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恢复和突破
在嘉庆、道光时期的50余年中，南京已经呈现出种种危机迹象。更为不幸的是，此后的南京又成为外患内乱的重灾区之一。在道光年间爆发的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中，南京成为城下之盟《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之地，中国屈辱而艰辛的近代化转型由此开始。10年以后，太平天国战火又烧到南京，前后长达11年之久。在战争期间，江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低谷时期。太平天国之后，满目疮痍的南京进入长期的恢复之中。同时，南京也开始了其艰难的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开埠、晚清新政以及南洋劝业会等，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南京城的近代化进程。在社会、经济等转型的同时，南京城市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 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文化事业的逐步恢复
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历经10余年太平天国战火蹂躏，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惨重。刘坤一称，南京“经粤匪盘踞，岁逾一纪，七县糜烂。暨我师恢复，而疮痍满目，瓦砾载途，典章文物荡焉，无有存者” (65) 。而曾国藩更是谴责太平天国将“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 (66) 。为此，清廷在攻占南京城后，先后采取一系列善后措施，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城市元气。而以文化守护者自居的曾国藩，更是高度重视各项文化事业的重建。
在战后极其困难的局面下迅速恢复南京的江南乡试，是曾国藩优先实行的重大举措。江南乡试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乡试，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期间，江南乡试因战事而停止。同治三年（1864年）恰为甲子乡试之年，曾国藩收复南京后不久，就决定在当年恢复江南乡试。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当年年底成功举行了乡试。这次乡试，应试者多达1.3万多人，共录取正榜273人，副榜48人。
这次乡试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清廷在江南统治秩序的彻底恢复、文教重建的正式启动，对恢复、收拢人心效果明显。正如曾国藩当时所言，“远近一闻乡试之信，四民辐辏，奔走偕来，臣此行抵省城，各街巷熙来攘往，焕然改观，殊出意料之外” (67) 。对广大读书人的激励、鼓舞作用更是明显。湖南名士何绍基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描述：“风雪争将健笔降，潭潭锁院绝纷哤。武功初奏文场启，士气欢腾上下江。” (68) 而江南贡院能成为战后最早恢复的文化设施之一，也得益于此次乡试。为迎接此次乡试，曾国藩等不仅将贡院内的各类用房全部恢复，而且还将号舍增加到1.6万余间。同治五年（1866年），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再次扩建贡院，号舍因此增加到近1.9万间。同治十二年（1873年），署理两江总督张树声又将号舍增加到2.06万余间。这一规模，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上江（安徽）考棚和下江（江苏）考棚也在同治四年得以恢复。
南京各类学校的修缮工作也逐步展开。南京本为文教重地，除府学、县学等额设官学外，还有各类书院。战争期间，无一幸免。最早重建的是府学。府学原在鸡鸣山南麓，由明代南京国子监改建。毁于战火的府学，因种种原因无法在原地重建。同治四年（1865年），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接受士绅建议，选定朝天宫为府学新址，易地重建，具体事务由江宁知府涂宗瀛负责。新建府学以运渎为泮池，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两庑依次布局。此后，两江总督曾国藩、马新贻继续扩建，增加崇圣祠、尊经阁、官署，以及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等祠。同样毁于兵火的上元、江宁两县县学，则在同治八年由地方官原地重建，其布局、规制与战前基本相同。
众多书院的恢复，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最早恢复的书院，是久负盛名的钟山书院。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等人开始易地重建钟山书院，次年初具规模。钟山书院新址在门东旧漕坊苑街东花园（今南京白鹭洲公园一带），回光寺故址之南。后因诸多不便，争议不断，钟山书院最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光绪七年（1881年）迁回原址。其他一些较为著名的书院，如尊经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奎光书院等，因财力不足，恢复的时间要晚得多。
随着书院的恢复，一批饱学之士也来到南京，这对南京文化的恢复和重建意义非凡。如同治四年钟山书院恢复后，曾国藩就聘请当时因病赋闲的前大理寺卿李联琇（字秀莹，一字小湖，江西临川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担任山长。李联琇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天文、舆地、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而且还担任过福建、江苏学政，具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李联琇的应邀出任，曾被曾国藩自诩为：“吾为此郡得一大宗师矣！”而事实上，李联琇在担任钟山书院山长的14年中，确实是兢兢业业、成绩卓越，备受推崇。
金陵书局的设置，是战后对南京意义重大的一件文化大事。金陵书局的前身是曾国藩在安庆军械所中设立的编书局，后迁至南京铜作坊（不久又迁至江宁府学之飞霞阁），改由南京官办，正式命名为金陵书局（又称金陵官书局，后改称江南官书局）。
重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是金陵书局开设之初的主要业务。而《船山遗书》的重刻，则是晚清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夫之的著作，曾在道光年间由湖南学者邓显鹤（湘皋先生）等进行过系统性编印（守遗经书屋本），其书板毁于咸丰年间战火。在欧阳兆熊、赵烈文等人的建议下，曾国藩、曾国荃决定开局重刻。被称为金陵节署本的《船山遗书》最终于同治四年在南京付梓，曾国藩不仅为之作序，而且还亲自校阅书稿，非常重视。对于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的动机，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说法， (69) 但曾国藩此举，客观上为王夫之著作的保存与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也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夫之的思想，成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重要的理论来源。
《船山遗书》出版后，金陵书局一度面临困境，但很快就进入黄金发展期。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充分认识到刻书对恢复和重建江南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大意义。为此，曾国藩开始推行金陵书局的制度化建设，亲自制定书局章程、刊书条例等，对书局一应事务都做了严格规定。金陵书局此后的刻书，不仅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质量上乘，颇获好评。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七年（1881年）汪士铎续修《江宁府志》时，金陵书局刊成的书籍已多达78种。 (7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陵书局曾与淮南、苏州、浙江、湖北四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并承担了其中的前14种，其种类远超其他4局的总和。对金陵书局的贡献，叶德辉曾给予高度评价：“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于扬州设淮南书局，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刊《廿四史》。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 (71)
地方志的修撰，也是战后南京文化恢复的重要标志。地方官员将其视作文化建设的大事，积极推动。而劫后余生的南京士绅，更是踊跃参与，并希望通过此举，重建乡邦文化记忆、强化历史认同，其中尤以汪士铎、陈作霖师徒二人贡献最大。
汪士铎，初名鏊，字振庵，一字晋侯，号梅村，晚号悔翁，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太平军占领南京时曾一度被困城中，后逃亡异乡，直到战后才返乡。汪士铎知识渊博，著述丰富，是战后最有文化影响力的南京籍士绅，被誉为南京文坛的祭酒。陈作霖是汪士铎的学生。陈作霖，字雨伯，晚号雨叟、可园老人等。陈作霖早年肄业于钟山、惜阴两书院，后跟随汪士铎学习并协助其在金陵书局主持古籍校勘工作。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后，入仕无望的陈学霖，便长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便是晚清最有成就的南京籍学者。
战后地方志的编撰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此年编成的同治《上江两县志》，由上元县令莫祥芝、江宁县令甘绍盘牵头组织，并获得两江总督李宗羲、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江宁知府蒋启勋等地方官员的支持。而实际参与编修的，则多为当时南京籍文人学者。其中名声最大的就是汪士铎，而贡献最大的则是陈作霖。举人秦际唐、试用训导甘元焕也承担了一部分工作。光绪六年（1880年），汪士铎又受江宁府知府蒋启勋之邀续修江宁府志，担任总纂一职，最终编成光绪《续纂江宁府志》。而陈作霖也是该志的重要编撰者之一（图5-5）。
图5-5 陈作霖（清末徐藻画）
陈作霖除参与上述两志的编撰外，还长期致力于南京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金陵通纪》和《金陵通传》是其代表性作品，规模宏大，颇多创新。《运渎桥道小志》《凤麓小志》《东城志略》《金陵物产风土志》《南朝佛寺志》《上元江宁乡土合志》等志书，则开南京乡土志风气之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外，陈作霖还参与整理、编撰了具有总集性质的文学选本，如《金陵诗征》《金陵续诗征》《国朝金陵文征》《国朝金陵词征》等。 (72) 陈学霖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堪称晚清南京第一人。
也正是在汪士铎、陈学霖等人的带动下，江浦、六合、句容、高淳、溧水等县也在战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启动了修志工作，并最终在光绪朝先后编成了各自的县志。这些志书依次是侯宗海、夏锡宝的《江浦埤乘》，谢延庚、吕宪秋的《六合县志》，张绍棠的《续纂句容县志》，杨福鼎修、陈嘉谋的《高淳县志》卷，傅观光等所修的《溧水县志》。
文人雅集的重新出现，也可以视作战后南京文化恢复的标志之一。清廷攻占10余年后，南京终于又出现了本地文人的雅集。光绪初年，号称“石城七子”的陈作霖、秦际唐、朱绍颐、何延庆、顾云、邓嘉缉、蒋师辙7人，结成诗社，诗酒唱和，独树一帜，被誉为“金陵诗派”。而规模更大的雅集唱和，则是在胡氏愚园。愚园位于门西鸣羊街，原为金家塘菜地。光绪初年，富商胡恩夑（字煦斋，晚年号愚园老人）仿照苏州狮子林格式，大兴土木，疏池叠石，艺竹莳花，将菜地改造成著名的私家花园。修成之后的愚园，一度成为南京最重要的雅集之地。汪士铎、端木棌、龚坦、杨长年、卢崟、陈兆熙、朱桂模、秦际唐、甘元焕、邓嘉缉、顾云、罗震亨等本地文人雅士，曾多次在愚园举行雅集。 (73)
不过，在翁长森看来，战后南京的文化重建还远远不够。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石城七子诗钞》所作的序文中，曾对此作过总结。他承认曾国藩等人的文化贡献，也肯定南京籍文人在“谈道讲业”方面的成就，所谓“曾文正公戡乱石城，开馆冶山，搜罗天下才隽，论议其中。吾乡人士相与谈道讲业，颉颃上下，于时东南坛席称为极盛，而七子尤时辈所推挹云”，但他对战后南京的科举、教育和文化的恢复状况非常不满，称“自粤寇盗据吾郡十有数年，弦诵之风，荡然澌泯。虽贤人君子鼓舞振作，而其气弗昌，大师宿学至老死不遇”。在他看来，这些文人雅集，是南京文人“既温温无所试”，而只能“周旋里闬，为朋酒文宴之会” (74) 的无奈之举。翁氏的评价，虽基本成立，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此时的南京已经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绝无再走旧路的可能。
二、 艰难的突破
战后南京的重建，与晚清的政局关系密切。洋务运动、晚清新政等都对南京的城市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开埠，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城的近代化步伐。南京文化也在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始了艰难的突破。
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是晚清南京引领性的重大变革。南京传统的教育，是以府学、县学以及书院为主体的，其办学目标就是科举。从光绪前期开始，南京开始出现教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如明德女子学院、沙小姐学堂（后改为女布道学堂）、汇文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等。其中的汇文书院，在宣统二年（1910年）并入此前由益智书院、基督书院合并而成的宏育书院之后，最终发展为金陵大学。教会学校虽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但也为当时的南京带来了全新的西式教育模式。
南京的官办新式学校则开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其主导者则为两江总督。洋务时期兴办的学校，多为军事学堂性质，其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荃、沈秉成兴办的江南水师学堂，以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创设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最为著名。戊戌变法时期，两江总督刘坤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开始将原有的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6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此后因变法失败，这一工作曾出现波折，直到晚清新政启动后才得以继续推进，
晚清新政开始后，南京的官办新式学校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其中尤以三江师范学堂的兴办最为重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公布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开始推行教育新政。光绪二十九年正月，继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开办三江师范学堂。尽管张之洞仍遵循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指导思想，且以日本高校为模仿对象，但他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毕竟是一所全新的西式学校，对南京乃至江南都具有重大意义。张之洞的这套办学模式，后又被他融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之中，在全国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两江师范学堂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在李瑞清主持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也证明张之洞当初的办学方针是行之有效的。 (75)
此前一度停顿的书院改造又重新启动。文正书院被改为小学堂，钟山书院被改为中学堂，尊经、凤池两书院则被改为校士馆。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后，又对这一方案进行了调整，文正书院被改为府学堂，惜阴书院被改为县学堂，钟山书院则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为服务于新式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在南京设立江楚编译官书局。不久，江楚编译官书局就兼并了南京的江南官书局和扬州的淮南书局，进一步扩大规模。其中的江南官书局，就是由著名的金陵书局发展而来的，实力很强。江楚编译官书局主要翻译西方图书，出版学堂章程、教学用书以及地方史志，影响极大。
两江总督周馥、端方任职期间，继续积极推行新式教育。周馥以“癸卯学制”为契机，改造、扩充三江师范学堂，并将其改名为两江师范优级学堂；同时还大力调整、改造原有的教育机构和学堂，增设官立学堂和机构。 (76) 而端方则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起系统化的新式教育体系。他在建立和完善中小学体系的同时，大力创建高等专门学校如南洋方言学堂、两江法政学堂和南洋高等商业学堂等，培养专门人才。此外，他还开办华侨专门学校即暨南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等。 (77) 与此同时，包括女学在内的私立学校也迅猛发展起来。
新式教育的建立，是以科举制度的彻底否定为前提的。这就是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端方等人在《请立停科举折》中所称的“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而新设立的学堂，也完全放弃了原先科举制下的模式，其办学目标正如《请立停科举折》所称的那样，“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 (78) 科举制度的废止，其附属旧式教育体系的逐步退场，以及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对南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旧文化退场、新文化崛起的标志之一。
新式教育的兴办，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南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周馥、端方等为首的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而其中贡献最大者，应该就是端方。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与荣庆、那桐被誉为清末“旗下三才子”。端方是清末新政的重臣。早在戊戌变法中，端方就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成为推行新法的干将。在陕西、河南、江苏、湖北等地担任地方官期间，端方也一直推行各项改革，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则是其重点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与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等联署著名的《请立停科举折》，并最终迫使清廷废止科举制度。同年，端方与其他4位清廷大员率团出洋考察宪政，先后访问日、美、英、法、德、俄等10国，并于次年回国后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模仿日本，鼓吹宪政。不久，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南京任职的3年中，端方竭力贯彻自己的新政理念，推动一系列改革，南京也俨然成为晚清推行新政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
在端方离任后的第二年即宣统二年（1910年），也就是清朝灭亡的前一年，南京仍然发生了与端方有关的两件文化大事：一是江南图书馆的开馆，二是南洋劝业会的举办。
江南图书馆的创建，是端方在任期间的一项重大文化贡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端方聘请缪荃孙担任总办，筹建江南图书馆。在端方的大力支持下，缪荃孙开始收购图书，扩充馆藏，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馆等私家收藏先后入馆。江南图书馆先是在萨家湾自治局借地存书，后在端方的支持下，在上元高等小学堂（前身为惜阴书院）旧址兴建了两栋藏书楼（俗称“跑马楼”），颇具规模。江南图书馆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公共图书馆。
南洋劝业会亦称江宁赛会，是中国历史上首届全国性博览会。这次赛会，也是端方的一大杰作。端方出洋考察期间，受西方博览会的启发，萌发了举办赛会以振兴实业的想法。此后，端方利用自己两江总督及南洋通商大臣的特殊地位，克服重重困难，开始在南京筹办南洋劝业会。尽管后来端方北调，但南洋劝业会仍在其继任者张人骏等人的推动下，在宣统元年（1910）四月如期开幕。会展先后持续了半年之久，参观人数达30万人，在当时堪称是一大盛事。
图5-6 南洋劝业会总门旧影
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对南京城市产生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这次博览会，固然是一次工商性质的展会，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一次文化盛会。就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南洋劝业会至少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集中展示了新式教育的成果。如展会设教育馆，专门展示来自各类学校的展品。展品分为小学、女学、中学、师范、实业及高等、图书及彝器六部，并附有经济与统计两部。小学部展品多为学生手工，如折纸、组纸、剪纸、图画等；女学部学生展品以图画、刺绣、绒结、造花、制果、缝纫等为主，其中刺绣品最为精致奇巧，令人瞩目；中学部展品主要是教科书表册、手工图画、动植物标本等；实业及高等部的展品以工业品模型为主；图书部则陈列上海各书坊及江南官书局的书籍。教育馆是最吸引人的展馆之一，其展品也基本上反映了清末新式教育的体系和水平。
以建筑、展品等为载体，全面介绍了西方工业文明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成果。南洋劝业会场位于城北，南起丁家桥，北至三牌楼，东临城墙，西达将军庙。劝业会所建馆院，有相当一部分是模仿各国建筑样式的，如教育馆、工艺馆、武备馆、机械馆为仿德国式，医药馆（卫生馆）和美术馆为仿意大利式，水族馆（水产馆）为仿荷兰式，京畿馆为仿法国式等，整个会场俨然成为各国建筑的展示区。南洋劝业会还专设参考馆，展示外国展品。其中第一参考馆为仿英国式建筑，专门展示德、美两国展品；第二参考馆为仿法国式建筑，专门展示英、日两国展品。可以说，南洋劝业会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展示西方工业文明的展会，其影响不可低估。
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博览会本身就是舶来品，相关人员在筹办南洋劝业会的过程中，全面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与此同时，南洋劝业会也邀请了美、日商团前来参会。日本实业团由著名的邮船株式会社社长近藤廉平担任团长，成员多为日本各大城市的工商界头面人物。美国商团虽由前洛杉矶商业会议所会长维利阿姆·普慈任团长，但其核心人物是大赉轮船公司社长罗伯特·大赉，成员多是太平洋港湾城市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会后，日本展品协会专门出版了篇幅巨大的《南京博览会各省展品调查书》，而大赉也出版了《大赉访华日记》。此外，南洋劝业会还设立了暨南馆，专门介绍来自海外华侨的展品。
南洋劝业会显示了新式商人的力量，动摇了歧视工商的传统文化观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南洋劝业会固然带有浓烈的官方色彩，但它毕竟是中国首次由官商合办的大型展会。在南洋劝业会的筹办过程中，新兴的绅商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劝业会组织机构的人员构成中就能得到充分反映。如劝业会的会长、3名副会长虽由两江总督等官员担任，但仍有2名副会长由入股的绅商推荐。其执行机构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的成员，要么是曾出洋考察过博览会的高级幕僚，如担任坐办的陈琪，要么就是海外高等商科或内地学堂的毕业生，如帮办向淑予等，他们都须由南洋劝业会的监督机关董事会认定。董事会设在上海，其13名董事都是绅商，并由在股绅商推选公举。南洋劝业会的集股、陈赛、建筑、转运等各项章程，均须经董事会议决。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商埠设立的相关组织，如物产会、协赞会、出品协会等，也基本上都由绅商扮演主角。 (79)
(1) 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清廷立即将南京降格为省会，并改名为江宁。江宁一名，一直使用到清朝灭亡。为行文方便，本文仍使用南京之名，特此说明。
(2) ［清］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六《元年工属补还户部黄册变价疏》、卷八《覆黄册纸价疏》。
(3)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辰。
(4) 杨铨：《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5) 孟修：《顺治丁酉南闱科场案流人在宁古塔》，《东北史地》2012年第6期。
(6) 有关金圣叹的生平事迹，请参考吴正岚《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的相关内容。
(7)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8) 王玉鹏、夏维中：《清代秦淮青楼业的嬗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9) ［清］余怀：《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0) ［清］方文：《嵞山集》卷三《负版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11) ［清］余怀：《板桥杂记》下卷《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 杜桂萍主编，杜广学辑校：《姜宸英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13)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建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0页。
(14)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26—129页。
(15) ［清］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9—1500页。
(16) 李孝悌：《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载《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7) ［清］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67页。
(18)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287页。
(19) 夏维中：《南京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在海外的影响》，收入赵轶峰、万明主编《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 ［荷］尼霍夫：《尼霍夫游记》，阿姆斯特丹，1665年，第107—109页。
(21) ［英］罗涩·莱德柔斯：《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22) ［英］阿诺尔多·蒙塔纳斯编译的《中国图集：从联合省东印度公司到中国》，是根据当时的一些荷兰文书籍和航海日志编写而成的。全书共4个部分，前3个部分为3次出使记，主要记述荷兰东印度公司3次出使中国的纪实，其中就包括约翰·尼霍夫的游记。该书名为《一个由东印度公司派出的驻华公使见闻录》，第四部分是中国总论，内容包括行省的概况、行省下辖的府、县以及各地民情风俗的具体描述；也涉及建筑、气候、动植物、鸟类及矿产资源等。书中有大量的图片及地图，1671年该书在伦敦出版。
(23) 该书的中译本改名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24) ［丹］安徒生著，叶君健译：《天国花园》，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
(25) 叶灵凤：《鸦片战争与江南文物的劫难》，载《能不忆江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6页。
(26) 茅家琦译，蒋赞初注释，沈宗美校：《1854年6月1日法斯就漫游天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给麦莲的报告》，收入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秦淮夜谈》第17辑，2002年，第8—9页。
(27) ［美］李露晔著，邱仲麟译：《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28)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振绮堂丛书》初集，第30页上、31页下、36页下。
(29) ［清］张玉书：《圣驾诣明太祖陵颂有序》，《张文贞公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页。
(30)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
(31)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第1247—1248页。
(32) 《圣谕》，收入杨新华、夏维中等《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33) 《御制宸翰碑》：“人才当义取，王道岂分更？放利来多怨，徇私有忘声。文宗濂洛理，士仰楷模情。若问生前事，尚怜死后名。”收入杨新华、夏维中等《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34) ［清］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二，光绪三十三年刊本，第5页下。
(35) 孟晗：《周亮工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26—136页。
(36) ［清］熊赐履：《光禄大夫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文武事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北溟于公墓志铭》，《经义斋集》卷八《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0册，第334—338页。
(37) 胡绍棠：《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
(38) 李广柏：《曹雪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6页。
(39) 关于清代江南进士人数众多的原因，参见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40)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1) ［清］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三三，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瑞华馆刻本，第12b页。
(42)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三四《江督稿·贡院被淹乡试请展期办理折子》。
(43) 刘和惠：《读稿本〈畏斋日记〉》，《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清］詹元相著，刘和惠标点：《畏斋日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期，中华书局1983年版。
(44) 董圣兰、范金民：《科考善举与社会变迁：晚清南京试馆的修建与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45) ［清］甘熙著，邓振明点校：《白下琐言》卷六，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46) ［清］袁祖志著，王志英点校：《随园琐记》卷上《记四时》，《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十册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47) 范金民、孔潮丽：《噶礼张伯行互参案述论》，《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4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8页。
(49) 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页。
(50) ［清］陈作霖：《上江二县采芹录》，《冶麓山房丛书》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
(51) 刘淑敏：《清代上元、江宁两县的生员数量及其仕进比例研究》，《史辙》2010年第6期。
(52) ［民国］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年号，1931年，第44页。
(53)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页。
(54) ［清］熊赐履：《江君传》，载《经义斋集》卷七《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三十册，第319、320页。
(55) 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577页。
(56) ［民国］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年号，1931年，第44页。
(57) 此处涉及钟山书院的内容，除特别注明者外，主要参考孟义昭《清代江宁钟山书院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58) 转引自陈鸣钟《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189页。
(59) 陈修亮：《卢文弨校勘学研究》，山东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60) ［清］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载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页。
(61) ［清］姚鼐：《复蒋松如书》，载《惜抱轩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62) 《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19页。
(63)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498页。
(64) 有关魏源的内容，可参考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5) ［清］刘坤一：《〈续纂江宁府志〉序》，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首，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66) ［清］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2页。
(67) ［清］曾国藩：《复陈补行乡试事宜片》，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册奏稿七，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48页。
(68) ［清］何绍基：《金陵杂述四十绝句》，《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上栏。
(69)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2—635页。
(70) 谢正光：《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论曾国藩幕府中的儒学之士》，《大陆杂志》第37卷第12期。
(7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72) 马振犊：《金陵一代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南京史志》2020年第1期。
(73) ［清］胡恩夑、胡光国等编：《白下愚园集》卷首《姓氏里爵总目》，《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上册，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0页。
(74) ［清］翁长森：《石城七子诗钞》序，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第1页。
(75) 相关内容参见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年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76) 汪志国：《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77) 参见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93页。此处有关端方的论述，除特别注明者外，主要参考了此书。
(78) ［清］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六《请立停科举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94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45—653页。
(79) 有关南洋劝业会的内容，参考郁尚翠《南洋劝业会的初步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