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受到日益强调国家标准和制度供给的立法行动的鼓励，但同时也受到政治潮流的影响。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叛乱，导致了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一直持续到1783年的独立战争，这在英国国内导致了对于激进主义抵制，将其与国家危机联系起来。随后，在1783—1801年和1804—1806年担任首相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的领导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败涂地，再加上1793年开始的对法战争中的长期失败，都使得变革与复兴的压力进一步加剧。

美国独立战争本身暴露了英国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已有的帝国体系无力使新的权力形式概念化，导致了北美的崩溃。而除了数量足够可观的殖民者决心为独立而战以外，1781年军队的疲软以及海军在关键时刻的支援不力，最终导致英国丢掉了13块殖民地。不过，尽管法国（1778年）、西班牙（1779年）和荷兰（1780年）先后对英国发难，但英国海军的辐射能力还是让帝国得以继续保持对西印度群岛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

1783年的和平谈判表明了英国对丧失北美大部分殖民地的接受，这使得人们对整个帝国的前景，尤其是它的相对实力感到担忧。在皮特领导内阁的18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财政改革上来。(www.daowen.com)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3—1815）期间，激进主义者被怀疑有亲法倾向。相反，拥立王权和教权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强，这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英国支持者相关思想的回应。同时，战争也倒逼了改革，旨在使英国能够应对来自法国的挑战。关键内容包括与爱尔兰的国会成立联盟、建立全国人口普查制度、扩大地形测绘局活动对全国进行详细测绘、引入所得税，以及在不采取金本位制的情况下进行国家财务管理。

与法国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事，更确切地说，是在逆境中的奋战，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雄主义，尤其是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获胜的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力战至死，以及1815年英国步兵方阵在威灵顿公爵的带领下在滑铁卢力挫法军的猛烈攻势，集中体现了浴血搏杀的气魄、帝国命运的强势，以及准宗教性质的审判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