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发展和繁荣
随着全国统治的逐步稳定，南京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南京尽管不再是旧朝陪都，但仍保留着东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总督、驻防将军、布政使、织造等文武要员的同时驻扎，充分体现出南京的特殊地位。康熙帝与乾隆帝的前后六次南巡，都将南京作为巡幸的必经之地，由此也可见清廷对其的高度重视。康熙前期以后，南京进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在此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南京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城市文化也进入了高度繁荣时期。
一、 康乾南巡与南京
康熙、乾隆帝六次南巡，是康乾盛世的重大事件。康乾南巡，以经济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江南地区为重点，而作为江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南京，则是历次南巡的必经之地。前后持续近百年的南巡活动，对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刚刚取得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的胜利，统治危机基本解除。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访求民情、考察吏治、处理河务、笼络汉人官绅等，都是康熙帝此次出巡的目标。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始于此年的九月，在南京活动的时间是在十一月上旬。此后，康熙帝又先后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五次南巡，并都到了南京。
图5-3 《康熙南巡图》中的南京（局部）
康熙帝六次南巡期间在南京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兹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为例略加叙述。此年四月二十二日，康熙帝抵达南京郊外，城外沿途30里搭建黄篷，张灯结彩，“抬台演戏并抬阁装扮故事数十座”，众多民间艺人在此“跳演迎接”。康熙帝由朝阳门入城时，驻防江宁八旗官兵举行了满族风格的欢迎仪式。二十三日，委派户部尚书徐潮祭明孝陵。二十五日，玄烨由织造府行宫出发，经三山街出聚宝门，前往报恩寺进香。在报恩寺大殿礼佛、登琉璃宝塔观景后，又往雨花台等地游览。 (28) 二十六日，玄烨赴演武场检阅驻军，亲率诸皇子射箭，随即登太平门观看后湖景色。四月二十七日，玄烨离开江宁，出城后特意前往明孝陵拜谒。
而六次南巡中相关的文化活动，虽前后有所变化，但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超高规格祭奠明孝陵，高度评价朱元璋的历史贡献。康熙帝六次南巡，曾五次亲赴明孝陵祭奠（第四次南巡由大臣代祭），并行三跪九叩头大礼，而且还亲笔题写“治隆唐宋”四字，镌刻立碑。康熙帝祭拜明孝陵这一举动，确实有效地笼络了人心，对消泯满汉的对立情绪以及稳定江南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江南士人对此无不感恩戴德。江南籍高官张玉书就称，康熙帝“以当代万乘之尊，特诣胜国山陵，亲致拜奠，礼文隆渥，逾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以至于“垂白之叟、含哺之氓，罔不感仰圣仁，至于流涕”。 (29)
二是广泛接见汉人耆旧与致仕官员，并不时施予恩惠，对广大汉人士绅进行说教与拉拢。如首次南巡，康熙帝接见了原大学士熊赐履，并派人到熊家赏赐羊、酒、果脯等物以及赐御书《太极图说》及御制诗。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康熙帝又遣侍卫关保、礼部尚书张玉书、工部尚书苏赫到熊赐履家，赐茶、酒、果品、鹿肉、鹿尾、羊各物。 (30)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至南京时，先是在行宫召见了熊赐履，后在回銮之日将自己所穿的貂帽及团龙御服赏赐给了熊赐履。
三是观览南京山水和古迹。康熙帝喜爱南京这一历史古城，几乎游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对其中的有些景点如大报恩寺等，更是每次必到。游览期间，康熙帝不仅题词吟诗，展示自己的汉文化修养，而且还借题发挥，谈古论今。如首次南巡期间，康熙帝面对被圈入满洲驻防城中的明故宫遗址，曾洋洋洒洒写下了著名的《过金陵论》。在此文中，康熙帝在抒发兴亡感慨之后，还借机抨击明朝后期的弊政，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迨成平既久，忽于治安。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 (31)
四是移风易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首次南巡到达南京，就对江南的民风土俗表示不满，声称“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民风土俗，通衢市镇似觉充盈，至于乡村之饶、民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 (32) 。后来，地方当局将此圣谕刻石立碑于南京、苏州和安庆，以警示世人。第三次南巡期间，康熙帝曾亲临江南贡院，手书五律《为考试叹》 (33) ，希望江南乡试能够公平地选拔人才，杜绝科场舞弊。此诗后来被刻于碑石，立于江南贡院。
乾隆帝也仿效乃祖，在30余年中先后进行了六次南巡，时间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过，乾隆南巡时的时代背景，与康熙朝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其在南京的文化活动与康熙帝并不完全一致。
乾隆帝六次南巡，大多打着效法康熙帝巡视民生、河防、观风等旗号，其具体的活动也极力模仿康熙帝。如乾隆每到南京，必到明孝陵祭奠，也行三跪九叩礼，并御书“开基定制”匾。但与康熙帝相比，乾隆南巡更多的是为了游山玩水、追求享乐。在南京期间，乾隆游遍南京的山水、古迹和名胜，尤其对大报恩寺、灵谷寺、栖霞寺、鸡鸣寺、清凉寺、弘觉寺、幽栖寺、朝天宫等寺庙、道观非常着迷。同时，乾隆帝每到一地，几乎都要吟诗作对，题写匾额。如第二次南巡在宁期间，乾隆就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有《凤凰台用李白韵》七律一首、《秦淮歌》七古一首、《石城歌》七古一首、《游清凉寺》五律一首、《遥题扫叶楼》七绝一首、《朝天宫》五律一首并题写“妙高昆阆”匾额、《清溪览古》七律一首、《题鸡鸣山》五古一首、《登凭虚阁》七绝一首……《泛舟后湖览古》七古一首、《幕府山》《东山》《寄题祈泽池》七绝各一首、《大报恩寺》七律一首、《雨花台口号》七古一首、《牛首山》五律一首并书弘觉寺佛殿“万法皆如”匾额、《祖堂》五律一首并书幽栖寺“无来去处”匾额、《献花岩》七绝一首等， (34) 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康乾南巡对南京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致也是在康熙首次南巡以后，南京的经济和文化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并逐步呈现出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但是，承载着东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功能的南京，注定要受到高层政治权力中心的高度关注和管控，其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当然也难以恢复明中期以后南京文化的那种格局和气度。就此而言，康乾南巡对南京文化的影响，是需要从正反两面来理解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乾隆时期的南巡，一方面以奢侈豪华、附庸风雅来夸张所谓的盛世气象，而另一方面又通过高压政策严厉管制文人，清洗文化异端，形成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不过，陶醉于江南万民归顺、欢声雷动壮观场景的乾隆帝，在心理上获得巨大自我满足感之时，大概没有预料到大清朝很快就要面临深刻的统治危机。
二、 曹寅的文化贡献
南京作为江南的政治中心，其城市文化必然受驻宁官员的影响。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有些特定官员的行为甚至能主导南京城市文化的走向。在康熙时代，江宁织造曹寅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
在曹寅之前，有两位南京官员曾对南京的文化生态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第一位是周亮工。周亮工，字符亮，号栎园，一字减斋、缄斋，别名陶庵等，从小生活在南京，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曾任山东潍县令。入清以后，出仕新朝，为官经历曲折。康熙五年（1666年），周亮工出任江南江安粮道，开始在南京做官，后又代理安徽布政使，改任江宁粮署，直至康熙八年（1669年）罢官。周亮工为淹博之士，诗文、书画、篆刻、鉴赏等无一不精，著述、藏书非常丰富。他与江南各类文人关系都非常密切，其中也包括像黄宗羲、方以智、魏禧、杜濬、冒襄、张怡、申涵光、陈弘绪、髡残、龚贤等许多遗民在内。周亮工凭着自己良好的口碑和出色的才华，积极赞助、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南京文化的复兴。康熙八年底，第三次罢官后的周亮工，曾与南京的画家举行过一次颇具规模的雅集，成为当时乃至整个清代南京画坛少见的盛事。 (35) 而另一位则是两江总督于成龙。于成龙是著名的清官，有“于青菜”之雅号。他在康熙二十年上任之后，不遗余力，禁止奢华，移风易俗，当时的南京，“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而“长干、朱雀、雨花、桃叶旧时歌舞，游乐之地，一旦哄寂如僧舍” (36) 。于成龙的这种做法，曾一度使南京城市文化陷入低潮。
而在康熙中期出任江宁织造的曹寅，则对当时南京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又号雪樵。曹寅身份特殊，其先祖原为明朝辽东军官，降清后被编入汉军正白旗包衣。顺治年间因正白旗成为皇帝直辖的“上三旗”之一，曹家也因此成为内务府旗鼓佐领下的包衣，即皇帝本人的家奴。曹寅之母孙氏曾做过康熙帝的保姆，曹寅本人幼年时也做过康熙帝的“伴当”，而深得康熙帝信赖的曹寅之父曹玺，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江宁织造，直到康熙二十三年过世。在此期间，曹寅曾跟随其父在南京长期生活。曹玺过世后，曹寅又在南京为其守丧一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曹寅最终继承父职，由苏州织造改任江宁织造，并一直供职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病卒，前后长达21年。而正是在南京的几十年中，曹寅这位本应负责宫廷丝织品生产的江宁织造，却成为主持江南风雅的文化领军人物，为南京的文化史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遗产。
曹寅之所以能在南京取得如此高的文化成就，首先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在曹寅出任江宁织造之时，清廷的统治局面已大为好转，康熙帝也开始调整江南政策，通过笼络江南文人等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对江南这一繁华之地的长治久安。而深得康熙信任的曹寅，自然就成为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其次，曹寅自身也具备担当此任的独特条件。曹寅虽为皇家包衣，但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才华出众，在诗、词、文、赋、戏曲、书法、绘画、收藏、鉴赏、宗教等各个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其作品《楝亭诗别集》《楝亭词钞》《楝亭词钞别集》《楝亭文钞》等，都具有很高的水准。曹寅甚至对茶、酒、卜筮、歌舞伎艺之类与优雅生活相关的学问，也无不精通。 (37) 他曾经将历代所传饮膳之法的书籍，整理、汇编成《居常饮馔录》。他创作的剧本，至少就有《北红拂记》《续琵琶记》《太平·乐事》《虎口余生》四种。同时，曹寅也是一位藏书家和刻书家。据流传于世的《楝亭书目》可知，他曾收藏过3200多种，共2万多册图书，其门类多达36类，其中许多是非常难得的珍稀善本。曹寅还非常热心于刻书。他曾根据自己的收藏，汇刻过音韵学丛书《楝亭五种》和艺文杂著类丛书《楝亭十二种》等，质量上乘。康熙帝之所以委任曹寅负责刻印《全唐诗》，就是看中他在校勘、刻书方面的能力。而曹寅最终完成的《全唐诗》，也堪称清代刻书的精品，其刻板也曾长期保存在南京。在曹寅去世之前，康熙帝又要求他负责刻印《佩文韵府》，可惜最终没有完成。
风流儒雅、文才华赡的曹寅，在当时的江南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可谓是众望所归。在就任江宁织造之前，曹寅就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江南文人，如邵长蘅、李因笃、汪琬、陈维崧、施闰章、阎若璩、尤侗、朱彝尊、姜宸英、毛奇龄、毛际可等。赴江南任职后，他与江南文人的交往更加广泛。据统计，与曹寅有诗文交往的文人就超过200人。曹寅为纪念其父曹玺，曾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广求诗画，最后编成《楝亭诗画册》一书。而参与“歌韵图绘”的天下名士，仅从该书残存的4卷来看，无论是数量和名头，都是惊人的，由此也不难看出曹寅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大批的江南名士，纷纷成为曹寅的座上客，诗酒流连，雅集不断，南京也因此成为江南文人的活动中心之一。
而曹寅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认同，固然与他礼贤下士之类的风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江南文人的心态，懂得如何笼络人心。他不避嫌疑，公开与明遗民交往。他经常慷慨解囊，资助士人，如施闰章的《学余全集》、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等都是在曹寅的资助下才得以刊刻。对那些落魄的士子，如洪昇之类，曹寅也施予援手。他甚至还出面修理明孝陵、祠庙等前朝遗迹。诸如此类的举措，在江南深得人心，对江南局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客观上推动了南京文化的恢复和繁荣。 (38)
江宁织造曹氏尤其是曹寅的经历，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极大的关系。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曹雪芹叔父曹
因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次年正月，曹家被抄，曹家三世四人把持江宁织造的历史到此结束。遭受灭顶之灾后的曹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从小生活在南京的曹雪芹，因家难而被迫迁往北京。后来，他以其由盛转衰的家族为原型，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极度窘迫的情形下，撰写出《红楼梦》这一不朽之作。尽管存在着一些争议，但《红楼梦》与南京尤其是与江宁织造曹家的密切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红楼梦》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曹家等豪门大族的兴衰，就本质而言，它仍是传统金陵情结的载体，是一种更高形式的金陵怀古。不过，这部小说家之言，又被视作是清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曹寅大概没有料到，曹家后人竟然能用这样的形式为南京文化再作贡献。
三、 科举与教育
入清之后，南京虽然备受打压，地位大为下降，但仍幸运地保住了东南科举考试中心的地位。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乡试。通过江南乡试而选拔的科举人才，数量最多，名次最高，对清代官僚政治的影响举足轻重。也正因为如此，江南乡试的考场即南京的江南贡院，有着“天下文枢”之美称。
今安徽、江苏（含今上海市），在明代皆属南直隶。经清初的一系列调整，康熙初年苏、皖两省虽得以分治，但因历史渊源及分省过程的复杂性，两省仍有不少事务纠缠在一起，难以彻底分开。江南乡试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入清以后，南直隶建制虽经变革，但其乡试模式却沿袭明制，即江苏、安徽两省仍在南京共同举行考试，史称江南乡试。
位于南京城东南隅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是江南乡试的考场。始建于明代，入清以后又多次增修、扩建，至清末其号舍已多达两万余间，位居各省贡院之首。除江南贡院外，南京还设有主要用于录遗考试的上江考棚（安徽）和下江考棚（江苏）。江南贡院、上江考棚、下江考棚，三位一体，共同支撑着江南乡试，缺一不可。具体而言，就是上江、下江考棚由两省学政主持的录遗考试必须先行举行，江南贡院的江南乡试才能如期举行，反之亦然。
江南乡试的录取名额由两省共享。具体为四六分配，上江（皖）为四，下江（苏）为六，解元则由两省轮流取中。如乾隆初上江45名、下江69名。而中额直接决定应试名额。如乾隆初皖额为45名，应试者为3600名，苏额为69名，应试者为5520名。后又规定副榜一名可加40名应考。主考则由中央钦派，而负责考选房官、纠察关防、总摄闱场的监临则由两省轮流担任。
清代江南乡试，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从江南贡院走出去的进士，其数量甲于天下， (39) 其中尤以状元人数之多而引人注目。如以江苏为例，清代共考中状元44人，其中苏州府29人（含太仓州5人），常州府7人，镇江府4人，江宁府3人，松江府1人， (40) 占全国的近四成（清代状元共112人，不计2个满状元）。清代安徽、江苏的进士，绝大部分也都是从江南乡试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不过，南京的科举成就并不突出，可圈可点者大概只有秦氏一家。秦氏科举之盛，始于秦大士。秦大士，字鲁一，一字磵泉，号秋田，乾隆十七年（1752年）状元。秦大士之子秦承恩、秦承业，不久先后考中进士。秦承业之子秦绳曾，嘉庆进士。 (41) 连续三代都有进士功名的家族，在清代南京是绝无仅有的。
图5-4 江南贡院旧影
三年一次定期举行的江南乡试，也对南京产生了巨大影响。每逢乡试之年，大批应试士子以及陪考人员涌入南京。据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的估算，每逢乡试之年，来南京入闱应考的士子，以及此前参加录遗考试的士子，再加上他们的随行仆从、专做相关生意的商人等，人数竟然多达四五万人。 (42) 如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的詹元相（字翊元，号畏斋），为婺源县增广生。根据残存的资料可知，他至少先后来南京参加过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1696年）、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1699年）和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1702年）三次乡试。 (43) 詹元相曾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他的江南乡试经历及相关信息，从中可以清晰地了解这位深居徽州婺源山中的乡村下层生员，是如何通过乡试而与南京这座大都市发生各种关联的。南京城的繁荣，正是与千千万万个像詹元相这样的底层士子的支撑分不开的。
每逢乡试之年，考生及随行人员纷纷涌入南京，或客居亲朋家中，或自行租赁民房或庙宇。如上述詹元相在南京应考期间，就是如此。许多州县，为安排本地考生在南京的住宿问题，还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设立会馆和试院。商人会馆本是为本籍商人等服务的组织，只是在乡试之年向本籍应考士子开放。如创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安徽旌德会馆、创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的泾县会馆等，就属此类。后来，南京又出现了专为科举士子提供落脚之地的专业会馆即试馆，其位置大多位于江南贡院及上、下两江考棚附近，如钞库街、大石坝街等地。 (44)
乡试极大地刺激了南京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消费。甘熙《白下琐言》也记载，每到乡试时，“贡院前有卖雀戏者，蓄鸠数头，设高桌，旁列五色纸旗，中设一小木笥，放鸠出……为叶子戏，则排斗巧顺，去取悉中，布列天、地、人十余字，令衔出，皆能应声识认。” (45) 袁枚之孙袁祖志曾回忆太平天国战前，“若逢乡试之年，则秋日来游之人更不胜计。缘应试士子总有一二万人，而送考者、贸易者又有数万人，合而计之，数在十万人左右，既来白下，必到随园，故每年园门之槛必更易一二次，盖践履太繁，限为之穿故也。” (46) 集中在三山街、状元境一带的书坊，每逢乡试，必定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进入书籍销售的旺季。南京书坊大都刻书、售书兼营，实力雄厚。而考生则是购书的主力，他们利用参加乡试的机会，在南京大量购买书籍。书坊也看准商机，大量推销本埠、外埠的刻书。不少商家还专门准备选文、朱卷甚至作弊书籍，向士子们兜售牟利。
江南乡试，也使南京成为功利之场。科举考试巨大的利益诱惑，不仅使读书人趋之如鹜，也让相关的家庭、团体不惜血本，到处钻营，甚至铤而走险，作奸犯科，最终酿成科场案。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之后，应试士子以中举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且不乏文理不通者为理由，声讨正副主考左必蕃、赵晋舞弊，并将江南贡院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改成了“卖完”。康熙皇帝得知此事后，先是任命张鹏翮为主审大臣，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等在扬州审理。审查期间，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互相攻讦对方涉案，最后都被免职。案件改由张鹏翮与漕运总督赫寿继续审理。此后案件会审进展极为缓慢，困难重重。无奈之下，康熙改任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再赴扬州审理此案。最后的结果是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不久开复还职），而涉案人员除叶九思病殁、陈天立畏罪自尽外，赵晋、王曰俞、方名被处斩，吴泌、余继祖、员炳、李启、程光奎被判绞监候（后改流徙），左必蕃初拟军流，后改为革职。 (47) 这一案件，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著名科场大案。该案不仅牵涉众多的官员和考生，而且还引发江南督抚及其各自阵营之间的公开对决，甚至曾一度引起了江南社会的波动。江南乡试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江南乡试，对中举者而言自然是鲤鱼跳龙门的福地。不过，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铩羽而归的失败者。江南乡试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乡试，每科的应考人数远远超出其他省份，这也同时意味着江南贡院造就了全国规模最大的落榜者群体。吴敬梓就是其中的一员。吴敬梓，字敏轩、粒民，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自负才情的吴敬梓，早年曾孜孜于科举考试，但屡屡失败，不能如愿。科场失利而又难容于家族的吴敬梓，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心情离开了全椒，正式移居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水亭，自称“秦淮寓客”。科举失意后的痛定思痛，几十年间的耳闻目睹，使吴敬梓开始深刻反思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并最终写成鸿篇巨制《儒林外史》。《儒林外史》虽为小说家之言，但其中涉及清代科举的内容不仅非常丰富，而且生动、准确，入木三分。鲁迅认为，该书“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 (48) 。更为难得的是，吴敬梓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奇特突出的故事情节，把八股科举放在当时现实社会的场景上，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嘲讽和抨击它的显然的弊端，暴露和谴责它的隐秘的黑暗” (49) 。可以说，吴敬梓是明清时代全面、深刻揭露和批判八股科举制度的第一人。
与科举制度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教育。清代南京拥有完整的官学体系。府学又由原南京国子监改建，颇具规模，后又经多次修建。附郭的江宁、上元两县县学则在秦淮河畔。其他属县如高淳、溧水、句容、江浦、六合等皆在县城设立县学。府、县学通过考试招收生员，每次录取皆以学额为准。如附郭的江宁和上江两县，其学额为最高等。两校自康熙至嘉庆的生员招收的情况如下：康熙朝共举行过30次考试，共录取生员895人；雍正朝考试9次，录取564人；乾隆朝考试40次，录取2625人；嘉庆朝考试17次，录取1511人；道光朝考试20次，录取1511人；咸丰朝因太平天国战争仅举行过1次考试，录取76人。 (50)
南京的学校，与全国一样，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学管所教、生员所学以及所考之内容，与科举考试完全一样。生员的唯一目标，就是科举功名。而具体的途径，幸运者是经过科考等直接参加乡试，稍次者则须先通过出贡而进入国子监，其中的优秀者再经选拔后参加北京顺天乡试。而实际上，真正能获得如此机会的生员比例非常之低。据统计，“清代上元、江宁两县生员总数约11021人，举人总数约834人，仅7.6%的生员成为举人；贡生总数以714人计，则只有6.5%的生员成为贡生。生员从入泮到中举平均间隔14.7年；从入泮到出贡平均间隔12.5年。由此可见，生员的仕进之途既狭窄又漫长。” (51) 失败者最终只能放弃科举，另谋出路。
清代南京还存在着另一教育系统即书院系统。入清之初，清廷以明末故事为借口，严禁天下书院。雍正元年（1723年），由两江总督查弼纳捐资兴建的南京钟山书院，是全国最早突破限制而获得朝廷特许开设的书院之一。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下诏取消限制，允许各地兴办书院。钟山书院从此也正式成为省级书院，并获得地方当局在政策、经费上的长期支持。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书院已经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受朝廷的严格控制。钟山书院作为全国著名的办学机构，自然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如其山长必须由两江总督聘请，且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南京的另一省级书院是惜阴书院（又称惜阴书舍），由两江总督陶澍在道光年间创立。除省级书院外，各县也兴办书院。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上元、江宁两县所辖的明道书院、尊经书院，江浦县的珠江书院，六合县的六峰书院，溧水县的高平书院，高淳县的学山书院，等等。总体而言，南京的书院比较兴旺，办学水平较高，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江宁书院，特盛于他省，奖优儆惰，官师和” (52) ，这一评价是名副其实的。
清代书院的通病之一，就是在学士子大多沉溺于八股、孜孜于功名利禄，而无心于关乎国计民生之学问。南京的书院，当然也同样深受科举的影响，毕竟科举功名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进阶之途。不过，即使在如此残酷的社会生态中，南京的一些书院如钟山书院，却仍能坚守人才培养的本业，重视学术研究。清代的南京之所以能在全国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与此有关。
四、 学术重镇
明代南京，曾是东南的学术重镇，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入清以后，南京的学术曾一度沉寂。康熙十五年（1676年）熊赐履来宁，可以被视作清代南京学术复兴的起点。而至雍正以后，南京学术开始进入繁荣期。其乾嘉考据、桐城学派以及经世之学，皆可圈可点，贡献较大。
皮锡瑞称：“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 (53) 依皮氏的看法，清代学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宋学为主、汉宋皆采的顺康时期；二是独重汉学的雍乾时期；三是今文经学复兴的嘉道时期。南京的学术发展，虽基本符合皮氏之说，但也稍有不同。
清代前期的南京学术，曾一蹶不振，乏善可陈，有全国影响的学术人物也屈指可数。就理学而言，熊赐履大概算是唯一的大师级人物。众所周知，明清鼎革之大动荡，对思想学术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儒学也由此进入反省和重组时期。反省主要体现在对王学的批判和总结上，重组则是继承和发展明代后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与此同时，清廷出于统治的需要，开始重举程朱理学的大旗。在这一过程中，南京基本上是缺位的。这种局面，直到熊赐履来宁后才有所改观。
熊赐履，字敬修，又字青岳，号素九，别号愚斋，湖广汉阳府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康熙十五年（1676年），位居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熊赐履，因故致仕，开始客居南京清凉山一带，直到康熙二十九年（康熙二十七年曾被启用任礼部尚书，但很快就因丁忧而回到南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致仕后的熊赐履再次回到南京，直至康熙四十八年终老。熊赐履来宁之前，就是一位理学名臣，充当过康熙帝的经筵讲官，深得康熙帝信任。赋闲南京期间，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完成了《学统》等著作。在熊赐履身边，也活跃着一批南方士人，如遗民杜浚、东林后人高节培等。康熙二十六年，熊赐履就应高节培之请，为新落成的东林书院撰写《重修东林书院记》。
从书商江钟刊印《学统》等书情况来看，熊赐履的学说在当时的南京还是很有市场的，当然也遇到不少的阻力。徽州书商江钟，为追随熊赐履而从苏州移居南京。对熊赐履所著《学统》等书大为赞赏的江钟，“于是多方印刷，流布海内，纸为之贵”。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天，临终前的江钟仍要求其子继续印刷熊赐履的著作。不过，据熊赐履称，当时南京的“为二氏之说者，颇不便于鄙著之行，则争搆飞语以慑君”。 (54) 当然，到康熙首次南巡后，熊赐履的处境就大为改观了。首次南巡的康熙帝，就对赋闲南京的熊赐履优待有加。康熙二十八年时第二次南巡的康熙帝，又亲笔为熊赐履题写了“经义斋”匾额，高度肯定熊赐履的理学成就。
康熙之后，南京的学术进入了繁盛时期。而这种学术繁盛，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与钟山书院有很大的关系的。钟山书院成立之后，其掌教多由名士担任。 (55) 而出任山长者，则更是各个时代的饱学之士，而其中的卢文弨、钱大昕、姚鼐等，甚至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柳诒徵称：“钟山山长之著闻者，有杨绳武、夏之蓉、钱大昕、卢文弨、姚鼐、朱珔、程恩泽、胡培翚、任泰诸人。” (56) 也正是因为这些学术精英的长期参与，钟山书院才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中心之一，而南京也因此成为学术重镇。 (57)
南京是“乾嘉学派”活动的重要基地。盛行于乾隆、嘉庆年间的乾嘉学派，又称“乾嘉考据学派”或“乾嘉汉学”，是最能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特征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与重义理推阐的宋明理学不同，乾嘉学派沿袭汉儒所倡导的朴实考据之法，对传世古文献进行考订、整理和研究，其范围覆盖文学、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方面，其中又以小学尤其是音韵学为先导，以经史为重点。在南京活动的乾嘉学派学者中，以卢文弨和钱大昕最为有名。
卢文弨，字召弓，一作绍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抱经，晚年更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浙江杭州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政等职。乾隆中后期，卢文弨曾两度主讲钟山书院，前后长达10余年。在宁期间，卢文弨除以经术导士、培养人才外，还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卢文弨以收藏、校勘古籍著称，而在钟山书院的10余年是其学术黄金期之一，成就极大。赵鸿谦曾据《抱经堂文集》中所载题跋和当时江苏图书馆所藏的卢校本作《卢抱经先生校书年表》，其结论是“他一生校书的数字为184种次，而其中在钟山书院期间校出75种次，占总数的40%以上。卢氏从20多岁至殁世，共有近60年的校书生涯，以在钟山书院11年中校书成果为大” (58) 。赵鸿谦的统计，因限于当时条件，仍有不少缺漏。据统计，目前可确定的卢文弨钞校题跋本多达304种，其中经部71种，史部56种，子部101种，集部76种。 (59) 其代表性学术著作《钟山札记》也基本上是在南京完成的。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嘉定县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乾隆帝在南京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充内阁中书。乾隆十九年（1754年），钱大昕中进士，官至广东学政。其间多次充任纂修官，参与各类大型文化工程，同时也担任过乡、会试考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丁忧而致仕的钱大昕，接受两江总督高晋的邀请，担任钟山书院山长，至乾隆四十六年卸任。钱大昕是乾嘉学派中最为博学的学者之一。乾嘉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阮元曾这样评价钱大昕：“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60) 钱大昕在南京虽然只有4年，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他在南京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如其名著《廿二史札记》就是在此时初步成型的。同时，他还力推汉学，将钟山书院办成汉学研究的大本营，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其中最为杰出者就是孙星衍。孙星衍，字伯渊、渊如，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孙星衍为钱大昕主持钟山书院时的高足，后来成为乾嘉学派的著名人物，并在嘉庆后期主持过钟山书院。
到乾隆末年开始，南京又成为桐城派活动的中心。这与两度执掌钟山书院前后长达20余年的桐城派领军人物姚鼐是分不开的。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学界尊称其为惜抱先生（其书斋名惜抱轩）。姚鼐出生于安徽桐城世家，家学深厚，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参修《四库全书》，后辞官南下，以讲学、著述为生，先后掌教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姚鼐首任钟山书院山长；嘉庆十年（1805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任钟山书院山长。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期间，南京成为桐城派的学术中心。
姚鼐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学派处于鼎盛的时期，学术界弥漫着考据之风，而理学则相形见绌，明显处于下风。姚鼐却一反潮流，在抨击乾嘉学派弊端的同时，高举宋学大旗，奉程朱理学为正宗。姚鼐认为，二程、朱熹“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故儒者之抽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 (61) 。在姚鼐看来，程朱无论是对古代经籍的理解和诠释，还是在修齐治平，学以致用方面，更符合儒家先贤的真谛，其有效性也是被历史充分检验过的，因此必须坚持，不能动摇。当然，姚鼐也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长期存在的问题，主张以汉学补苴宋学的罅漏。姚鼐治学，可以说是“博集汉儒之长，而折衷于宋” (62) 。而其文论，也在坚持义理为先、辞章之美的同时，强调考据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反映出姚鼐调和宋、汉之学的学术倾向。
姚鼐在南京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成了桐城学派的构建。姚鼐在继承方苞、刘大櫆两位同乡先贤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构建了桐城学派的学术谱系，确立了桐城学派的理论基础，刊刻了一批代表性成果，桐城学派也由此而得以确立，并逐步为学界所关注。二是利用钟山书院这一平台，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如被誉为“姚门四杰”的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这些姚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后又在各地推广桐城学说，发扬光大，最终使桐城学派名扬天下。桐城学派的崛起，不仅是学术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而且对清代晚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姚鼐的思想仍纠缠于宋学、汉学之间，只是在传统的范畴中寻求变革，那么魏源的思想则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可以说，魏源的突破，标志着中国思想史由传统步入了近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魏源，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官至东台、兴化知县。由于父亲魏邦鲁长期在江苏做官，魏源很早就与江苏发生了联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魏源全家迁居扬州。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又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的龙蟠里，购地建房，起名“小卷阿”，长期居住。这位湖南籍的思想家，与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
魏源的思想，丰富庞杂，且前后多变。这不仅与他丰富而又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而且也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而其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不过，单就思想史领域而言，魏源的最大成就仍是其经世思想。 (63)
魏源最早接触经世思想，应该是其早年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期。经世致用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传统之一，而当时的山长袁明曜则是当时讲授经世之学的名家。此后数十年在江南的幕府经历，也对魏源的经世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魏源曾先后担任过贺长龄、陶澍、裕谦等6位高官的幕僚，并与林则徐等官员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一般读书人不能拥有的特殊经历，使魏源有机会亲身参与、处理当时的许多重大事件，洞悉朝野利弊，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代表性经世之作《皇朝经世文编》，就是应贺长龄之邀而编写的。而其影响更大的《海国图志》，以及后来家喻户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主张，也与裕谦、林则徐等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这些成就仍然属于魏源经世思想的应用层面。
魏源经世思想的更高层面应该是“通经致用”，这与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有直接的关系。常州庄存与、刘逢禄等，致力于今文经学的复兴，给当时考据学派一统天下的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拜刘逢禄为师的魏源，与龚自珍等同道一起，在继承和总结的同时，又将这一学派进一步拓展和改造，并赋予其迎合时代需求的思想内涵。在魏源那里，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成为他倡导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又直接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所继承，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