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书法
隋唐时期，与南京相关的书家主要有颜真卿、高正臣等。颜真卿曾任昇州（南京）刺史。唐高宗撰文、高正臣书《明徵君碑》，为我国古代较早的行书碑刻，现仍立于栖霞寺前。重要铭刻还有唐圣历三年（700年）的《仙坛山铭》等。南唐创设画院，聚集人才，书画兴盛。当时南京知名书家有李璟、李煜、徐铉、徐锴、冯延巳等人。
宋代的南京，文化气息浓厚。“宋四家”中的苏轼、米芾，都曾至南京游历活动。当时南京主要书家有张孝祥、王安石等人，重要铭刻有《徐的墓志》《徐伯通墓志铭》《钱寿仁墓志铭》等。元代见于史载的南京篆隶书家，有杨刚中、杨翮父子等人。
一、 唐宋书家
唐代的南京书家以昇州刺史颜真卿为代表，而南唐的南京书家则以游宦于江宁（今属江苏南京）的文字学家徐铉为代表。
颜真卿（709—785）与南京颇有渊源。颜氏祖上颜含追随晋元帝渡江，侨居建康（今江苏南京），而后发展成为江左望族。唐肃宗时，颜真卿还曾出任过昇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兼江宁军使，治所就在昇州城。虽然颜真卿的任期不长，但是他对南京的影响很大。时至今日，南京城内的乌龙潭仍然保留有颜鲁公当年设置的放生池和后人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颜鲁公祠。颜真卿书法，真、草并重，真书以《颜勤礼碑》《麻姑山仙坛记》等为代表，行草书以《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为代表。他在南京写有《乌龙潭放生池碑》《宝志禅师像赞》等。他开创的书法风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影响极其深远。他取得的书法成就，垂范后世，影响深远。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10岁能文，仕南唐李昪父子。随李煜入觐宋太祖，命为率更令，后迁左散骑常侍。徐铉与其弟徐锴（920—974）均以文翰名世，为江左之冠，号“二徐”。徐铉精于小学，曾受诏与句中正、葛端等校订《说文解字》，以正天下字学。工篆、隶、行书。存世书迹有《篆书千文》《武成王庙碑》《摹秦峄山铭》《今有私诚帖》等。《今有私诚帖》，行书，纸本。凡14行，共160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尺牍墨迹，字势以平稳为本，但颇多变化，正中见奇，静中含动，实中藏虚，雅有古意。行笔沉着凝练，不矜不躁，不激不厉。点画敛角减芒，浑润处隐见篆意。信手而成，遒婉自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曾主持熙宁变法。变法遭到利益受损者的强烈反对，王安石本人也因此被两度罢相，变法以宋神宗的去世而告终。他还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即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和诗词的成就颇高，其诗有“王荆公体”（又称“半山体”）之美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直至去世。虽然王安石不以书家自居，但是其书法之个性和奇古却得到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家不同程度的肯定。公认的王安石传世墨迹主要有两件，一件是上海博物馆藏的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字势如“斜风细雨”，“不齐”之中有“大齐”，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行书《过从帖》，萧散简远，文气十足。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人。他是状元、爱国词人，颇有书名，与陆游、范成大和朱熹并称南宋中期书法“中兴四大家”。张孝祥曾出任建康留守，与南京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孝祥自称书学颜真卿，但现在看来，学得更多的是颜真卿的气节。若专从技法上考察，则张孝祥书法更多地受到米芾和晋人的影响，在收放和韵味上境界颇高。张孝祥传世的书法代表作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行草《台眷帖》、上海博物馆藏的行草《柴沟帖》等，前者收放有度，后者奔腾豪放，与其“豪放派”词人的身份相契。
二、 唐宋碑志
出土于南京的唐宋碑志主要有唐代的《明徵君碑》《仙坛山铭》、北宋的《徐伯通墓志铭》和南宋的《钱寿仁墓志铭》。
1. 唐《明徵君碑》
图8-7 《明徵君碑》拓片（局部）
唐代行书碑，立于南京栖霞寺门前右侧。唐代“方技之士”明崇俨请求唐高宗为其五世祖、南朝隐士明僧绍而立。高2.74米，宽1.31米，厚0.36米。碑文由唐高宗李治于上元三年（676年）亲撰，通篇2376字，四六韵文，最后以10首铭词作结，追述南朝齐人明僧绍归隐林泉，崇信佛教，于齐、梁两代在栖霞山大造佛像等活动情况。碑文行书，33行，行74字，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高正臣书丹。碑额“明徵君碑”由朝散大夫、太子洗马王知敬篆书。碑阴刻有“栖霞”两个大字，传系高宗李治御书。1956年，该碑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江苏省、南京市文管会建亭护碑。该碑为南京仅存的唐代地面碑刻，保存较为完好。以行书刻碑首推唐太宗撰书之《晋祠铭》，次则《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明徵君碑》与前二碑同时而稍晚，是我国古代较早的行书碑刻（图8-6）。
明僧绍，字承烈，号栖霞，平原（今属山东）人，是南朝宋、齐时著名的隐士。他隐居摄山（即栖霞山）20余年，才广品高，桃李满天下，影响很大，先后有6个皇帝以国子博士等官职相征请，他坚辞不就。时人赞许明僧绍自甘淡泊的真隐士精神，尊称他为“徵君”。南齐永明七年（489年），明僧绍捐住宅为寺，因其号为“栖霞”，故此寺称栖霞精舍，后又改称栖霞寺，摄山也因此更名栖霞山。
高正臣，生卒未详，唐广平（今属河北省）人。官至卫尉少卿。书学王羲之。传世书迹有《杜君绰碑》《明徵君碑》等。高正臣初学王羲之，又吸收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等书家的笔法，融会贯通，深受唐高宗、玄宗等皇帝的喜爱和时人的推崇。但追本溯源，实学王羲之为多。明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更直指此碑：“书自《圣教序》中出，极有风骨，可爱。”
此碑书法结体谨严，笔画丰润圆劲，姿势俊朗遒逸，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结字及用笔上都有相近之处。露锋起笔，中锋运笔，使转遒美，得“王书”三昧。既有楷书之端庄，又不失行书之流韵，亦放亦拘，显示书者深厚的功力，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研究我国南朝及唐代宗教、历史特别是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之一。
2. 唐《仙坛山铭》
《仙坛山铭》，亦称《寻仙观仙坛山铭》。长65厘米，宽41厘米。唐圣历三年（700年）三月十八日刻。20世纪60年代从南京市溧水县采集，现藏南京博物院。此碑系道士周道赐书赞铭并画像，汤义思镌刻。该铭主体为楷书，中杂有数个武则天时期所造文字，如“垂拱五年”的“年”；间或杂有篆书，如“夫修道者上消天灾”的“天”；文中还刻有行书，如“半山汉毛氏亦有”等字。总体来说，还比较和谐，不太突兀。笔画肥瘦互见，结体宽朗，字势端庄，气象博大，书刻俱佳，为唐早期南方碑刻之精品，具有较重要的道教、社会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
3. 北宋《徐伯通墓志铭》
《徐伯通墓志铭》，长94.5厘米，宽71厘米，厚6.5厘米。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刻。1958年南京市江宁县祖堂山出土，现存南京博物院。志盖篆文，4行8字，文曰“宋故建安徐君墓铭”。传主徐伯通，字文渊。其祖徐的，字公准，建州建安人，中进士，官至三司度支副使、荆湖南北路安抚使，平诸蛮有功。
该墓志字形大致匀整，字形大小、笔画粗细变化不大。下笔厚重，笔势酣畅；结体严谨，平正中有险峻；骨肉丰满，魄力雄强，表现出与《钱寿仁墓志铭》不一样的风貌精神。
4. 南宋《钱寿仁墓志铭》
《钱寿仁墓志铭》，长69厘米，宽48厘米，厚7.8厘米。南宋淳熙十六年刻。现存南京市博物馆。传主钱寿仁，字仁叔，六世祖为吴越忠逊王钱倧。父辈迁居于建康溧阳。钱寿仁生于绍兴七年（1137年），累迁至绍兴府录事参军。卒葬于溧阳来苏乡。
该墓志楷书，略带行意，笔力沉着，略有毛涩之感；结体紧劲，字形修长，转折圆润，字势略向右上倾侧，而大致平正；字里行间，萧散秀逸，神完气足。这在碑刻墓志中是极为难得的，为宋代江南文人行楷书代表作之一，置于文人大家的书作中也不逊色。
三、 元代书家
元代活跃于南京的书家以擅长篆隶的杨刚中、杨翮父子为代表。
杨刚中，字志行，生卒未详。明安世凤《墨林快事》云：《闾丘公祠记》“书篆为杨刚中，虽未足名家，而能规模吴兴”。可知，杨刚中的篆书面目不出赵孟頫藩篱。
杨翮（？—1367），杨刚中子。据乾隆《上元县志》记载，杨翮字文举，金陵人，元末提举江浙学校，杨孟载有悼杨文举博士诗云：“白发苍髯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八分书古追东汉，七字诗工到盛唐。”工古文，善分隶。撰有《佩玉斋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