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朝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战乱、分裂导致社会动荡，南方六朝因相对和平稳定而带来局部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思想上，六朝释道流播，玄学兴起，清谈之风盛行，儒家正统思想及文化专制被削弱，思想渐趋自由和开放。世家大族过着优裕放逸的生活，文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自由，崇尚情感抒发，寄情文墨，创作、欣赏、收藏书画作品成为时尚。
六朝书艺是以“二王”的卓越成就为标志的。“书圣”王羲之博采众长，革新楷、行书，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为妍美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行书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幼子王献之，拓展其父书风，行、草冠绝古今，与王羲之并称“二王”。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书与唐诗、宋词、元曲一起，奏响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最强音。
六朝书坛极为活跃，产生了一批较为系统、卓有识见的书论，涌现了一大批书家，包括为数不少的女书家。书家的分布呈现出世家大族化的特点，除星光璀璨的琅琊王氏外，郗氏、庾氏、谢氏等家族均以书法代代相传，书家辈出。
一、 六朝楷书与行书、草书
六朝书体众多，但仍可归为碑、帖两大类，楷、行、草是主流，篆、隶渐不流行，但存于碑刻中。尽管碑刻的数量不多，但近年不断出土的墓志弥补了这一缺憾。碑刻的书体为正体，以楷为主，面貌大异，不逊北碑。法帖以行、草为主，“二王”为经典。写经、书抄、残纸等，多出于无名书家之手，可列于帖的外围，率意自然，多姿多彩。
1. 楷书
楷书是减省汉隶波磔和纠正草书自由放纵而形成的一种书体，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具有法度，可作楷模，故名。又称真书。
楷书发微、孕育于东汉，这从当时的砖文及画像石文字即可看到，那种字形方正、无波磔或少波磔的民间隶书，便是楷书雏形。至汉末三国时，楷书基本形成，钟繇的楷书及东吴的《葛祚碑》等为成形之作。东晋时期，王羲之上承钟繇，革新楷书，创写《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经典之作。其后，王献之写有《洛神赋》，意法兼备。“二王”楷书为六朝楷书之代表。
六朝工楷书的书家还有王廙、谢灵运、王僧虔、贝义渊、智永等人。楷书在当时社会得到广泛应用。
2. 行、草书
行书也发端于东汉，兴盛于六朝。“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1) 王羲之的行书有真书痕迹；王献之的行书偏向于草书。行草由于富有韵律美，便于抒发情感，成为六朝最流行的书体。“二王”之后的羊欣、谢尚、薄绍之、谢灵运等，均为行书名家。
草书始于汉初或更早，初为章草。而由章草向今草变革，是由王羲之完成的。此外，开一代草书之风者首推王献之。王献之在晋书超逸隽秀的时代基调上，大胆创新，比其父笔速更快，气势更强，情感更浓，开创了气势和韵味并存的一代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六朝善于草法的书家众多，如王廙、薄绍之、谢安、王僧虔、阮研等人，被张怀瓘评为妙品；而王导、郗愔、庾翼、宋文帝、齐高帝、谢朓、庾肩吾、萧思话、梁武帝等人，被张怀瓘评为能品。
二、 六朝书家
六朝书坛涌现了一大批书家，以王羲之、王献之、陶弘景、贝义渊等人为代表。
1. 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他出身优越，其父王旷，官淮南太守，首倡南渡之议；堂伯父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
图8-2 王羲之（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
王羲之年少讷于言，及长，以骨鲠著称，以书法闻名，受从伯王敦、王导器重。他23岁出仕，初为秘书郎；后入庾亮幕府，得“清贵有鉴裁”之好评。此后曾任江州刺史等。丁忧服阕后数年，因好友、扬州刺史殷浩邀请，出任在建康（今南京）的护军将军一职。永和七年（351年）出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为其一生所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故后人称之为“王右军”。
王羲之书法的源头是张芝和钟繇。二家之法依靠卫、索等家族传至东晋。卫氏家族的卫铄——卫夫人，是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最擅长钟繇一系楷书。得其亲授，王羲之掌握了钟繇楷书的精髓，为变革楷书奠定基础。王廙是王羲之的另一位书法老师，对张、锺、卫、索诸家均有钻研和继承，是王羲之上溯张芝一系草书的桥梁。此外，伯父王导、岳父郗鉴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对王羲之的书法产生重要影响。
王羲之精擅多体，变章草为今草，尤以新体楷、行书为古今之冠。他的字线条遒劲俊朗，结构严整谐和，字势雄逸多变，境界雅逸高远。南朝梁武帝喜欢书法，对王羲之书法极为推崇，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
王羲之的妻子郗氏及七个儿子也都写得一手好字，其中有名者五人：凝之、涣之、徽之、操之和献之。史载羲之诸子皆得家传，且书体风格各不相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这种分法难免有机械片面之处，在继承家风时，由于气质、性格、修养、情感等差异，书风不同很正常。
2. 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幼子。曾任建威将军、中书令等职，人称“王大令”。王献之精楷、行、草诸体，与王羲之并称“二王”。他自幼从其父羲之学书，七八岁时，“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小儿，后当有大名’。” (2) 他兼学东汉草书大家张芝，但不拘成法，学而能变，自创新调，秀逸遒美。王献之在王羲之和张芝的基础上对行草书加以变革，完成了钟、王以后的第三次变革，不再是一次保守的改造，而是一种全新的风格创造。他和其父王羲之所开创的书风，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陶弘景
陶弘景（452—536），字通明，号华阳陶隐、华阳隐居等，秣陵（今南京）人。南朝梁书画家。少有异禀，常以荻草为笔，在泥滩及草木灰上学写字。长大后，精书画，善琴、棋、医术。仕齐，官至诸王府侍读。齐永明十年（492年）辞官，隐于句容句曲山。梁武帝萧衍早年与其交游，即位后屡加礼聘，但陶弘景坚不出仕，二人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书法师钟、王，采其骨气，精隶、真、行诸体。史载其真书遒劲爽利。传焦山摩崖石刻《瘗鹤铭》为其所书。书论有《与梁武帝论书启》。
4. 贝义渊
贝义渊，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朝梁书法家，在当时颇有书名。徐勉所撰《梁始兴忠武王之碑》和刘孝绰所撰《梁故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均为其所书。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始兴王碑》为“峻美严整之宗”。
5. 其他书家
王羲之、王献之只是六朝书家的佼佼者。事实上，六朝书法灿若星辰，六朝书家不胜枚举，其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世家大族化的特征。东晋有王、郗、庾、谢等名门望族，子弟多在南京为官，书家辈出。如王氏一门，除“二王”外，尚有王敦、王导、王廙、王凝之、王徽之、王涣之、王操之、王珣、王珉等人。又如郗氏一门，除王羲之的丈人郗鉴外，尚有郗愔、郗昙、郗超、郗俭之、郗恢等人。再如庾氏一门的庾翼、庾亮兄弟，谢氏一门的谢尚、谢安、谢万兄弟等，皆为书法名家。南朝帝王书家亦多，此时的帝王家族如彭城刘氏、南兰陵萧氏和吴兴陈氏等，对南京书法的影响和贡献也不容小觑。
三、 六朝书作
六朝书作主要分法帖、碑刻、墓志和砖文。法帖以王羲之《黄庭经》《兰亭序》、王献之《洛神赋》《鸭头丸帖》、王珣《伯远帖》和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为代表；碑刻以东吴《天发神谶碑》、梁《始兴忠武王碑》和梁《萧景墓神道石柱铭》为代表；墓志以东晋王氏墓志、东晋《谢
墓志》和南朝墓志为代表；砖文则以《温峤墓志砖》《高崧墓志砖》《高崧妻谢氏墓志砖》等为代表。
1. 六朝法帖
（1） 王羲之《黄庭经》《兰亭序》等
《黄庭经》，传为东晋王羲之书。智永、欧阳询、虞世南等大书家都临写过。唐褚遂良《右军书目》将其列为正书第二；清梁巘评曰：“《黄庭经》字圆厚古茂，多似钟繇，而又偏侧取势，以出丰姿” (3) ；“右军《黄庭经》原本，字有紧处，有疏处，无不各极其妙” (4) 。另《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也为（或传为）王羲之所书。此三件是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
《兰亭序》，王羲之书。神龙本《兰亭序》，传为唐冯承素摹，双钩硬黄纸本，因卷首存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半印，故称“神龙本”。纸本，行书，凡28行320多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虽为摹本，但线条遒丽劲健，姿态清峻爽朗，匠心蕴于自然之内，骨力寓于流美之中，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自唐以降，多有摹刻者，其中著名者尚有虞世南摹本、褚遂良摹本、欧阳询摹本等。
图8-3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
《丧乱帖》，王羲之书。唐摹本。行书。王羲之一改以中锋为主的用笔，从草书和新体楷书中汲取营养，侧锋起笔而转为中锋运笔，在翻折、使转、钩挑时又转为侧锋，随机应变，中、侧锋变换自如，八面出锋，极大地丰富了用笔的内涵。在结字方面，打破四平八稳的格局，“欹斜反正”；在章法方面，参差变化，营造纵势，打破了字如算子的平匀，展现行书的韵律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还有《十七帖》《快雪时晴帖》等。
（2） 王献之《洛神赋》《鸭头丸帖》等
《洛神赋》，王献之书。单刻帖，小楷。原迹至宋残佚，南宋贾似道先后得13行，刻于水苍色端石上，美称之“碧玉”，故又称《玉版十三行》《大令十三行》等。后又有摹刻者10余种，以《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帖》为优。明清时董逌、刘熙载、张廷济等对此书作称赏不已，如董逌《广川书跋》云：“逸少此赋，当以为第一。”
王献之行草书名迹有《鸭头丸帖》《新妇地黄汤帖》《鹅还帖》等，草书有《冠军帖》等，风貌各异，神采焕然。如《鸭头丸帖》，墨迹，摹本，绢本。行草书，2行15字。上海博物馆藏。运笔中侧兼使，不避尖锋露锋，毫颖爽利；中宫收敛，外势拓展，但放而能收，遒利而含蓄。王献之在王羲之的基础上又突破成法，独创一格，与王羲之共同造就了行草书的巅峰（图8-3）。
图8-4 王献之《鸭头丸帖》
（3） 王珣《伯远帖》
《伯远帖》，东晋王珣书。墨迹，纸本，行书，凡5行47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伯远帖》是王珣书写的一通函札，乃晋人法书真迹，极其珍贵。王羲之的行书多用棱侧之锋，王珣此帖同样如此。以偏侧之锋取势，但表现得更加朴厚，线条于运动中多以断笔相连，欲行还断，欲放还敛，在潇洒流美之中增添了几分古淡和含蓄的气息。
（4） 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
《万岁通天帖》，又称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硬黄纸本。行草书。是唐摹东晋王羲之等七人十帖的精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第一帖：王羲之《姨母帖》；第二帖：王羲之《初月帖》；第三帖：王荟《疖肿帖》；第四帖：王荟《翁尊体帖》；第五帖：王徽之《新月帖》；第六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第七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第八帖：王慈《柏酒帖》；第九帖：王慈《汝比帖》；第十帖：王志《喉痛帖》。因卷尾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而得“万岁通天帖”之名。宋代《秘阁续帖》、明代华夏《真赏斋帖》、文徵明《停云馆帖》、王肯堂《郁冈斋帖》、清代《三希堂法帖》曾刻录。
2. 六朝碑刻
（1） 孙吴《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三国吴篆书碑刻，是江苏省现存最古老的碑刻之一。碑为圆幢形，铭文环而刻之。天玺元年（276年）立于建业（今南京）。此碑乃三国吴末帝孙皓在亡国前四年所立，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伪称天降神谶，营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刻碑以纪功，故此碑又名《吴天玺纪功刻石》《天玺纪功碑》等。此碑传为皇象书，无确据，一说苏建书。旧在江宁天禧寺，宋元祐二年（1091年）胡宗师将碑移至转运司后筹思亭，后又移至江宁府学尊经阁。原石上有宋胡宗师、石豫、明耿定题跋三则。此碑宋时已断为三段，共存213字，因此也有《三段碑》《三击碑》之称。清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此碑尽毁于火灾（图8-5）。
图8-5 《天发神谶碑》拓本
《天发神谶碑》初看怪诞离奇，似无法规，细览则法度森严，独具匠心。它用隶书笔法作方整的篆体，兼取二体之长，呈现出一种阳刚雄劲的美感，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此碑峻利昂健的面貌，使篆书圆静匀和的套路被打破，对后世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并对明清乃至近现代的篆刻家多有启发，丰富了印章语言，提升了篆刻艺术的品位。古近代名家对《天发神谶碑》评价甚高。如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吴时有《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笔力伟健冠古今”，“奇伟惊世”，“篆隶之极”。《天发神谶碑》原拓本稀少，已知传世最早的北宋拓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世者多为翻刻、仿刻本。清代南京仿刻者，现存南京总统府西花园内。
（2） 《梁始兴忠武王碑》
《梁始兴忠武王碑》，也名《始兴忠武王萧憺碑》《萧憺神道碑》《萧憺碑》等，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甘家巷西。高4.45米，宽1.6米，厚0.33米。碑额书刻楷书“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17字。碑文楷书，36行，行86字，共3096字，尚可辨2800余字。东海徐勉撰，吴兴贝义渊书。萧憺（478—522）为梁武帝弟，官至侍中、领军将军。追封“始兴忠武王”。
虽然此碑剥蚀严重，但是可辨之字，神彩奕然。其字楷法规范，用笔英锐，结字方长，被誉为“南派代表”“南朝石刻之最”。该碑对欧阳询等初唐楷书家影响较大。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对此碑多有高评。如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称赞该碑“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开欧（阳询）、薛（稷）”。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此碑“意象雄强，其源亦出卫氏”，“为峻美严整之宗”。其碑额大字，略带行书笔意，丰神朗逸，与碑文并美齐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该碑旧拓本。
（3） 《梁萧景墓神道石柱铭》
《梁萧景墓神道石柱铭》，也名《梁吴平忠侯萧景墓望柱铭》《梁萧景墓神道石柱反书》《萧景神道阙》等。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十月村农田中。神道石柱，现存西柱，通高6.5米，柱围2.45米，为南朝陵墓石雕中保存最好的一件。柱额刻“梁故侍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23字，反书，楷书，字迹清晰，令人耳目一新。萧景（477—523）为梁武帝堂弟，曾历多职，梁武帝十分器重他。谥曰忠。初葬于江夏，后迁葬建康（今南京）。
反书，又称“反左书”，梁朝初年出现，大同年间盛行，其后便销声匿迹，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响。反书在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上仅存两例。《萧景墓神道石柱铭》，虽然反书，但体势端庄，神采焕然。其横画略向左上倾侧，点、撇、捺、竖钩等皆合楷法，已脱尽隶书意味，为成熟之楷书，为南朝反书之代表。
3. 六朝墓志
（1） 东晋王氏墓志
《王兴之夫妇墓志》，东晋咸康六年（340年）、永和四年（348年）墓志。长37.4厘米，宽28.5厘米，厚1.1厘米。长方形，石质，两面镌刻文字。文凡11行，满行10字。正面为王兴之的墓志，共115字；背面为其妻宋和之的墓志，共88字。《王闽之墓志》，东晋昇平二年（358年）墓志。墓志砖质，长方形，长42.5厘米，宽19.8厘米，厚6.2厘米。正面5行，满行12字，反面3行，满行9字，84字。《王丹虎墓志》，东晋昇平三年（359年）墓志。墓志砖质，长方形，长48.2厘米，宽24.2厘米，厚5.4厘米。文凡5行，满行14字，共65字。《王建之墓志》，长47厘米，宽28厘米，厚5厘米。青石质。王建之夫妇墓中实出三方墓志，除此石墓志外，还有两方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一石一砖（图8-5）。
图8-6 王兴之夫妇墓志
（东晋永和四年，鼓楼区象牙山东晋王氏家族墓葬群出土，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王兴之夫妇墓志》的笔法、气息在隶、楷之间，可被视为隶楷或楷隶。它与稍早的《谢
墓志》相比，分势全无，而表现出楷书的显著特征。《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书迹，大致与《王兴之夫妇墓志》相类，自有一种朴拙之美。《王建之墓志》及其妻《刘媚子墓志》的风格与前述墓志并无二致，但笔画匀细，婉雅秀整。同出于王氏家族墓的《王仙之墓志砖》，握刀直刻，别具一格，虽用楷法，但古风犹存。
《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与《王兴之夫妇墓志》相隔10余年，而风格相类，似为同一人所书刻，必是当时的善书、善刻者。这些墓志为六朝书体演变的见证物，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1965年，由《王兴之夫妇墓志》引发的“兰亭论辩”在全国影响深远，此不赘述。
（2） 东晋《谢
墓志》
《谢
墓志》，全称《豫章内史谢
墓志》。东晋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日（324年1月10日）刻。1964年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今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内）。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以长条形花岗岩刻成。长60厘米，宽16.5厘米，厚11厘米。全文4行，共67字，前3行每行17字，第4行16字，出土时残缺4字。墓主谢
，《晋书》卷四十九有传，唯“
”作“鲲”，两字通用。谢鲲系谢安之父，东晋初年名士。《晋书》称其曾任“豫章太守”，墓志则作“豫章内史”。
这块墓志的书体为隶书，上承汉隶风格而有变化。字形多扁方，字势多平稳；波挑或收或放，或刚或柔，变化殊多，较之汉代八分，波磔已收敛；端庄中略带行书笔意，捺笔多灵动张扬。有的字笔致已具楷书意味，显得峻严方饬。《谢
墓志》时代风格鲜明，为晋隶之精品，在中国书法史和碑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志不仅是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墓志，也是迄今全国所发现的六朝墓志中最早的一块，为研究六朝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3） 南朝墓志
与北朝墓志相比，南朝的墓志数量较少，其中多数出土于南京，其中著名者有《明昙憘墓志》《王宝玉墓志》《萧融墓志》《王慕韶墓志》等。从南朝刘宋开始，墓志趋于成熟，一些墓志开始出现首题，并自铭为“墓志”或“墓志铭”。除了刘宋早期的墓志尚沿东晋作砖质外，刘宋后期至齐、梁、陈朝墓志现存14方，均作石质，且制作规整。
《明昙憘墓志》，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年）。1972年出土于南京太平门外尧辰果木场。长方形，青石质，长48厘米，宽65厘米，厚7厘米。首题“宋故员外散骑侍郎明府君墓志铭”。志文通篇30行，满行22字，共540余字。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此志虽出自江南，然其书势却颇近北碑。书体已是成熟的楷书，脱尽汉隶之窠臼，可视为北方魏碑书体的先导。
《王宝玉墓志》，南朝齐永明六年（488年）。1988年出土于南京炼油厂基建工地，出土地点名包山。石质，近于正方形，长48厘米，宽46.5厘米，厚7.5厘米。志文凡13行，满行21字，计230字。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该墓志的序文与铭辞之间，有“铭文大司马参军东海鲍行卿造”题名一行。鲍行卿，南朝时期著名文人。此志文很可能是今日所能见到的鲍行卿唯一一篇文字，填补了六朝文学的空白。此志以十分成熟的楷书书刻而成，无唐以后挑、踢、顿、按之习气。
《梁桂阳王萧融墓志》，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1980年出土于南京太平门外张家库。石质，正方形，长60厘米，宽60厘米，厚9厘米。文凡28行，满行28字。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萧融为梁文帝第五子，梁武帝萧衍异母弟。志文撰写者任昉，齐梁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志文楷书，多篆、隶涩行之法，多侧锋起笔，转折自然，疏密有致，意态简古。
《王慕韶墓志》，首题“梁桂阳国太妃墓志铭”。刻于梁天监十三年（514年）。1980年9月，与《梁桂阳王萧融墓志》同时在南京市太平门外张家库出土。青石质，长49厘米，宽64厘米，厚7.5厘米。楷书，文凡31行，满行23字，共655字。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萧融及夫人王慕韶墓志，是目前出土所见保存最为完好的梁代墓志。
《黄法氍墓志》，南京西善桥出土，是目前所见保存最为完好的陈朝墓志，也是迄今所知时代最晚的一块南朝石志。志文虽以成熟的小楷刻成，但其横划末端却出现了早先南朝墓志所未见的隶笔波挑，表现出与北朝后期墓志文字频见的复古现象相呼应的特征。
4. 六朝砖文
六朝书法的辉煌成就，还体现在大量的砖文上。所谓六朝砖文，包括出于六朝时期墓葬中的墓志砖、墓记砖、买地券砖、墓砖及画像砖上的文字等，以前四者为主。这些砖文，广泛出土于江苏、安徽、江西、广东等南部地区，但以南京出土者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和代表性。
（1） 楷书
《温峤墓志砖》，东晋咸和四年（329年），江苏南京城北郭家山出土。楷书。此砖字形较为方正，楷书特征明显，但仍有隶意遗存，是六朝砖文中最早呈现楷书风貌的书法精品。《颜谦妇刘氏墓志砖》，东晋永和元年（345年），南京挹江门外老虎山出土。书写较随意，变化殊多。虽然很多笔画已是楷书写法，但仍带有较浓的隶意。《高崧墓志砖》，东晋太和三年（368年），江苏南京东郊仙鹤观出土。其字已为较成熟的楷书，但仍带有隶意。一字一风度、一字一境界，无疑为东晋时期楷书佳作之一。《谢珫墓志砖》，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江苏南京城南司家山出土。文字刻于方格内，规整有序，6砖文字拼成一篇志文，应为先书丹后刻。体势略向右上倾侧，而复归平正。
（2） 隶书
六朝书法，真书及行草无疑为主流，当然也有篆、隶，只是较少。《李缉墓志砖》，东晋升平元年（357年），江苏南京东郊吕家山出土。有浅刻界格，隶书，略具楷意。同时出土的《李繤妻武氏墓志砖》《李摹墓志砖》等也各有特色，为六朝隶书砖文精品。
另外，还有一些隶楷合体之砖文，隶法多于楷法，称之为隶楷书。如《高崧妻谢氏墓志砖》，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南京东郊仙鹤观出土。字形多宽扁，大小、正侧，各各不一。横主画多有波挑，多用隶法，但竖钩、卧钩明显已具楷法。隶楷融合自然，风格秀润，是当时隶楷书的代表作品。
（3） 行草书
六朝时，除少数土坑墓外，绝大多数为砖室墓。墓砖大小逐步统一，盛行纹饰，并有纪年、工匠名、记事、吉语、砖名、编号等文字，成为断代的依据。可分模印和刻划两类，模印者多为隶、楷书，刻划者多为行草书。这些行草书多草率，姑且称之为“民间简率书”，其体多为行、楷书，多为湿刻。但也有较精者，如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除出土两方墓志外，其墓室地砖上还刻划有人名“张承世师”，行书，似在地砖未干时以硬物信手刻成，运笔洒脱，线条流畅，为南朝砖文中行草书较佳者。
四、 六朝书论
六朝书论与六朝书家、六朝书作一样，灿若星辰，以东晋王羲之，南朝宋羊欣、虞龢，南朝宋齐时期的王僧虔，南朝梁陶弘景、袁昂、萧衍、庾肩吾等人的书法理论为代表。
1. （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
传为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总结出真、行、草、章草、八分等书体的写法。如“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5) ；“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稜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 (6) 。
为了指导其子王献之等学书，王羲之作《笔势论十二章》，对笔画、结体、字形等书法技艺做系统阐述。如“节制章第十”谈字形及结构疏密：“夫学书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缠身。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死蛤蟆。” (7)
2.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卷，为六朝主要的书法史传著作，介绍从秦李斯至东晋共69位书法家的所擅书体和书艺成就。书中记载程邈增减大篆创写隶书之事：“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 (8) 隶书非一人能创写，但杰出书家在字体创立过程中能起到重要作用；而古隶由大篆衍化创写，则与史实不悖。书中介绍王羲之、王献之说：“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 (9)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藳，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 (10) 言辞简洁，而论述大致精当。
3. 虞龢《论书表》
南朝宋虞龢撰《论书表》，为虞氏于泰始六年（270年）上宋明帝之表，凡数千言，叙“二王”书事及当时搜求书法名迹情形等内容。文气不连贯，似有脱简。但书中对“二王”书艺、书事的记载，提供了很好的史传资料。《论书表》还对当时与书艺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具做了介绍和评述。如该书中间部分：“乃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辉日夺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笔别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兼使吴兴郡作青石圆砚，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之器。缣素之工，殆绝于昔。王僧虔寻得其术，虽不及古，不减郗家所制。” (11)
4. 其他书论
六朝书论除上述外，尚有王僧虔《论书》、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袁昂《古今书评》、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庾肩吾《书品》等，与六朝法帖、六朝铭刻书法一起，共同铸就了六朝书法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