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书法

东汉《校官碑》是南京乃至江苏境内现存最古老的碑刻，代表了汉代南京书法的最高成就。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溧阳县丞赵勋等人为颂扬溧阳长潘乾的品行与德政，尤其是他兴办地方教育事业的功绩，于学舍前立碑，即此《校官碑》。潘乾，字元卓，东汉光和年间任溧阳长。《校官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东汉灵、献二帝年间，朝纲不振，宦官专政，战乱四起，生灵涂炭。但是，潘乾为官却能不同流合污，且能打击奸宄，扶弱抑强，安置灾民，“重义轻利”，使百姓安心生活、发展经济，因此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戴。《校官碑》对潘乾重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功绩更是大加赞扬，颂其“推泮官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宫，宗懿招德”，并将此碑立于学舍之前（图8-1）。

图8-1　高淳固城出土的东汉《校官碑》

（溧水县文化局《溧水文物集粹》，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校官碑》高148厘米，宽76厘米，厚22.5厘米。碑质为麻石，呈圭形，上有圆形穿孔，孔径12厘米，穿孔上竖刻碑额“校官之碑”四字，孔下即碑文。碑额、碑文均为隶书。碑文16行，共398字，另有题名和年月95字。此碑距今已有1800多年，由于时间久远，碑面风化，碑文可辨者470多字。《校官碑》碑文，前半叙事曰“诔”，后半韵文曰“叙”，这是一种独特的碑体文字。此碑题名“校官”，曾有两种说法，一谓校官即学官，一谓校官即学舍。《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年（67年）帝南巡狩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李贤注说：“校”即“学也”，“官即官舍”。所以此处校官并非学官，而是学舍之称谓。

据宋洪迈《夷坚志》载，此碑系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溧水尉喻仲远得于固城镇（原为古溧阳县治，隋后属溧水县，明弘治至今属高淳区）固城湖滨，遂将此碑移至溧水县城，先置于官舍，后移至孔庙。溧水、高淳在汉代均属溧阳县，此三县县志均有此碑记载。南宋发现此碑后，学者洪适曾为之注释，作《校官碑释文》。元至顺四年（1333年），溧水文学掾单禧将宋人洪适所作《校官碑释文》书刻上石。碑石上部呈圭形，碑额正书“汉校官碑释文”三行六字，中部为洪适的校官碑释文，下部为单禧的考订、跋语，立于《校官碑》之侧。民国初年《校官碑》尚立于原地，后废置于塘边，1957年重新发现，由溧水县文化部门收集。江苏省人民政府于同年公布其为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被移往苏州市江苏省博物馆内保存，后江苏省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合并，运来南京，藏于南京博物院至今。《汉校官碑释文碑》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至南京博物院保存至今。

《校官碑》不仅是研究汉代溧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重要历史资料，且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该碑隶书运笔讲究顿挫，笔法多变，方折中含圆润；笔力厚重含蓄，力蕴其中；字体方整端庄，其结构，重心平稳，端庄中显雄健；风格质朴沉郁，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上承汉隶的一般法则，下启隋唐的一代风范，在古代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汉代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述其碑书法风格云：“丰茂则有《孔谦》《校官》。”近代学者、书法家杨守敬评此碑云：“方正古厚，已导《孔羡碑》之先路。”

《校官碑》是东汉末期具有代表性的名碑，虽属汉隶，但已有变化。它和同时期的《孔宙碑》尚不相同，后者字体趋于横扁，体势开张，波挑分明，属于比较典雅的八分书（今隶）范畴；《校官碑》比《孔宙牌》晚十年，书体虽仍属今隶，但其字多呈方形，结体茂密，已具楷书方整丰润之态势，且有的字（如倒数第三、四行的“字”）出现楷书的竖钩，已呈现由隶向楷转变之迹象。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书体由隶向楷演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砖文和画像石文字上，也表现在《校官碑》等碑刻上，并对其后的书体变化和书法艺术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关专家学者认为，孙吴凤凰元年（272年）的《谷朗碑》及六朝的一些石刻墓志，其用笔、结体，多少不等，均受到《校官碑》的影响。《校官碑》尝试由隶向楷的转变，与东吴、东晋和南朝的隶楷书和楷书具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在中国书体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南北碑书风的异同，在东汉末年《校官碑》上已见端倪。

《校官碑》除原碑外，存世拓本有明中叶拓本，“光和四年”之“光”字未损；明末拓本，“四”字未损。民国时，上海艺苑真赏社有金属版印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