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代文学
一、 清初文学
清初南京文学具有明清易代之际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悲怆情调。一方面，以林古度、邢昉、顾梦游等人为代表的金陵遗老，感愤明亡悲剧，抒写锥心之痛。另一方面，顾炎武、黄宗羲、冒襄、钱澄之、归庄、屈大均等著名遗民诗人，都曾徜徉故都，抚今追昔，留下了许多深沉的悲叹。“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皆由明臣仕清，他们在秦淮之畔都曾留下青春冶游的身影；历经人世沧桑之后，他们故地重游，内心充满着复杂的况味，作品当中也深蕴着难言的隐衷。
清初戏剧家李渔（1610—1680）寓居南京，构筑芥子园，经营书铺，创作了戏剧理论名著《闲情偶寄》，以及《比目鱼》《凰求凤》等作品，还自建家班，巡回演出，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化盛事。
清初文坛，流派纷呈。并称为“南施北宋”的宋琬、施闰章，云间派词人宋徵舆，柳州派词人曹尔堪，广陵词人吴绮、邓汉仪、汪懋麟等人都曾游历故都南京，抒发出国家兴亡、身世感遇的意绪。以陈维崧（1625—1682）为代表的阳羡词派诸位作家，曾经围绕一幅《钟山梅花图》共同创作了一组题画词，从中寄寓着深切的亡国之痛。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1629—1709）也曾伫足于昔日欢游的金陵故地，无限凄怆之绪充溢胸中，抒发出“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卖花声·雨花台》）的悲叹。
康熙时期，年轻才俊王士禛（1634—1711）游宦江南，其《秦淮杂诗》等作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意绪，引发了江南明朝遗民的情感共鸣，由此赢得诸多文士的共同推誉，遂为文坛盟主。纳兰性德（1655—1685）曾经作为御前侍卫扈从康熙南巡。他以满人、近臣兼诗家的身份审视这座文化名城，怀念当年的李后主，引发出繁华易逝、盛时不再的无限慨叹，为金陵咏史怀古诗咏增添了独具魅力的一笔。其挚友顾贞观（1637—1714）所作《金缕曲·秋暮登雨花台》，遥想六朝往事，感叹世事沧桑；更透过冷寂的秋景渲染，烘托出悲怆凄楚的心境。康熙后期著名诗人查慎行（1650—1727）和赵执信（1662—1744）歌咏南京的诗词作品，表现出有别于清初遗民诗人的故国情怀，流露出借古鉴今的意旨。
图7-8 《桃花扇》书影
孔尚任（1648—1718）多次寻访南明遗迹，经过十多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传奇名著《桃花扇》。作品以南明灭亡的历史过程为背景，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姬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作品展现金陵风物，歌咏秦淮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658—1712）多年担任江宁织造，兼有学者、文人的气质，尝于小仓山建成西花园。曹雪芹幼年生活在南京，对金陵故家钟鸣鼎食的昔日富贵自然充满着留恋；然而，百年家业的衰败更令其感慨万端。他对南京的记忆和眷恋之情，都或隐或显地表露在《红楼梦》的创作原型、主题取向、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可以说，《红楼梦》中贾府的兴衰史，就是作者曹雪芹自己家族在南京的兴衰史。
二、 清朝中期文学
清朝中期，统治者在文治武功方面颇多建树，从而步入盛世。诸多文士在南京创作了大量诗文，体现出有别于清初遗民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貌。
厉鹗、郑燮、蒋士铨、汪中、黄景仁等文学名家徘徊在金陵旧迹，咏史怀古，抒发出世事变迁的无限感慨。赵翼（1727—1814）的诗作富有创新思维，议论锋芒毕现，其《题明太祖陵》诗一反前人的追怀留恋之情，而是隐含揶揄嘲讽之意，反映出清朝承平时期的历史文化观念。南京本籍文人张坚、程廷祚、秦大士、严长明等人也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吴敬梓（1701—1754）中年移家金陵，倾慕这里的山水之胜和人文气息，与当地文士广泛交游酬唱。其《金陵景物图诗》历绘金陵风景名胜，备述其历史源流，资料丰赡，形象生动。他更将自己对世态人情的种种感悟，凝聚在讽刺小说巨著《儒林外史》当中，批判黑暗社会，揭示儒林士子的人生悲剧和扭曲灵魂，暴露酷吏、劣绅和假名士的丑恶本质，也表达出对于理想人格的朦胧向往与追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小说中有大量笔墨展现南京的旧都气派和六朝风流，堪称明清以来南京城的风俗画卷，优游其间的文人雅士饶有逸怀风致，即便是“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
清朝诗坛性灵派领袖袁枚（1716—1797）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中年购居随园，过着名士风流的生活。他在随园诗酒自娱，广交朋友，享有盛名，在此创作了《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新齐谐》（又名《子不语》）等著作，流露出不拘格套的生活情趣和潇洒放任的个性气质。随园，也成为令人神往的风景灵秀之地、珍馐美味之乡、佳词丽句之城。
清朝时期，大批安徽桐城文人寄居南京，形成了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判史》中指出：“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 (51) 桐城派古文与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桐城派鼻祖方苞（1668—1749）虽祖籍桐城，但其家族早已迁居南京六合。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1731—1815）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理论主张。他还负责撰修《江宁府志》，鉴古证今，足备大邦之文献。其后继者“姚门四大弟子”中，管同、梅曾亮均为南京人，共同推动了桐城派古文的后期发展。
三、 清朝后期文学
清朝后期，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国势盛极转衰，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南京文学歌咏抗英斗争意志，表现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出时代文化的新趋向。
陈文述、包世臣、周济、汤贻汾等人皆曾侨寓金陵，他们的诗文创作颇多身世之感，折射时势之悲，也表达出积极备战、抵御外侮的坚强决心。
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痛感时代积弊，推动近代思想革新运动，传统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文学风格、创作手法由此发生了巨大变革。龚自珍（1792—1841）栖居南京城北龙蟠里四松庵，不少描写金陵风物的词作都抒发出深重的时代悲楚，以及世事难为的颓丧心境。魏源（1794—1857）定居乌龙潭畔“小卷阿”，积极为地方政务筹谋划策，提出了诸多兴利除弊的改革建议，并且编撰了《海国图志》，系统论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具体对策，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的《秦淮灯船引》则对鸦片战争中清廷贵族的醉生梦死、麻木不仁进行了无情猛烈的鞭挞。陆嵩、黄燮清、赵函等诗人同样感愤时代之悲，并且对清廷的主和乞降发出指斥。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于金陵，号称天京。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企图以“文功”来宣传和巩固自身的思想文化，反对儒家孔孟之道，解脱人们的精神枷锁；强调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反对“浮文巧言”，提倡实用文风；强调诗文朴实浅显、语言大众化、形式通俗化。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并不高，不过其反孔孟、反八股的文学主张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潜在的精神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在诸多传统文人的眼里，无疑是一场椎心泣血的巨大劫难。许宗衡、杜文澜、金和、蒋春霖、薛时雨等人纷纷写作诗文，流露出沉痛的时代命运之悲。其中有的作品谴责“衮衮诸公”的昏庸误国；有的作品抚今追昔，感慨金陵往日繁华顿然消歇；有的作品则通过晚清时局的动荡迷乱，渲染出浓烈的时世幻灭感。
两次鸦片战争后，国人展开了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南京文坛涌现了一批富有创新意识的新作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质。冯桂芬（1809—1874）主讲南京惜阴书院，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著文倡导改革弊政。缪荃孙（1844—1919）主讲南京钟山书院，担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主持江南图书馆，被称为“现代图书馆之父”；其《金陵杂感》以钟山毓秀的亘古不变，突显人事风流的荡然无存、金陵王气的黯然消亡。黄遵宪、康有为等人在南京所作诗歌，都抒写出毋忘国耻、发愤图强的强烈心声。谭嗣同（1865—1898）博学多才，诗文兼长；更在寓居南京期间，撰成哲学名著《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被邹容称为“维新运动的《圣经》”。
伴随着封建王朝的江河日下，整个晚清文坛弥漫着末世衰残的气象，既有对传统的流连不舍，更有封建遗老面对新的时代潮流的茫然与惶惑。南京诗坛汪士铎、端木埰、陈三立、郑孝胥等人的诗作也普遍流露出老气横秋的意涵和风味。孙景贤（1880—1919）的《金陵杂诗》则寄寓着对于孙中山新兴政权的赞颂与期盼。
江宁人陈作霖（1837—1920）致力于南京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辑存，编撰了大量地方志书，填补了金陵文献资料的空白。他论诗论文均主张打破宗派门户之见，诗作偏重纪实，遂有“诗史”之称，著有《可园诗存》。他先后组织了挑菜会、五老消寒会，与秦际唐、顾云等人结成“石城七子”诗社，继承袁枚、魏源的传统，形成了“南京诗派”的独特创作风格，抵制同光体复古僻拗的文风对南京的影响。
近代著名诗僧释敬安（1851—1912），自号“八指头陀”。他在漫游南京期间创作了五律《夜游清凉寺登扫叶楼》，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艺术感知，描写高楼远眺所见苍远景色，显得格外萧瑟空灵。全诗格调高古，自然清新，正如钱基博所评：“其诗大抵清空灵妙，音旨湛远”，属于“禅门本色，不染一尘也” (52) 。
苏曼殊（1884—1918）客居南京期间，创作了五绝《莫愁湖寓坐》，刻画月色朗照下“清凉如美人，莫愁如月镜”的清幽静谧的湖景，万柄掩映的亭亭荷花更加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曾国藩（1811—1872）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他所代表的湘乡文派受到姚鼐桐城文风的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散文创作的风格蜕变。张裕钊（1823—1894）早年笃嗜桐城派方氏、姚氏之说，常诵习其文；后入曾国藩幕府，深得曾氏文法。他论文崇尚雅健与自然，作文则学韩愈与汉赋，着力于雄奇、变化。其《愚园雅集图记》真实记载了光绪年间南京文化名流雅集愚园的盛况。南京人徐鼒（1810—1862）探讨南明灭亡教训的历史著作《小腆纪传》，为封建王朝的日落西山唱响了挽歌。
德国人骆博凯（1852—1910）于1896—1900年期间受聘为江南陆师学堂总教习，著有《骆博凯日记》，又译作《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书中收录了直接与南京有关的家书100多封。他还收集和拍摄了大量反映19世纪末南京面貌的图片，如南京城墙、玄武湖、明孝陵、陆师学堂等，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1895年，法国诗人、戏剧家、外交家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游历了许多地方。他将自己的见闻和感慨，以散文诗的形式精心描绘出来，形成了一部作者自称为“精致的素描册子”——《认识东方》，其中包含《大钟》《陵墓》这两篇歌咏南京大钟亭和明孝陵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