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文学
一、 唐朝金陵怀古诗文的兴起与发展
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攻陷建康，南朝陈代就此灭亡。隋文帝杨坚下令毁城，六朝古都化为废墟，众多古迹遭受到灭顶之灾。古城兴亡更迭、悲恨相续的历史最能警策后人，于是唐宋以来金陵怀古题材诗文大量出现。怀古诗文的实质，在于通过前朝遗迹的观照，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感发出兴亡盛衰、人世变幻的慨叹。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650—676）途经江宁，所作《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以雄旷广远的时空气势，概括了金陵六朝历史的兴替，由此感发出对于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悲怆之情。张九龄（673—740）的长诗《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较早地对金陵作全方位的描绘，奠定了唐代金陵怀古诗歌抚今追昔、盛衰巨变的情意内涵和创作范式。
图7-5 刘禹锡
中唐时期，刘禹锡、卢纶、司空曙、刘长卿、张祜等文士来到金陵，纷纷写景抒情，寄寓深沉的怀古之叹。刘禹锡（772—842）的《西塞山怀古》抒发王朝兴废、人世沧桑的无限感慨，劝诫统治者居安思危。他的《金陵怀古》含蓄地寄寓鉴戒亡国之意，情韵悲怆，意味深长。其《金陵五题》更是今昔对照、以小见大，咏怀六朝金陵遗迹、总结历史教训。
晚唐时期，杜牧、李商隐、许浑、韦庄、罗隐等人徜徉于金陵故迹，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怀佳作，从中寄托了历史感慨和末世悲叹。杜牧（803—约852）的《江南春》绝句，尺幅千里，绘就富有立体感的江南春色图，自然与历史浑然一体，既有深婉的兴亡感慨，也富含朗润的灵性。他的《泊秦淮》联系六朝故事，抚今追昔，抒写家国悲怆；《台城曲》则记述陈代的灭亡经过，并给予辛辣的讽刺。许浑（约791—约858）的《金陵怀古》触景生情，寄托繁华易逝、回天乏力的慨叹与忧愤，表达出怀古伤今的悠远情思。李商隐（约813—约858）遍游金陵美景，借古喻今，咏史抒怀，创作了《南朝》《咏史》《齐宫词》等诗，追述六朝灭亡往事，抒写人世代谢、盛衰无常的空幻悲叹。韦庄（约836—910）的《台城》《金陵图》《上元县》等写景、怀古诗作，抒写了无限凄怆的历史沧桑之感，具有缥缈空灵的艺术魅力。晚唐诗人孙元晏专注于金陵咏史诗创作，《全唐诗》收入其咏史诗75首，编为一卷，清人朱绪曾《金陵诗征》称：“咏金陵事为一集者，实自元晏始。”
二、 唐朝金陵的风情咏唱
初盛唐时期，文人墨客徜徉在金陵的街衢巷陌，常常通过对地域风情的歌咏，流露出对于江南情味的欣赏和追慕。崔颢（704—754）的《长干曲》，描写横塘少女与陌生青年男子青春邂逅，互相攀谈，风格明快流畅，传神写照，使读者透过秦淮河畔轻漾的柔波，感受其甜美温馨的青春剪影。崔国辅（生卒年不详）的《小长干曲》描述年轻小伙月夜在湖边寻觅意中人的情景，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饶富空灵缥缈的艺术魅力。
中唐诗人李益（约750—约830）继承这样的创作传统，写作长诗《长干行》，以一位商人妇的口吻，自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构成秦淮怨妇文化的情意空间。张潮（生卒年不详）的《长干行》，则描绘出商业大潮下商人妇的矛盾心理，离别的相思、无望的期待令其悲绪难诉、惆怅满怀。
晚唐时期，与新罗文学交流结出了硕果，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崔致远。崔致远（857—928？），字海夫，号孤云，新罗庆州沙梁部（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乘船西渡入唐求学。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任宣州溧水尉。崔致远在唐居留16年，汉语娴熟，刻苦好学，与杜荀鹤、罗隐、张乔等唐末文人交游甚广、酬唱颇多。他将自己在中国生活期间所作诗文汇辑成《桂苑笔耕集》20卷，是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个人著作集。崔致远在唐期间所作诗歌，受到晚唐诗风的影响，同时饱含异国游子的孤寂思乡情怀，伤感忧郁，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在担任溧水尉的3年时间里，以文会友，创作了《中山覆篑集》5卷。这是溧水县最早的著作集，也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另作有叙事长诗《双女坟》，描写梦遇仙女、人鬼相恋的风流韵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三、 李白的金陵歌咏
李白（701—762）有着深厚的“金陵情结”。他一生多次优游金陵，于此登览怀古、呼朋畅饮，留下了100多首佳篇丽作，清人陈文述指出：“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著。” (49)
李白遍游金陵名胜，经常登高望远，吟咏不辍，其中尤以《登金陵凤凰台》诗最为著名。此诗情意、结构、押韵皆类似崔颢《黄鹤楼》，确有刻意争胜之意。李白将金陵的山高水远刻画得恢宏壮丽、气象万千，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抒写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人生失意之悲。
李白还借助地名景物，描绘颇具金陵特色的动人风情。《长干行》以长干商妇自述的口吻表现爱情的经历，以及对于外出经商的丈夫的怀念，言语浅显，真挚动人。作品回忆女主人公与丈夫孩提时代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的动人情事，营构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成语，清《御选唐宋诗醇》卷三评之曰：“儿女子情事直从胸臆间流出，萦迂回折，一往情深。”
李白徜徉在六朝故都金陵，抒发了王朝兴亡、世事沧桑的咏史怀古之叹。其《金陵三首》《金陵歌送别范宣》《月夜金陵怀古》等诗，皆吊六朝遗迹，流露出无限沧桑的历史感慨，笔酣神舞，雄迈悲凉。在《金陵新亭》《东山吟》《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怀古咏叹中，他又表达了对于王导、谢安、谢朓等六朝风流人物的由衷景仰，发思古之幽情，达成心灵的共契。
李白在金陵经常呼朋引伴，欢酌酣饮，其《金陵酒肆留别》《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等诗，都形象地展现了金陵香气馥郁的旖旎风情，自述潇洒自得、狂傲不羁的醉态，充分展现出自由放达、逸兴壮飞的精神风度。而他的《寄东鲁二稚子》《劳劳亭歌》等，则又寄托了滞留金陵期间离别相思、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怀。
概括地讲，李白在金陵的歌咏，展现了诗人多面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魅力，也为唐代金陵文学书写出光彩耀目的篇章。
四、 南唐文学
南唐（937—976）定都金陵，呈现文化繁兴的局面，为词体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情意濡染，使其彰显出富丽、清雅的格调；国势的日渐衰颓、崇佛风气的影响，又令南唐词普遍充满着忧患的意绪，隐含着现实无奈的苦闷和人生空茫的悲感。南唐词的文化特质和体性风格对后代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冯煦在《四印斋阳春集序》中指出：“词虽导源李唐，然太白、乐天兴到之作，非其专诣。逮于季叶，兹事始鬯。温、韦崛兴，专精令体。南唐起于江左，祖尚声律，二主（指李璟、李煜）倡于上，翁（指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
南唐李璟、冯延巳、李煜这三位代表性词人的创作，为江南的青山秀水增添了旖旎风情和优雅格调。李璟（916—961）在中唐“诗客曲子词”的基础上，融入了时代的悲感、清雅的格调，给人以优雅而伤感的艺术魅力。冯延巳（903—960）词较多表现人生无常和世事难料的悲哀，
图7-6 李煜
艺术境界开阔延拓，较之花间词具备更为广远、野逸和雅致的韵味。李煜（937—978）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然而经历了国家命运、个人遭际的沧桑巨变后，悲哀也到了极点，由此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创造出深美闳约的艺术境界，具有深沉的宇宙人生思考和超逾一己闲愁浅恨的大悲哀与大感慨。李煜词的价值在于：用非常精美而通俗的文字，表达出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
五、 北宋文学
北宋的金陵文坛，呈现出人文荟萃的盛况。诸多文士游赏龙盘虎踞的金陵美景，追怀六朝往事，延续唐五代以来咏史怀古的文学传统，创作了大量写景抒怀的诗词佳篇。
林逋（967—1028）游览金陵古迹台城，创作了《台城寺水亭》诗，格调清雅，含蓄蕴藉，在看似平淡的写景状物中，蕴含着深远无尽的意蕴。他登临清凉山顶翠微亭，所作七绝《翠微亭》抒发了清风爽致、江天浩渺的精神愉悦之情。
潘阆（？—1010）的《金陵禁林有感》则以佛家的“空”看待历史兴废，在景物与感情相结合、历史感与现实感相融汇中，将人世的多变和秦淮河的永恒加以对比，表现出人生无常的凄凉感伤。
张昪（992—1077）所创作的《离亭燕》词是宋词中金陵怀古的最早作品。该词将晚秋景物的萧条肃杀与登高临远的怀古幽思完美地交融在一起，营造出清雅冷寂的意境，极苍凉萧远之致。
此外，杨亿《南朝》、杨备《幕府山》、钱惟演《南朝》、梅尧臣《金陵三首》、王琪《金陵赏心亭》、王珪《游赏心亭》、张耒《赏心亭》、张舜民《江神子·癸亥陈和叔会于赏心亭》、郭祥正《凤凰台次李太白韵》、秦观《木兰花慢》（过秦淮旷望）、贺铸《台城游》（南国本潇洒）等诗词佳作，也都抚今追昔，通过对金陵赏心亭、凤凰台等风景名胜的歌咏，引发出沧海桑田的历史感慨，以及物是人非的沉重悲怆。
王安石（1021—1086）在金陵度过了青年时代，在这里两度居丧、三任知府、两次辞相后居住，先后生活了将近20年，去世后又埋葬在钟山脚下。他在《金陵怀古》《桂枝香·金陵怀古》等诗词作品中，追怀六朝往事，揭橥出逸豫亡国的历史教训，又暗含着对宋朝现实时局的深切忧患，由此显示出政治家的远大胸襟和雄伟气概。王安石晚年在钟山筑半山园，过着退隐山林的生活，诗风深婉华妙，表现技巧、语言运用更加精湛圆熟。叶梦得《石林诗话》指出：“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其诗歌风格为“半山体”。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1037—1101）途经金陵，专程拜望闲居在家的王安石，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同游蒋山，谈禅说诗，叠相唱和，颇有相交恨晚之意。王安石殷切劝说苏轼在金陵买田置产，毗邻而居，虽然未能如愿，不过两人的交情可见一斑。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与时任江宁知府的王益柔同游钟山，所作诗歌《同王胜之游蒋山》富有悠远的生机，境界幽美雅逸。
北宋后期词坛领袖周邦彦（1056—1121）曾官江宁溧水令，名作《西河》（佳丽地）追忆金陵南朝盛事，气韵沉雄，苍凉悲壮，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异曲同工；但视野文心、声情辞采，又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王词高亢激越，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之词；周词则幽咽苍凉，是沧桑叹古的词人之词。
六、 南宋文学
靖康之难后，南宋朝廷偏安于江南，周紫芝、杨万里、刘克庄等众多文人墨客于此怀古伤今，或激愤，或悲慨，或深沉，或哀怨，表达出丰富的现实情怀。南宋王朝徒有半壁山河，建康成为扼江守险、支援北伐军需的重镇。诸多文人先后在此为宦、游历，北望沦陷在金人铁蹄下的中原大地，抒发英雄报国之志，也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无限痛楚。
叶梦得（1077—1148）担任建康知府期间，创作了不少感怀时事、抒发雄杰之气的诗歌作品，编为《建康集》，表达出志节不衰的倔强精神。朱敦儒（1081—1159）的《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通过苍茫冷落的景象，渲染出悲凉凄苦的情感氛围，抒发了“辞乡去国人”的沉痛愁绪。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病逝于金陵，李清照（1084—约1155）创作《浪淘沙》（帘外五更风）、《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等词作，形象地展现出家破夫亡后凄楚悲凉的内心世界。
“中兴四大诗人”陆游（1125—1210）游历建康的《登赏心亭》等诗文，联系前朝往事，感怀当今国运，抒发出孤臣忧时的悲叹。范成大（1126—1193）的《赏心亭再题》《望金陵行阙》等诗作，强调金陵形胜之地对于南宋军事攻防的极端重要性，也流露出感时伤世、警醒昏聩的深刻用意。张孝祥（1132—1169）曾任建康留守，其《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倾吐满腔悲愤，情感激越顿挫，风格沉雄苍劲。
辛弃疾（1140—1207）曾数度为宦建康，所作《念奴娇》（我来吊古）发思古之幽情，抒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千斛闲愁。其《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等词作，则通过奇特的想象、叠用的典故，倾吐知音难求的寂寥以及壮志难酬的郁苦。他的《祝英台近·晚春》又继承香草美人、比兴寄托的传统，表达出词人对于时局的忧虑，以及怀才不遇、忧谗畏讥的痛苦。
宋末危急之际，文天祥（1236—1283）诗作《金陵驿》、词作《酹江月》（乾坤能大）等，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不渝的民族气节，为宋代诗歌奏响了慷慨悲壮的绝唱。南宋灭亡之际，陈允平、汪元量等人所作金陵怀古诗词更多地怀有沦亡之苦、黍离之悲，流露出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的无奈与悲苦。
七、 元朝文学
元朝时期，白朴、卢挚、仇远、萨都剌、虞集、张可久、乔吉、许有壬、王冕、张翥等著名文学家都曾游览金陵，创作了大量描摹风景、抒写隐逸、咏怀古迹的文学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采。
元朝前期文学多吊古咏史之作，抒时迁世变之情。白朴（1226—约1306）晚年终老于金陵，他流连古都，俯仰沧桑巨变，颇多狡童禾黍之意。其《水调歌头》（苍烟拥乔木）、《沁园春》（我望山形）等词作发古今兴废的浩叹，渗透着自身人生衰残的枨触。《夺锦标》（霜水明秋）则浮想联翩，独采南朝陈代张丽华故事，一反女色误国的传统观念，抒发了对于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无奈和感伤，闪现出人性关怀的光芒。卢挚（1242—1314）的散曲小令《折桂令·金陵怀古》点化刘禹锡、杜牧诗句，将凄迷景致与沧桑历史有机结合，流露出深沉的黍离之悲、山河之恸。仇远（1247—1326）的《宿集庆寺》则营构出凄清幽寂的意境，渗透着诗人清空孤冷的内心感受。
图7-7 萨都剌
元朝中期，萨都剌（1272—1355）宦游金陵，其《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词作呈现出雄浑劲健、兴寄高远的风格特色，代表了元代金陵怀古词的最高成就。虞集（1272—1348）的《寄题新冶亭》渲染歌乐喧阗的华贵气象。张可久（约1270—1348后）的散曲小令《湘妃怨·次韵金陵怀古》以萧瑟景象，遥想六朝往事，渲染兴亡盛衰的遗恨。乔吉（1280—1345）的《梧叶儿·出金陵》则描绘雾里看花的朦胧景致，表达出作者自由旷逸的精神追求。许有壬（1287—1364）为宦金陵，遍访名胜古迹，创作了《满江红·次汤碧山清溪》《清平乐·登北山阁》等咏史词作，既展现了鄙弃世俗、闲淡自适的诗酒人生，也总结了统治者“甚矣色成荒”的兴亡教训。此外，王冕（1287—1359）的《金陵行送余局官》、张翥（1287—1368）的《秦淮晚眺》等诗作，也都抒发出兴衰沧桑的深沉咏叹。
元朝后期的金陵文学创作颇多怀古伤今的悲怆感慨。傅若金（1303—1342）的《金陵晚眺》于繁花似锦的山水画卷中陡兴盛衰变幻之感，显示出警醒世人的思想深度。陆仁（1350年前后在世）的《题金陵》则通过萧瑟的秋风，抒写强烈的故国之思，同时也表露出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