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六朝文学
一、 三国及东晋时期文学
南京建城历史悠久，南京文学的兴起实自三国东吴开始。西晋文士左思《吴都赋》是第一篇以孙吴地域为题材的作品，全面展现出三国时期孙吴的山水、市容、人情等风貌，尽显出建业（今江苏南京）“飞甍舛互”“冠盖云荫”的江南都城的繁华气象。
孙权统治时期，涌现出张纮、胡综、张温、薛综等文学家。他们的创作主题较为积极进取，表现出建功立业、中分天下的雄图壮志。
张纮（151—211），字子纲，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孙吴重要谋臣。好文学，其文析理透彻、辞采华妙。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张纮为孙策代作《为孙会稽责袁术僭号书》，以九“不可”说明袁术称帝之不足取，立意措辞精当，既指陈是非利害，又无过多声讨斥责之词。辞藻条畅，颇具骈俪之风。
胡综（183—243），字伟则，汝南固始（今属河南）人。孙权文诰、策命、书檄之类，多出其手。文章气势沉雄，其《中分天下盟文》透彻分析时代大势，声讨曹魏作乱，指出兴仁义之师是为了复皇纲道统。陈寿评此文曰“文义甚美” (1) ，颇具纵横挥洒的气度风采。
孙吴后期的代表作家包括韦昭、华覈、薛莹等。他们的文学主题大多为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悲楚意绪。
韦昭（204—273），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诗、赋、文皆能。其文《博弈论》显示出作者对于世风不古、国事衰颓的忧虑。诗歌《吴鼓吹曲》记载孙坚、孙权父子在汉末乱世中筚路蓝缕、创业江东的过程，可视为吴国兴起史略。
华覈（219—278），字永先，吴郡武进（今江苏丹徒）人。著作繁富，其《谏孙皓盛夏兴工疏》《上务农禁侈疏》对孙皓不恤民生、劳民伤财、奢华无度的种种恶迹进行指责，揭示了孙吴后期社会尚俗骄奢的普遍风气，对百姓承负的繁重劳役之苦给予了深切同情。
孙吴辞赋受到汉代以及建安赋风影响，产生了一系列体物、写景佳作，形成了清丽灵秀的风格特色。
张纮的《瑰材枕赋》运用一连串优美的譬喻，形象描绘楠榴枕的色泽、香气、文采等特征，造成鲜明的画面感和超之象外的艺术魅力。广陵人闵鸿（生卒年不详）的《芙蓉赋》运用清丽的辞藻、轻灵的句式，正面状写芙蓉长干凌波挺立的劲姿和圆叶翠绿的可人，然后侧面比喻其朝夕色泽的变化，并用美女以芙蓉增色来加以烘托，更加突显出婀娜之姿、娇艳之色，给人以沉醉其间的审美享受。
东晋前期，郭璞、庾阐在游仙诗、辞赋创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
图7-1 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的辞赋、散文、诗歌创作成就斐然。其早期辞赋以《江赋》《客傲》最为著名。《江赋》写长江源流始终，气势雄伟，设想新奇，语句壮丽。《客傲》作者以前代诸多贤达隐者为榜样，坚守简傲不群的精神气质；作品模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牢骚语中颇杂玄言。
郭璞诗歌的主要代表作是14首《游仙诗》，其内容约分两类。一是继承秦汉以来游仙文学创作传统，描写神仙缥缈生活，表达对于神仙长生境界的向往追求。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寓含寄托的游仙诗，继承了屈原《远游》之旨，即如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评：“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这些诗歌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所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隐含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郭璞的游仙诗跳出了玄言诗的窠臼，构思险怪，语句灵幻，富于慷慨之气和浪漫精神，对整个东晋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庾阐（约298—约351），字仲初，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他的辞赋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最著名的作品是颂美首都建康的《扬都赋》。该赋按照传统京都大赋的格局加以铺排，规模壮大，气象恢宏，极力渲染“扬都之巨伟”，充满着殚精竭虑、刻意经营的夸饰成分，在当时名噪一时。其《海赋》集中描绘大海的波澜壮阔，“飏波于万里之间，漂沫于扶桑之外”，“映晓云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红”，气势磅礴，气象万千。《浮查赋》则托物比兴，借助木筏材质的巨大不凡、秀直雍容，来暗示自身品质高尚、才华出众，表达了自己的壮伟理想，以及对于前程的无限憧憬。作品体物抒怀，笔势雄健，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东晋中期文坛弥漫着玄言诗歌的创作风潮，孙绰、许询等人用诗文阐析玄佛之理。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附近）人，东晋中期玄学中坚。他自评诗作“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 (2) 。其《赠温峤诗》《赠谢安诗》等“合道家之言而韵之”，颇多玄虚之悟；而《秋日》诗则描摹秋天山林中自然界的变化，表现其乐于逍遥林野的放逸心情，语言清淡，体物工细，具备一定的真情实感。
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新城（今属河北）人。当时“孙、许”齐名，皆以玄谈闻名朝野。其《竹扇诗》托物取譬，功力深厚，简文帝司马昱评之曰：“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3) 他的《墨麈尾铭》《白麈尾铭》赋咏名士清谈时的必备器物，借物说理，形象生动。
东晋中期，王谢家族文学兴起，涌现出一大批富有个性魅力的文学佳作。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出身琅琊临沂王氏世族。作为东晋中期的名士领袖，王羲之倾心老庄之道，尤喜优游山水的闲适生活。他是一代“书圣”，其诸多书论文章，以文学笔触描述书法奥妙，富有艺术风采。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运用行军打仗的阵势，来描摹书法创作准备阶段的各个要素，强调要凝神静思、意在笔先，接着运用大量连缀的比喻，详解笔法要旨，富于艺术感染力，也形成了中国古典书画理论注重形象思维的语言表述范式。其《兰亭诗》二首及《兰亭集序》，描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自然风光之美，由此引发人生修短随化、终归于尽的无限感慨；然而他能够顺应自然运势，以达观积极的态度实现自我的超越，“真是通识所发，非一意孤高绝俗之流” (4) 。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幼年随父学习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其诗文简洁隽雅、清新可爱。王献之爱妾名桃叶，他曾到秦淮河畔渡口迎接桃叶，并作《桃叶歌》三首。诗歌采用对答的形式，以桃树桃根比喻男女双方之爱，用类似民歌的质朴语言表达真挚之情。这些诗歌流传甚广，后人因而称此渡口为桃叶渡。
谢安（320—385），字安石。谢安幼弘雅有识度，王濛、王导皆深器之，由是有重名。他凭借韬光养晦、沉稳风雅的政治品格，得以总揽朝政，成为东晋朝臣之首。谢安善清言，亦能诗文，具有较高的文学赏鉴能力，所作简文帝谥议，桓温有“安石碎金”之誉 (5) 。曾参与王羲之兰亭之会，作有《兰亭诗》二首，另有四言体《与王胡之诗》一首六章存世，虽然带有玄言色彩，但也显得潇洒自如、清新爽朗，展现出隐逸丘林、山水清音的幽情雅趣。
谢尚（308—357），字仁祖，小字坚石，谢安从兄。能言善辩，通达率真，不拘小节，江左咸推名士。他爱好文学，善于奖掖后进，《晋书》所载谢尚提携贫士袁宏的故事，成为赏音知遇的佳话。其乐府诗《大道曲》乃写景感怀之作，既蕴含人生感触，又饶富民歌风味，体现了率真明畅、直抒胸臆的文学个性，明人唐汝谔《古诗解》卷十一称：“非闲旷心胸，不能于热闹中写此光景。”
谢万（320—361），字万石，谢安弟。善清言，能属文，尝作《八贤论》，叙述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之事，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在“竹林七贤”中，谢万最敬重嵇康，曾作《七贤嵇中散赞》，对这位卓尔不群的前辈表示了由衷敬意。他参加王羲之的兰亭盛会，创作了两首《兰亭集诗》，被王夫之誉为“无一语及情而高致自在，斯以为兰亭之首唱” (6) 。其《春游赋》辞采华美，音韵铿锵，通过对偶和排句的层层渲染，显示出悠扬丰沛的气势。
谢道韫（生卒年不详），名韬元，以字行。博学多识，善于才辩，“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 (7) ，具有出色的文学才能。《世说新语·言语》所载谢安家集时咏雪逸事中，谢道韫云：“未若柳絮因风起。”形象展现出雪花轻盈飘逸的神韵，显得风姿优雅，想象新奇，因此后世常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其《登山》《拟嵇中散咏松》等诗作，表现出高雅不俗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境界，语言古朴，气势雄浑，颇具汉魏遗风。
东晋中期文坛，袁宏、曹毗等人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时称袁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工诗文，时号文宗，王珣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8) 。他最负盛名的辞赋是《东征赋》。此赋作于桓温幕中，述元帝渡江定都建康事。作品自三国时赤壁之战写起，然后乘势而下，赋咏司马睿于西晋末乱局中奋起，建立东晋政权，挽狂澜于既倒，延晋祚于败亡。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袁宏跟从桓温北征，受命作《北征赋》，描绘北方秋冬风物，尽显一派苦寒萧瑟之气。袁宏的辞赋在东晋与郭璞齐名，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9)
袁宏的散文作品气魄宏大，体现出对于历史人物的洞见卓识。其《三国名臣序赞》对三国时期魏、蜀、吴20位名臣逐一加以论赞，态度平允，语言精练，颇见个性风范。最后合赞三国名臣，指出他们“名节殊途，雅致同趣”，共同体现了当时的雄豪慷慨之气，并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后生击节，懦夫增气。”袁宏接受谢安启发，撰写《名士传》，概括魏晋两朝主要名士及其集团组成状况，首次将魏晋名士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并且为惨遭司马氏杀害的夏侯玄、何晏、嵇康等人作传，深刻剖析人物命运和个性气质，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卓识。其《咏史诗》二首秉承了左思《咏史八首》的传统，以古讽今，批评东晋时代以门阀偏见来品评选拔人才的制度，蕴含着沉痛的身世之悲。
曹毗（生卒年不详），字辅佐，谯国（今安徽亳州）人。他的辞赋代表作是《扬都赋》，另有《箜篌赋》《鹦鹉赋》等亦颇具文采。其散文以《对儒》为代表，借鉴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等传统，采取主客对答的方式，阐述任运委化的“大人达观”之理。他的《夜听捣衣诗》以冬夜清寂之景，抒写捣衣女子凄恻之情，流露出征人、闺妇深切相思之意，由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捣衣”题材的创作类型。《杜兰香诗》表现张硕与神女杜兰香的姻缘故事，虚实结合，恍惚迷离，具有浓郁的神幻浪漫气息。
东晋后期玄言风潮逐渐消退，呈现出清新文学的发展趋向。
谢混（381？—412），字叔源，小字益寿。少有美誉，善属文，号称“江左风华第一”。他与从侄谢灵运、谢弘微、谢瞻、谢曜等过从甚密，以文义赏会，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谢氏家族文人团体。他们居住在京城建康秦淮河畔的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钟嵘《诗品》中评谢混诗，谓“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 (10) 。其《游西池诗》中“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描摹富于勃发生机的鸣禽和清新明澈的水木，广为流传。他的诗歌对东晋诗风的推移具有一定影响。
谢瞻（385—421），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幼聪颖，6岁时即创作了《紫石英赞》和《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 (11) 。作为谢氏名门望族的谢瞻，时刻不忘家族的荣耀和个人的志向。曾作《喜霁诗》，由谢灵运书写，谢混诵读，时人叹为“三绝”。其《张子房诗》盛赞张良辅佐汉家基业的丰功伟绩，流露出追随前贤、奋发有为的强烈愿望。然而现实政治的黑暗，又令其深怀忧惧、如履薄冰，始终保持着诚惶诚恐的心态。他的《答灵运》诗写景清寂，感情真挚，意境深远，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称之“如秋空河汉，光气淡明” (12) 。《安成郡庭枇杷树赋》着力描绘枇杷树不畏严寒霜露、不惧炎夏酷暑而茁壮生长、开花结果的旺盛生命力，借以表达作者自身的高洁品质和人生理想。
东晋后期文士中，殷仲文与谢混常相对举，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殷仲文（？—407），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人。文采斐然，为世所重。其《南州桓公九井作诗》观览秋日清晨山野景色，抒发悠远旷逸的情怀。作品摹山范水，富有理致，因此沈约评之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 (13)
湛方生（生卒年不详），是东晋后期的文学奇人。其诗歌擅长描摹自然景物，山川草木，高岳长湖，无不优美清新，意境高远。这些诗作基本脱出玄言诗的樊篱，实开谢灵运山水诗的先河。他的《风赋》写春风和煦之景，清新疏朗，逸兴酣畅，展现忘怀凡俗的逍遥享受。散文《七欢》体现出东晋士大夫文人无可无不可的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不事雕琢，清新简朴，昭示着新的文风逐渐形成。
二、 南朝时期文学
公元420年，刘裕在建康代晋自立，国号为宋，拉开了南朝历史大幕。刘宋皇室成员喜好文学，用文学作品展现建康城繁华富丽的皇家气派，以及当时上流社会的精神面貌。
宋孝武帝刘骏（430—464），字休龙，小字道民。他喜欢组织赋诗之类的文艺活动，尝于宫廷宴会上“普令群臣赋诗” (14) ；还曾组织了一次在华林园的联句活动，参与者有刘骏、刘义恭、刘诞、柳元景、张畅、谢庄、何偃、颜师伯8人，他们联成《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成为文坛佳话。他颇有诗歌才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称赞说：“孝武多才，英采云构。”曾创作有组诗《丁督护歌》6首，既抒发“朱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的英雄气概，也描写儿女之情，饶有清新朴素的民歌风味。其《登作乐山》诗描写登临千寻绝顶，极目四望，景物刻画层次清晰，炼字亦极精巧，“遂开灵运之先” (15) 。
图7-2 《世说新语》书影
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字季伯，“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 (16) 。他招揽门下文士，编撰成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以及志怪小说《幽明录》等。《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记载了自汉末到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形象地勾勒出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情图画，真实地反映了魏晋名士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该书擅长通过一言一行的简练文笔，把人物的品藻、容止、风度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使“人”成为小说描写的主体，对于小说体裁的定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后代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世说新语》一出，模仿之作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了“世说体”。书中的许多故事，有的已成为后来诗文常用的成语典故，有的则成为后代戏剧、小说创作的素材。
刘宋时期，王谢家族遭到皇室沉重打击，他们的文学创作也纷纷逃离现实，忘情山水，呈现出新的风格特性。陈郡谢氏家族此时期涌现出几位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谢惠连、谢庄。
谢灵运（385—433），谢玄之孙。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寄养在钱塘杜明师道观，故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袭封康乐公，故后人又习称“谢康乐”。刘裕代晋建宋，降等为康乐侯。灵运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17) 。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18) 工诗文，所作大量山水诗开一代风气，被视为中国山水诗派之祖，时称“谢灵运体”或“谢康乐体”，与颜延之、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带有淡雅、闲适的情调。他描绘山水力求精工与形似，善于经营画境，有不少诗句生动细致地刻画了自然界的优美景色，给人以清新之感，故而鲍照称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19) 。他少年和中年时期都曾寓居建康（今南京），创作了一些诗作，表达了复杂的内心感受。其《述祖德诗》追述谢安、谢玄等谢氏先辈的赫赫功业，歌颂他们视富贵如浮云的高贵品质，从中也寄寓着自己的远大抱负。他的《君子有所思行》诗则抒写出曾经煊赫一世的簪缨谢家声势日衰的悲哀。谢灵运的山水诗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和描摹，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创造山水艺术形象方面，对后代王维、孟浩然、杜甫、柳宗元等人山水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谢惠连（407—433），谢灵运族弟。在诗坛上和其族兄谢灵运、族侄谢朓，被后人并称为“三谢”。他少年时期即富有文才，谢灵运见其新作，每每叹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又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其《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之句，据云即寤寐间见惠连而得句，所以他慨叹道：“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 (20)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惠连诗“如秋空唳雁，风霜凄紧之中，飒沓寒声，偏能嘹亮” (21) 。他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是咏物小赋《雪赋》，以新奇的构想、优美的文句，描绘出雪花飘散大地的景象，画面素净而奇丽；同时又把握住了白雪易融与青春易逝的共同点，渲染出清幽冷寂的气氛，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屡遭挫折后随俗浮沉的无奈心理，以及内心的无限酸楚。
谢庄（421—466），字希逸，谢灵运族侄。他的辞赋代表作是带有叙事成分的抒情小赋《月赋》。作品虚拟曹植、王粲月夜游赏对话的故事，描写了月下君王夜宴、羁客愁思和情人念远的情景，既展现出月白风清、空灵疏朗的幽美景致，又抒写出悠远无尽的月下幽思，情致隽永，风格明净。此赋与谢惠连的《雪赋》并称为南朝小赋双璧。
刘宋时期，以颜延之、颜师伯、颜竣为代表的颜氏家族文学取得了突出成就。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出生于建康。少孤贫，发愤勤学，于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22) 。在刘宋前期的文坛上，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颜谢”。他师法陆机“才高辞赡，举体华美” (23) 的典重风格，着意于用事和谋篇琢句，显得雕缋满眼、厚重雅致。其诗惯用典故，具有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对于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的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作于建康的诗歌大部分是庙堂应制之作，反映了“元嘉之治”的升平气象，颇见闲逸舒旷之致。其《五君咏》则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并以此自况，既表达了人生坎坷的悲怆，也流露出桀骜不驯的性格。他的《赭白马赋》描写骏马奔驰之速，对后代许多咏马诗都产生过影响。
鲍照（426—466），字明远，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他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迥异于谢、颜，成为元嘉诗风向萧齐永明体诗风过渡的关键诗人，也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对李白、高适和岑参均有很大影响。鲍照的诗歌以乐府诗最为出色，其中写游子、思妇之情尤为生动。他学习民歌刚健清新的风格，自然直露地表白自己的丰富情怀，开拓了边塞战争、游子思妇、寒士不平等诗歌题材，慷慨豪放、俊逸奇峭的诗歌风格富有个性特色，在当时诗坛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即如陆时雍《诗境总论》所云：“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 (24) 他的辞赋代表作《芜城赋》借用西汉时代曾在广陵建都的吴王刘濞叛乱失败的故事，讽刺刘宋大明年间竟陵王刘诞割据叛乱所带来的灾祸。作品对比广陵昔日的繁华与眼前的残破，形成了极大反差，满目悲凉之状溢于纸上，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千古以来，被誉为“赋家之绝境”。
汤惠休（生卒年不详），字茂远。早年为僧，人称“惠休上人”。工诗，多写儿女之情，风格绮丽宛转，时有“休鲍”之称。他的《怨诗行》有意模仿曹植《七哀诗》，表现少妇的思念与哀怨之情，钟惺、谭元春《古诗归》评之“妍而深，幽而动，艳情三昧”。《白纻歌》惟妙惟肖地描摹舞者的窈窕身姿、美艳容貌，步履迁延，凝眸流盼，细致展现其妩媚多姿、娇羞含情的独特魅力，笔法细腻，情致婉转。
范晔（398—445），字蔚宗，小字砖，原籍顺阳（今河南内乡西南）。善为文章，对四声音韵颇有研究。他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所著《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文兼骈散，简洁流畅，人物传论尤极纵横驰骋之致，对后世散文创作颇有影响。
袁淑（408—453），字阳源，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工诗善文，其诗与谢庄齐名。他的《效曹子建白马篇》继承曹植《白马篇》的创作意旨，风格雄浑有力，慷慨有古气。《效古诗》追述倦游之人昔日雄壮戎事，字里行间充满苍茫萧瑟之气，由此感发“壮年徒为空”的悲怆意绪，表达出沉痛的身世转蓬之感，情韵古拙凄楚，无六朝金粉气。
南朝齐代国祚短促，寓居建康的谢朓、沈约、王融、范云等文士在永明体诗歌的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中国近体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萧齐君王雅好文义，支持并引导了当时文坛的发展。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字云英。他敦义爱古，“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 (25) 。当时游其门者如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萧衍、范云、任昉、陆倕，号为“竟陵八友”，对“永明体”新诗的出现提供了比较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萧子良的《行宅诗》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抒发出性喜自然的本性。
萧齐时代，“永明体”诗歌理论兴起，新体诗创作技巧日渐圆熟，更加自觉地讲求声韵和对偶，风格清怨而工丽，为中国诗歌从古体向近体的演进发挥了很大作用。“永明体”的兴起，得益于当时汉语声律问题上的理论探讨，代表作是周颙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他们明确提出平、上、去、入四声，并以此运用到诗歌声律的规则当中。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博物洽闻，官高望重，喜奖掖后进，俨然文坛领袖。他在诗歌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四声八病”声律论的创建。这是对汉语音韵、诗歌格律的第一次探索，由此形成既符合语音规律又繁简适中的近体诗的声律规定。他创作于建康的《临高台》《别范安成》等诗歌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沈约的散文、骈文亦富盛名，所著《宋书》中的人物传论，评骘精到，言简意赅，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的标准。
新体诗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当属谢朓。谢朓（464—499），字玄晖，东晋谢氏家族后裔，与谢灵运皆以山水诗见长，并称为“大小谢”。谢朓生活的时代，曾经显赫的谢氏家族已趋衰落。谢朓既追念祖先的荣耀，又畏惧仕途的险恶，更不能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进退出处中犹豫、疑惧，心情更加敏感。相应地，他的诗歌中的感情也大多表现为迷惘、忧伤，气质柔弱，形象地展现出诗人迟疑不定、抑郁畏祸的精神世界。
谢朓的《随王鼓吹曲·入朝曲》《游东田》等歌咏建康的山水诗，写景清丽悠远，极少抒发强烈激荡的情绪，也极少出现刚性的线条、刺目的色彩以及富有动感的形象，既吸取了谢灵运诗歌观察细致、描摹逼真的长处，又摆脱了玄言的尾巴，形成了清新流丽的风格。沈德潜评之曰：“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 (26) 他的五言短诗耐人咀嚼，富于民歌风味，对后来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谢朓在其生前，就被人誉为“古今独步”，许多诗人都主动效法谢朓作诗。梁简文帝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称谢朓作品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27) 。唐代诗人中，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论诗绝句》），对谢朓最为景仰、崇敬。
王融（467—493），字元长，王导六世孙。才思敏捷，《南齐书》说其“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 (28) 。他与沈约、谢朓并称为“永明体”创始人。其《临高台》诗创作于建康，描写登台纵览所见美景，画面层次清晰，显示出疏朗清丽的艺术风格，而且将不同季节的景物并置一处，产生了虚实相生的优美意境。《饯谢文学离夜》送别谢朓赴任宣城太守，诗人的感情起伏如同友人行船上的旗帜，洒下的伤别泪水恰似远行一路的波涛，极写友情的深浓和意绪的沉痛。
范云（451—503），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8岁即能当众赋诗，机警有才识，善属文，尤工尺牍，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他位尊望重，笃于友情，奖掖后进，与沈约同为齐、梁间文坛领袖。工诗，钟嵘《诗品》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 (29) 。其诗歌以抒写朋友之谊（如《送沈记室夜别》）和男女之情（如《闺思》）为主，风格明净，已见唐音的前奏。
江淹（444—505），字文通，原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先世于晋室渡江时迁往江南。他身经宋、齐、梁诗风转变之际，诗文上承元嘉，下启永明，古奥遒劲，稍近鲍照，所以前人合称“江鲍”。《梁书》说他“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 (30) 。江淹的诗歌大抵模拟两汉至宋齐诗人，颇能显出各家特色。尤其擅长辞赋，代表作《恨赋》和《别赋》脍炙人口。《恨赋》生动描写了愁恨之情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各种表现，作者悲叹他们备受打击、屈志难伸，实则寄寓着自己人生短促、志不获骋的怨愤。《别赋》首先用“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总括全篇，接着以浓郁的抒情笔调，采用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方法，通过对戍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齐梁时代社会动乱的侧影。作品骈俪整饬，清新流丽，充满诗情画意。两篇名赋相较，《恨赋》以激昂胜，《别赋》以柔婉胜。
张融（444—497），字思光，一字少子，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善言谈，思想以调和佛、道为主。形貌短丑，性情乖僻，行止诡异，齐高帝萧道成笑谓：“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31) 他的辞赋代表作《海赋》追求新奇的艺术感觉，想象独特，气势磅礴，设喻新颖，文辞诡激，用梦的来去飘忽无定来形容浮云的轻渺，成为秦观《浣溪沙》名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远祖。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 (32) ，过着身在魏阙、心游山野的朝隐生活。其《北山移文》是六朝骈文的代表作，采用檄移的文体，借山神的口吻，对那些初以隐居自高、后竟变节游宦的人物加以口诛笔伐。作品采用妙想天开的拟人、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法，辛辣揭露庸俗世态，嬉笑怒骂，富有气势。
公元502年，萧衍代齐建梁。萧梁统治者学问淹博，重视文治教化，积极支持并主动参与文人玄谈雅集和文学活动当中，引导了梁代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
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人，早年为“竟陵八友”之一。他奖励文学，重用文士，即位后不时与竟陵旧友及其他诸文士宴饮赋诗，分题限韵，凡以为佳者均加褒美，或赐诗、赐物以示奖励。
作为“皇帝菩萨”，萧衍奉佛甚诚，其长诗《游钟山大爱敬寺诗》移步换景，模山范水，谈佛说理，流露出自己的禅悦之心。萧衍雅善音乐新声，曾仿作吴声、西曲凡数十首，缠绵温婉，古雅流丽。其《河中之水歌》以河中之水起兴，描写莫愁的成长经历，渲染她嫁到夫家后的优裕生活，及其内心的孤寂失落。作品流畅自然，语言纯净，重章叠句，反复吟咏，充分展现出亲切优美而又跌宕婉转的民歌风韵。他的《子夜四时歌》同样采用民歌形式，富有清新流丽之美，尽显含蓄蕴藉的江南情味。《有所思》描写与情人分离，亦复清雅温婉，陆时雍《诗镜总论》评曰：“梁人多妖艳之音，武帝启齿扬芬，其臭如幽兰之喷。诗中得此，亦所称绝代之佳人矣。” (33)
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小字六通，萧衍第三子。他尝自序文集，称：“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 (34) 继立为太子后，他所提倡的轻艳诗风被东宫文士竞相仿效，时号“宫体”，遂成诗歌创作的一大潮流。他经常与朝臣论道披典、谈诗赏文，成为文人集团的当然领袖，对于梁代后期的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创作示范。他在《与湘东王书》中进一步弘扬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论断，为其倡导的宫体诗风进行理论上的辩护和宣传。
萧纲诗文创作吟咏情性，多染冶艳绮靡，因此陆时雍《诗镜总论》批评曰：“简文诗多滞色腻情，读之如半醉酣情，恢恢欲倦。”而其《采莲曲》《雪里觅梅花》等诗则写得清新可读。他的《从军行》《陇西行》《度关山》等边塞题材的诗歌，又体现出与宫体诗歌迥异的艺术风格，气势雄浑，笔法遒劲，充满了高古苍远的气象和力度，对于唐代边塞诗的出现起到了很大影响。
梁元帝萧绎（508—554），字世诚，小字七符，自号金楼子，萧衍第七子。他在所著《金楼子·立言篇》中，论为文须当“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要求辞采华丽、音节宛转、语言精练，感情得到充分表现。这种观点与萧纲“吟咏情性”和“放荡”主张遥相呼应，为当时宫体诗风的理论纲领。萧绎的诗力求华艳而风致稍逊，不过有些写景的诗句颇为精雅。他的《荡妇秋思赋》抒写征人之妇幽怨凄恻之情，句式参差，杂以诗句入赋，辞采绚丽，行文流畅，富有感情魅力。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萧衍长子，卒谥“昭明”。他召集门下文士刘孝绰、王筠等人编定《文选》30卷，收录作家130人，作品514篇，按文体分类编次，共分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类，大体包罗了先秦以来的主要作品，
图7-3 《昭明文选》书影
诸多重要资料赖以保存。其选录标准为以文为本、文质兼重，所选的作品都应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而又文辞华美的作品。该书影响极大，唐朝及北宋前期的儒生文士几乎都以为诗赋范本，至有“《文选》烂，秀才半” (35) 之谚。后人研究著作极多，乃有“选学”之称。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齐末梁初，入建康。沈约见其文，颇加称赏。《南史》称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 (36) 。他的诗文清峻脱俗，较少沾染齐梁时代的柔靡绮丽之风，而是继承鲍照寒士牢骚不平的传统，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力度。他的《咏宝剑》《古意》等诗歌通过歌咏宝剑或游侠，抒发自己渴求建功立业的理想；《赠王桂阳》等诗则流露出屈志难伸、怀才不遇的怨愤。吴均的骈文代表作《与宋元思书》，将富春江的急湍猛浪、寒树高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富有清新悠远的风神雅韵。
何逊（472？—519？），字仲言，原籍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20岁左右入建康，与范云结为忘年交。沈约亦爱其诗，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 (37) 他的诗歌多为赠答酬唱、送别伤离、摹写自然风光之作，风格清新自然，虽乏风骨而情辞宛转，堪称永明诗体后劲。其《临行与故游夜别》诗透过雨夜清寂凄恻的景致，渲染出凄然感伤的悲绪。《下方山》诗描写方山之景，流露出返乡途中的复杂心绪。陆时雍《诗镜总论》云：“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何逊的赠别、思乡佳作中，善于锤炼情景交融、细腻工巧的写景名句，与离情别绪构成了衬托、对比的关系，产生了突出的抒情效果和艺术魅力，为唐代近体诗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任昉（460—508），字彦升，小名阿堆，原籍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齐末，入萧衍幕中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每制书草，沈约辄求同署。任昉好交游，广为才士称誉、亲附。陆倕、到溉、到洽、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等均受其奖掖，时相宴聚，号“龙门之游”“兰台聚”，成为当时士大夫互通声气、求名延誉的重要途径。萧纲《与湘东王书》称：“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善作文，风格简练朴素，尤长于诏册、章奏、碑传，所著凡数十万言。《梁书》云：“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 (38) 他的《奏弹刘整》一文弹劾刘整侵凌寡嫂，其中历叙叔嫂、子侄、婢仆之间的诟骂斗殴，绘声绘色，颇具小说笔意，以雅语叙俚事，亦自有态。
柳恽（465—517），字文畅，原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柳恽身为梁武帝的重臣，常受诏赋诗。他奉和萧衍《登景阳楼》作《从武帝登景阳楼》诗，描绘登临景阳楼纵目所见的高华景象，渗透着秋高气爽、广远振奋之气，紧缩式的语句构成强大的感情张力，对唐代以来诗句的凝练工致产生了深远影响。柳恽的诗歌格调雍容，风致雅淡，擅长写离愁闺怨之作。如《捣衣五首》其二抒写捣衣闺妇对远方征人的深切思念，其中“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堪称名句。
王僧孺（465—522），原籍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善楷隶，好聚书，与沈约、任昉为梁代三大藏书家；多识古事，精谱牒之学。他的诗歌受到梁代宫体诗创作风气的影响，多为描绘妇女题材，风格艳丽；另有一些乐府诗，吐露早年报国立功的抱负，格调豪壮；抒写朋友离别的诗作，风格稍近于谢朓，情景交融，笔触细腻，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新体诗清新圆美的创作风韵。
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都是梁代著名的宫体诗人，对宫体诗风的流行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徐摛（471—551），字士秀，一字士繢，原籍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摛形质陋小，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 (39) ，诗风靡丽，在萧纲属官中年又最长，因而影响极大，其他文士纷纷仿效，至萧纲入东宫而有“宫体”之号。诗风新秀轻逸，其乐府诗《胡无人行》以娓娓诉说的方式，抒发流落北方的汉家女子归朝思乡的情绪，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咏笔》诗“直写飞蓬引，横承落絮篇”，对仗平仄已与唐律无异。
徐摛之子徐陵（507—583），受皇太子萧纲之命，编撰了大型诗集《玉台新咏》，选录自汉至梁诗作660首，多为与妇女生活相关的言情之作，风格以宛转绮靡为主。作为“一代文宗”，徐陵诗歌多咏物及艳歌，以流丽轻艳、喜用典故、注重对仗为特色，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体”。
图7-4 《玉台新咏》书影
庾肩吾（487—551），字子慎，一作慎之，原籍新野（今属河南）。诗文多应制、应教、侍宴之作，但不乏精心结撰的清词丽句，饶富清雅闲适之致；讲究声律和炼字琢句，调叶声谐，自然流畅。其《赋得有所思》细腻刻画闺中思妇痴心等待、盼归不成的急切难耐心情，语言质朴，情感凝重，脉络细密，浑然一体，创造了有别于宫体诗轻靡华藻的清疏意境。
庾肩吾之子庾信（513—581），字子山。幼而聪敏，博学多才，早年跟随父亲出入梁朝宫廷，后奉命出使西魏。梁亡后，他遂被羁留北土，仕宦北朝，虽然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庾信前期为宦南朝，作品多为醇酒美人、辞藻华艳的宫体之作；后期身在北朝，受到北方刚健文化的濡染，强烈的思念故国和人生哀伤之情，也促使其文风转为苍劲沉郁、劲健悲凉，成为当时诗赋成就最高的作家。
庾信的《寄王琳》《拟咏怀》等诗作都抒发了对故都建康的思念和身仕北朝的悲楚，以浑成质朴的语言创造出深挚感人的艺术境界。他的辞赋代表作《哀江南赋》，以宏大的气魄追述南朝梁代由盛而衰直至覆亡的整个过程以及作者的身世经历，表现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情感凄怆凝重，沉郁顿挫，堪称南朝辞赋中的压卷之作。杜甫对庾信的后期作品非常推崇，称赞：“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正是由于对江南故国的无限思念，终于酿成了庾信历久弥深的深情咏叹。
刘峻（462—521），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属山东），生于建康。性格高傲狷介，不能随俗阿谀，因而仕途偃蹇，乃自比冯衍雄才冠世而被摈斥，牢骚抑郁一泄于诗文。他的《辨命论》借论性命穷通而寄托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倾吐出内心的无限愤懑；《广绝交论》讽刺世态炎凉，“说尽末世交情，令人痛哭，令人失笑” (40) ，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自江州还入石头》诗描绘乘舟返归都城建康所见繁盛景观，辞采华茂，荡气回肠，“庄言重色，郁郁葱葱，居齐梁之余，自为一体” (41) 。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能诗工文，其诗辞采丽逸，钟嵘《诗品》评之为“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42) 。丘迟从萧宏北伐，曾作《与陈伯之书》，劝降投奔北魏的原南朝将领陈伯之，用江南风物打动陈伯之的故国之思、乡关之恋，情景交融，意味深长。陈伯之接到这封劝降书后，立即率部归降了梁朝。赵翼《说诗八首》其七赞之曰：“文章妙绝有丘迟，一纸书中百首诗。正在将军旗鼓处，忽然花杂草长时。”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归隐于句曲山（即句容茅山），立道馆，游遍名山大川，访仙采药。梁武帝即位后，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有大事，无不加以咨询，王公权贵时相参候，人称“山中宰相”。弘景圆通谦谨，聪明颖悟，经史文学、阴阳五行、历数星算、山川地理、物产医药无不通晓。其诗文清新闲远、恬淡自然，如其《与谢中书书》描绘出一幅令人怡神悦性的山水画轴，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钟情和体悟。作品概括古今，包罗四时，动静结合，意境清幽，富有山水相映之美、色彩搭配之美、晨昏变化之美，是六朝山水小品的名作。《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同样表达了自己的隐逸情怀，文辞清淡素雅，风格清逸隽永。
周兴嗣（469—537），字思纂，祖籍陈郡项（今河南沈丘），生于江南姑熟（今安徽当涂）。13岁起至建康游学，善属文。据唐人李绰《尚书故实》记载，梁武帝为教育子辈，令殷铁石在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供诸皇子临摹。但因“每字片纸，杂碎无序”，遂命周兴嗣将此一千字编撰成合辙押韵并有意义的文句。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 (43) 。《千字文》构思精巧，条理连贯，文采斐然，运用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韵语，介绍了有关自然、社会、历史、地理、道德、教育、人物掌故等方面的知识，其知识性与艺术性堪称双绝，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它还远播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国广为流传。
殷芸（471—529），字灌蔬，原籍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励精勤学，博洽群书，与任昉、刘孝绰等友善，时相饮宴。所著《小说》杂记秦汉以迄晋宋旧闻，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小说”名书的短篇小说集，开始以虚构的情节塑造历史中的真人形象，成为我国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一名句即出自该书。
张率（475—527），字士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年少能作文，梁武帝称其兼得司马相如、枚皋之工整敏捷；又屡侍宴赋诗，武帝誉为“东南才子”“东南之美”。张率作诗用功极勤，萧统谓其“才笔弘雅” (44) 。他的《白纻歌》采用柏梁体的形式，细腻描摹舞女的动人美态和缠绵情思，音韵和谐，才华秀发。《长相思》其一表达对远方恋人的无尽思念，造语清浅，音韵参差顿挫，使得感情的抒发格外缠绵悱恻。
王籍（480—550？），字文海。7岁能属文，及长，博学有才气，为任昉所称赏；尝于沈约处赋《咏烛》诗，甚得夸赞。王籍诗学谢灵运，其《入若耶溪》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联，为时人激赏，被称为“文外独绝” (45) 。此联成功运用了艺术辩证法，通过蝉噪、鸟鸣的有声，更加反衬了山间的幽静，创造出令人向往的恬淡悠然境界，对唐代王维的山水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有明显的影响。
王筠（481—549），字元礼，一字德柔，小字养。富有文学才华，16岁作《芍药赋》，文辞甚美。后为沈约所赏，曾以谢朓所主张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来称赞他。其诗作工稳端雅，笔法生动。乐府诗《行路难》表现思妇真切动人的细腻感情，通过裁、缝等操作的描写，把思妇的怨、恨、爱、望等矛盾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朴素的民歌风味，谭元春评之“悲甚，怨甚。笔下全是血，纸上全是魂” (46) 。小诗《杂曲》描写春日美景，思致精巧，明快简洁，语言优美，色调淡雅，令人咏之赏心悦目、感之心旷神怡。
南朝陈代文坛，宫体诗风愈加炽烈，陈叔宝、江总等人均创作了大量风格绮靡的宫体诗歌。
陈代后主陈叔宝（553—604），生活极其绮靡，诗风轻荡靡丽，为金陵文化增添了浓重的旖旎风情和脂粉气息，他的《玉树后庭花》成为“亡国之音”的范本。在陈后主的宠臣中，江总（519—594）的侧艳宫体诗歌绮靡柔丽；而其陈、隋易代之后所作诗歌，如《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哭鲁广达》等，格调陡转，体现出清劲悲楚的风格，正如陈祚明所评：“江总持诗如梧桐秋月，金井绿阴之间，自饶凉气。” (47)
陈代比较重要的诗人当推阴铿（511—563）。他的诗歌以行旅、赠别题材见称，在格律上是自齐梁诗向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成熟的五言律诗转变的重要环节。阴铿诗对唐人颇多影响，杜甫屡称之，有“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其一）、“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其七）之语，可见其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
南朝乐府民歌是六朝文学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永嘉南渡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生活富庶，城市繁荣，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市井民众，都追求逸乐之享，伴随歌舞表演的乐府歌辞由此兴盛，总体呈现出柔婉清丽的基调。与兴盛于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西曲歌真率、清新、明朗的风格相比，以建康为中心的吴声歌曲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绘女子美丽的体态容貌，歌咏男女爱慕相思之情；篇幅短小、艳丽柔弱，善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含蓄地表现委婉缠绵的情态，显出吴侬软语的小巧雅致。最著名的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以一个江南少女的口吻，抒发其对江北情郎的无限思念，构思回环宛转，整个诗境都透射出江南女子的一片灵秀之气；蝉联、顶针、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造成了委婉含蓄、荡气回肠的表达效果，丰富了诗歌的想象空间。陈祚明评述道：“《西洲曲》摇曳轻扬，六朝乐府之最艳者。初唐刘希夷、张若虚七言古诗，皆从此出，言情之绝唱也。” (48) 另有11首《神弦歌》是民间祀神的乐曲，继承了屈原《九歌》的传统，多描写少年神鬼的容貌、生活和感情。
三、 六朝文学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辨风气催生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陆机（261—303）的《文赋》以赋体的形式，探讨文学创作的准备、构思、灵感以及文体风格、写作技法等诸多问题，是我国第一篇系统探索文学创作规律的专论。
葛洪（284—364）是东晋著名的道教领袖，他的主要著作《抱朴子》包含有丰富的文学思想。在文道关系方面，他将文章提升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在文章取材方面，他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既源于对外物的细致观察与思考，又要借助前人的言论与文章，有效发掘已有的精神财富；在文章风格方面，他主张“文贵丰赡”（《辞义》）、不拘一格，认为文无定评，强调审美判断的多元化；在文章作用方面，他主张立足现实，有益于世，直言不讳地揭露现实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由此彰显文士的良心和节操。从艺术角度来看，该著文字平易通达，唯以说理透彻为目标；而《博喻》《广譬》等篇章，则精心结撰，词采繁丽，比兴迭出，音节铿锵，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该著反对贵古贱今，主张今胜于古、德行与文章并重，既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文学走向自觉独立的标志。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情文互用的观点，并且在发现汉语四声的基础上创立了声律理论和“四声八病”说，对促进格律诗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魏晋南北朝的两部著名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都创作于南京。刘勰（465—520）的《文心雕龙》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经验，结构严密，体大思精，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理论专著，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钟嵘（468—518）的《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论五言诗的著作，对五言诗的起源及流变进行探讨，打破“四言为正”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五言诗的主导地位。他通过选录、评骘诗人、诗作的形式，表达对当时浮靡文风的不满，标示自己心目当中的诗歌理想境界。
此外，檀道鸾《续晋阳秋》、萧绎《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都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