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南京文化
1912年元旦，随着封建的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背景，给南京带有承前启后特点的文化发展增添了新气象。这既表现在多形态新文学的产生，也表现在对教育及其他文化方面发展的推动。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杂陈中，马克思主义顺应历史潮流，在南京传播开来。
一、 民国建立为文化发展带来新气象
南京在其悠久的数千年历史中，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不断的经济发展，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南京文化。其间虽有曲折起伏，但在趋势上仍能发扬光大，并不断地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丰富和发展。
然而，时至1911年（农历辛亥年），即清宣统三年，腐败的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已至晚期。它悖逆历史前进潮流，不但闭关锁国，固守封建旧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拒绝接受先进思想，抵制新生事物，极力地扼制符合新时代的文化。于是，在所激起的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之下，10月，反清的武昌起义成功。之后，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城，南京遂告光复。
随着辛亥革命取得推翻封建的清王朝的胜利，在历史与现实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南京，被定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首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即日宣誓就职（图6-1）。
图6-1 身着中山装的孙中山
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同时创建起民主共和国家。其所肇始的政治上的变革、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变化，而南京作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所承接的这种变化则应更为直接和明显。
此时的南京，在政治上再次成为全国的中心。1月5日，孙中山组成临时中央政府，民主革命派的重要人物多在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亦有利于推动经济上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所颁布的许多促进工商业、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引领下，有不少投资者纷纷创办新企业或壮大既有企业；即便是后来中央政府迁都至北京，南京的工商企业等的发展势头仍在延续。
随着南京工商企业及服务业等的发展，直接地带来了对相关人才的急需；而人才的涌现，一方面依靠对地域外人才的招引，另一方面更源于就地对人才的培养。因此，这也带动了本地区多种教育形式的发展，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或催生了其他多种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多种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反过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整体上提升了南京文化的新高度，并不断地丰富了南京文化内涵。
期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也推动着人们思想或快或慢地转变，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步伐。与此同时，国外的多种社会思潮也通过诸多渠道传入南京，尽管意蕴与形态各异，但也促进了人们思想视野的开阔，其中符合现代文明的很多形式，亦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嬗变与融合中，于南京落地、生根、开花与结果。
概而言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以及南京之作为民国首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这些都从基本方面为南京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多个方面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基础性条件，因此，也为南京文化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二、 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在中华民国成立至1927年之间的15年左右时间里，适应社会的大变动，并直接地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文学革命的有力推动，作为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创作呈现出新气象，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
其一，关于诗歌的创作与审美标准论争。
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一种由白话写作，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和新思想感情的诗体，即新诗，在社会大变动中诞生了，且名家辈出，群星灿烂。在此时期，南京的诗坛上出现了陆志韦、卢前、胡梦华等诗歌创作者兼理论家。他们不但创作新诗，而且还形成了对新诗的独特理解，即在诗歌韵律、语言形式，以及情感抒发方式等方面，均提出了符合诗意的规范。其主要代表人物如下：
陆志韦（1894—1970），浙江吴兴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他不但创作新诗，而且在新诗格律化方面提出了5点创新观点：一是破除以四声做长短句；二是用白话填词；三是将古诗的格调试用白话来改写；四是舍平仄而采抑扬；五是押韵不主张用四声。事实上，前两种尝试虽未获成功，但第三点主张则在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其尝试将传统诗歌的音乐美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相结合，尤其是把诗歌押韵标准划定为大致顺口而不追求严苛的平仄的这种诗歌形式，对推动新诗的创作，以及增进新诗读者的接受度，是有所裨益的。
卢前（1905—1951），江苏南京人。先后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东南大学文科。在大学期间，师从国学大师吴梅学曲。1927年大学毕业后，即在金陵大学任教。卢前才华横溢，年轻时即为国内著名的词曲教授。他在教学之余勤奋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且创作形式多样，涉猎范围甚广 (1) ，所著新诗集《春雨》，在打破那种采用白话文、完全摒弃旧体文学的用典用韵习惯，是将传统诗歌中的意境及韵律彻底摧毁的片面观念的同时，强调诗歌是以美来感化读者、以格律来传承新精神的，这样才能达到将新旧精粹结合、将传统文化复活于新文学形式的目的。另外他还认为，新诗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不失“诗”的本质，能够起到描景叙事、表情传意的作用，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就应算作好诗。这种将诗作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相联系的相对超前的诗歌创作观，在当时惜未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可。
在此时期，关于新诗的审美标准，也有着比较激烈的论争。“学衡派”成员主张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之艺术”。所谓新材料，是指“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及缘此而生之思想感情等”；而旧形式即“吾国诗中所固有之五七言律绝古体平仄押韵等”。当时“学衡派”与新文学界对诗歌标准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关于“湖畔诗社”青年诗人汪静之所作情诗集《蕙的风》（1922年出版）的论争中。新文学界称赞《蕙的风》在新诗创作方面的开创意义，其虽有内容粗俗、语言过于直白等瑕疵，但仍热烈地加以肯定。相反，另一派人物中之胡梦华（时为东南大学学生），则认为《蕙的风》只是一部“情场痛史”，因哀痛过甚而过于偏激，以致流为轻薄，其实它于诗体诗意上并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因之，引发了新文学界群体对胡之观点的激烈批评。 (2) 此后，胡曾于1926年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絮语散文》，对散文之概念、内涵、特征等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说明，从而在散文理论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其二，关于现代小说的创作与多样主题。
在此时期，南京小说界的创作及其理论亦呈现新的气象。其重要特征在于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
陈衡哲（1890—1976），湖南衡山人，191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现代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位女性、也是中国第一位女硕士。1917年，始以“莎菲”笔名，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描述美国女留学生一天生活的白话文小说《一日》，这是中国女性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老夫妻》，此为继鲁迅在该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所公开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陈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悟，才华横溢，挥笔创作，为新文学运动呐喊助威，其作品亦为人们所瞩目。1920年回国，执教于东南大学。其后数年间，发表《小雨点》《波尔》《运河与扬子江》《洛衣思的问题》等白话小说。1928年，这些小说由新月出版社以《小雨点》书名结集出版，其内容多为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人生态度与蓬勃向上精神。
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自幼爱好绘画艺术，中学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次年入创造社，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后起之秀。其小说创作特点，是以强烈的个人情绪宣泄和浓郁的主观抒情为主。曾出版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花》。1923年，在南京艺术学校担任教职时创作了《玄武湖之秋》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该小说集被列入创造社丛书第9种，于1924年出版。全书收录《玄武湖之秋》等10篇小说，其作品以较多笔墨描述了青年人求生谋职的压力，以及因诸多挫折而产生的对人生意义的怀疑。这些小说除了关注社会、聚焦个人情感的主题外，也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批判现实的一些另类作品。该小说集中的单篇同名小说《玄武湖之秋》，则具有鲜明的自传体色彩，其主要情节围绕着一位男性教师与三个女学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展开，全篇透射出自恋自伤的情愫，同时也借此抨击被黑暗压抑的社会。然而，倪所触碰的师生恋主题，引起了社会上的诸多激烈非议，且因此丢掉教职，悲屈地离开南京。该作者因文致祸的个人遭遇，也反映了那一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备受压抑的命运惨剧。 (3)
其三，其他文学形式的兴起。
此时期，南京文学界除新诗与现代小说有所成就外，在现代戏剧及散文创作方面亦有佳作。在戏剧方面，作为中国现代戏剧重要一翼的江苏话剧，颇有可观亮点：一是南京等地相继建立戏剧社团，二是创作出具有重要价值的剧本。1920年进入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侯曜，翌年即发表了《复活的玫瑰》等话剧剧本；并组织东南剧社，在南京及外地演出，均产生积极的反响。侯曜主要以通俗话剧创作著称，其剧作在当时的江苏现代话剧运动中颇有影响。他的早期戏剧集《复活的玫瑰》收录有《复活的玫瑰》《刀痕》《可怜闺里月》三个剧本。前两部写了封建家庭的专制造成婚姻的不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后一部则写因战争而导致的家庭惨祸。其情节给人以悲凉感，结构也较严谨。 (4) 这一时期江苏还有几位剧作家比较有名，其中如侯曜之妻濮舜卿著有戏剧集《人间的乐园》，被认为是当时“学校剧”的代表，还有《她的新生命》等剧作集。所著《芙蓉泪》剧本，曾荣获中华民国拒毒会举办的电影剧本征文比赛最高奖。 (5)
本时期的江苏散文，在创作质量上有不少佳作。其中如朱自清，他虽未在南京长期居住，但常从家乡扬州赴外地而经过南京，在多次游览南京后，他以南京为背景，撰写了不少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其中《背影》描述1917年冬其父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为他送别的经历，文笔质朴而感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描述游览秦淮河的多彩场景及深情感受，文笔细腻而生动。另有在南京游历一年多时间的包天笑，创作有自传散文集《钏影楼回忆录》《初到南京》，叙述其在南京的任教经历及对南京的观感。
在民国成立至1927年的这段时间里，顺应时代的新旧更替、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推动与发展，作为南京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南京文学初显兴盛现象，其间涌现出不少思想开放、勇于创新的作者，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出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为此时期的南京文化增添了一道绚烂光彩。
三、 科学事业与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清王朝的推翻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科学观念的逐渐扩散及其学术研究的逐次开展，也影响到南京，并且伴随其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初获成就。
（一）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展活动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杨杏佛）等9人，于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发起成立的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属民间性质，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该社由任鸿隽任社长，赵元任任书记，杨铨任编辑部长。1918年该社总办事机关迁回国内，即在南京、上海各设事务所。后因多数社员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该社总办事处及《科学》编辑部遂于1919年迁驻南京，在此开始了近10年的活动历程，直到1928年4月复又移设上海。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期间活动积极，发展迅速。1919年有社员435人，到1924年便增至648名。其社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从事科学工作和工程技术工作的优秀人才。该社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讲演、宣读论文、专题讨论、研究社务、选举理事。其内部按照专业分设若干股。1919年时已设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工、矿冶、医药、理算等12股。该社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设有社友会，还在美国设有分社。1920年8月，该社所创建的南京科学图书馆成立。
中国科学社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一是促进了科学知识在中国较广泛地传播，以及中国近代科学研究较深入地开展。它所出版的《科学》月刊，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二是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科学组织的孕育和发展。它所聚集的中国科学界的顶尖人物，各以其卓越成就影响与带动了不同门类科学的发展，并在全国各地推动建立诸多专业性学会。三是在中国科学界的国际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许多重要的国际科学会议均由该社选派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外国学者前来中国讲学。四是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尤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上取得突出成就，如该社社员丁文江领导测制了全国地质图，秉志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在南京的活动，亦给南京科学发展及科技进步留下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包括培养和带动了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才，扩大与提升了南京在全国科学研究中的影响与地位，同时也优化与丰富了南京文化的品质与内涵。
（二） 《学衡》杂志的创办与学衡派主张
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较多地受到了国外先进科学思维与有益做法的影响，那么《学衡》杂志的创办与学衡派的出现，则较多地体现了南京以及中国特色。
图6-2 《学衡》书影
1922年1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教授在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其为综合性期刊，宗旨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6) 。它设有通论、述学、文苑、述评、杂录等栏目，涉及时事、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该刊从创办到1933年7月停刊，共出79期。
创办《学衡》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发表言论的主要人物被称为“学衡派”，其对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曾进行激烈抨击，因而遭到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回击。学衡派代表人物大多留学欧美，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也大多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他们的主张多具有两面性，如既反对废除文言文，又不排斥白话文；既反对文学革命，又不反对文学改良；既反对新文化运动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又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既主张维护儒家文化，又不反对改良风俗；等等。
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确有偏激与片面之处，如对新文化运动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等；但其观点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自有其存在价值，如反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反对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而主张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等，故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可取之处。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坚持整理、继承中国国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在南京文化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应有其一席之地。
（三） 创建学术组织与出版刊物
民国建立后，南京学者还积极创建学术组织与出版刊物。
1918年12月，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暨南学校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新教育社。次年1月，改称中华教育共进社。1919年2月，该社创办《新教育》杂志，蒋梦麟、陶行知曾先后担任该刊的编辑主干。《新教育》于1925年10月停刊，共出11卷。该刊大量介绍欧美各国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介绍欧美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发展趋向，这为中国教育界开辟了一条研究、借鉴西方教育的重要渠道，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江苏以及全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1919年10月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地学会。次年5月13日，地学会改为史地研究会。该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学生有志于研究史地者，或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为其会员。该会会员在60—100人之间。龚励之首任总干事。学术大家竺可桢、柳诒徵、徐养秋分别担任世界地理、中国史、西洋史等方面的指导员。1921年7月，该会开始出版会刊《史地学报》，张其昀首任编辑部主任。该刊曾登载柳诒徵、陈训慈、竺可桢、张其昀等人的重要文章，还连载了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脱稿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著。史地研究会除编辑出版《史地月刊》外，还不定期举行分类讨论、邀请著名学者演讲等学术交流活动，在校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在民国建立后的初始十几年时间里，崇尚科学之风气熏染着南京，教育界也出现开展学术研究与思想交流的新景象，这一切都正向影响着、推动着南京文化的发展。
四、 教育事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教育，作为南京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历史上官民多予以重视。民国时期，由于南京的首都地位，使其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清朝末年，南京除旧有的传统私塾外，各级近代学校教育已有初步发展。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其初等、中等、高等学校（堂），因政局动荡及经费缺乏等原因而部分停办。民国成立后，办学条件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在1912—1927年间获得较大发展。
一是初等教育的发展，这主要包括幼稚园、小学及私塾教育。
清末，外国人首先在南京创设了两所幼稚园。1917年冬，江苏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传习所，次年3月再附设蒙养园。至1919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幼稚园。1923年，东南大学儿童心理学教授陈鹤琴在自家住屋创办私立幼稚园，并自任园长，次年再扩建新园舍，后定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学实验幼稚园。他依托该园，进行了长期的幼教研究和实验，在探索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1925年，私立明德中学亦附设幼稚园。
在小学教育方面，自民国建立后，南京在清末已有小学18所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到1927年6月，南京共有市立小学48所 (7) ，私立小学数十所。其数量虽不为多，但在科研与改革方面，则处于全国比较领先的地位。其中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8年创办的附属小学（后改称东南大学附属小学），即在著名教育家周维城等人指导下，先后进行了“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六、三、三学制”等教学实验，取得显著成效，这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有东南大学教授陶行知，曾于1927年3月辞职赴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师范，同时亦创办了附属晓庄小学。他所主张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提倡“教学做合一”的理念与实践，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传统的私塾依然大量存在。至1927年秋，据南京市政府调查，南京共有私塾710所，塾师715人，学生15502人，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此数。这些私塾与塾师在办学条件及教学水平上尚存局限，但在当时情况下仍具合理的存在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许多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
二是中等教育的发展，这主要包括中学、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
1912年民国初建，南京仅存中学堂（次年改称中学校）10所，其中有官办3所、私立7所（包括教会所办5所）。
随着新旧社会的交替，一些中学相继创办，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而其办学形式则为多样。自1912年起，南京地区既有官办的、私立的中学，也有教会机构办的中等或高等学校附设的中学，另外还有外地旅宁团体或个人在南京所办的中学等。至1925年底，南京共有公私立中学32所。其间有些学校还进行了“道尔顿制”“三三学制”等实验，取得了较好成效。但至1926年冬，因受时局动荡、战事频仍影响，部分中学停办。到1927年初，南京仅存公私立中学15所 (8) ，数量大减过半。
在这一时期，南京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也被纳入中等教育范围，且有一定发展。1912年，原江南高等学堂改为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后相继添设农林分校与艺术专科；同年，原宁垣女子师范学堂恢复并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另外在清末时，南京曾先后建成6所中等实业学堂，至民国初年学制变更，实业学堂改称实业学校。1912—1918年，南京还新建了数所中等实业学校，如崇实学校、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后改称江苏公立南京工业专门学校）、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金陵高级护士学校等。
民国建立之初，南京中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明显。这适应了社会发展对中等人才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各方对中等人才的需求，既沟通了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顺序衔接，也为培养急需的初等教育师资人才、职业技术人才、社会各业所需之多方面文化人才，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三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主要包括国立大学、教会大学。
南京在清末共有高等学堂6所。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新旧社会更替之际，南京除外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外，其他高等学堂均遭停办。待1912年民国建立，始变更学制，改高等学堂为高等学校，并于当年夏举行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决定10年内在全国建成10所高等学校，其中南京建2所。可惜因时局动荡等原因，被寄予厚望的南京，竟在民国初年连一所公立大学都未建立起来，倒是先后建立了一批私立高等学校，但其并不具备办学条件，纯属“营业性质”，遂被教育部于1914—1915年间下令停办。
南京高等学校数量之奇少，直接影响了高等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等师范毕业生缺乏，无法满足中等学校发展对师资力量的急需。于是，在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后改称巡按使）的支持下，历经艰辛而创办起来的由江谦任校长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5年8月正式开始招生。该校是民国初年所创立的全国第4所知名高等师范。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伊始，仅设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教职员只有30多人，实际报到新生亦仅有110人。到1920年，已有毕业生58人，在校生达到357人。共设有8系8科。其规模较大，颇具综合大学雏形，这为后来创设综合大学奠定了基础。为因应新思潮及满足社会所需，学校于1920年暑期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入学，虽录取者不多，但男女同校同班学习，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鉴于中国水患严重，但人才匮乏，民国政府于1915年在南京创办隶属全国水利局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一年招收新生80人，学制4—6年。此为中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院校。后为适应导淮工程之急需，开办学制2年的特科。1924年夏，该校与东南大学工科合并组成河海工科大学，由原东南大学工科主任、著名桥梁学专家茅以升担任校长。该校所培养的高级专业水利工程人才，对南京，对江苏，对江河湖海等水患严重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921年9月，获准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开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兼任东南大学校长。该校是民国初年继北京大学之后中国建立的第二所国立大学，时与北京大学齐名，以科学享誉。1923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实力大增。该校设文理、教育、工、农、商5科及27系，其学科之全，时居全国首位，且许多学科在中国各大学中具有首创性质。事实上，东南大学不仅学科众多，还延聘了大量优秀的以及国内顶尖级的人才来校任教，可谓人才济济。
与此同时，南京的教会大学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如原有的金陵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新添设师范科、华言科、医科、农林科。其间还购进鼓楼附近的基督医院，更名为鼓楼医院，作为医科学生的实习医院。在金陵大学各科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其中农林科更是位列当时国内农林学前茅。后金陵大学对部分系科做了调整，至1927年，共有文理、农林两科，18个系（科）和3个专修科，初步具备了近代化大学的基本条件。
另外，南京于1915年还创立了一所新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该校的创建，缘起于清末民初苏浙沪一带英美教会所创办之女子中学数量增加，却少有中国籍女教师，且女子中学毕业生也再无升学深造之前途。因此，遂有该校之创建。1915年9月17日，只设文、理两科的金女大正式开学，首届仅招收新生11名。1919年6月，吴贻芳等5名学生毕业，成为中国最早在国内获得学士学位的女生。此后，金陵女子大学续获发展，1924年在校生有135人。到1927年，已拥有文理科共11个系。该校每年毕生生人数很少，仅有数名至十几名，但质量较高，在社会上享有良好声誉。据1922年8月统计，该校前4届毕业生共计33人，其中赴美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即达20人。 (9)
民国成立后，南京高等学校经历了一个从低谷到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看出，南京高校的创建与发展既适应了社会各方面的迫切需求，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比较重视和支持，而且办学的起点较高，教学质量优良，这对提升南京文化的整体水平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四是社会教育的发展，这主要包括通俗教育与平民教育。
以上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总体上都属于制度性的正规教育，但其受教育人群有限，这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而对于广大平民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要为日常生计奔波，其自身及其子女难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鉴于这种情况，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即积极倡导社会教育和通俗教育，旨在通过有关形式，一方面尽可能地使广大平民百姓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
在这一社会教育思想的指导及有关政策的推动下，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于1915年建成开馆。其主要活动，一为开展书报阅览，二为普及科学常识，三为进行巡回讲演。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面向社会层面开办夜校，虽然数量不多，但展示了一个有益的方向。
为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1923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在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并试办平民教育学校，共办3期，受教学员计5000余人。1926年，陶行知又在中央门外的晓庄、燕子矶和尧化门等处，积极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次年，在所创建的晓庄师范亦附设民众学校，进行平民教育。
此外，在1920—1923年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先后举办了四期暑期学校，每期学员约千人，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区。在教学上，暑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及工作需要，分成诸多班级，共开出100多门课程。授课者多为全国著名学者，如陶行知、竺可桢、朱经农、舒新城、黄炎培、陈鹤琴、严济慈等。
民国成立后的这段时间，南京的通俗教育和平民教育大体上走在全国前列，其形式多样，效果较好，在社会层面营造了一定的文化氛围。
五、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外来社会思潮的传入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应地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改变，旧的许多传统观念及其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形式被革新、被打破。同时，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从西方输入的思想观念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亦在中国社会中涌动，当然这其中既存在着一些进步的、合理的东西，也包含着一些不合理与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各种思想交汇、各种主义激辩、各种救国方案并陈的大潮中，人们深入思考，并在思考中获得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就在这各种思想的大交汇以及思想的大解放中，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虽然只是诸多主义中的一种，却以其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特色本质，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当然也在南京地区传播开来。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以及中国的积贫积弱，同样也激起了南京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也同全国的爱国学生以及进步的、爱国的知识界一起思考着探寻救国之路。
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6月23日，由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便告问世，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生张闻天是其编辑与重要撰稿人之一。该刊以“开通明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围绕着“改良社会”这个中心，及时报道南京、江苏以及全国学生之反帝爱国运动发展情况，并在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同时，展开对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的批判，并宣传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在存在的不到3个月时间里，张闻天就撰写了数十篇论评，其中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已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也是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图6-3）。
图6-3 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
1919年11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分会虽然成员复杂、思想多端，但反映了南京知识青年对旧中国的强烈不满。其会刊《少年世界》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所办的《少年社会》，都介绍过李大钊撰写的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文章，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在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南京期间，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在1920年春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员的杨贤江在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委员会成立。当日，该会还举办演讲会，请杨杏佛介绍马克思。5月上旬，由青年团南京委员会筹组的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研究会为会员提供学习书目与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等，亦请杨杏佛等演讲马克思主义、劳动问题等。该会注重探讨中国现实问题，探讨的13个题目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等。许多青年就是在研究中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各种社会思潮众多，其中无政府主义一时甚为盛行。1921年5月到7月，南京无政府主义者太朴与上海的陈独秀等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开展激烈论战。陈独秀等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南京知识界对此多为关注。另外，在7月初于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上，对要不要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大讨论，会上左舜生等主张“不要主义”，并反对接受马克思主义。但邓中夏、沈泽民等则主张学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确定社会主义方向。
1924年1月13日，由中共南京小组和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领导的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该会采取读书报告、轮流演讲、互相辩论、公开演讲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改造中国问题。其第一次演讲的题目，便有马克思学说是什么、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关系等。
由上可见，因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南京地区的开始传播；而其他诸如非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则因脱离实际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论辩中逐渐淡化和消亡。自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便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突显其蓬勃的生命力，逐渐成为南京文化的精髓与主导。
六、 民俗文化的革新
南京地处中国南北地区交汇之地，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至此的情况；并且又多次成为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都城与统治中心，故而在民俗文化上也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姿多彩，并不断随时代发展而演化、优化的鲜明特点，其间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扬，又有新形式与新内容的生成与注入。至中华民国建立，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旧制度的嬗变、社会形态的转化，以及西风东渐的进一步影响，南京的风俗文化也迎来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时期。
辛亥革命后，随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禁娼、禁毒、禁止缠足等政令的发布，一些不符合文明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俗被破除（实际上尚未达到禁绝效果），而另一些传统风俗文化则与文明新风相生相长。
一是改发与易服。从清末到辛亥革命前后，曾掀起一场“改发易服”的浪潮。在清朝时，统治者强行推行发辫，而“垂辫既益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辛亥革命后，拖留了200多年的辫子终被剪去，新派人物及大多数青年人留起平头或分头；女子则梳长辫或烫发等。
清代的长袍马褂等含有封建等级秩序的服饰，在辛亥革命后也发生巨变。社会上人们的穿着，既有西装东装，又有汉装满装，可说是应有尽有。孙中山要求创制出一种能“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新式服装，该服装既要不同于传统的中式服装，又要同西装相区别。后孙中山还亲自参与设计，随之成型与生产出这种意想中的服装，人们称之为“中山装”。再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入，配领带或领结的西装，越来越多地为官员、学者、商界等人物所穿用。
二是饮食与文化茶馆。南京突出的历史与地理环境，致其饮食文化比较发达。辛亥革命后，南京人爱食小吃的习俗发展很快，全市经营小吃业务的早点店达数百家，其网点多分布在新街口以南地区，夫子庙地区尤为昌盛，是集南京小吃之大成的地方，不仅有南京风味，还有外地风味，以满足各地食客习惯。
民国建立后，随着文化人来南京的不断增多，相应的，文化茶馆也得到快速发展。这些文化茶馆各具特色，其中有边喝茶边听书的说书茶馆、边喝茶边看曲艺表演的清音茶馆、边喝茶边听大鼓说唱的大鼓茶馆、边喝茶边接受时事新闻和卫生常识教育的学校茶馆、边喝茶边看戏曲的戏茶厅等数十家文化茶馆。
三是元旦新节与礼仪风俗。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集南京时，即议决采用世界各主要现代国家通行的公历，以1月1日为元旦。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亦为实行新历的首个元旦。此日，各机关团体门前张灯结彩，悬挂“庆祝元旦”横幅，并放假一天，欢庆新的一年开始。此后，元旦这一天便成为中国民众的又一个重要节日。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历史上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礼仪文化，并体现在风俗习惯上。其中婚丧嫁娶，民国建立后受西方影响较为明显。一是在婚嫁仪式上趋于简易，此时文明结婚之风渐起，男女青年不受父母媒妁之言约束，而是自由恋爱，然后订婚，随之互相交换戒指以为订婚纪念品，结婚时则租赁旅舍或饭店、酒馆举行仪式。与此同时，旧礼旧俗仍在，依然存在着如童养媳、纳妾等陋习。在办丧事方面，一些新派人物也仿效西方习俗，简化仪式，以黑纱缠臂为服，张挂挽联孝幛，开追悼会，行鞠躬礼，向遗体告别。其间一般百姓则仍行旧礼，按传统方式操办丧事，但也有从简的趋向。
从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至1927年这段时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大变动，使得南京文化在其新旧内涵与表现形式的激荡与碰撞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与源泉。其中既有对之前优秀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弘扬，更有在许多方面对新文化的吸纳与融合，因而显现出本时期南京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渐变性与进步性的特点。尽管一些封建的、落后的观念及其表现形式仍大量顽固地存在，但南京文化随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