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南京文化
从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为南京的沦陷时期。此时，南京在汉奸政权的统治下，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被称为“文化大屠杀”；一切反日的文学作品及思想言论被严重禁锢，同时卖国的汉奸理论则被大肆宣扬。其间为社会所需的各级各类教育，则处于明显萎缩及衰败的境况之中。
一、 国民政府迁都与文教单位撤离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此时，南京的文化界、学生界站在首都抗日救亡活动的前列，并为推动南京以及全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作出积极贡献。
为应对日军对南京的威胁与进攻，并为长期坚持抗战的大局计，中国政府于11月决定迁都重庆，随之政府各机关陆续撤离南京。与此同时，南京的大中学校也匆匆向重庆、成都等地迁移。此举既为抗战输送了人才，又加强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薄弱环节的建设，同时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许多文化教育精英与后备力量。
当南京大中学校纷纷内迁之时，在南京的研究及文博机构也紧急安排内迁。11月，中央研究院在宁机构奉命西迁。其间，故宫博物院也将暂存上海、南京的文物转运至西南大后方，其中包括原存南京朝天宫新建库房中的文物。另外，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所藏珍品，也随故宫文物一起西迁。此次南京文物机构及所藏文物以及经南京中转文物的内迁，是在危急形势下历经千辛万苦而实现的，为保存中国文脉的一项重大举措，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同时，在南京的两家公共图书馆，即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也进行了部分搬迁。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随之在南京相继扶植成立汉奸傀儡政权。南京沦陷后，因之前文教及研究机构提前外迁，南京在这方面的高级人才多随之外流；加之南京处于日伪高压统治之下，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处在严酷的环境之中。
二、 逐步恢复与再度停滞的各级教育
南京失陷，日军进行全城大屠杀，时局动荡，秩序混乱，且人口大量外流，之前又有大批学校外迁，致使曾经比较发达的南京教育事业遭受沉重打击。经过一段时间，沦陷后的南京社会秩序逐步安定，相应地，各级教育开始逐步恢复。但之后，随着汪伪政权逐渐走向衰败，南京的各级教育又出现停滞或萎缩局面。
初等和中等教育。在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时期，对教育事业并未给予重视，其下属也无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当时，只是沿用以前校址，设立了6所小学。至1938年春，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始设立教育部。同时，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也设立了教育处（后改教育局），先后制定《南京市管理私塾暂行办法》《南京市私立中小学暂行办法》，继续增设小学，加添学级。此后，南京中等、初等教育开始逐步恢复。到1938年底，全市共有市立小学26校，学生总数6万余人。除此之外，还有宗教团体设立的与私立的各种初等学校，计18校，学生总数2800余人，以及私塾107所，学生3400余人。 (15) 其后，南京的各类小学数量与在校学生数量均有明显增长。至1943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败退，汪伪政权亦朝不保夕，这影响到南京的初等教育事业，使其也处于逐渐停顿和萎缩状态。至1945年初，南京市的各类小学共有78所，学生32149人，不仅较1942年有所萎缩，而且分别只占1936年小学231所、学生79372人的34%和41%。 (16)
沦陷时期，南京的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境况大体相似。南京沦陷后，其中等教育有近一年时间都未能恢复。直到1938年九十月间，才分别设立市立第一、第二中学，共有学生324人。次年2月起，为了扩大青年就学面和接受完全小学毕业生，除原有中学增加班级外，其他主体所办的多种类中等学校开始出现。1939年底，南京共有市立、私立、教会等创办的各类中等学校17所，学生1398人。1940年3月，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一些中等学校规模续有扩大。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全市有公立、私立中学共19所，学生近5000人，其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也仅占1936年中学26所的73%、学生8522人的59%，萎缩依然明显，属于勉强维持状态。
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南京沦陷后，其高等教育的恢复相对迟缓，迟至1940年4月9日，汪伪政权方决定“恢复”中央大学，后任命樊仲云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校址选择建邺路原中央政治学校旧址（后迁往金陵大学校址）。9月正式开学，第一届新生仅在汪伪政权统治区内大城市中录得674人，之后每年招生数有所扩大。同年，江洪杰所创办之私立安徽大学（后改称私立南方大学）也开始招生，但首届仅录取新生36人，规模甚小。至此，南京的高等教育才在停顿多年后开始恢复。1942年，中国公学在南京复校，下设大学部和高中部；陈瑞志设立私立建村农学院，但规模亦甚小。到1942年底，南京共有3所高等学校，学生总数1100多人，教职员未及280人。由此可见，沦陷后南京的高等学校数量与在校生已有大幅度的萎缩和下降。
在此时期，沦陷后南京的社会教育状况也不佳。自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建立后，始着手恢复社会教育，包括编印民众教育画报，内容涉及市民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每期画报印就后，便分发至各区公所及市立中小学，并广为宣传。1939年3月，该市政公署改组为南京特别市政府后，即令市教育局筹设市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各1所。民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先后于当年5月、10月建成对外开放。为宣传其所谓“和平反共建国”方针，伪南京特别市政府还举办了民众教育播音演讲。另外，还制定了扫除文盲的五年计划，设立民众夜校，广设阅报牌等。在伪政权统治下，南京的社会教育虽有一些举措，但基本上是为维护其统治服务。后随着汪伪政权的走向末途，其仅有的一些社会教育项目也多处窘境之中。
三、 备受压制的新闻出版事业
南京沦陷后，曾作为南京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所发达的新闻出版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报刊馆闭门，出版业停滞。之后，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南京的新闻出版事业方才缓慢恢复。
1938年8月，伪维新政府在南京创办《南京新报》，此为南京地区日伪创办的首张报纸。同月，日伪合办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在南京成立。9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所设之南京放送局（即南京广播电台，后移交“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改名“中央广播电台”）开始广播。次年9月，日本人创办的侧重报道南京地方新闻的《南京晚报》发行。后汪伪政权建立，接收并整顿伪维新政府原创办的报纸和通讯社。在此基础上，继续恢复发展南京新闻出版事业。其间，继续出版《南京新报》（后相继改名《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以登载伪政府及南京市消息为主，《南京晚报》为其所属；又新创办《中报》《京报》，后两者合并办公。此外，还有《时代晚报》等数种小报在南京发行。
沦陷期间，南京亦曾出版了不少政治性、新闻性、文学性和综合性的杂志。1942年，南京地区杂志达到35种。1943年后，汪伪政权实行“战时新闻体制”，将杂志予以调整归并，致南京地区的杂志降为21种。除了文学性和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外，较有影响者还有汪伪宣传部机关刊物《中央导报》、中央大学研究部主办的学术性杂志《真知学报》。此外，在新闻媒体方面，亦有另合并组成的直属汪伪宣传部的“中央电讯社”，该社在南京设立总社，于东京、香港、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社。
伪政权一方面利用所控制的主要新闻媒体，宣扬汉奸理论；另一方面严格管制新闻出版业，使其为维护和巩固伪政权服务。1940年6月，汪伪当局公布《全国邮电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新闻报刊，不论何种文字，不分发送人国籍，皆在检查之列；凡是发现有违反“和平反共建国”的报刊，一律予以扣留。 (17) 10月，汪伪行政院再颁《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凡“违反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企图颠覆政府危害民国”“扰乱地方破坏金融破坏邦交”“泄露组织军事外交秘密”“破坏公共安宁”，以及“宣传部”通令禁止的新闻和稿件，一律予以删除。如违反此规定，轻则给予“警告”“禁止当日发行”“有期停刊停业”处分，重则给予“无期停刊停业”“封闭馆所没收机器生财”，直至“移送法院依法诉究”。 (18) 1941年初，汪伪政权又颁布《出版法》，严令出版物不得登载所禁止登载之内容，为此该出版法还对图书出版、发行、登记等，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与惩罚等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进一步强化对出版业的控制，将所有具有抗日色彩的刊物停刊。1943年6月，汪伪宣传部在南京成立“首都新闻检查所”，分三班检查伪中央电讯社稿件和南京的10家报刊。
在南京沦陷的八年中，伪政权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并与其勾结下，一方面对南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有形的与无形的肆意掠夺和极力摧残，妄求扼杀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阻遏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打着“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号，强力推行奴化教育，倾力贩卖汉奸理论，严格控制报刊出版与新闻媒体，企图维护和巩固汉奸政权的统治。这段时期，是从民国建立以来有所成就与发展的南京文化所处的最为黑暗与备受屈辱的一段时期。之后，随着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伪政权的垮台，历经劫难的南京文化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