在高压统治政策和肃杀政治氛围下成为清初江南文化逆转的桥头堡。明清鼎革后的南京文化，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悲情色彩。
清廷占领南京后，对原先代表着南京陪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或占领，或拆毁，或降格。南京皇宫始建于洪武时期，永乐时期尽管首都北迁，但南京皇城仍保留着完整的中央机构，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清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将南京皇城及周边地区划为八旗军营地，强行驱逐这里的官员和居民。为隔离满汉，清廷在顺治六年（1649年）开始修建满城，顺治末年又加以扩建，最终形成规模庞大的八旗驻防城。
拆毁南京后湖（今玄武湖）黄册库则是清初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在全国农村推行里甲制度，编制黄册。黄册是登记全国农村户口、财产的重要籍账，也是朝廷征发赋役、控制乡村的主要依据，事关国计民生。为保存各地上缴中央的黄册，朱元璋在后湖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黄册库。永乐北迁时，黄册库作为特例仍设在南京，是唯一没有北迁的中央机构。到明末，保存在后湖的黄册数量近180万册。黄册库对南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军占领南京后，悍然下令拆毁黄册库，变卖库房建筑材料。而保存在此的黄册，或被总督、巡抚用于制造火药，或被工部变卖，短短几年，荡然无存。 (2)
南京国子监是明代地位最高的两所中央教育机构之一，始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位于南京鸡鸣山之阳。在洪武时期，它曾是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为明初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尽管永乐之后改称南京国子监（简称“南监”），其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全国人才培养的重镇，也是南京文化、教育地位的象征。顺治六年（1649年），两江总督马国柱题请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并于次年获准，地方当局随即对南京国子监进行改造。新建的江宁府学虽规模较大，但其地位和影响已无法与南京国子监相提并论。
清廷占领南京后的这些举措，对当时的南京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明代皇城改建而成的八旗驻防城，是异族征服南京的符号。后湖黄册库这一中央档案机构的拆毁，以及黄册的变卖，则意味着南京从此失去了全国档案中心的地位。南京国子监的降格和改建，则标志着南京不再是全国的教育中心。这些举措，极大地打击了南京的文化自信。
从清初发生在南京的几起标志性事件，也可略窥清廷对南京的打压。
南京是最早实行“剃发易服”的江南城市。顺治二年六月初，清廷在击败李自成后又迅速攻占南京，军事形势十分有利，因此又开始强制实施一度暂缓的剃发令。南京的清军统帅多铎立即执行，要求江南“各处文武官员，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3) 。而南京首当其冲，在清军的高压之下，很快就完成了全城剃发。不久，南京又强制推行易服令。这一政策，对高度重视衣冠服饰礼仪且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理念的汉族人而言，是一种严重的文化摧残。
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在江宁的僧函可案，是清初较早的文人要案。函可，俗姓韩，名宗騋，广东博罗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其父为明朝南京礼部尚书韩日瓒。崇祯末年出家，法名函可，字祖心，号剩人、罪秃。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函可从广东来到南京，亲身经历了清军占领南京之事，并将其所见所闻撰成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再变记》一书。 (4) 顺治四年，函可通过其父门生洪承畴获得出城印牌，准备返回广东，不幸在出城时被查获《再变记》等违禁书籍而被逮捕。函可在南京遭受严刑拷打，后又被解到北京审讯。尽管清廷最终未能获得函可谋反的真凭实据，但仍将其流放东北，最终客死异乡。清廷的这种做法，就是要给那些仍眷恋故国的遗民当头棒喝。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发生在南京的丁酉科场案，则明显是清廷有意打击江南文人的科场大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由方犹、钱开宗两位江南、浙江籍官员担任主考官。发榜之后，因其考试公正性遭到质疑，引发了严重舆情和广泛抗议，矛头直指两位主考。案发后，顺治帝随即下令严惩，将两位主考官革职，并将其连同涉案举人方章钺等押解北京，同时要求南京地方当局继续彻查。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顺治帝亲自对该科录取的江南举人进行复试，其结果是24名举人合格，保留举人资格，但罚停会试二科；另外14名不合格者则被革去举人资格。对于涉案人员，顺治更是严厉惩处。方犹、钱开宗等官员被处死，家人、家产被籍没。吴兆骞等8人家产充公，本人及家人被流放宁古塔。顺治丁酉科场案，虽首发于顺天，后又波及江南、河南、山东、山西各闱，但就惩处力度而言，则以江南闱为最重。 (5)
金圣叹南京被杀案，更是震动天下的大案。金圣叹，名采，字若采，入清后改名人瑞，字圣叹，自称泐庵法师，苏州吴县人。金圣叹是当时的江南才子，名闻天下。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底，任维初出任吴县县令后，以重刑催逼赋税，后又监守自盗，粜卖常平仓米三千石，民怨沸腾。二月初，吴县诸生百余人进入文庙，利用悼念顺治帝之机，哭诉悲情。后又至苏州府署鸣钟伐鼓，跪进揭帖，要求罢免任维初。与任维初私交颇深的江宁巡抚朱国治，在逮捕诸生十余人后，又上疏为任维初开脱，并以震惊先帝之灵、目中无朝廷、匿名揭帖、聚众闹事等罪名诬告诸生。四月初，11人被解往江宁，异地会审，并牵连到金圣叹等人。金圣叹等随即被捕。六月，包括金圣叹在内的8名诸生被判处斩并籍没，张韩等10人处斩，免籍没。七月，唯恐夜长梦多的朱国治，下令在南京提前处决金圣叹等人。金圣叹等人的家属，则被发配边地，一时哀声遍野，惨不忍睹。 (6) 这一案件，就是清初“三大案”中的“哭庙案”。
从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哭庙案”就是朱国治枉法诬告的冤案，而清廷中央对此大概也心知肚明，但最终仍下令严惩相关人员。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就是清廷有意利用此类案件，打压江南士绅。此前因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攻打南京而受牵连的一批江南士绅，也在同年七月以私通郑成功而被处死在江宁，这就是清初“三大案”中的“通海案”。不久由江宁巡抚朱国治发起的“奏销案”，更是清初“三大案”中规模最大的一案，涉案的江南士绅多达万余人。这些大案，是直接推动江南士风逆转的重大因素之一。
其实，清廷在占领江南后，就开始系统打压江南士绅。众所周知，江南地区教育发达、科举兴旺，士绅数量众多。同时，江南还吸引着大量外地士绅。南京作为当时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集聚着规模庞大的士绅群体。尽管这一阶层一直颇受诟病，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推动南京文化发展和繁荣的中坚力量，贡献极大。入清以后，随着南京行政地位的降格，以及中央官署及国子监等机构的撤销，南京的士绅规模急剧下降，对南京的城市文化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清廷出台的一系列文化控制措施，大大限制了士绅的文化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钦依刊立晓示生员卧碑》的颁行。在此卧碑中，朝廷不仅要求生员孝敬父母、学做忠臣清官、尊重老师、不入公门、不结交权贵等，而且还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也就是说，生员既不能上书言事，对一切公共事务发表看法，更不能集社、集会、刊刻著述等。这种规定，完全是将读书人关入笼中，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窒息政策。这些做法，在整体上逆转了江南文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深远。 (7)
晚明的南京，曾经享有“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美誉。十里秦淮，是晚明南京最为著名的城市公共休闲娱乐空间。它的形成和繁荣，与南京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是休闲娱乐是分不开的。城市大众文化的形成、娱乐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商业化的经营，以及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等，都是推动十里秦淮娱乐休闲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秦淮青楼则是最重要的前提。秦淮河畔，风景如画。秦淮风月，名满天下。名妓、河房、画舫，共同构成了秦淮河两岸的风景线。但在入清之后，十里秦淮的休闲娱乐业曾一度陷入低潮。秦淮旧院、珠市之歌台舞榭，已经化为瓦砾之场 (8) ，或为市阛，或成废圃。余怀曾这样记述秦淮的衰退：
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流，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有过此者乎！ (9)
三、 悲情色彩的南京文化
明清鼎革，使南京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重大事件，又给金陵怀古这一文学母题提供了新的绝好题材，并使清初南京再一次成为文学关注的城市。而遗民则在其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南京这一座历史古城，再次被浓浓的悲情文化所笼罩。
清初的金陵怀古诗词，更多的是抒发亡国之恨、寄托故国之思。遗民是这类诗作的主要创作群体。即使是那些与新朝不得不合作的文人，如侯方域、吴梅村等，也在南京留下了诸多类似作品。
南京在明清鼎革、天崩地裂后的悲惨境遇，给遗民造成了极大的刺激。面对改朝换代的汹涌潮流，无奈之下的遗民只能通过诗文、绘画，来寄托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以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方文，就是这类遗民中的杰出代表。方文，字尔止，号嵞山，原名孔文，字尔识，诸生，安庆桐城人，出身名门。入清之后，方文更名一耒，别号淮西山人、明农、忍冬，长期客居南京，以游食、卖卜、行医或充塾师谋生，以气节自励，坚决不与当局合作。方文是著名的诗人，早年与钱澄之齐名，后又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为“桐城三诗家”，影响极大。在方文的《嵞山集》中，就留下了大量的金陵怀古作品。如《负版行》一诗，就是他在南京三山街目睹赋役黄册被践价发卖后创作的长诗：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不知是何大书册，路傍堆积如芦柴。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玄武湖心绝炊
，永无火患及鼠患。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有司上言请变价，听民自取输官银。官召吏人估其值，十四万金可立得。富民争买入私家，零卖与人取微息。有一老翁立路傍，俯首见之神暗伤。曾为州椽写此册，一字错误忧彷徨。岂知今日废无用，口不敢言心自痛。也买一册负之归，看是何年何地贡。其中户口久凋残，田亩荒芜不忍看。若逢鲁国驱车叟，凭轼而趋鼻更酸。 (10)
天下赋役黄册，自洪武以来就一直珍藏于后湖黄册库，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官方文书。而入清之后，这些关乎朝廷命脉的档案竟然被如此糟蹋，方文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被誉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姜宸英（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其《金陵少年行丙戌年》则是以人物为记述对象的代表作。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魏国公徐文爵之弟徐青君，在入清后被“籍没田产，遂无立锥”，竟潦倒至“与佣、丐为伍，乃为人代杖”的程度。 (11) 顺治三年即丙戌年（1646年），姜宸英用非常凄凉的笔法，描述了徐青君这位贵族子弟入清之后的悲惨生活：
金陵年少谁家子，蓬跣行乞城东市。
坼裂锦绣挂两肩，苦道天寒冻欲死。
卖身代笞期得钱，三木直趋长吏前。
岂知捶击身痛楚，雪琢肌肤横被鞭。
可怜长吏还相诘，家本萧曹旧公室。
先朝建业垂千春，皇祖丹青常第一。
画图山水镇江南，白马盟书赤玉函。
列戟门阑夸带砺，封泥金石秘韬钤。
东厢西第填歌舞，女长六宫男尚主。
平明鸡犬响云中，日夕鸳鸾翔素渚。
燕客尊开琥珀红，黄金铸弹娱春风。
哀弦切切弹者谁？无那子都与秦宫。
垂杨一线出飞阁，复道斜穿入寥廓。
清宴相承十六皇，驰骋狗马聊为乐。
岂料风尘反掌间，千年王气愁云山。
楼船东下江难断，青盖西飞人不还。
昔年吹箫池上石，今年侧身窥不得。
庐田万顷充官租，大功坊作平章宅。
落魄苍茫空一身，满堂朱履谁相亲？
自矜旧日王侯子，不及当时行路人。
我闻此言泪交堕，黯惨白日秋风过。
自古繁华有尽头，年年江水向东流。
不见高皇本支三十五，只今存没惟荒丘。 (12)
不过，相对于事件和人物而言，此类文学作品关注更多的是南京的山水、景物和建筑等。当然，明遗民们对南京的感情绝非单纯的景物之恋，而应视之为历史记忆的回眸。大多数遗民常借南京的景物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绪。 (13)
明孝陵是关注的重点之一。这座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夫妻的合葬墓，是明代南京乃至全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性地标之一。但在入清以后，明孝陵这一神圣庄严的皇家陵寝，地位一落千丈，陵区中大量名贵树木被砍伐，陵寝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明孝陵的衰败，激发了广大明遗民心中的“故国”之情，他们往往托物比兴，以诗文或寄托，或明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顾炎武，他自称“蒋山佣”，在顺治八年（1651年）至十七年（1660年）之间，曾前后七次拜谒明孝陵，并留下了不少诗作。
图5-2 顾炎武
遗民在南京的这些活动，其影响也辐射到外地。康熙十年（1671年）左右，宜兴画家徐渭文访问南京，回乡后作《钟山梅花图》，从而在宜兴引发一场以明孝陵所在的钟山为主题的群体性凭吊故国的活动， (14) 其作品也从单一的诗文而发展成为绘画与诗词合一的形式。首先，著名词人陈维崧为此画作《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一词：
十万琼枝，矫若银虬，翩如玉鲸。正困不胜烟，香浮南内；娇偏怯雨，影落西清。夹岸亭台，接天歌管，十四楼中乐太平。谁争赏？有珠珰贵戚，玉佩公卿。
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乌，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余生。 (15)
此后，另外3位宜兴籍词人史惟圆（字云臣）、曹亮武（字南耕）、蒋景祁（字京少）也联吟酬唱，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词调题咏钟山，最终留下了一组独特的文学精品。
徐渭文创作《钟山梅花图》，与南京遗民龚贤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徐渭文出发之前，陈维崧曾要求他到南京后要拜访龚贤，而龚贤（字半千）则是“金陵八家”的领军人物。除龚贤外，金陵八家的代表人物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等。他们眷恋故国，不仕新朝，遁迹山林，醉心绘画，具有浓烈的遗民画色彩。
晚年的龚贤，还对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龚贤先是受孔尚任的邀请，参加了扬州的春江社诗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孔尚任又到南京拜访过龚贤。龚贤应该是向孔尚任追述南京晚明旧事的重要人物之一。而孔尚任最终以晚明南京为背景，将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写成一曲家喻户晓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以戏曲的形式将金陵怀古这一文学题材推向了新的高度，“是在一本剧作中，同时记叙了一个朝代、一座城市、一条河流及浮沉其中的人物的历史”。 (16) 而其中苏昆生所唱的北曲《哀江南》，堪称千古绝唱：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17)
四、 南京形象在欧洲的传播
清初南京，尽管遭遇一系列的打压而陷入低潮，但令人称奇的是，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它在欧洲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京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城市的优秀代表，美誉度很高。
西方人的这种南京印象，始于明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就曾这样高度评价过南京：“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 (18) 不过，真正让欧洲人广泛知晓南京的却是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约翰·尼霍夫游记中有关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文字介绍及其版画，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653年，尼霍夫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至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随即参加了荷兰使团，前往北京，其间曾两次到过南京。作为使团的素描画家，约翰·尼霍夫的职责之一就是必须把旅途中所看到的各种奇事异物以速写的形式记录下来。后来，约翰·尼霍夫将记录这次旅行的手稿委托给其兄亨利·尼霍夫整理出版。1665年，由亨利·尼霍夫编撰的《荷兰共和国东印度公司大使晋谒中国皇帝——鞑靼大汗》（简称《尼霍夫游记》），最终在荷兰出版。此书被誉为是当时对中国最全面的记录，很快就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19)
南京在《尼霍夫游记》中是被重点介绍的城市，且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而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南京瓷塔）更是得到了热情的推崇：
我们告别那些鞑靼妇女后，骑马去城郊处那座著名的宝塔，中国人称之为报恩寺（Paolinxi），而其他人也称之为Paulingjing。在南京，报恩寺指的并不是那座宝塔，而是城外小山边一处规模极大的寺院；寺院中有许多殿阁、宝塔、大琉璃塔以及其他建筑，皆环以各式围墙。所有寺院里面和周围的建筑（进入寺院要先踏上十二层宽阔的石阶）都令人惊叹地体现着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并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中国建筑可与它们相媲美。
在详细描述大报恩寺琉璃塔之后，尼霍夫还“为这无与伦比的杰作与所有建筑的辉煌壮丽赋诗一首”，而这首诗，大概也是琉璃塔后来误认为世界七大奇迹的出处：
虽然这骄傲的建筑堪比七大奇迹，
它们都是远古时代对这新世界的挑战；
你那金殿的光辉却令我颤栗，
啊南京，在此上帝的名字还未被召唤。 (20)
对于《尼霍夫游记》的贡献，罗涩·莱德柔斯曾作过如下的评价：
尽管有这些早期的介绍，但关于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仍然匮乏。第一位提供了有用信息的还是1665年出版的《尼霍夫游记》一书的作者尼霍夫。
尼霍夫最著名的插图之一描绘了南京的九层琉璃塔。这座优雅的角梁下悬挂着鸣铎，塔顶饰有被尼霍夫描述为状似菠萝的如意宝的宝塔，此后成为最为欧洲人熟知的中国建筑。 (21)
《尼霍夫游记》的这些内容和插图，后来被全部或部分地收入相关的书籍。如在欧洲影响广泛的由阿诺尔多·蒙塔纳斯（Arnoldus Montanus）编译的《中国图集，从联合省东印度公司到中国》一书中，就直接收录了约翰·尼霍夫的游记。 (22) 更多的则是被广泛改编和模仿，如1843年出版的托马斯·阿洛姆《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一书中，就大量引用并改编了《尼霍夫游记》中的相关插图。 (23) 由此可见，直到19世纪40年代，尼霍夫的游记和插图仍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
1839年，安徒生在《天国花园》 (24) 中写到一位名叫东风的少年，穿了一套中国人的衣服，刚从中国飞回来。关于中国的印象，东风是这样告诉他的风妈妈的：“我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这里的瓷塔，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安徒生时代的欧洲，作为中国标志性建筑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已深入人心。
也正因为如此，近代只要有机会来到南京的欧洲人，都要参观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1841年英国“纳米昔斯”号军舰抵达南京江面，等待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军舰上的英军上岸“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其中有一位名叫贝尔拉德的，记下了当时他对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印象， (25) 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敬意。而当年参与谈判的张喜，也在其《抚夷日记》中留下了英国人多次参观琉璃塔的记录。
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也从欧洲人那里获得了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相关知识。在美国人心目中，琉璃塔是中国奇迹。1854年，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到达南京，其随员法斯等参观了大报恩寺琉璃塔。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批见到该塔的外国人。尽管当时的琉璃塔已是面目全非，但他们后来的相关描述仍充满着敬意。 (26) 而美国诗人郎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也曾经写下一首赞美诗，深情赞美他从未见过的南京琉璃塔：
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
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
高耸入云天
它九层彩绘的楼台，
有着枝叶盘绕的栏杆，
和层层衬着瓷砖的塔檐，
上头悬挂的瓷铃无时无刻
响着轻盈柔和的乐铃声，
同时整座塔闪耀
多彩多姿的烨烨烂漫，完全
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
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27)
在《尼霍夫游记》出版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京瓷塔一直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奇迹，是中国建筑，甚至是中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