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科技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古老而封闭的大门，随着西方商品的涌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此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科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民国建立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其科学技术有了较快进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已成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
一、 近代科技的初步发展
清代中叶，清政府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清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中外有限的交流被阻断，中国的科技发展几乎陷于停顿。与中国不同的是，18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京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外国商品的涌入，西方科技知识也传入中国。一些中国人转变了观念，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抵御外来侵略、实现强国之梦，洋务运动由此兴起。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率先运用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进行军工生产。1862年，李鸿章设立上海洋炮局，后迁至苏州，更名为苏州洋炮局。1865年，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更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南京引进西方科技进行工业生产之先河（图11-4）。至19世纪末，金陵机器制造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 (32)
图11-4 金陵机器制造局制造的枪炮
1865年9月，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兵工企业。1868年，该局建造出中国第一艘汽船“恬吉”号，当年8月即试航南京。曾国藩在1868年8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出门看上海新造之火轮船，名曰‘恬吉’。……由汉西门坐小轮船至下关，上‘恬吉’轮船。巳正二刻开行，行至采石矶下之翠螺山，凡十二刻行九十里。又自翠螺归至下关，凡六刻行六十里。下行速于上水者一倍。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33)
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包括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发明等。但慈禧政变后，新政措施多被废止。
《辛丑条约》签订后，实行变法的呼声高涨，同时西方人士也针对清政府内政、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弊端，建议清政府“革新”。 (34) 在民族危机深重和内外压力下，慈禧决定实行“新政”，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可以说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南京是两江总督署所在地，又是通商口岸和江南重镇，“新政”迅速影响到南京。1904年11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南京正式开学，1905年又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新式学堂的兴办，天文、算学、理化、生物等课程的开设，培养了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知识的新式人才。
1888年，美以美会的傅罗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此后，西方教会又在南京开办了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宏育两书院正式合并，更名为金陵大学。此外，民国初年，西方教会还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等课程，教授近代科学知识。
慈禧“新政”和清廷的“预备立宪”并没有使中国有识之士感到满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辛亥革命不仅变革了中国政体，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肇始地及民国首都，其科学技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 科学思潮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被冲破，各种西方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更名为《新青年》），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迅速波及南京，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发行量不断增加。1919年6月，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报道各地学生运动状况，猛烈抨击旧制度、旧思想，积极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
1919年12月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王炽昌、王克人等创办《少年社会》杂志，其宗旨是建设一个“少年的社会”“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使人人树立“互助的、社会的，也就是‘德谟克拉西’的人生观”。 (35) 《少年社会》提倡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事物，以“进化”的理念来否定陈旧的思想。
新文化倡导者对“科学”的宣传和阐发，已由器物和自然科学的层面提升到科学精神的层面，使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刻。科学精神的传播，开启了广大民众的心智，使民众得到了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的启蒙，逐渐扫除了中国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观念障碍。
在国人思想解放的同时，留学国外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将目光移向国内，试图以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张元善、过探先、任鸿隽、金邦正、杨铨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并创办《科学》杂志。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更名为中国科学社。改组后的中国科学社入社人数逐年增加。1914年科学社成立之初只有社员35人，1916年猛增至180人，1930年更达1005人。 (36) 随着国内社员的增加，中国科学社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杭州、青岛、广州、苏州、重庆等地设立了社友会，其中南京社友会成立最早。1916年9月，南京社友会改组为中国科学社南京支社，设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内，过探先为理事长。南京支社设有编辑支部，负责组织、编辑《科学》杂志的国内稿件。
1918年，随着任鸿隽、杨铨等中国科学社主要成员的回国，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编辑部也迁回国内。回国之初，中国科学社暂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房屋，作为南京事务所办公场所。1919年，在张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北洋政府财政部将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两幢官产楼房借给中国科学社，后来又将产权划归中国科学社所有，于是中国科学社就在这里建立了总社址。
1919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贤街设立了图书馆，1922年8月又在成贤街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生物研究所。该所分动物和植物两部，研究人员大多由东南大学教师兼任，后又聘用了一批专职研究人员。1925年，该所创办了英文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论文丛刊》，产生了很大反响。
科学社成立之初即创办了《科学》杂志，发表科学论文、普及科学知识。1915年1月，《科学》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到1949年共刊行32卷，总发行量逾76万册。从《科学》杂志的内容看，重点在于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如《科学》第一卷刊载了任鸿隽的《科学历史之时代》、杨铨的《电学略史》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评价《科学》杂志是中国主要的科学刊物，可与《自然》周刊和美国的《科学》相媲美。
中国科学社编印了许多科学书籍，涉及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建筑学等学科，如赵元任的《中西星名图考》、谢家荣的《地质学》、蔡宾牟的《物理常数》、钟心煌的《中国木本植物目录》等。
中国科学社十分关注与南京相关的科学研究，先后编印了一批科学专著，如王家楫的《南京原生动物之研究》（1925年英文版），秉志的《南京动物志略》（1931年英文版），汪燕杰的《南京玄武湖植物群落之观察》（1931年英文版），张宗汉、方炳文的《南京蛇类及龟类之调查》（1931年英文版），孙雄才的《南京唇形科植物》（1932年英文版），倪达书的《南京两栖类肠内之纤毛虫》（1935年英文版），常麟定的《南京及其附近鸟类之研究》（1938年中文版）等。此外，1932年，中国科学社还出版了《科学的南京》一书，收录了张其昀的《南京之地理环境》、竺可桢的《南京之气候》、王琎的《南京之饮水问题》、赵亚曾的《南京栖霞山石灰岩之地质时代》、张春霖的《南京鱼类之调查》、林刚的《南京木本植物名录》、秉志（于星海述）的《南京自然史略》等论文。 (37)
为了普及科学知识，1920年夏，中国科学社首次在南京举办科学演讲，此后每年春季、暑假和寒假，中国科学社都在南京成贤街社址举办科学演讲。
1928年底，中国科学社迁往上海，原在南京成贤街的房屋归生物研究所使用。从1919年到1928年，中国科学社的总社址一直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大大提升了南京在全国科学界的地位。
三、 中央研究院的科学研究
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时就主张设立中央学术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其中规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国民政府特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又任命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杨铨兼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
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同年6月9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一职改为总干事，总干事为杨铨。
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设总办事处，并先后成立了多个研究所，由于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再加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设于南京，因此，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与紫金山天文台、地质研究所、观象台与气象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动植物研究所等均设于南京。
图11-5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大楼旧影
天文研究所与紫金山天文台 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成立，高鲁为首任所长。天文研究所成立后即着手建设中国一流的天文台。早在1913年10月，亚洲各国观象台长会议在日本召开，会议邀请法国教会设于上海佘山的观象台代表中国出席会议，这对中国天文学界来说是莫大的刺激。天文研究所成立后，高鲁认为这是建设中国自己的天文台的最佳时机，遂开始筹建紫金山天文台。1929年，就在高鲁积极筹建天文台时，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公使，天文研究所由余青松接任所长。余青松秉承高鲁的宏愿，继续筹建紫金山天文台。经过实地考察，余青松认为紫金山第三峰是建设天文台的合适地点。
紫金山第三峰又称天堡峰，海拔267米，峰顶较为平坦开阔。天文研究所会同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选定了盘山道路的路线。经过测量，盘山路“共长四华里，倾度约为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 (38) 1931年6月，盘山道路全部完工，该路从太平门山脚下直通天堡峰顶。
1931年5月，天文台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尽管工程因1931年长江大水灾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而一度停顿，但天文研究所坚持不懈，终于在1934年秋完成了天文台主体工程。9月1日，天文研究所举行紫金山天文台落成典礼，标志着中国天文学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南京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研究中心。
紫金山天文台大门牌楼采用毛石作三间四柱式，牌楼顶部为蓝色琉璃瓦，各建筑间以梯道和栈道相连，各建筑台基与外墙均用毛石砌筑，与山石浑然一体。天文台建筑群主要包括天文台本部、子午仪室、赤道仪室、变星仪室、职员宿舍、所长宿舍等。 (39)
1933年5月，由于日军不断在华北挑起事端，为安全起见，国民政府将保存在北平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陆续运至南京，存放于紫金山天文台，其中包括浑仪、简仪、圭表、漏壶、地平经纬仪、天球仪等。同时，天文研究所还从外国购买天文仪器，至1934年，除了前中央观象台移交的部分天文仪器外，天文研究所还购买了600mm反射大赤道仪（购自德国）、200mm小赤道仪（购自德国）、135mm子午仪（购自瑞士）、100mm罗氏变星仪（购自美国）、海尔式太阳分光仪（购自美国）等天文仪器。③
天文研究所从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始终将科学研究作为中心工作，开展了天文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
第一，气温变化对计时变差关系研究、南京经纬度测定暂用数研究等。1928年，天文研究所承担了首都授时工作，以校正时计误差。为此，天文研究所一方面观察温度变化对计时仪器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南京鼓楼进行经纬度测定，最终测得鼓楼的精确经纬度。 (40)
第二，恒星分光光度研究。该研究是将恒星的光谱在大赤道仪的石英分光摄影器上拍摄照片，再研究光谱中光度分配的情形。余青松早在立克天文台时就进行过恒星中紫外部分光度的研究，天文研究所成立后，他继续研究，以进一步认识某些星体的热度及恒星蒙气中氢原子的状态。 (41)
第三，太阳研究。该所研究员高平子等，观测太阳黑子、光斑、氢中的谱斑、太阳表面爆发现象和日珥等。由于这些现象变化极快，因此必须国际合作。国际上共有12家天文台参与了这一研究项目，紫金山天文台为其中一家。
第四，彗星、流星研究。从1928年起，该所研究员陈遵妫开始研究哈雷彗星的运动周期与轨道。在流星研究方面，陈遵妫的学术专著《流星论》系统论述了流陨现象及观测方法等。 (42) 狮子座流星雨是天文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1932年11月，时逢狮子座流星雨的最佳观测期，天文研究所研究员高平子，助理研究员陈展云、杨惠公等轮流进行观测，得出狮子座流星群正日趋衰竭的结论，这一结论与欧美等国的观测报告一致。
天文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曾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轰动。192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天文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张钰哲发现了1125号小行星，并得到国际行星中心的承认。按照国际惯例，发现者有权为新发现的行星命名，张钰哲将其命名为“中华星”。
天文研究所还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35年7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五届大会，天文研究所委派高平子等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出席。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天文学家高鲁、余青松、蒋丙然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接纳为会员，由此，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12月上旬南京形势危急，余青松带领天文研究所人员及部分设备撤离南京，先迁往桂林，1938年春又迁昆明。在昆明近郊的凤凰山，天文研究所建成了一座小型天文台。1941年，张钰哲接任天文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带领下，天文研究所继续开展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成立，使南京成为中国天文学的研究中心，紫金山天文台也成为中国天文学家的摇篮。
地质研究所 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为首任所长。继北平地质调查所之后，地质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南京成为中国又一个地质学研究的重镇。
地质研究所初设上海，1932年9月迁至南京成贤街，1933年秋又迁至南京北极阁东麓的自建房屋。该所分设地层古生物、矿物岩石、应用地质和地象（包括构造地质及地质物理）4个研究组，另设有矿物实验室、古生物实验室、化学分析室和地质陈列室。在地质学理论研究方面，地质研究所先后进行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等研究，如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的规律研究、东亚山系结构之方式与大陆运动问题之关系研究等，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地质研究所专刊》或出版专著。
地质研究所十分关注南京周边的地质构造。20世纪30年代初，该所在李四光的率领下开展宁镇山脉地质研究。1931年，地质研究所赴栖霞山、龙潭镇进行地质调查，并绘制了地质图。
古生物学也是地质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领域。李四光等在研究宁镇地层与地质构造时，即将古生物列入研究范围，并在《地质研究所集刊》发表了《宁镇地层及古生物研究》一文。1929年7月，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恭睦赴浙江江山县龙嘴洞发掘古生物化石，共采集动物化石200余件。这是中国地质学者首次在中国南方地区勘察采掘古生物化石。 (43)
地质研究所从成立伊始即开展委托项目研究，受当地有关部门委托，地质研究所开展了湖北大冶、阳新、鄂城、蒲圻、崇阳、咸宁等县矿产地质调查，湖北南漳、远安、当阳等县煤田研究，杭州自来水蓄水池附近之地质考察等。其中湖北蒲圻、崇阳等县煤矿调查，发现“区域内之含煤地层，属于侏罗纪、二叠纪、二叠石炭纪三种。侏罗纪之煤层，较有价值”，并探明了小柏山等多处煤矿的大致蕴藏量。 (44)
地质研究所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1934年冬，李四光应英国伯明翰大学等10余所大学邀请，赴欧洲讲学，并应邀撰写了《中国地质》一书，在英国出版。地质研究所还派遣研究人员赴国外学习和考察。如该所研究员朱森、张更分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地文学、古生物学与经济地质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地质研究所迁往桂林。1938年，该所在鄂西进行矿产资源勘察，发现了铁、铜等矿产资源。1939年，因战时需要，地质研究所应广西省政府之邀，在广西勘查煤、铁、锡、钨等矿产资源，并在钟山县糙米坪发现铀矿，这一发现在中国地质探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期间，地质研究所在考察庐山等地时发现第四纪冰川，并证明广西、贵州及湖南西部等地之砂金，系直接或间接为冰川所造成，这一发现“对中国之地质为一划时代之贡献”。 (45) 1945年，地质研究所由桂林迁往重庆，1946年迁返南京原址。
气象研究所与北极阁气象台 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竺可桢为首任所长。1936年4月，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由吕炯、赵九章代理所务，1947年赵九章继任所长。
气象研究所成立之初设于南京成贤街大学院内。1928年，气象研究所即在大学院内安置气象设备，开始观测气象，此为该所气象观测之始。1931年6月，位于北极阁山顶的气象台工程竣工，计有气象台一座，还有气象研究所办公楼、图书馆、宿舍等，这里遂成为气象研究所和气象观测台的固定地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气象研究所西迁内地，1946年迁返南京原址。
气象研究所成立之初即从德、英、法等国购进观测设备，1928年开始进行气象观测。从1930年起，除阴雨天外，气象研究所还于清晨释放高空测风气球。1930年8月11日，气象研究所释放的高空气球升至23400米，创该所成立以来高空气球升空最高纪录。
气象预报是气象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该所每天上午和下午绘制两张天气图，并发布南京气象预报。在该所成立后的4年间，其发布的南京天气预报准确率达81%。 (46)
在气象学研究方面，该所科研成绩斐然。1935年，竺可桢与涂长望、张宝堃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之雨量》；1940年，竺可桢又与吕炯、张宝堃合作出版了《中国之温度》一书。此外，该所科研人员陆鸿图先后出版了《航空气象学概要》《国际云图节略》《中西气象名词对照表》等学术专著和研究资料。气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还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据初步统计，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气象研究人员共发表论文约400篇，而从1928年到1948年的20年间，气象研究所科研人员就发表论文178篇。 (47)
气象研究所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1929年，第二次国际极年观测委员会决定1932年8月至1933年8月为极年测候期，要求各国气象台进行两极探险及高空测候，以收合作之效。为此，国际极年观测委员会希望气象研究所负责中国部分的极年观测。气象研究所对此高度重视，除在南京和北平增加高空测候外，还在峨眉山、泰山设置了测候所，获得了大量高空气象资料。1935年，气象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峨眉山泰山国际极年观测报告》，报送国际极年观测委员会。
气象研究所还积极培养气象人才。1929年，航空署及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请求气象研究所代为培训气象人才，为此，该所开办了气象练习班。此后，气象研究所又开办了多期气象练习班，竺可桢亲自为学员讲授气象学。在气象研究所成立后的20年间，该所培养出许多气象学家和气象管理人才，可以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是中国气象人才的“摇篮”。
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动植物研究所 1930年1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贤街46号成立，钱天鹤任博物馆主任委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为顾问。1934年7月，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
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改组后的动植物研究所，均重视科学研究。在动物学方面，1928年，中央研究院广西科学考察团在考察时获得一些新发现的物种，自然历史博物馆对这些动物进行鉴定、分类和研究，以掌握广西动物的种类和分布。
1930年4月，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贵州自然历史考察团赴黔进行科学考察，共获得鸟类180余种，鱼类150余种，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动物80余种，丰富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藏，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实物标本。该馆科研人员方炳文长期从事爬虫类、两栖类、鱼类动物研究，他对采自桂黔两省的爬虫类、两栖类动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相关论文。1930年，方炳文还出版了学术专著《长江上游鳅类新种支》和《广西龟类志》。 (48)
南京附近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植物的主要地区。该馆在南京附近的紫金山、栖霞山、宝华山、牛首山等地采集植物样本，以掌握南京地区的植物种类与分布。
蕨类植物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其后的动植物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之一。秦仁昌是蕨类植物研究专家，他对广西科学考察团所采集的蕨类植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学术论文《广西蕨类之新种篇》，并用英文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蕨类植物》（The Monograph of Chinese Ferns）。1929年，秦仁昌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在世界著名蕨类植物学权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1930年8月，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与其他研究机构的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1940年，秦仁昌发表的论文《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将100多年来蕨类植物中“水龙骨科”科学地划分为33科249属，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的难题，在国际蕨类植物学界产生了重大反响，秦仁昌也因此获得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
普及科学知识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之一，该馆成立后即向社会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据统计，仅1930年上半年，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接待观众5万余人次，到1932年，仅节假日的参观者日均即达2000余人。 (49) 这不仅提升了南京市民对科学的兴趣，也增长了南京市民的科学知识。
自然历史博物馆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1929年冬，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岸上镰吉来中国考察长江水产，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员参与考察，并获得许多鱼类标本。1930年11月，美国芝加哥费城自然博物馆派施密斯来四川、贵州采集动物标本，自然历史博物馆亦派员参与，并规定所采集的动物标本必须交由自然历史博物馆专家检查后方可运回美国，同时所采集的相同标本必须赠送中国一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动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经常出国学习和研究。1929年，自然历史博物馆科研人员伍献文赴法国，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Roul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动植物研究所先后迁往湖南、广西、四川等地，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44年5月，动植物研究所改组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抗战胜利后，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于1946年迁往上海。
四、 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
近代以来，南京高等院校较为集中，除了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外，中央大学等中国大学也在南京创办。此外，作为首都，南京还集中了一批全国性和省级科研机构，科研实力较为雄厚。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中央大学的科学研究 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江苏第一农业学校、上海商科大学等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医、商等学院。
图11-6 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旧影
中央大学理学院下设算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等系。理学院“对于研究，向极注意，近更积极从事。盖大学教育重要之点有二：一曰传授，二曰创造”。 (50)
在数学研究方面，算学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该系教师何鲁、段子燮的《微积分学》和段子燮的《高等解析几何》等。
在物理学方面，物理系集中了一批知名学者，他们在授课的同时还编写教材，如倪尚达所编的《高中物理》《无线电学》等教材曾风行全国。物理系重视科学实验，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建有电磁学、光学、X射线等9个实验室， (51) 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物理实验室之一。
在化学方面，化学系教师曾昭抡、张江树、曹任远、郑兰华等均有留学经历。化学系教师赵廷炳发明的“系统阴离子分析法”，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他的《阴离子分析法》一书也于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世纪30年代，化学系教师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曾昭抡、张仪尊的“酒精苛性钾制作法之研究”和曾昭抡的“代表溶度之新方法研究”等。 (52)
在生物学方面，生物系由一批知名学者执教，其中蔡堡、张景钺、王家楫、秉志等都曾留学美国。该系教师在教学的同时，还开展“纯学理之探讨与研究”。陈义是中国寡毛类动物（蚯蚓）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曾发现蚯蚓新种类数十个，还开展“长江附近蚯蚓动物之分类及其他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生物系教师王家楫的“海绵动物及原生动物之研究”，王志稼的“江苏淡水藻之调查”，陈义、童第周的“蛙类视神经与臀神经在两性中横截面大小之考察”等科研项目，均取得了丰硕成果。该系教师耿以礼是“中国禾本科植物之唯一专家，已刊布论文廿四篇，著述颇富：《中国禾本植物志属》《川东禾本植物志》，两巨著已完稿；《中国种子植物学纲要》已完成科属名录与分科检索表两部分”。 (53)
在地质学方面，该校地理学原属地学系，后分别设系。地质学系与地理学系云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如郑厚怀、李学清、张其昀、竺可桢、张正平、胡博渊、谢家荣、胡焕庸、涂长望等。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等先后在地质学、地理学系担任名誉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地质学系先后开展了“南京附近之地质构造”“安徽南部地层及构造”“矿物岩石之风化及土壤之产生”等项目的研究。 (54) 地理学系教师张其昀是中国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所著的高中《地理》教科书，一反“年鉴式”的分省体例，改以自然区域为主线，被学界广为赞誉。地质学系与地理系还积极服务于南京城市建设。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地质学系师生赴江宁县进行地质调查，为该县的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55) 地理学系教师胡博渊、谢家荣等在《地质汇报》上发表的《首都之井水供给》一文，论述了南京的地层及蓄水层分布，为南京地下水开发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央大学工学院设有土木工程、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自动工程、水利工程等科，聚集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如曾任院长的陈懋解，土木工程科的陆志鸿、沈百先、王裕光等，电机工程科的薛绍清、单基乾等，机械工程科的钱祥标、张闻骏等，建筑工程科的刘福泰、杨廷宝、刘敦祯、童寯等，化学工程科的曾昭抡、丁嗣贤等。工学院教师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如电机工程科的真空管瓦特机实验、超短波实验等，自动工程科的摩托研究与试制等。
建筑工程科是中央大学最具特色的科系之一。当时中国建筑工程界的梁思成、刘敦祯、杨廷宝、童寯四位大师，除梁思成外，其他三人都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首都计划》，建筑工程系的教师积极参与首都建设计划，设计了南京的一批标志性建筑，如杨廷宝主持设计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国民党党史陈列馆等建筑。此外，南京的一批中西合璧建筑，如中央体育场建筑群、中山陵音乐台、中央医院大楼、外交部大楼等，均有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科教师参与设计，他们为南京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大学农学院下设农艺垦殖、畜牧兽医、蚕桑、园艺、森林、病虫害、农业化学、农政等八科。农学院先后开展了棉作、稻作和麦作研究，并选育和推广良种，积极培育和推广良种，如中美棉杂交试验，“江阴白子棉”“鸡脚棉”“爱字棉”“脱字棉”等。此外，农学院还开展水稻杂交育种试验，并对“江宁洋籼”“东莞白”两种水稻品种进行改良。为了育种试验，农学院还在江苏昆山、南京江东门等地设立了稻作试验场和麦作试验场等。
金陵大学的农学研究 农学是金陵大学的特色学科之一。1914年，金陵大学创设了农科，1915年又增设了林科，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1930年，金陵大学形成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三足鼎立的格局。
金陵大学创设农科后，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包括美籍教授裴义理、卜凯、史德蔚、林查理等，以及国内知名学者过探先、谢家声、沈宗翰、章之汶、沈寿铨、朱会芳、胡昌炽等。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金陵大学农学院下设农业经济系、农艺系、植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等，以及作物、园艺、桑蚕、森林四类农业试验场，其中多个农业试验场设于南京，如位于南京太平门外武家庄的作物试验场第一场，面积达650亩，建有大规模作物试验区和培育繁殖区。 (56)
图11-7 金陵大学旧影
农作物品种改良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研究重点。1916年，金陵大学农科即着手进行小麦、大麦、水稻、棉花等育种工作，开中国农作物品种改良之先河。从1925年起，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派遣洛夫、马雅思、魏庚等世界著名育种专家来金陵大学指导育种工作。农学院在洛夫、沈宗翰等主持下，先后培育出“金大2905号”“金大26号”“金大开封124号”“金大南宿州61号”“徐州1438号”等小麦优良品种， (57) 其中1934年育成的“金大2905号”，具有早熟、抗病、出粉率高等特点，产量也比一般农户所种品种高出三成。农学院教授王授主持培育的大麦良种还被美国引进，并被命名为“王氏大麦”。 (58)
在水稻育种方面，1927年秋，金陵大学农林科在南京选得优良稻穗，从1933年起进行种植试验。该水稻具有丰产、抗病虫害、耐旱等特点，为中籼早熟优良品种，遂将其命名为“金大1386号”。
在棉花育种方面，金陵大学农学院先后培育出美棉“金大爱字棉”“金大脱字棉”，以及中棉“金大百万棉”等新品种。其中“金大百万棉”具有植株粗壮、抗病、棉铃大、产量高、纤维长等特点。 (59)
蚕桑学也是农学院的研究重点之一，其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研究。第一，蚕种改良与制造。蚕桑系从1921年开始进行无毒春秋蚕种的制种工作，当年就制种2800张，此后逐年增加，至1925年达3万余张。 (60) 第二，原种制造与保存。桑蚕系收集、保存有国内外30余种纯种桑蚕品种。为了不使蚕品退化，该系在原种间进行杂交试验，以培育桑蚕新品种。第三，桑树品种的收集与研究。蚕桑系广泛收集桑树品种，择优培育优良品种，并向各地推广。第四，举办蚕桑讲习班、女子蚕桑职业班等，指导桑农科学育蚕。
农业技术推广是农学院的重要工作。早在1924年，金陵大学农科即设立了农业推广系，农学院成立时又设立了推广委员会，专司农业技术的推广。1930年8月，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在安徽和县开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除推广良品种外，并包括经济、教育、卫生、政治及社会诸项，虽以农业推广为工作之中心，实兼谋整个乡村之建设”。 (61) 农学院还将江宁县定为农业推广示范县，曾多次在该县调查乡村经济、土地利用、人口和乡村社会等，并发表了《江宁自治实验县乡村教育初步调查》《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内迁四川，并设立了多个农业推广示范区， (62) 继续从事农作物改良与推广工作。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农学研究与推广，不仅推动了中国农学的进步，也促进了南京、安徽等地的农作物改良和农业发展。
五、 工农业技术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一些国家级工农业技术研发机构设于南京，从而提升了南京在中国科技界的地位，推动了南京应用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中央工业试验所与工业技术推广 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深感中国工业技术落后，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国民政府工商部认为：“欲工业之发达，求学术之应用，无不以试验为唯一要图，故工业发达之国家，其通都大邑，各种试验所设立如林，或探讨学术，冀收推陈出新之效，或研究工业，藉为利用厚生之资。” (63)
1930年7月，中央工业试验所在南京下浮桥原江南造币厂旧址正式成立，徐善祥为首任所长，后任所长先后为吴承洛、欧阳仑、顾毓瑔。该所成立之初设有化学组和机械组，下设分析、酿造、纤维、窑业四个试验室和机械工厂。 (64) 到1937年7月，中央工业试验所共有员工60余人，其中技术人员约30人。
为了进行工业试验，中央工业试验所购置了一批设备，如1934年购自瑞士的材料试验机，1935年购自德国的纤维材料试验机、真空蒸馏器、造纸机等。 (65) 在购买设备的同时，该所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一，酿造技术的试验与研究。中国酿造技术“均墨守成规，千百年来，毫无改善，故产量品质，实际上不能尽如人意”。 (66) 为此，中央工业试验所从曲菌改良、酵母菌、制曲法改良等入手，改进酱油酿造技术，取得了积极进展。该所还将相关成果推广至各地酱园，并给予技术指导。同时，该所还进行酒精制造技术研究，以便在能源短缺时替代汽油。
第二，燃料研究及植物油提取法研究。中央工业试验所认为：“我国目前缺乏石油矿，故液体燃料之如何自给，实为工业上国防上之最严重问题。” (67) 为此，该所进行了油页岩蒸馏试验、煤氢化研究、棉籽油替代柴油试验、木炭代汽油试验等。为了用植物油替代进口石油，该所还重点研究植物油提取法。中国传统植物油提炼法多为压榨取油，但出油率低。中央工业试验所以大豆、棉籽等为原料进行化学提油试验，提油率达到90%左右。此外，该所还进行植物油制造汽油和润滑油试验。
第三，窑瓷研究。瓷器为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工业用品。中央工业试验所先后进行了窑瓷原料试验与研究、窑炉试验、化学及电气用瓷制造试验，并成功研制出电线绝缘用瓷、化学容器用瓷，产品质量颇佳。
第四，化学分析与材料试验。中央工业试验所受托进行各类化学分析和材料试验。1934年8月，该所受首都电厂委托，对淮南、泰山产煤炭进行分析；1935年4月，受中国水泥厂之托，对其所产“泰山”牌水泥进行分析试验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汉西门一带居民发生食盐中毒事件，受盐务署委托，中央工业试验所对引起中毒之食盐进行化验分析，发现其中含有4%以上的亚硝酸钠，“于是居民中毒之原因，始告大白。而此种含有毒质之食盐，亦据以禁止销售于市场”。 (68) 在材料试验方面，该所拟定了试验方法与标准，并对金属、木材、水泥等材料进行检测与试验。1935年10月，该所还为南京工务局进行了木材强度检测及试验。
第五，机械、锻铸制造。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机械及试验设备，“大半皆由本所机工铸工锻工实验室自制，如水泥试验机、木炭瓦斯炉、油页岩蒸馏设备、酿造温烘箱、各项材料、试验之附属机件、各实验室之传动设备等”。 (69) 此外，该所还试制了注塑模具，并接受委托，代为加工部分设备配件。
此外，中央工业试验所还创办了多种工业技术刊物。如1932年创办《工业中心》月刊；抗战期间在四川创办《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研究专报》等。
中央工业试验所的研究与试验重点在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急需的工业技术，以及与民生相关的生产技术。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该所以南京为中心，向全国推广技术，进而推动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
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农业技术推广 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为了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1932年1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谭熙鸿为首任所长。中央农业实验所设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之南，马群镇之西，孝陵卫之东”，占地2570亩。 (70) 该所为国家最高农业技术研究、试验与推广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设有总技师一职，首任总技师为美国农学家洛夫。1934年8月，洛夫期满回国，中央农业实验所遂商请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沈宗翰继任总技师一职。中央农业实验所设有技术部，下设植物生产科、动物生产科和农业经济科。植物生产科下设农艺系、森林系、植物病虫害系、土壤肥料系；动物生产科下设蚕桑系和兽医系；农业经济科下设农业经营系和农情报告系。中央农业实验所还创办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报告》《中央农业实验所特刊》《农情报告》等刊物，刊发该所研究成果以及农情调查报告等。此外，中央农业实验所还设有农事试验场。全面抗战爆发后，该所迁往四川，继续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抗战胜利后迁返南京原址。
在农作物品种改良方面，该所研究重点是麦作、稻作、棉作、甘薯和马铃薯等品种改良。为了改良小麦品种，该所农艺系先后培育出“中农28”“中农62”“中农166”等优良品种，还进行了小麦促短生长试验、小麦栽培法试验等。 (71) 为了改良水稻品种，农艺系开展水稻杂交育种及遗传学研究、籼粳稻比较研究、水稻栽培法比较试验、水稻品种产量因子分析等，并培育出“中农4号”“中农34号”等优良品种。此外，中央农业实验所还先后进行了棉花品种区域试验、中美棉纯系育种试验等。
在病虫害研究方面，为了摸清中国农作物病虫害发状况，1935年，植物病虫害系对全国蝗患进行了调查。此外，病虫害系还进行了江浙两省秋季螟灾调查、麦类黑穗病分布调查、小麦线虫病分布调查等，并先后开展了冬季治螟试验、麦类黑穗病防治试验等。 (72) 农药研究与试制是植物病虫害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该系利用雷公藤、除虫菊等植物，用科学方法加工配制成各类杀虫乳剂，供农户用于杀灭蔬菜害虫，效果显著。
在桑蚕研究方面，桑蚕系进行了家蚕品种比较研究、桑树品种比较试验、家蚕育种试验、蚕病防治研究等，并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蚕白僵病是常见传染病，蚕桑系发明了防僵粉，经过在江苏吴县、江阴、武进等地反复试验，效果良好。
除上述研究之外，中央农业实验所还在树木育苗研究、土壤与肥料研究、家畜疾病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
全国农情调查是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该所农情报告系也是当时中国唯一调查评估全国农业的部门。该系报告员分布在全国22省1200余县，按月报告当地农情，内容包括田赋、地价、农佃、农村金融、土地、人口、灾害、家畜等。该系每月将各地报告汇总，按月编印《农情报告》。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各地展开合作试验，以便在当地推广新技术。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的单位分布在苏、皖、浙、鄂、鲁、湘、赣、川、粤、桂、晋、豫、冀、陕等14省，合作单位共44家，其中在南京附近的有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棉产改进所、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江宁县政府等。 (73) 1935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后，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其合作，在全国各主要农事试验场进行农业技术合作研究及改良品种的推广工作。以小麦改良品种为例，1935年，该所农艺系在江苏、安徽两省推广种植小麦优良品种1.7万余亩，并计划在此基础上增收小麦良种，以便第二年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74) 中央农业实验所“应用各种药剂，为农民防治各种害虫，俾农民知药剂治虫之实效，而能自动应用”。仅1935年，该所就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实施了345次杀虫作业。1937年，南京紫金山发生松毛虫害，中央农业实验所与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及教导总队合作，自4月7日起在紫金山实施灭虫作业，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共杀灭松毛虫3280余万条。 (75) 1937年8月和10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先后两次帮助江宁县政府实施秋螟灭卵作业。
全国稻麦改进所与稻麦品种改良 稻麦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全国大多数地区均种植稻麦，但是“我国米麦问题有三：一、生产技术落后，二、仓储制度未备，三、运销方法不良；以致外洋米麦大量输入，平均年达一万万两之巨”。 (76) 为了改变中国稻麦种植技术落后的面貌，1935年11月26日，全国稻麦改进所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谢家声、副所长钱天鹤分别兼任所长和副所长。该所设于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与中央农业实验所望衡对宇。
全国稻麦改进所下设稻作与麦作两组，稻作组主任为赵连芳，麦作组主任为沈宗翰，分别负责麦稻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
在稻作改良与推广方面，为获得丰产优质之水稻品种，稻作组先后进行了水稻纯系与杂交育种试验、水稻品种比较及纯系比较试验、各地稻种比较试验、水稻抗病抗虫品种培育试验等。20世纪20年代，中央大学农学院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帽子头”，全国稻麦改进所认为该品种值得推广。1935年秋，稻作组在江苏江宁、昆山、吴江及湖南等地先行收购该良种2000斤，1936年又与江苏江宁、昆山，安徽宣城，湖南衡阳、常德等地政府及农业部门合作，设立良种推广基地，当年即推广31038亩。 (77)
在麦作改良和推广方面，麦作组先后进行了小麦纯系育种及杂交育种试验、小麦抗病育种试验、小麦促短生长试验、麦作病虫害防治研究等。该所与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实验所、江苏省立麦作试验场等研究机构合作，培育出“金大南宿州61号”“徐州小芒红”“徐州火燎芒”等小麦新品种。1936年，全国稻麦改进所在江苏、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推广小麦优良品种达23万亩。此外，在该所技术人员指导下，由农户自行推广者亦达20万亩。 (78)
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业技术研究及推广，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提升了南京在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的领先地位。
(1)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04页。不同史书记载稍有差异，如《晋书·天文志》记载：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
(2)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04页。
(3) ［梁］沈约撰：《宋书》卷二三《天文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79页。
(4) 周瀚光、戴洪才主编：《六朝科技》，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5)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二《文学·祖冲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6)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7) 参见周瀚光、戴洪才主编《六朝科技》，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8)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9)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天体》，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12页。
(10) 参见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南京通史·六朝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页。
(11) ［晋］陈寿：《三国志》卷六〇《吴书·吕岱传》，崇文书局2009年版，第616—617页。
(12) ［晋］释法显撰：《佛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13) 参见［晋］释法显撰《佛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14) ［梁］沈约撰：《宋书》卷三九《百官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2页。
(15) 参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1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17) 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18)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19) 参见范金民等著《南京通史·明代卷》，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页。
(20)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七“洪武十七年闰十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561页。
(21) 参见吕凌峰、李亮《明朝科技》，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3页。
(22)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525页。
(23)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冬十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66页。
(24)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八“洪武二十四年夏四月戊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525页。
(25) ［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比］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2—353页。
(26) 参见范金民等《南京通史·明代卷》，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页。
(27) 参见吕凌峰、李亮《明朝科技》，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200页。
(28) 参见范金民等《南京通史·明代卷》，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页。
(29) ［宋］王安石撰：《周官新义》附卷下《考工记解》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432页。
(30)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4页。
(31) 参见［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3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
(33)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6—287页。
(34) ［英］赫德：《更新节略》，收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49页。
(35) 曹刍：《新文化运动的种种问题同他的推进方法》，《少年社会》第五期，1919年12月29日。
(36) 《中国科学社概况》，中国科学社，1931年1月，第4页。
(37) 参见［民国］中国科学社编《科学的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38) 《天文研究所九、十两月份工作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9年9月，第1页。
(39) ③余青松：《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宇宙》第六卷第一号，1935年7月。
(40) 高平子：《初定南京鼓楼经纬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集刊》第一号，天文研究所，1929年6月，第12、13页。
(41) 余青松：《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宇宙》第六卷第一号，1935年7月。
(42)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民国十八年度），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第176页。
(43) 《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民国十八年度），第151—152页。
(44) 《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民国十七年度），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第170页。
(45)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国立中央研究院，1948年，第120页。
(46)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概况》，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35年3月，第8页。
(47) 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国立中央研究院，1948年）第211—227页资料统计。
(48)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十九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民国十九年度），第374页。
(49)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民国十八年度），第320页；《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二十一年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民国二十一年度），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第340页。
(50) 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理学院概况》（第三种），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30年1月，第5页。
(51) 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理学院概况》（第三种），“物理学系概况”，第3页。
(52) 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理学院概况》（第三种），第6页。
(53) 国立中央大学卅四届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编：《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二十九周年校庆纪念》，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1944年7月，第45页。
(54) 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理学院概况》（第三种），第6—7页。
(55) 罗家伦：《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中央大学，1936年7月，第29页。
(56)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金陵大学秘书处，1933年6月，第68—69页。
(57) 《五十五年来之金陵大学》，1943年，第32—33页。
(58) 王淑玉：《怀念父亲——王授》，收入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1888—1988）》，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59) 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室编：《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第二号），1933年2月，第56页。
(60) 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室编：《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第二号），第68页。
(61) 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序言，1935年5月。
(62) 《私立金陵大学要览》，金陵大学总务处，1947年6月，第31页。
(63) 《中央工业试验所筹备之经过》，中央工业试验所，1930年11月，第1页。
(64) 顾毓瑔：《工商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四四八/2215。
(65) 《中央工业试验所订购仪器的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四四八/1910。
(66) 顾毓瑔：《一年半以来之中央工业试验所》，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1936年1月，第7页。
(67) 顾毓瑔：《一年半以来之中央工业试验所》，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1936年1月，第17页。
(68) 顾毓瑔：《一年半以来之中央工业试验所》，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1936年1月，第33—34页。
(69) 顾毓瑔：《一年半以来之中央工业试验所》，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1936年1月，第48页。
(70)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编：《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改进所概况》，1937年4月，第1页。
(71)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至十二月工作总报告》，中央农业实验所，1936年，第10页。
(72)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编：《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改进所概况》，第9页。
(73)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编：《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改进所概况》，第21—22页。
(74)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至十二月工作总报告》，第11页。
(75)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至十二月工作总报告》，第14页。
(76)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编：《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改进所概况》，第35页。
(77)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编：《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改进所概况》，第39页。
(78)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编：《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改进所概况》，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