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时期的南京文化
1945年8月，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次年5月，南京再度恢复民国首都地位，在此前后，一度外迁的文教单位、研究机构等相继返回南京，文化界重现生机。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并逐步引发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面危机，这必然影响到南京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此情况下，南京的文化建设趋于停顿甚至倒退。
一、 文化事业的恢复与短期发展
在全民族抗战前，南京有著名的国学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抗战中，两馆曾遭劫难。抗战胜利后，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寻访该馆旧人，并多方查找馆藏古籍，请求发还馆藏图书和柜架等设备，最终追回馆藏善本书和大部普本书达18万册。中央图书馆返回南京成贤街后，收回了旧存南京的部分书籍，同时还接收了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等处的藏书。此时该馆藏书达120多万册。1946年11月，南京市设置通志馆；1948年1月，再设立南京市文献委员会，以馆属会，编纂地方志，积累资料，曾刊印《南京》（内部发行）等志书。
国立中央博物院于1945年8月把西迁文物首先集中于重庆。后于1946年12月，所有文物陆续运抵南京。此前之10月21日至11月5日，该院还与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合作，在南京地质调查所举办文物展览会。
1947年至1948年间，南京还成立了社会事业促进会京剧组，为业余性质。同时南京的一些机关单位、大专院校、工厂企业内部，也有不少的京剧票社组织。另有一些单位还单独成立了京剧票社。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教育局为纪念武训一生行乞兴学的事迹，曾在玄武湖公园举行武训教育画传展览4天，并通知玄武湖附近各级学校派员率领学生前往参观。另外，南京市政府对捐资或以私有财产建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其他教育机关的社会人士予以褒奖。
图6-6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结束后，院士们步出大门
作为当时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抗战胜利后不久也迁返南京，并于1946年10月决定设置院士。次年10月，在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上，在各大学、独立学院、学术团体、研究院推荐人士中，选出院士候选人150名；经公告名单4个月，接受学术界的公论，于1948年3月正式选出81名院士。
抗战胜利后，南京的图书馆、博物馆、中央研究院陆续回迁，以及之后它们短期的发展，对南京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其间，许多挚爱南京以致中华文化的专家、学者，为保存和收集文化典籍等作出重要贡献；另有许多卓有建树的文化人，历经抗战期间的艰难辗转，又重新再聚南京，期能施展才华。
二、 教育事业的恢复与缓慢发展
抗战胜利后，伴随着首都地位的恢复，南京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与此相适应，曾经在日伪统治下被严重摧残和奴化的南京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及程度不同的发展。
1946年7月，南京市政府为适应本市教育发展之需要，重新恢复曾于1927年并入社会局的教育局，由副市长马元放兼任局长。之后，“即以国民教育之发展，中等教育之扩展，社会教育之推广，校馆房舍之整理，以及行政效率之增进为中心工作”。 (19)
（一） 基础教育及社会教育的恢复
幼儿教育方面。抗战胜利后增校增班，并加大师资培养，故得以逐步恢复。到1948年，南京市幼稚园数量已相当于抗战前的规模，计有幼稚园30所，幼稚生2160人。 (20)
初等教育方面。抗战胜利前南京的小学数量甚少，而抗战胜利后学龄儿童又骤增，因而形成严重学荒。后经三年多时间的恢复发展，到1948年12月，已有小学215所，教职员工3352人，在校生101780人。 (21)
中学教育方面。抗战胜利后南京的中等教育发展很快。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战前的公立和私立中学纷纷恢复，其中外迁中学多分别在原校址复校。到1948年，南京市立普通中学已增至12所。其间南京私立学校发展也比较快，至1947年，共有不同办学主体所办的私立中学19所。
中等职业教育及中等师范教育方面。抗战胜利后，外迁的多所中等职业学校纷纷迁回南京复校。之后，南京多种形式的中等职业学校亦有增设，另外还有几所在外地创设的中等职业学校也移迁南京。到南京解放前夕，全市共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8所，另有4所国立高等学校附设了职业科。1945年12月、1946年8月，南京市立师范学校、江苏省立江宁师范学校先后恢复和创办，至1948年，两校共有22个班级与807名学生，其所培养师资，在充实南京中小学教师力量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
社会教育方面。抗战胜利后曾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1946年末，民众学校在各区国民学校开设民教班，对12—45岁的失学民众采取强迫入学制，并免费供给课本，当时共招收学员3200人，分73个班；到1947年，市立各级国民学校民教部扩充到179个班，学员8950人。 (22) 至1948年6月，南京市除既有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外，还设有体育馆、电化教育辅导处、第一补习学校（后续有增加）、聋哑学校各一。后应市民文化之需求，市教育局又先后组织开办了多所市立民众学校和市立补习学校。
（二） 高等学校的回迁与发展
鉴于高等学校的特殊重要地位，其回迁与复校，就成为抗战胜利后南京教育界的大事。首先，国民政府下令解散前汪伪政权所办的伪中央大学及另外三所私立高等院校。接着，南京高等学校的恢复与接收工作即告完成。随之，对汪伪政权下教职员的甄审工作也开始进行。其中对于上述学校中学生的具体甄审、登记工作，学生们认为这是对沦陷区学生的歧视，遂进行了反甄审斗争。
1946年，曾西迁的高校开始大规模回迁。国立中央大学、戏剧专科学校、药学专科学校，以及私立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相继迁回南京，并在原址复校。复校后的中央大学规模是战前的三四倍，原四牌楼校舍已不敷使用，遂于丁家桥地区设立分部。1946年11月1日，复校后的中央大学开学，共有各类学生4719人，成为全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复校初期，教师队伍较前虽略有缩减，但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如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徐养秋，史学家罗尔纲，翻译家罗大纲，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皮肤科专家于光远等。1947年初，全校有教职员126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401人，所开课目也比较齐全。 (23)
1946年9月，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陶谷旧址开学复课，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教学秩序很快恢复。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复校后，不久即与中央干部学校合组为国立政治大学，蒋介石亲任校长。另外，还有一些于抗战期间在后方建立而在抗战胜利后移址南京，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新建（含合组）的一些高校，其中有国立边疆学校、国立音乐院、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私立南京工业专科学校等。到1948年底，南京共有8所国立高校，5所私立高校。
在此期间，大部分西迁的军事学校也陆续迁回，另外，亦新建了几所军校。
1947年6月1日，联合国文教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基本教育会议，由此可见南京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影响。
总的来看，抗战胜利后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再次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这成为推动南京教育事业得以较快恢复并有一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又因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内战，导致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军事上的连遭失败，致使人心浮动、政局不稳，这些又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有停滞或倒退。
三、 国民党当局加强舆论宣传与精神教化
抗战胜利后，曾经外迁的文教单位迁回南京，又有一些新建的文化机构。一时间，南京的文化事业呈现恢复与发展的新气象。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对南京的军事接管，以及全国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独裁统治进一步加强，与此相适应，国民党政权对新闻舆论不断加大控制，基于独裁理论的精神教化也在不断升级。
1945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根据此《暂行办法》，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接收原沦陷区的新闻事业，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推行“党化”新闻事业的政策，并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其“党化”的核心，就是将新闻事业置于施行独裁统治的国民党严格控制之下。
全面内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基于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立场，常以国民党中宣部名义，向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发出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处理均作出具体规定。此外，但凡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均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播发。
在接收汪伪政权在南京的新闻单位过程中，1945年9月10日，《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刊。其言论和报道，以宣传经蒋介石解释过的所谓“三民主义”为统领中心，以宣扬蒋介石特别强调的“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为基本内容，以宣传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施政方针及内外政策为主要目的。总之，该报的一切言论和报道，都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出发点，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为根本目的。
继《中央日报》复刊后，曾于南京沦陷前撤往抗战后方的各报刊人员，也先后迁回南京和复刊。其中也有一些新创办的报纸，如《新生日报》《大道报》等。另外，也还有一些报纸发行南京版，如《新民报》《和平日报》《大刚报》《益世报》等。在此期间，南京新旧报社颇多，各家争奇抢新，一时呈现比较兴盛的景象。
除了强化对新闻报刊的控制与宣传外，国民党当局与南京市政府还积极对广大市民进行精神教化。其具体做法，一是在各级学校中，加强公民训练和公民教学，以使学生思想“归于纯正”；二是对教育工作人员举行精神讲话，强调忠于党国，并特别提示要矫正日伪时期进行奴化教育的歪理与思想；三是注重实施社会教育，加强对普通民众的道德观念和守法精神的教育等。
此时期，国民党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与推行精神净化，其核心还是为了贯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思想与方针，强使民众的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理论上来，其根本目的亦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反人民的政权。观其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对南京文化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演进与发展，事实上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与摧残作用。
四、 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反搬迁斗争
自1947年南京发生“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〇学生运动后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已自辽沈战场起而次第展开。随着国民党军主力接连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即将到来。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谋划搬迁南京的重要高校、科研、文化单位，随同撤离高级专家、学者。于是，在文化之都的南京开展了搬迁与反搬迁的斗争。
1948年，南京有各类高等院校12所，中等学校51所，大中学生约4.5万人，教职员近万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反对搬迁，并投入了保护学校资产的护校斗争中去。
1949年1月，中央大学代校长周鸿经奉命派人分赴福建、广州、台湾勘察新校址，并将图书、仪器装箱准备搬迁，遭到多数教授和学生群起反对。月底，校长与训导长、总务长竟携款弃职离校。情急之下，各系科学生代表开会成立全校性的“应变会”，开展公开护校行动。同时，中央大学教授会成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推举梁希、潘菽、胡小石等进步教授为委员，行使特殊时期的学校行政领导权，保护图书仪器，并建立各种护校组织保护学校，反对学校南迁福建。维持会的正、副主任委员梁希、潘菽，联合广大师生员工多次到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解决应变粮款。后利用争取到的应变费购买粮物，组织警卫队站岗放哨，取得护校斗争的胜利。
蒋介石担任校长的国立政治大学地位特殊，校内国民党势力比较强。国民党政府搬迁令一下，校方就大造舆论，称政大是共产党最痛恨的学校，共产党来了对学生或杀头，或判刑。这些谣言确实也蒙蔽了不少学生随他们走。但同时，隐于该校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南京市委学委领导下，发动群众成立应变委员会反对搬迁，于是反迁校的师生人数越来越多。1949年初，校方曾以旅游为诱饵，骗走部分学生到杭州，以达迁校之目的。但大部分学生不为所动，坚持留校并维护校产，还写信给赴杭师生，说服其大部分返回学校。
除有影响的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开展反搬迁斗争外，其他大学、中等学校也都先后成立应变会、护校队等组织，维持秩序和护校，各小学亦发动教师护校。
在教育界学校反搬迁的同时，南京的科研单位也开展了反搬迁斗争。南京作为首都，科研机关众多，拥有4个系统的16个研究所、近千名科技人员。自1948年底至1949年1月间，因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南京、上海各研究所搬迁台湾或沿海各省。于是，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便紧锣密鼓地负责策划搬迁事宜。
时中央研究院以“在京人员谈话会”名义，连续召集在南京的各所负责人会议，具体部署搬迁及后续工作；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选择精品文物以及善本图书、档案等运往台湾。对此，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博物馆协会的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认为十分不妥，函称“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24) 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亦发表文章，表示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因为“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25) 陶孟和还公开反对迁台，主张留守南京，他不但不理朱家骅要其搬迁的命令，反而亲去上海劝说已迁至上海的南京各所不再搬迁，并和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各所坚持原地护所，迎接解放。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所长俞建章服从朱家骅关于该所南迁广州的决定，但遭到大部分研究人员的反对。该所研究员许杰等人密拟反搬迁誓约，有组织地抵制搬迁，签字者达11人。1949年1月9日，正在英国讲学的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致信许杰等，钦佩其愿留南京的行动，并提出将自己的私人资产作为本所研究工作和救济私人困难之用。月末，李四光再电俞建章，明确表示反对搬迁。
历史久、规模大、人才集中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成员也反对搬迁，他们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坚决反对迁台湾或广州。当国民党当局下达搬迁命令后，所长李春昱和全所人员找来一些空木箱，内装野外用的铁锤等工具，而在箱外则标明“精密仪器，轻拿轻放”字样，运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做出正在搬迁的姿态。他们还把图书馆书库和标本库的窗户用砖砌好，以防战事发生后将其损坏；并组织“应变会”，设立保卫组，轮流在所内巡逻，以防破坏或被抢劫。
1949年8月，之前由南京迁到上海的物理、天文、气象3个所，由上海返回已解放的南京，结束了半年来流落上海的搬迁生活。
历时一年左右的搬迁与反搬迁斗争的结果是，中央研究院系统14个单位，人数总计506人，只有管理机构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总办事处50人，史语所80人，共计130人）成建制迁台，数学所18位研究和行政人员，去台的仅5人，所长姜立夫在完成搬迁任务后，即辞职返回大陆。中央研究院全部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和社会学所、将近3/4人员全都选择留在内地。依照中央研究院历次公布的资料显示，1948年11月25日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中有81位院士，去台湾者仅9人，去美国工作的12人，留在内地的达50多位。
经过一系列斗争，南京市内11所大专院校，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地质、物理、气象、天文、地理等研究所，还有一些文化单位都得以留在南京，包括这些单位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及高级专家、学者等。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即将胜利前夕，南京科教文化界开展的反搬迁斗争取得了重要胜利，这些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与专家、学者，成为南京以致新中国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十分宝贵的人才财富，其中所保留下来的资财、档案、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亦成为南京开展教学科研的重要基础。
(1) 卢前著有新诗集《春雨》、小说集《三弦》、旧体诗集《梦蝶庵绝句》、词集《中兴鼓吹》、散曲集《饮虹乐府九卷》、剧曲《饮虹五种》等，另外还有大量译作、曲学理论和文学论著。
(2) 参阅张光芒、陈进勇、张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1912—1927年南京文学思潮与小说创作》，《青春》2020年第12期。
(3) 参阅张光芒、陈进勇、张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1912—1927年南京文学思潮与小说创作》，《青春》2020年第12期。
(4) 参阅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5) 参阅张光芒等著《南京百年文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71页。
(6) 张光芒等著：《南京百年文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7)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8) 参见《南京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9) 张连红主编：《金陵女子大学校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10) 张宪文、穆纬铭主编：《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11) 参见张连红主编《金陵女子大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12) 参见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教育志》（下），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6页。
(13)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印：《十年来之南京》，1937年6月，第36页。
(14) 参见卢海鸣、杨新华主编《南京民国建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5) 参见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秘书处《南京市政概况（民国27年度）》，1939年版，第85—88页。
(16)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17) 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3、882页。
(18)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19) 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03-7-1270。
(20) 徐传德主编：《南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8页。
(21) 《南京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22) 《南京教育志》（下），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7页。
(23) 参见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24) 蔡震：《南博宝多功在曾昭燏反对文物迁台留住国宝》，《扬子晚报》2009年11月20日。
(25) 陶孟和：《搬回古物图书》，《大公报》194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