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代文学
一、 洪武、永乐时期的诗文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虽然出身行伍、粗通文墨，但是坚持读书，经常和手下的文士讲经论史、列坐赋诗。他曾决定在南京城北狮子山兴建阅江楼，并作《阅江楼记》，回顾南征北战之艰辛，阐析定都金陵的原因，充分展露出开国君王壮伟雄阔的胸怀和丰富浪漫的想象力。其《咏燕子矶》等诗作也彰显出一代雄主的恢宏气度。朱元璋朴实无华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开国君王的豪情壮气，引导了明朝崇文尚雅的风气，也为金陵文学留下了与南朝、南唐诸多君王风格迥异的帝王篇章。
明初诗文的主要作者，是号称“明初诗文三大家”的宋濂、刘基和高启，他们对明初南京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国文臣之首”宋濂（1310—1381）推崇“文道合一”，而偏向于雍容典雅的台阁文学，以散文创作见称；其《阅江楼记》庄重平和，纡余委曲，尽显股肱文臣为初创王朝殚精竭虑的耿耿忠心。
刘基（1311—1375）高扬“变风变雅”的旗帜，而偏重于伤时愤世、美刺讽戒的精神，对于明初文风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其诗作《二鬼》以隐晦的手法，折射出明初士人心态由昂扬进取到避祸全身的微妙变化；寓言著作《郁离子》等则以短小精悍的形式、锋芒毕露的态度、批判讽喻的精神，渗透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切领悟。
高启（1336—1374）力倡“格、意、趣”说，而偏重于尊情尚趣、独标个性的格调情怀。他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创作于明代开国之际，通过对古都金陵几度兴废的追怀，表达出对大明一统中国后四海一家、永期太平的美好愿望，于苍凉沉郁之中饱含跃动的激情；《沁园春·雁》则隐现作者身处朱元璋猜忌功臣、屠戮异己的白色恐怖下，所心怀的忧惧之思和避祸之念。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燕王朱棣与建文帝叔侄之间进行了长达3年之久的战争。面对纷乱的战争形势，文士方孝孺（1357—1402）忧心忡忡，赋咏《闻鹃》诗作，寄托无限感慨。靖难之役后，朱棣攻占南京，方孝孺坚拒起草《登极诏》，遂被“诛十族”。他主张文以明道，对社会上一切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抨击；还善用寓言、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文笔畅达，词锋犀利。其诗常用隐晦曲折的手法，表现洪武中后期的政治恐怖气氛，以及诗人复杂的身世感怀。
明初台阁体诗文领袖杨士奇（1365—1444）对南京的风景名胜、风俗人情非常熟稔，其《龙潭十景序》真实还原金陵龙潭的生态环境，描绘了清新秀美的风景、尚文醇厚的民风，字里行间充满着难以忘怀的情意，为明朝南京都城风物增添了深厚的文化风韵，也显示出台阁之文的特征。
解缙（1369—1415）主持纂修《永乐大典》，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成就。他历经明初政治风云变幻，其《忧患中寄友》诗流露出对明太祖的耿耿忠心。
二、 明朝中后期的诗文
明朝中期，南京文学结社吟诗的风气开始兴盛，出现了众多文人雅集活动，涌现了一批作家。著名学者庄昶（1437—1499）隐居江浦定山草堂，其诗出入古今，题材多样，擅长山林抒情，为明代中期性气诗派的代表作家。谢承举（1461—1524）与储巏（约1464—约1497）为亲密诗友，结檀园社、秣陵吟社，诗歌大都清新活泼、情趣盎然。敖英《雨花台》、钱琦《游牛首山》等也都描绘金陵风景名胜，寄寓丰富的内在情致。
明朝中期王守仁心学的传播，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徐渭、李贽、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思想家、文学家都深受王派心学影响，在南京创作了独具个性的诗文佳制。
王守仁（1472—1529）晚年为宦南京期间，所作《登阅江楼》诗联系明朝中期以来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和危机，抒发了深重的悲怆之情。
徐渭（1521—1593）于万历三年（1575年）来到南京游览，特地拜谒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所作《恭谒孝陵》诗追怀太祖功业，更感人生境遇的巨大落差和失意，一种自负和自哀相杂、不甘心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全都渗透在字里行间。
李贽（1527—1602）一生中曾经三次来到南京，结识了焦竑、耿定理、王畿、罗汝芳等学术朋友。他的哲学名著《藏书》即刊刻于南京，焦竑为之作序。此书一出，在金陵盛行，“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 (50) 。
公安派代表作家袁中道（1570—1626）与李贽交往颇密，在诗文创作中显露出独具慧眼、独抒性灵的精神情趣。他游历南京，泛舟秦淮，运用画家手笔，赋予自然山水以鲜活生命，展现出灵动朗润的艺术魅力。
竟陵派领袖钟惺（1574—1625）遍游金陵各处风景名胜、历史遗迹，并创作了数十首诗作，遍咏南京胜迹。其《秦淮灯船赋》将秦淮河上灯船盛会光怪陆离、流光溢彩的景象描写得备极形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和灵动缥渺之美，为人们还原明代秦淮文化的繁盛情状提供了生动真实的材料。谭元春（1586—1637）最喜林木清幽之景，先后撰写过三篇《游乌龙潭记》，调动多种艺术感受，细致描摹富有神奇魅力的风景之美。
明朝后期，南京文学出现了诸如青溪文会、白社、文社、白门新社等吟诗社团，涌现了陈沂、顾璘、王韦、邹元标、吴兆、叶向高、顾起元等数十位作家，呈现出繁盛的局面。
陈沂（1469—1538）与顾璘、王韦齐名，有“金陵三俊”之称。他对金陵历史地理、城郭规制变化颇多研究，著有《金陵古今图考》等。其诗调动多种艺术感知，描摹金陵清幽冷寂景象，展现出清疏爽朗之气。
顾璘（1476—1545）少有才名，与李梦阳、何景明不相上下，工于诗文，对金陵掌故颇多研究，著有《金陵名园记》。其写景诗作富有诗意之美，显示出士大夫优游闲适的情趣。
朱应登（1477—1526）才思泉涌，落笔千言，诗宗盛唐，格调高古。其七律《宿献花岩作》描写祖堂山寺庙繁盛之景，并且联系法融禅师入定的典故，表露出作者寄兴深远的禅悦之心。
文徴明（1470—1559）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他的诗风平易，清丽自然，长于写景抒情。七律《雨花台上》赋咏游览雨花台所见景致，境界清旷辽阔、苍劲悠远，富有余味无穷的绵邈情韵。
归有光（1506—1571）曾官金陵，与唐顺之、王慎中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质朴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其《钟山行》《游灵谷寺》等诗作观察细致，既表现出理性睿智的艺术感知，又洋溢着宏伟气度和远大抱负。
王世贞（1526—1590）曾官南京刑部尚书，在人生的晚年优游于金陵，过着闲适的生活。他纵情山水，遍览名胜，广交文友，饮酒赋诗，尽显文士潇洒才情。
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盛时泰（1529—1578）博学多才，文气横溢，曾与陈芹、姚淛等结青溪社，交游多为名士。著有《苍润轩碑跋记》，“于金陵六朝诸迹为多”，是现存唯一一部金陵鉴藏家所著碑帖著录，并对金陵人物、山水名胜多有撰著。其七律《祖堂山》描写祖堂山构筑于深山之中的清幽之境，萧瑟旷远，格调清寂，富有苍劲雄浑的气势。
明代后期著名学者、藏书家焦竑（1540—1620）生于江宁，曾任南京司业。他将自己的读书札记和论文汇集成《焦氏笔乘》，成为其考据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晚年卜居金陵退园，所作诗歌抒发魂兮归来的自得之意。
江宁人顾起元（1565—1628）学识渊博，辞官返宁后筑遯园，专注学术文化的研究，尤其在金陵乡邦文献考索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著《客座赘语》10卷，详述金陵故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雅好文学，所作诗歌写景清新，意境幽雅，发思古之情，抒隐逸之致。
上元人周晖（1615年前后在世）终生隐居未仕，以博学老硕儒驰誉乡里。他早年曾结白门诗社，诗作清新空灵、高远幽静，一时文士俱与之属和。笔记《金陵琐事》专记明初以来的金陵掌故，堪称明代南京地方风情的实录，历来备受学者重视。
南京人易震吉（生卒年不详）著有《秋佳轩诗余》12卷，存词1184首，是明代词史上少有的专力为词且存留词作最多的作家。其词作多抒写仕途奔波的羁旅乡愁，以及归隐之后的闲适情怀。他钟爱家乡风光，遍咏各处名胜，全面、形象地展现了金陵古城的风物之美，流露出作者优游美景，寄寓历史咏叹和人生情怀的丰富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为明朝词坛的金陵之咏彰显了独特的艺术风韵。
三、 晚明时期的诗文
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王朝。深受东林党人的精神感召，陈子龙、夏完淳、侯方域、杨文骢、方文、张岱、余怀、黄周星、张煌言等人活跃于晚明时期的南京文坛，其中不乏复社、几社的著名文士。他们的诗文创作充满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激情，也蕴含着国破家亡、时世沧桑的无限悲痛。
陈子龙（1608—1647）供职于南京弘光朝。清兵南下之际，他在太湖起兵抗清，事败自尽殉国，体现出高尚的人格和不屈的风骨。作为明词殿军，他创作于南京的《山花子·春恨》抒发崇祯王朝覆灭后的亡国之痛，并对腐朽当局提出了有力警告，意绪忧愤，格调悲怆。其诗作《秋日杂感》则谴责降清的“贰臣”，愤慨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夏完淳（1631—1647）先后追随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起兵抗清，事败后被清兵押至南京，在狱中作《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土室馀论》等，皆是血性文字，展现出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其长诗《故宫行》备述黍离之悲，抒发出椎心泣血的哀痛惊叹。
杨文骢（1596—1646）寓居南京期间，结识了大批复社文人，论文励志，主张改良政治，挽救明朝危亡，并以其出众才华、豪迈不羁性情为同社推崇。他的诗歌才气纵横，骨力峻峭。七绝《朱雀航》抚今追昔，蕴藏着诗人对于现实政治的感伤，情意凄婉，格调悲凉。
张岱（1597—1685）少为贵家公子，明亡后，以前朝遗民的身份遭受到种种政治迫害、贫困折磨，内心留下了深深创伤。他在《陶庵梦忆》中深情追忆昔日金陵繁华景象，表现晚明时代声色竞逐的奢靡生活，字里行间又渗透着经历盛衰巨变者的沉痛、忏悔和无限凄婉的心绪。
史可法（1601—1645）官至南明弘光政权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坚持抗清斗争，后于扬州拒降遇害。其五绝《燕子矶口占》描写诗人伫立燕子矶头，深感内忧外患形势的严峻，心情极为沉痛，一腔报国热血感人至深，风格悲苦沉郁，文字力重千钧。
黄周星（1611—1680）多次游历金陵，曾于金陵集古欢社。他秉性狷介，诗文奇伟，慷慨激昂，金陵诗咏触景伤情。其《秋日与杜于皇过高座寺登雨花台》诗歆慕李白纵酒而狂，效灵均自沉以殁，践行了自己对故国的耿耿忠诚。
方文（1612—1669）入清不仕，与复社、几社中人交游，以气节自励。其《文德桥步月》诗回忆秦淮河畔风情旖旎、歌舞喧嚣的盛景，抚今追昔，感慨万分，黍离之悲，意在言外。《摄山绝顶》诗描写登临摄山远眺金陵，勾起故国之思，也流露出复国无望、万般无奈之愁。
侯方域（1618—1654）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他的《李姬传》记述自己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交往经历，叙事分明，情节曲折，使得品行高洁、侠义美慧的李香君形象跃然纸上。
张煌言（1620—1664）明亡后坚持抗清近20年。他的《和秦淮难女宋蕙湘旅壁韵》化用六朝灭亡的典故，喻示清兵渡江、明朝灭亡的历史悲剧；又谴责南明奸佞弄权、满朝文恬武嬉以致身死国灭，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志士的无限悲壮之气。
晚明时期，王微、杨宛、柳如是、马守贞等20余位秦淮歌姬均创作了大量词作。特殊的身份、丰富的人生感触，形成了秦淮歌姬词独特的情感世界和艺术风味。她们沦落风尘的身份处境、悲苦难言的情感体验、结遇才士的旖旎风情、身遭离乱的易代之悲，都令其词作呈现为内涵丰富、雅俗兼备的创作风貌，彰显出有别于明清闺秀词人的情趣格调，为词体艺术开拓了新的表现空间，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四、 明朝戏曲、小说
明朝南京的戏曲、小说创作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
徐霖（1462—1538）长期生活在南京快园，与诸多文友诗酒酬唱，使之成为一个富有书卷气息的文化中心。他擅长辞赋，精通音律，正德间与陈铎并称为南京的“曲坛祭酒”。他的传奇《绣襦记》是中国戏曲史上南戏向传奇过渡期间的一部重要作品，描写细致完整，艺术成就甚高。
何良俊（1506—1573）多年为宦金陵，其《四友斋曲说》对戏曲理论的建树具有突出的价值。他依据“本色”的核心标准，评骘元曲诸家，强调戏曲自身的体性特征，开启了此后沈璟“格律说”的先声。
潘之恒（1556—1622）晚年侨寓金陵青溪。他一生爱好戏曲，有着十分丰富的观剧经验，多次在南京主持曲宴活动；并且通过《亘史》《鸾啸小品》的撰著，构建起一套包括戏曲表演论、戏曲导演论、戏曲鉴赏论的完整的戏曲表演艺术理论，总结出具体、深刻的表演艺术规律，对中国戏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汤显祖（1550—1616）先后在南京游学、为宦长达10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投身反对前后七子拟古派的斗争当中，提倡文章要有“生气”“灵气”“心灵”，并且自觉地将之运用到诗文和戏曲创作中。在思想上，他又深受紫柏大师和李贽的影响，以情反理，通脱自由。其传奇名作《牡丹亭》认为天地间存在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男女至情，这种至情应该冲破禁锢人性的黑暗现实，由此反映了重情反理的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
阮大铖（1587—1646）早年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是明末成就最高的戏曲名家。其《石巢传奇四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剧情曲折，结构严谨，曲词典雅，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明朝南京文坛也涌现了陈铎、金銮等散曲名家。陈铎（1488—1521？）是审音南北、词曲兼工的大家。他的《滑稽馀韵》描写金陵城内30多种店铺的经营和六七十类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生活，表现了风貌各异的人情世态，展示出颇具规模的风俗画卷，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他采用当时的口语，明白通俗而又幽默风趣地描形绘态，广泛而逼真地再现明朝中叶的社会生活状况，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金銮（1494—1587）的散曲以萧爽清丽著称，但也不乏俳谐之趣。其《北南吕·梁州第七》描写金陵山川风物，富有诗情画意。
凌濛初（1580—1644）多次旅居南京，与袁中道情趣相投。他是著名戏曲学家，凌批《西厢记》《琵琶记》均为戏曲史上重要的版本，戏曲选本《南音三籁》在曲谱学、选本学、评点学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他更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的作家，所著《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赋予旧材料全新的生命，具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