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校教育
古代，南京教育事业繁荣，官学（国学、府学、县学）、私学［书院、蒙学（社学、义学、私塾）］等几种教育层次、形式俱有。三国孙吴奠都建业之初，诏设国学，是江南最早建立的中央官学。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在建康建立了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为中国文科分科大学之始。明代南京国子监，是全国最大的国立大学。
东汉时期开始，南京地区有了由府衙、县衙兴办的地方官学——府学、县学。
宋代，南京出现书院，成为讲学育人之地。南京最早建立的北宋茅山书院和南宋明道书院影响甚远。
私塾是封建社会民间开办的一种学馆，在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历代的发展，到了清代，私塾已遍布南京城乡，这种教育形式构成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础。
一、 官学
1. 国学
南京在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以及南唐和明初作为都城，均建立了中央官学——国学、太学、国子监。
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黄龙元年（229年）奠都建业；翌年，即下诏立国学，置都讲祭酒（国学主持人），以教学诸子。这是南京地区有国家高等教育的开端。东吴的国学，基本上是沿袭汉制“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察举”制度。教授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重点是今文经学。
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十一月，元帝司马睿“置史官，立太学” (1) 于建康。太学设国子祭酒（主持太学官员），以经师、博士为主要教学人员，以助教协助博士教学。入学弟子称太学生，又称博士弟子。教授儒家经学《尚书》《礼记》《周易》《论语》《毛诗》《周官》《孝经》《古文尚书》《春秋左传》等。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立国子学于太庙南，“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庙屋155间”作为国子学的学宫，“增学额至百人”。于是太学与国子学并存，蔚然形成崇儒尚学的盛况。
南朝时期，宋永初三年（422年），宋武帝下诏兴国学，选儒官。宋文帝继位后，于元嘉十五年（438年）命散骑常侍雷次宗开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讲授儒学。在此前后，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馆，专门研究老庄之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馆，专门研究历史；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专门研究辞章。这四所学馆，为中国文科大学之始，也为中国分科教育创立了先例。宋文帝重视教育，所以史学家沈约称赞元嘉兴学是“一代之盛”。 (2) 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诏立总明观（藏书兼教学、研究的中央官学机构），征学士入学，分为儒、玄、文、史、阴阳五部学。
齐建元四年（482年），高帝萧道成“诏立国学，以张诸为祭酒，置学生一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孙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武帝萧赜继位后，“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王俭遵诏以家办学，把宋时期总明观的儒、玄、文、史四科搬到学士馆。至此，齐的中央官学又有了学士馆的设置。
梁天监四年（505年），武帝萧衍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3) ，广开学馆，招纳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五人为博士，各主持一学馆，进行教学。当时法令规定，凡入学就试，只问程度，不问出身，无门庭限制。因此，当时的五馆“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4) 学生由官家供给伙食，学后考试合格者，即可委派官职。这一法令实行不到一年，四方学子云集京师，各馆都数量不等地招到一百至几百学生，共计千余人。天监五年（506年）五月，又下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集雅馆既是学府，又兼研究院性质。这时中央的五馆、集雅馆，都是为满足庶族和地主阶级子弟受教的需要而设立的。天监七年（508年），在中央五馆和集雅馆之外，又下诏专为士族（士大夫阶层）子弟设立国子学。天监九年（510年），武帝曾诏“皇太子及五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并在这一年内，两次亲临国子学“第试胄子，赐祭以下各有差”。梁大同七年（541年），还“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当时著名的学者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相继来此讲学。五经博士严植之在士林馆讲学时，听者达千人，可见当时的盛况。武帝还指派文学侍从周兴嗣编纂《千字文》，被公认为世界教育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在梁武帝执政40余年间，学风颇盛。
陈天嘉元年（560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入学，使助教、博士朝夕教授，以阐儒教。获文帝准奏，在中央设大学和国子学，授沈威径为太学博士，任沈不害为国子学博士。
南唐烈祖李昪昇元二年（938年），诏立开国子监于秦淮河镇淮桥北，下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等官办学校，这些官学的教师分别是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四门博士等，其教学对象和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一定的规定。国子监是南唐重要的教贤育才之所，培养了一批治国人才。南唐三主皆重视文教事业，在南唐统治的39年中，办了38年的教育。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把尊经崇儒作为国策，提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5) 洪武十四年，下诏建国子学于鸡笼山下（今东南大学及周围地区）；翌年五月落成，定名为京师国子监。同时，将夫子庙的国子学改为应天府学，并在夫子庙设立规模宏大的贡院。新建成的南京国子监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气势恢宏，规模庞大。监址东至小校场，西至英灵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桥，左为龙舟山（即覆舟山），右为钦天山（鸡鸣山），中有珍珠河，北有玄武湖，“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图10-1）。校内建筑的教室、藏书楼等校舍就有2000余间。另有光哲堂和王子书房100多间，供外国留学生居住。在六堂之东，有粮仓及膳食品库房。在英灵坊之东及外西号，设有射圃，是六堂师生习射之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国子监的监生8000多人。永乐二十年（1422年），学生达9900多人，为极盛之时。南京国子监“规制之备，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尝闻也”。 (6) 由于洪武、永乐年间南京的文教事业昌盛，国学发展，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不断派学生到国子监学习。永乐时，北京亦建国子监。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国子监保留，史称“南监”。
图10-1 明朝国学图（《洪武京城图志》）
清咸丰三年（1853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主张不分贵贱、男女，皆有受教育的权利，举办育才馆，招收功臣子弟和太平军子女入馆学习，编有《幼学诗》《三字经》《醒世文》《太平救世歌》和《御制千字诏》等教育用书。还设立学馆进行西方科学技术教育。运用歌谣、檄文、诏书、标语等形式向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军事、宗教教育。太平天国的教育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以改编的《圣经》为教材，采用宗教仪式（如礼拜）作为教育手段，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处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太平天国当时未能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制度。
2. 府学
西汉成帝时，今南京属扬州刺史辖区已有学官。后汉建武六年（30年），李忠为丹阳郡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7)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宰辅张士逊在江宁府西北冶城故基文宣王庙（今朝天宫）立府学。景祐元年（1034年），宰辅陈执中迁江宁府学于城东南（今夫子庙）。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叶梦得为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在府学旧基上，建新屋125间，南向以面秦淮，作为孔庙及府学校舍。自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至景定年间，先后有多位理学名家及热心教育事业者，始终支持府学。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攻占建康府后，改建康府为集庆路。设集庆路学（在原宋建康府学内）。路学共设大学4斋（常德、守中、育才、进德）、小学2斋（兴贤、说礼），生徒常200人。“公卿大夫居江左者率遣子弟就学，今仕为名臣者，多集庆子弟员”。
明代初，在京师南京建立中央官学国子监的同时，亦注意发展地方官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在国子监的鸡鸣山麓新址落成后，将原夫子庙的国子学改为应天府学，并将江宁、上元两县县学并入。课程除经史律礼仪等须熟读精通外，还须习射圃，习名人法帖，并习九章算法。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入南京，改应天府为江宁府。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将明国子监改为江宁府学。府学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4斋。设教授与训导，训诲生徒。学生学习经、史、性理书、八股时文及圣谕，以钦定书籍为准。按月月课，四季季考，由府学教官主持，岁考、科考及其分等奖惩办法和明制相同。江宁府学在清嘉庆年间先焚于火，重建后，在清咸丰年间又被太平军改为宰牲衙，沦为杀猪宰羊之地，城北旧址形同废墟。同治五年（1866年），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命于明朝天宫故址重建府学。经过5年积极修建，同治十年竣工。东为江宁府学，西为孔庙。府学门内有庭，东西有堂，坐北南向的正堂叫明伦堂，堂后有阁，叫尊经阁，即藏经处。新建的府学堪称宽敞。后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府学终止。
3. 县学
（1） 高淳县学。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建溧阳县潘乾固城学宫（今在高淳区境内），为南京最早建立的县学。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应天府丞冀和、高淳知县刘杰于县之东通贤门外的魁山（即学山），奠基建孔庙，设儒学（即县学，亦称学宫），邑人孔宏璋等捐建房屋80余间，翌年建成，县学始备。明正德七年（1512年），县学遭火灾后重建。经过明嘉靖、万历，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的陆续修建，保存完好。至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全县七乡复建，殿宇一新，规制如故。县学入学名额25人（清代对县学学额划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初为大学40人、中学25人、小学12人，后改为大学20人、中学16人、小学12人）。之后，县学改中学为大学名额，入学文学生员20人、武学生员12人。明清两代，县学生员主要学习讲章墨卷等科举文字。《上谕》《圣谕广训》《御纂周事折衷》《孝经衍文》《理性》《诗经》《春秋》《朱子全书》《日讲四书》《二十一史》《十三史》《驳吕留良回书》《御置乐善堂全集》《御制日知萃说》《通鉴纲目》《明史》等，为县学教授的主要教材。
（2） 溧水县学。唐武德六年（623年），溧水县在县治东建孔庙设儒学，延请学官主宰孔庙祭祀和管理生员就读，生员入学宫后接受月课和季考。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移县学于通济桥之东南崇儒坊。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以后，屡有修建。至元朝时升为州学。元末毁于兵燹。明洪武元年（1368年），于县治兴贤坊重建学宫。至明天顺年间，学宫斋舍已井然有序。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因水患迁于京兆馆东。清嘉庆元年（1796年）后，又迁县小东门内。清咸丰年间学宫遭兵毁。同治十年（1871年），由县劝捐重建。光绪三年（1877年），儒学设于县治内东北隅的文庙里，设教谕和训导各1人，每期招生员18人，授月课。清末，废科举，儒学亦废。
（3） 六合县学。唐咸通年间，六合县学宫建于东门街北。唐光化三年（900年），学宫迁至县城东。北宋治平年间，学宫迁至县治西高冈。南宋建炎年间，学宫焚于兵火。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49年），学宫在西门高冈旧址修复。元末，学宫又焚毁。明洪武五年（1372年），知县陆梅在城西高冈旧址重建学宫。明正统年间，知县史思古、黄渊相继修葺，使学宫具有一定规模。明成化五年（1469年），知县唐诏扩建学宫。明正德九年（1514年），知县万廷再度修建学宫，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明嘉靖、隆庆、万历、崇祯年间，几任知县对学宫历有修建。清道光元年（1821年），县学又改建于西门高冈旧址。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攻占六合城，文庙学宫被毁。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今保存完好。
（4） 江宁县学、上元县学。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上元知县钟蜚英建立上元县学，“在县治西”。 (8) 江宁县学“在县治北，景定四年王知县镗创建”。 (9) 元朝，沿袭宋制，置上元、江宁两县学。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将明初建立的国子学地址（今夫子庙）改为应天府学，将上元、江宁两县学并入府学。清顺治九年（1652年），将明国子监（今北极阁前）改为江宁府学，改应天府学为上元、江宁两县县学，规模俱从府学。县学设教谕、训导等学官，训诲生徒。学生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另有武生，功课除经、史、律、诰、礼、仪等书须熟读精通外，尚须习射箭，习名人法帖，日五百字，另习九章算法。清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江宁、上元两县县学毁于战火。同治八年，江宁、上元两县县学重修，规模较前宏伟。新建学宫，以秦淮河为泮池。池南有照壁，池北有“天下文枢”坊，坊东有泮宫坊，坊西有六角亭，名“聚星”，坊南为文德桥、得月台，坊北为棂星门，门内为大成门、大成殿。
（5） 江浦县学。明洪武十年（1377年），知县刘进创建县学于浦子口城内。洪武二十五年，知县仇存仁迁移县治于旷口山之阳，县学随迁于城东。明至清初，对县学均有所整建。自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后，迄未修建。咸丰八年（1858年）毁于兵火。
4. 社学
社学是地方学校，始于元代。元代以50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所，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书；明初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育15岁以下的儿童，体现统治者加强对儿童封建礼仪教化的用意，但明中叶后社学逐渐废弛。
清顺治年间，沿袭前代制度，朝廷也曾一度下令各直省府州县设置社学，要求每乡建一所社学，并将社学列入地方官学系统。社师由官府提供生活费，受提学的管理。雍正年间，更强调乡村设置社学，作为对整个官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乡村社学来补府州县地方官学一般都设在城镇而远离乡村的不足。乾隆年间，则又力图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社学。总的来看，清初社学的兴办也未见成效。清中期以后，随着义学的普遍发展，社学更趋衰落。
5. 义学
义学是一种官办或私办的免费学塾，南京有义学始于清代。清廷提倡兴办义学，下令礼部、京师暨各省、府、州、县设立义学，规定义学由府、州、县监督管理，酌情给予学童一定的学习费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江宁钱厂旧址设有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总督阿山在江宁府城建立大小两所义学，并捐俸金400两，存典生息，作为义学聘请教师的费用。小义学设在城南淮清桥丁公祠。乾隆元年（1736年），小义学改称大义学，迁入江宁府学（原国子监）文庙后斋堂内。乾隆六年（1741年），又迁至江宁、上元县学夫子庙之青云楼。乾隆十一年，复迁回府学。不久，上元监生高宫佑出资，请准迁义学于夫子庙文德桥旁，又于丁公祠增设义学1所，给大小义学教师俸金加倍。道光十九年（1839年）后，江宁布政使唐鉴于普育堂、清节堂、粥厂继善堂等处皆设义学，以教童蒙。同治五年（1866年），江宁知府涂宗瀛没收七家湾沈姓住宅充银洋450元，设义塾于大程子祠。同治八年（1869年），涂宗瀛自捐银400两，设义塾于古城隍庙之倪公祠。同年，江宁知县莫祥芝捐钱400千文，立义塾于信府河救生总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元县胡裕燕捐钱200千文。翌年，莫祥芝代筹银300两、钱60千文，设城西义塾。清光绪初，由官绅捐立的义学多达八九处。期间，除在江宁府城建有义学外，江宁府辖县亦立义学。如清康熙年间，六合知县喻宏林设义学，捐俸延师。清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万世良复设义学。雍正六年（1728年），知县苏作睿捐俸，延生员刘岱为师，教贫寒子弟读书。清乾隆年间，六合知县严森于后街建义学，每月由积善堂致送大钱3000文，作为教师的薪金。嗣邑侯谢廷庚月赠大钱2000文。清光绪年间，六合县推广义学于东西南北数处，县东门附设于黄公祠，南门附设于彤华宫，西门附设于都天庙及地藏庵，北门附设于卧佛寺，瓜埠、东沟、八百桥、葛塘集、程驾桥等乡镇亦设立义学。
义学为启蒙教育，主要对象为儿童，教学一般从识字、写字开始，习文识字。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幼学琼林》等。塾师大多为科举考试县试落榜者，或为寒儒之士，地位低，薪俸很少。义学经费大多依靠义庄、义田或为地方产公款，或靠乡绅大户、有钱人捐资捐田捐屋维持，相当微薄。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义学逐渐废弃，有的改为蒙养学堂，有的停办。
二、 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作为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经过元代，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书院主要是由私人创办和主持，集图书收藏与校对、教学活动与教学研究为一体，属于民间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教学经验丰富、办学形式灵活多变，因而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书院以个人名字称呼，或者以所在地命名。
南京最早设立的书院是北宋江宁府的茅山书院。南京最著名的书院是明道书院。明道书院设立的目的有三：一为祭祀理学大师、教育家程颢（号明道先生），他早年曾任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主簿；二为传播理学思想；三为改正科举之弊。书院模仿庐山白鹿洞书院的规章制度办学，聘名儒以为长，招志士以共学，一时前来求学的人数众多，规模较大，盛极东南。南宋理宗皇帝赵昀闻而嘉之，亲笔题写“明道书院”四个大字赐为书院匾额。自此明道书院声名大振，曾与当时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彭书院等全国著名书院相媲美。同期，江宁府建立的南轩书院则是为纪念理学家张栻而设立。
元代鼓励增设书院。南京新建的书院有江东书院、昭文书院等。元代统治者在鼓励增设书院的同时，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委派山长，设官掌管钱粮，导致师资多杂，讲学不得自由，经济不能独立，使书院走向官学化，多专注科举。
明代，初重科举，举办官学，书院不兴。至明成化、弘治年间，书院才稍稍兴起。明代中叶，学堂教育由盛转衰，书院大兴，自由讲学之风大盛。当时书院自由讲学，最著名的人物是湛若水、王守仁等理学大师。明嘉靖年间，南京地区书院的发展达到极盛。嘉靖四十年（1564年），都御史耿定向曾督学南京，在城西清凉山（今清凉山公园内）建立崇正书院。耿定向下令南京所属14府挑选优秀学生来书院学习，培养了不少人才，其学生焦竑就是其中之一，考中了状元。其间还有礼部侍郎湛若水在南京建立的新泉书院和在江浦县建立的新江书院，以及溧水县的中山书院、高淳县的崇文书院等。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思想控制愈来愈加强，特别是严嵩当政、宦官魏忠贤专权，不许自由讲学，曾连续四次禁毁书院，但有禁毁亦有反禁毁，所以不久皆有所恢复，书院还是办了不少。新办的有江宁府的文昌书院、首善书院，浦口的江千书院，溧水的图南书院、三贤书院等。
图10-2 钟山书院总图（《钟山书院志》）
在清代初90年间，书院处于被禁的停滞状态。但因书院制度历经宋、元、明，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清朝廷虽有严令，然禁而不止。康熙年间，稍稍开放书院，民间书院日益增多。当时南京新建的有江宁府的虹桥书院、浦口的大新书院、江浦县的东山书院、六合县的六合书院、溧水县的赵公书院。期间，朝野上下，复兴书院的呼声不绝。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感到光靠抑制政策不行，便由禁变为提倡。雍正元年，两江总督查弼纳于江宁府城内建立钟山书院（图10-2），雍正皇帝题名“钟山书院”，并题写“敦崇实学”匾额。雍正十年，又特颁谕旨赐钟山书院币金一千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赐帑金，敕各直省建书院”， (10) 谕令各省设立书院，为清朝提倡书院之始，从而推动了书院的发展。此后，江宁府城又新建了鸡鸣书院、凤池书院、惜阴书院、尊经书院、文正书院，六合县的六峰书院和养正书院等10余所书院。但那时所设书院皆由封疆大臣控制，并由朝廷拨给经费，同时书院亦以“读书应举”，这就把元、明民办书院逐渐变为官办或半官办。书院变成了科举的附庸，为清统治者培养忠臣顺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推行新政，着手革新教育，颁“兴学诏书”，鼓励办学堂，并谕令全国一律将书院改为学堂，在南京持续了千余年的书院历史也到此结束。
南京历代书院一览表
三、 私塾
南京从古代起就有私塾，在学校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私塾遍及城乡各地，这种教育形式构成封建社会教育的基础。至清末、民国初年，虽实行新的学制，但私塾仍然林立，且又延续四五十年。南京地区私塾办学形式不一。有街坊热心人士选择馆址、延师授教的，在堂馆前挂牌某某私塾，并对外招生，学生年龄一般在6—9岁，可容纳数十名就读；有一定名望的塾师自家设馆授课的；有乡村氏族或村庄利用祠堂或庙宇，聘请塾师，为本姓本村孩童讲学的；有地方富有之家请塾师来家为其子女或亲朋子女教读的，一般不对外招生。南京城内人口密居处，一条街巷就有一两所私塾；在农村则一村或几村设立一所私塾。私塾教学年限一般以1年为一学期，每年教学10个月左右。私塾的教学形式是个别授课，即1名塾师在一间屋子里教授十几个或几十个年龄不同、程度不等的学生，教本不一，同窗读书。清同治、光绪年间，南京有两人以设私塾授徒著称，一为高柳溪，一为叶宇观，因高柳溪住城内丝市口（今长乐路西口），叶宇观住明瓦廊北，故有“南高北叶”之称。学生到两位塾师中任一家读书，一年便可考取县立学堂，所以南京人称高、叶两先生的学生都可成鸿儒之士，前来要求受业的学生非常多，这两位先生也就选择可教者而教之。高先生弟子陈光宇、叶先生弟子仇继恒（曾任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仇埰之父），都是光绪年间当朝翰林。
私塾教材，至民国初，仍沿用旧有传统教材。初入学，多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教认字块。两年后则教以《大学》《中庸》《论语》《幼学琼林》。有三四年学龄后，则教以《诗经》《孟子》《左传》《古文观止》《左氏春秋》《史记》《东莱博议》等书；此外，还选读一些杂志书籍，如《女儿经》《增广尺牍》《孝经》等。有些私塾也搞习作，由作“对”到作“诗”，也习作当时的应用文，如写书信、挽联、贺联等。在科举时代，对准备应试科举的学生，除根据考试范围和规定文体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外，还习作八股文等一类文章。清末时，废科举、兴学堂，有些私塾受学堂教学内容的影响，加授修身、珠算、国文等课程。
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曾倡议改良私塾。至民国五年（1916年）始，举行塾师检定，颁发许可证。
1927年秋，南京市政府曾调查市区有私塾710所，入学塾生15502人。有男女塾师715人，塾师中未进过学校者348人，年龄最大者83岁，开办教馆在50年以上者5人。私塾教材90%皆旧日蒙童课本。教法则多用旧法。教育当局因势利导，采取改进办法：（1） 检定塾师。当年12月，举行首届塾师检定试验，检验科目为作文1篇，笔算珠算任选1项，另有常识，受试及格者14人，加上暑期学校成绩优良者18人，免受检验者199人，共231人，于1928年1月发给许可证，2月举行第一届塾师登记。（2） 取缔腐败私塾。先将迭遭指控并已查实确属腐败之私塾予以取缔，以后则按所定标准逐年取消。（3） 改良私塾教育。颁发私塾暂行条例，规定塾师、塾训、塾牌、塾教、塾舍等项大纲，公布对私塾最低限度的规定。（4） 塾师进修。凡已领得塾师许可证者，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均在市立学校举行，以资观摩，以促联络。凡未得塾师许可证者分区分期开讲国民党党史、党义、教育原理、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卫生常识、儿童心理、自然常识及国语等，讲习期为1个月。该年，旧塾停办21所，新增私塾亦多，塾童新人增多，转入学校（时称学堂）人数增多；各私塾采用教科书增多，蒙童用《三字经》《百家姓》日少。至1929年，南京市塾数塾童均明显减少。全市东、南、西、北、中区和下关区共有私塾480所，学生13557人（男生11335人，女生2222人）。有塾师408人（其中女性15人），其中大学毕业8人、高等学校毕业17人、中等学校毕业52人、师范学校毕业33人、小学毕业11人、其他学校毕业31人。为进一步改良私塾，市教育局提出“私塾学校化”口号，使私塾逐渐改变为学校，设单级教师制，并设置巡回教师分赴各塾示范，建立津贴设备费，受津贴各塾，成绩优良者，各得指派教师1人，驻塾施教。私塾改单级学校10所，另归并最优良的私塾10所为私立学校等。1935年，南京地区（包括农村）有私塾577所（城镇私塾347所，乡村私塾230所），私塾数占全市小学数三分之一；塾师580人，塾师数约当小学教职员六分之一；学生14645人，平均每私塾学生25人，高于江苏平均每私塾学生18人。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一些小学解散或内迁，有些家长又不愿送子女入小学接受奴化教育，这时期私塾兴办者减少。据伪维新政府教育局于1939年统计，全市各区私塾160所，塾师162人，学生6164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市教育局颁布《管理私塾办法》，对私塾之设立、课程、教学、塾师培训辅导、奖励与取缔，均作详细规定。兴办私塾应填表登记，经调查发给许可证后，方可设立；教材须遵用部定教科书；收容学龄儿童不得妨碍国民学校学额之充实；不准体罚塾童。1948年7月，市区有私塾82所，塾师89人，塾童有2815人，其中男童2085人、女童730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学龄儿童多数入小学读书，尚有少数入私塾。1956年，南京市建邺区尚有私塾9所，塾童327人。随着1958年“大跃进”兴起，全市塾童全部转入小学，私塾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