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间的南京文化
1927—1937年，是南京的十年建设时期。南京重又被定为民国政府首都。如此特殊地位，对南京文化有着重大影响。其中既有因城市地位的提升、经济发展的相对繁荣、社会环境的基本稳定，对南京文化发展产生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又有因首都地位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在地域及行政上直接处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对南京文化的发展带来或轻或重的不利因素。
一、 文化艺术事业初显繁荣
在这十年中，南京文化艺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体现在新闻出版、文学创作、绘画艺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其间既有名人大家，又有重要成果。
（一） 新闻出版
首先是创设《中央日报》和有关刊物。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在首都创设《中央日报》。次年2月，《中央日报》在南京正式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兼任。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其独特地位带来发行量的迅速增加，由发行之初的数千份增加到1935年的3万余份。除此之外，属团体或私人办的小报还有《民生报》《南京人报》《新民报》《朝报》《南京晚报》和《救国日报》等。另外，杂志方面还有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办或省政府主办的《江苏评论》《江苏研究》《江苏月报》《江苏省政》等。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1927年4月前，南京共有报社31家，而到1934年则增加到211家。南京的报纸约占全国各类报纸总数的1/10。 (10)
其次是创设中央通讯社。该社于1924年在广州成立，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1927年6月始在首都南京发稿，次年迁来南京。1932年，改组后的中央社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肖同兹担任。1937年，中央通讯社向全国250余家报社提供新闻稿。
再次是成立正中书局。1933年，国民党官方出版机构正中书局在南京成立。该书局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创办并自任总经理，亦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地设有分局或发行所。其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国防教育丛书10种、时代丛书20余种等。除了正中书局外，官办的出版机构还有1928年成立的军用图书社、1932年成立的拔提书局等。在此时期，南京的民营出版业也渐渐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33年，南京已有民营出版机构数十家，其中规模较大、较具特色的为1931年创办的钟山书局，其以出版学术书籍和中小学教科书见长，同时也出版《国风半月刊》《方志月刊》《地理学报》《科学世界》等期刊。
以上由国民党中央创设及控制的新闻出版机构，在传播新闻与出版有益书籍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执行的是国民党的宣传方针和政策，本质上是为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而服务的。
（二） 文艺创作与文学团体
在文艺创作方面，南京在这十年期间汇聚了许多知名作家，并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文艺流派，所获成就亦为人注目。
一是现实主义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文艺的主流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等文艺领域都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代表人物如陈瘦竹（1909—1990），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奈何天》，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经济破败、广大农民生活困苦的悲惨情状。此外，其作品中也有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穷愁潦倒与思想苦闷情况的。另如鲍雨（1913—1968），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光蛋》和中篇小说《飞机场》，其戏剧创作有独幕剧《蔡金花》、三幕话剧《克复》等。再如高植（1911—1960），创作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树下集》和《黄金时代》，其中篇小说《中学里的同学》有着现实感比较强的社会意义。
二是民族主义文学流派。该流派有国民党背景，在南京曾先后发行了《开展月刊》《流露月刊》《文艺月刊》等十几种民族主义文学刊物。其中《文艺月刊》的影响当属最大。巴金、刘白羽、欧阳予倩、臧克家、何其芳等名作家的作品都曾在《文艺月刊》上发表。除此以外，该刊还拥有数十位至百位左右的特约撰稿作家队伍。
三是“纯文学”创作流派。该流派主张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唯对艺术抱有极大热忱，在创作上重视文学本体特征和审美性能。其代表性刊物为《诗帆》。在该流派众多的作品中，女作家沈祖棻（笔名绛燕）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写作的一组历史小说表现了小说创作上现代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当时颇受评论界关注。
在文学团体创建与活动方面，南京在这十年中影响亦较大。其中比较有名的文学社团主要有：1930年成立的中国文艺社（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由王平陵、钟天心、左恭等主持，曾创办《文艺月刊》《文艺新地》《中国文艺》等刊物；1930年成立的流露社，社务由斡萧、卓林主持，曾创办《流露月刊》《中国文学》等刊物；1930年成立的线路社，曾创办《橄榄》月刊，另出版“线路丛书”多种；1930年成立的开展文艺社，潘孑农任社长，曾创办《开展月刊》《青年文艺》等刊物，宣扬民族主义文艺；1931年成立的青春文艺社，曾在《全民日报》等报纸上创办《青春周刊》《我们》五日刊等，并组织冻雨剧社，该社还经常举办画展、雕塑展、音乐会等活动；1931年成立的甚么诗社，由聂绀弩和金满成发起组织，曾在南京的一些日报上推出《甚么诗刊》，并出版过专门刊登新诗的《甚么月刊》；1934年组成土星笔会，其成员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部分学生为主体，曾创办小型刊物《诗帆》，另还以诗社名义出版诗集；1935年成立的如社，曾出版有《如社词钞》，收词226阕。以上这些文学团体，有些背景比较复杂，且多数规模都不大，存在时间亦长短不一。
在这期间，南京的戏剧界活动开展较多。1929年1月和7月，著名剧作家田汉曾率领南国社全体成员，分别来南京进行戏剧演出，受到观众好评，同时还促使南京戏剧活动积极开展与戏剧团体纷纷涌现。其中成立的戏剧团体有中大剧社、金大剧社、南钟剧社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还以南钟剧社为基础，建立了南京分盟，这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现代戏剧的发展，壮大了积极进步力量。另外，193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教育部在南京合办中国第一所正规戏剧教育学校，即国立戏剧学校。该校自成立起至1937年外迁，在南京共举行了以学生为主体的13届正式公演，内容多系改编经典剧与国内知名剧作家的代表作。该校在当时的国统区话剧界，无论是师资还是声誉，都堪称一流，并为南京以致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专门人才。
（三） 绘画艺术
民国时期，南京的首都地位与人文环境再度吸引有影响的画家不断地相聚于此。到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诸多画坛名流陆续来到南京。他们或承袭发扬原金陵画派传统，或接受融汇西画技法，渐次形成在现代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绘画流派之一，即新金陵画派的雏形。
在新金陵画派雏形的代表性人物中，国画方面有汪采白、张大千、高剑父、张书旂等人；图案及理论方面有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等人；西画方面有徐悲鸿、高乐谊、吕斯百、吴作人等人。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擅素描、油画与中国画，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1926年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次年回到上海。1928年应中央大学艺术系之邀，举家迁居南京，并在此创作出《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等许多传世名作。其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
图6-4 徐悲鸿
陈之佛（1896—1962），浙江余姚人，擅工笔花鸟、工艺美术、美术教育。1919年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1923年毕业回国后创办尚美图案馆。1932年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讲师，教授图案、色彩学、艺用人体解剖学等理论课程。1934年起从事工笔花鸟画创作。其主要作品有《图案法ABC》《图案构成法》《寒梅》《母爱》等。
傅抱石（1904—1965），江西南昌人，“新山水画派”代表人物。193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日本帝国美术学校，主修东方美术史，兼学雕塑，并继续研习绘画、篆刻。1935年归国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完成《中国美术年表》一书，获积极赞誉。
除此三人外，发端中的新金陵画派其他画家，多有自己的长项与特色，所获成就颇得赞誉。
在1927—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作为首都的南京曾多次举办美术展览。1928年春节，由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王子云发起，举行首都美术展览会。参展作者有林风眠、刘开渠、吕凤子等名家，共展出作品400多件。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内容门类较多，包括图书、刻印、美术工艺、建筑图案及模型、雕塑、西画、现代画、历代书画和摄影等。
（四） 人文社会科学
南京的人文社会科学历来比较兴盛，在十年时期，借助于民国首都地位，以及重要科教单位和机构众多的优势，南京汇聚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可谓群星璀璨，成就斐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兼任教授的胡小石著有《甲骨文例》《远游疏证》《说文古文考》《古文变迁论》等，为学界所关注和赞誉。
历史研究方面，在中央大学任教授的朱希祖，代表著作有《南明之国本与政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等，其中《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为研究南京六朝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
图书馆学方面，曾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柳诒徵，其在图书馆任上，整理旧籍，分类编目，编纂完成了36册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主编《国学图书馆年刊》，撰成《国学图书馆小史》。这些图书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史料价值。他亦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与在北方任教的史家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
词曲研究方面，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的一代词曲大师吴梅，著有《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等；对词学研究颇有造诣的王伯沆，曾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著有《冬饮灯诗稿》《离骚九歌辑评》等；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并在诗词研究及创作方面成果显著的高二适，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著名词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唐圭璋，其就读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时，即汇辑《纳兰容若词》等，后撰成出版《全宋词》。
教育研究方面，创建晓庄师范学校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著有《中国教育改造》等；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吴贻芳，其在教育理论及教学方法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1927—1937年间，这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潜心研究、辛勤耕耘的著名专家学者，分别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获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南京文化的内涵，同时也积极推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进步。
（五） 曲艺活动与表演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其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除以上各个方面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曲艺活动及其特色各异的表演形态。
1927—1937年间，南京人口剧增，达官贵人云集，富豪商贾众多，东西南北之外地人来此经商创业者亦众。人口的多与杂，自然产生不同方面、多个层次的文化需求。于是，多个地方的曲艺表演便组团纷纷进入南京发展。
这其中既有许多北方曲艺，包括原活动于苏北、安徽北部的琴书、安徽大鼓等竞相进入南京；又有扬州评话、扬州弹词、扬州清曲、南方独角戏、苏州评弹等，也开始接踵进入南京。另外，诞生于清朝时期并日臻成熟的南京白局，以及南京评话等，其表演内容与形式亦多获本地市民欢迎。
一时间，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首都南京，四方曲种聚汇，书场、茶社、杂耍等曲艺场所林立，南京已然成为全国曲艺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并为作为整体的南京文化增光添彩。
二、 科学研究机构的创设
作为首都的南京在1927—1937年间，迎来了一个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此时期，南京成为全国主要的学术科研中心，以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吸引了一批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有卓越贡献的专家学者汇聚于此。
早在1927年5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上，就决议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并推定蔡元培等为筹备委员。次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依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使之成为独立机关。1928年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正式宣告中央研究院成立。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适应了当时民国科学研究发展的需求，所包含的学科既有理科、工科，也有文科。其总办事处设在南京成贤街57号，同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从1927年秋开始筹备至1930年初，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共9个研究所和1个博物馆。其中设在南京的有天文、气象、地质、心理、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等机构。
心理研究所，1929年5月成立，由中国现代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心理学史专家唐钺教授任所长。该所初在北平办公，1934年6月迁至南京。主要侧重于神经生理的研究，如动物视觉系统神经中枢各处的电位变动研究、动物姿态反应研究以及内脏感觉器官的反应研究等。
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在广州成立，先后迁往北平、上海，1934年迁至南京。由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任所长。该所下设历史、语言、民间文艺、考古4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刘复、李济任组长。所里研究人员有胡适、顾颉刚、汤用彤、韩儒林等。所里研究工作主要内容为编订明清内阁档案，从事古籍校订，开展语言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等。该所成立后不久，即于1928—1929年在安阳小屯村发掘殷墟，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古代信史向上推移千年左右，成为国内外考古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自1928—1937年间，该所曾先后组织了15次殷墟甲骨科学发掘，共得甲骨24918片。
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在广州成立，蔡元培曾兼任所长。1934年该所迁往北平，次年迁至南京。下设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制学4组。所内研究人员有钱俊瑞、罗尔纲、巫宝三、陈翰笙、严中平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际贸易、银行金融、财政、社会生活状况等领域。该所人员曾深入进行无锡、广东农村调查，以及上海杨树浦工人生活调查、东北难民调查，所获成果颇具影响。
1927—1937年间，还成立了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及工作机构等。如1932年6月在南京成立国立编译馆，该馆由中国农业史学家、生物学家辛树帜任馆长，馆内主要工作为教育用书与专门译著的编审两个方面。再如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隶属教育部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著名学者傅斯年为主任，另设有负责行政的总办事处，下辖自然、人文、工艺三个分馆，分馆筹备主任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和周仁担任；三分馆计划包括自然科学中的各主要学科，以及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并涵盖各工业行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艺术等门类，建成后将能代表全国博物馆界的最高水平。同时，该院在筹备过程中亦汇聚了全国有关学科中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1936年11月，该院奠基。次年8月，其建设工程已完成大部，惜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迫停止。
三、 教育事业较快发展
1927—1937年间，南京地区得益于首都地位，社会生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因而教育事业处于稳步发展时期。
（一） 幼儿与初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幼儿教育方面，南京市于此时期并不算发达，但相对于以前和其他地区，还是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1927年，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对幼稚园的办学条件做了具体规定，以便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幼教事业的发展。当年春，全市只有5所幼稚园，到秋季时，已增加到19所。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有4所乡村幼稚园。1935年，全市幼稚园总数增至26所，在园儿童1740名。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幼稚园大多被迫停办。
在初等教育方面，南京市明确规定小学为实施国民教育的场所，其办学主体有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和私立等区别。1927年，市教育局对全市的初等教育学校进行重新布局，当年，全市已有33所市立小学。1929年，南京因建都后户口猛增，初等学校的规模和设施已不能满足学龄儿童的入学要求，遂在政府所拨经费增加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小学及班级数量。1935年，教育部决定采取分期普及义务教育的办法，南京市是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的城市之一。到了1936年，南京有各类初等教育学校共179所，1451级，学生7万余人。除市立小学外，还有公立、私立小学48所，及城区私塾289所。
（二） 中等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中等教育方面，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南京市区的各类中等学校22所，其中有国立、省立、市属及外地在宁所办之中学等。为了弥补中等教育之不足，市教育局还采取措施，发展私立中学，为此制订了私立学校补助办法、私立学校董事会章程等，并加强管理，努力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截至1936年，全市共有国立、省立、市立、私立中学共28所。另外，还有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市立师范学校、市立初级职业科及职业补习班，这些也都属于中等教育范畴。
在高等教育方面，以国立中央大学为首的南京高等教育，位居全国前列。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东南大学在内的8所院校合并改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主校址设在原东南大学，校本部设有文学院、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另在上海设有商学院、医学院（1932年两院分离）。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该校改组，南京本地留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6个学院。1935年，再增设医学院、牙医专科学校、机械特别研究班及理科研究所算学部。该校是民国时期中国培养人才最多的大学，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图6-5 国立中央大学大门旧影
在此时期，私立教会学校也得到发展。1927年后，在南京的教会大学中，掀起了一场以收回教育权为主旨的“本土化”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陈裕光博士以中国人身份就任金陵大学校长。后该校将原文理科、农林科改建为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同时新建中国文化研究所。1935年，该校又先后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这为该校今后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另外，1927年后，南京的另外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进行了“本土化”改革。次年聘吴贻芳任校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该校先后增设中国语文系、经济系等7个系、科。随着该校的发展，其学生人数也从1928年的132人增加到1936年的259人。 (11)
除以上高等学校外，1927年5月，在南京还成立有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6月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受辖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所立最高教育机关。此外，南京还于10年间先后筹备成立或成立了一批新的高等学校，如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到1937年初，包括国立、私立高校在内，南京地区共有8所高等学校。
（三） 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教育方面，南京市政府也比较重视，曾采取许多措施，以促进其发展。一是继续推动开展以扫除文盲为主要内容的识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下半年成人识字教育共招收学生7554人，毕业人数5136人。 (12) 二是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学形式亦多种多样。其中有公立初级职业补习学校、公立妇女职业补习学校、私立职业补习学校等。三是自1928年12月起，创设面向普通大众的民众学校。其实行夜校制，多附设在民众教育馆或各学区小学内，后改为专职学校，教职员亦为专职，校务包括识字班、社会活动、代笔问事等。到1936年上学期，专设民众学校14所、夜校48所，就学人数4500人，毕业人数3574人。 (13) 四是设立民众教育馆。其中影响力较大者，当属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1928年成立）、市立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1932年春成立，后更名为鼓楼民众教育馆）。以上这些不同的办学形式及教育机构，比较好地发挥了综合性的社会教育功能，也比较好地发挥了在文化知识教育、职业技能训练等方面的作用。
四、 建筑艺术特色鲜明
南京在1927—1937年的十年建设时期，建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各类建筑。这些建筑既融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文化，也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建筑艺术。
建筑，特别是城市建筑，不单单是解决人们“住”的需求，而且还是诸种艺术相互融合的生动“创造”。正因为建筑要靠各种比例关系的和谐，所以它被人们称作是“凝固的音乐”。建筑也并非冷冰冰的建材堆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印记，蕴含着相伴历史的文化。
自1912年1月民国建立、首定南京为国都时起，南京的城市建设即行开启。不久，北京定为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便放缓了。至1927年4月，南京二次作为民国首都，其城市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局面，并且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古力治，于1929年12月完成《首都计划》的制定。根据该计划，南京新建了一批大型行政建筑、大型纪念性建筑、文教建筑、公共建筑、里弄建筑、新式住宅建筑、近代工业建筑；另外还有外国人兴建的宗教、学校、公益建筑，以及一批外国使领馆等。南京的这些民国建筑，从建筑风格和特点上，可分为4种：一是折中主义和西方古典式建筑，二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三是新民族形式的建筑，四是西方现代派建筑。 (14)
在以上所述各类建筑中，代表性建筑如下：
（一） 公共建筑
中山陵。其为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陵墓，位于东郊紫金山南麓，采用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式图案，比喻孙中山毕生致力于敲起警世大钟、唤醒人民大众、反抗内外压迫、拯救国家民族之意，是为政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建筑艺术杰作。陵墓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环绕中山陵的主体建筑，还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如永慕庐、奉安纪念馆、宝鼎、音乐台、藏经楼等。该陵墓建筑色调和谐，寓意深刻，气氛庄重，宏伟壮观，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运抵南京，6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奉安大典。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建筑群。1929—1936年，建于紫金山南麓、中山陵以东之灵谷寺旧址。此处葬有1029名在北伐及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该建筑群由美国人墨菲设计，其中祭堂为利用原建于明朝的无梁殿改建而成，皆用砖砌，结构独特；祭堂四周墙壁上嵌有110块太湖青石碑，上刻阵亡将士姓名及阶衔3万余人。纪念塔（后称灵谷塔）为楼阁式，高60米，呈八角九层。
航空烈士公墓。邱德孝设计。1932年8月，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在紫金山北麓建成。含牌坊、东西庑、碑亭、纪念亭、墓地等。首批入葬的，有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原大战和二次北伐中阵亡的空军将士。
中山陵藏经楼。卢树森设计。为中山陵纪念性主要建筑物之一，1936年8月落成。位于中山陵以东、灵谷寺以西的山谷中。该楼雕梁画栋，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其建筑群包括主楼、碑廊、碑殿三部分。楼北碑廊上嵌有137块嵩山青石碑，上镌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15.5万字），由著名书法家叶恭绰等13人书写。
国民大会堂。奚福泉设计。该会堂（今人民大会堂）于1933年开始筹建，1936年5月建成，坐落于国府路（今长江路）29号。会堂共5层，主要由前厅、剧场、表演台三部分组成，建筑面积为5100平方米。会场宽敞明亮，整座建筑雄伟壮观，为南京当时最大的公共建筑，诸多重要会议均在此举行。
中央体育场。杨廷宝设计。1931年建成。位于中山门外，占地80公顷，田径场四周皆为看台，可容纳3万名观众。另有可供3600人住宿的75间宿舍，可容纳5400人观看的国术场，可容纳5000人观看的篮球场，可容纳约3500人观看的游泳池。此外，还有足球场、网球场等建筑。全场共可容纳观众6万人，其规模当时为远东第一。建成当年，在此举行了全国运动会。
（二） 官邸建筑
在城市建设中，南京还建有许多各具特色的豪华官邸。其中最有名者首推美龄宫。此为蒋介石官邸（初名“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因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常在此下榻，故又名美龄宫。南京市工务局局长赵志游设计，1931年冬建成于南京城东梅岭。该建筑既现典雅庄重，又见富丽堂皇。其正屋为一座仿古宫殿式二层楼房，宽大的底楼会客室可容纳200余人。
另有颐和路公馆区，即鼓楼以西偏北侧之颐和路、宁海路一带连线成片的住宅建筑。此处曾是民国党政军要员、富豪、外国人的花园别墅，有1700户住宅，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庭院绿化面积达65%。该公馆区曾被称为“民国官府区”“使馆区”。
总观1927—1937年这十年间南京的民国建筑，既非完全模仿中国古代的宫殿式建筑，也非全部照搬西方的建筑式样，而是在总体上显示为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因而既具建筑特色，又含文化底蕴，使得南京成为中国近代规模宏大的“建筑历史博物馆”，亦成为中国近代精彩纷呈的“建筑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