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下乡：民间组织的“第三空间”生产—“—梦想中心”的建构与表征
城市下乡：民间组织的“第三空间”生产—“—梦想中心”的建构与表征
谢 静[1]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城市与乡村不仅在空间上分隔，而且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空间，表征着与乡村对立的生活方式与意义。当然，这种分隔并非坚不可摧，城市的文化符号总是源源不断地向乡村传播，甚至直接对乡村空间进行改造，比如修建学校、医院，架设桥梁、公路等等，形成教育下乡、医疗下乡、公路下乡等蔚为壮观的城市下乡现象。
城市下乡创造出许多新的空间形式，“梦想中心”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它是由上海一家名为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民间公益组织兴建的特殊教室，迄今已在全国建设400间，主要分布于中西部乡村。梦想中心的特殊在于它非常城市化的装扮与配置：“在梦想中心，墙不一定是白色的，可以涂上孩子们天才的想象；教室的桌子不一定是并排的，可以摆出童话的堡垒；图书和互联网是开放的，孩子们可以围在一起探究未知的世界；演讲台是鲜艳但低矮的，孩子们被鼓励面对大家侃侃而谈……”[2]
表面上看，“梦想中心”就像是城市空间在乡村的移植，鲜艳而且先进；但是文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迁移，当城市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乡村搭建起充满城市符号的空间时，这个空间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它也许象征了城市，但是脱离了城市语境的符号是否还具有同样的表征能力？是否可能在新语境中生产出新的意义？对于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来说，如果仅仅是复制城市空间，这样的价值能否承载所有的理想与行动？如果不是单纯象征或复制，那么这样的空间生产有何意义？
笔者认为，城市下乡事实上导致了一个新的空间——城市与乡村之外的“第三空间”——的诞生。之所以称之为“第三空间”，是因为它虽然地处乡村，却并不完全属于乡村，而总是连接着城市——城市的人财物、城市的价值与制度；同时，来自城市的各种符号剥离了城市语境，在乡村行动者的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出新的意义。“第三空间”还与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所代表的“第三域”有关。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作为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国家与市场难以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而且通过其行动创造了第三种空间：多方合作的跨界新领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三空间”意味着索亚所说的纯粹物质空间或精神空间之外的空间观念。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是社会生活的媒质又是它的产物，是活跃的当下环境又是创造性的先决条件，是经验的又是理论化的，是工具性、策略性的又是本质性的”（索亚，2005：57）。对“第三空间”的探索是通向“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3页）。因此，“第三空间”实际上反映了思考空间的一种视角（认识论），为本文分析“梦想中心”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本文的分析中，空间既是特定行动实施的地理场所，也是抽象的制度、观念的载体；空间生产既是物质的过程，也是社会建构与城市传播的过程。
修建“梦想中心”只是全国众多乡村支教活动内容之一，但也有其特殊性：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连锁超市似的标准化配置迅速将其推广，并采用“梦想课程”、“梦想银行”、“梦想教练计划”等后续机制保证“梦想中心”以基金会所要求的方式进行标准化运作，这种效率与效能使其成为研究民间组织空间生产的良好样本。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笔者在田野工作中搜集的经验资料，描绘“梦想中心”的建构与表征方式及过程，由此探讨民间组织所生产的“第三空间”的意义，以及城市下乡的传播本质。
城市下乡：现代城市空间的表征与再造
下乡，其本意即从城市向乡村的扩散与传播，“下”之一字，透露出无法掩盖的城市优越感。的确，在有关城乡关系的叙事中，乡村往往意味着落后，城市意味着先进；乡村是前现代，城市是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因此下乡大多成为城市向乡村传播现代性的一种形式，比如费孝通（1981［1948］）所分析的“文字下乡”现象。当然，乡村有时也代表着“自然”，与城市的“人工”相对；或者意味着“劳动光荣”，与城市的五谷不分、五体不勤相对。比如“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求知识青年去除城市性、实现乡村化。由是观之，下乡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城乡关系形态。当乡村在意识形态上处于领先地位时，下乡实际上意味着乡村向城市的反向传播。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非常特殊，在整个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总体上是优于乡村的，所以下乡大多数时候意味着以城市的方式改造乡村。
然而，城市如何下乡？人们通常认为，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城市意味着集聚与中心性；而下乡不仅仅是分散的过程，而且往往也是离开城市、到达其对立面的过程。不过，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在索亚（2006）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集聚与扩散总是同时存在，“在每个区域性城市空间里都有介乎集聚和中心化力量（向心力）与弥散和非中心化力量（离心力）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23页）。而进入所谓新都市化时期，后大都市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聚爆与外扩爆的同时性”，“这是城市空间由外向内又由内向外特别广泛的转折”（198页）。本文所分析的城市下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种新都市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也是城市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体而言，城市下乡的方式有三种：首先，城市空间的部分表征符号被移植到乡村，在乡村土地上建立起“梦想中心”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形式，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空间的模拟。其次，在“梦想中心”的建设与运行过程中，民间组织有效地推行了源于城市的现代性与理性主义观念，以及城市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公益理念与志愿精神。再次，以“梦想中心”为场所开展的志愿者活动，为乡村带来了城市的组织制度，以及多元合作的公益网络。这些制度与精神的传播体现了城市向乡村扩散的轨迹。由于空间的物质与符号不能和精神观念、组织制度相分离，本文的讨论将一并展开。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分析作为城市表征的“梦想中心”，它的建设与运作机制如何传播了城市的理性主义价值与逻辑。在第二节，我们将通过重点关注教育现代性的问题，讨论“梦想中心”的再现代化与再疆域化作用；而在再现代化与再疆域化的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外的“第三空间”得以浮现。在第三节，我们将民间组织与国家市场合作所形成的公益网络看作是另一种“第三空间”——非独立或对抗的“第三域”，而是合作的新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梦想中心”成为锁定合作空间的“吸引装置”。
“梦想中心”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电脑、图书、多媒体互动教室”，由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募集善款，“以标准化模式为乡村学校建设”[3]。基金会于2007年10月在香港注册，迄今为止有正式工作人员26人。其主要创始人曾先后在著名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投资银行等大型企业担任高管，“过着富足的新兴中产阶层生活”[4]。虽然转行自创民间公益组织，但仍然保持了商业领域对于效率的高度关注，采用标准化的“连锁店”模式使得“梦想中心”以几何级数增加：从2007年10月底，第一号、第二号梦想中心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中心小学和康山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式开工兴建，到2008年建成12家梦想中心，2009年累计达到51家，2010年169家，2011年400家。所谓标准化模式，即集中采购统一配置所有建筑材料，由基金会打包寄给提出申请的学校，然后校方根据附带的24页《建设施工手册》，自行聘请工匠装修，图书整理、桌椅拼装等则由师生们共同参与。这种方式既调动了被捐赠者自己的能动性，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此，基金会形象地将“梦想中心”比喻为“麦当劳”而非“包子铺”[5]。由是，“麦当劳”作为城市空间的符号在制度层面得到复制。
“梦想中心”作为空间符号本身的表征也非常鲜明。它面积大约70—100平方米，一改传统教室墙面的灰白色调，大量使用彩色涂料，桌椅、书架和窗帘也都是五颜六色，十分鲜艳。教室的布局强调灵活与平等，没有高出的讲台，桌椅大多以分组讨论的形式排列。在申请援建“梦想中心”的表格上，学校就被要求回答“为什么讲台和白板设在教室的角落而不是如传统教室放在中间”之类的问题。基金会还为中心配置图书约3000册、联网电脑4台、电视机、DVD一套，数码相机、MP3若干。这些色彩、布局和技术设备从城市而来，也象征着城市的先进与“现代感”，与周围其他教室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城市现代符号的是“梦想中心”的教育理念。基金会为中心所赋予的意义是：“希望孩子们在充满现代感和活跃气氛的环境中不仅能够开阔视野，更可以产生对知识的尊重，享受学习的乐趣。”[6]所以，在这一城市模拟空间中，现代感与“开阔的视野”、“知识的尊重”、“学习的乐趣”等价值是等同的。或者说，真爱梦想基金会试图通过建筑“梦想中心”这样一个空间形式，实现城市符号和现代教育理念的表征与传播。为此，基金会还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专家一起开发了系列“梦想课程”。在他们看来，“若想要真正改善西部地区教育，仅仅盖一间漂亮的‘梦想中心’是不够的，我们更要将‘梦想中心’营造成一个孩子们想学、会学、乐学的探究天地，一个孩子们学会‘做梦’、敢于‘造梦’、勇于‘追梦’的梦想摇篮。而这一切，需要有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引领，需要有丰富合理的课程内容设置”[7]。
为了保证“梦想中心”的空间形式与其符号意义相一致，基金会采取了严格的监控与激励措施。首先是在申请修建时，乡村学校就要承诺将梦想课程纳入学校校本课程或综合实践课，至少保证每个班级每周一节的课时量。然后，基金会开设了“梦想学校博客”[8]，让参与梦想课程的学校和老师交流经验与心得，从而在网络世界中建构起一个更为庞大的虚拟空间，使参与者获得认同感并产生压力感，实现同行之间的激励与监控。第三个措施是组织全国和省级的“梦想课程”研讨会和教师培训，参会资格主要依据教授梦想课程、参与梦想中心活动、撰写博客等情况。2011年以来，基金会又推出第四个措施——梦想银行[9]作为梦想课程老师积分的奖励平台，它将老师的行为（如上梦想课程、参与培训、上传博文等），通过一套评估标准转化为可兑换各种奖励的积分。这些措施是组织执行力的重要保障，而执行力被真爱梦想基金会看作其影响力的来源[10]。
从“梦想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到系统化监控与激励，无论是话语表达还是组织机制，无不深刻地体现了城市金融体系的价值逻辑与工具理性。毫无疑问，这套价值逻辑与工具理性附着于“梦想中心”这一特殊空间形式，作为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下乡的主要内容。
“梦想”的空间：再现代化与再疆域化的场所
“梦想”本身是一个意蕴丰富而极具包容性的修辞，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话语中拥有较高的认同度，反映了普通公众自我实现的愿望，也是从厚重的集体主义文化中释放出的个人主义诉求。为了深入理解“梦想中心”的意义，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谁的梦想？梦想什么？
根据基金会的话语建构，“梦想中心”所要培育的当然是乡村孩子们自己的梦想。“真爱梦想的使命就是让教育回归本质：帮助每个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不过，从“梦想课程”的设置又可以看出，基金会并不认为乡村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乡村孩子“学会‘做梦’、敢于‘造梦’、勇于‘追梦’”。具体而言，“梦想课程”的核心价值观是“创新、多元、宽容”，核心理念包括：“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以这些理念为基础，基金会及其专家团队将“梦想课程”在纵向上分为1—3、4—6、7—9三个年龄段，在横向上分为以下三个内容模块：“我是谁”模块，注重培养孩子对自我以及所处环境的认知；“我要去哪里”模块，强调开拓孩子的视野与想象，认识到生命与世界的多元化；“我要如何去”模块，注重对孩子多元技能的培养，如创新探究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11]。
“梦想课程”的“我要去哪里”模块中有一节课叫“远方的城市”，教案由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秘书长吴冲自己设计、撰写，主要内容是帮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城市、城市有什么等问题。不少乡村教师选择讲授这门课。在笔者参与的一次“梦想教练计划”[12]活动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贾塘乡中心小学一位韩老师即在试讲中选择了“城市有什么”的话题。她让听者分小组讨论“什么是城市”、“城市有什么”等问题，然后通过自己制作的幻灯片向大家展示世界著名城市的影像和图片，分享她对城市的观感和想象。
像韩老师一样，许多接受了基金会培训、开设“梦想课程”的老师，在自己的表述中大量使用了“梦想”话语，比如“放飞梦想”、“爱，让梦飞翔”等词句在乡村教师的博客中随处可见。相对而言，乡村学校的孩子们较少直接使用基金会的语言，正如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镇阳光小学一位名叫曾颖的小朋友在写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信中所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信、从容、有尊严，但我们在这间教室里好快乐！”[13]孩子们用“神圣的地方”、“人间天堂”、“不同的世界”、“游乐园”等词语来形容“梦想中心”，用“自由”、“放松”、“快乐”、“幸福”[14]等字眼来描述“梦想中心”和“梦想课程”带给他们的感受。这些表达显示，无论是乡村教师还是孩子，都在较大程度上认同了基金会的理念。
当进一步追问孩子们对于捐建“梦想中心”目的的理解时，我们发现，一些表述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城市对其“梦想”的影响。曾颖在信中就清晰地表达了对于城市的向往：“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大山外精彩的世界，我们都想（到）那繁华的远方去，所以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香泉民族中学的八年级学生在回答有关捐建目的的问题时这样写道：“让我们也能接触先进设备，开拓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也享有像城里孩子那样的待遇，从小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让农村的孩子不会因为条件限制而失去与同龄人一样有美好未来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在“梦想中心”发酵的梦想，催生了部分孩子离开乡村奔向城市的愿望，而他们有关城市的想象，又大部分来自“梦想中心”本身，包括它的符号表征，以及它所连接的远方的城市。
学校作为正式的社会化空间，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现代学校在现代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在于通过确立具有鲜明组织和训诫规则的空间，来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实行整体结合，在主体的生命历程中造就学究型权威与个体安全感”（王铭铭，1999）。与中国传统学校的“濡化”不同，现代学校的“社会化”是一种规训（福柯，1999）、脱域（吉登斯，2000）的手段，最终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殖民者和民族-国家建设的两股力量，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对学校空间的掌控更为彻底，学校的规训与脱域功能也更为强大。
在规训与脱域功能方面，“梦想中心”其实与其他学校空间并无实质差别，同样是“权力容器”（吉登斯，1998）。“梦想中心”通过空间的建构，将自身与地方环境相区别而凸显出来，并在此空间埋伏了隐蔽的权威，以理性主义的组织管理机制实现对使用者（教师和学生）的规训和社会化。之所以说是隐蔽的权威，是指“梦想中心”所依托的专家体系，包括著名师范大学的教育专家和转行之前的金融系统管理专家，他们对于乡村学校、教师和学生而言，是城市先进性、现代化的代表，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相对于正式科层系统（即教育管理系统）而言，他们又不是直接和强制性的，带有较大的自愿性。
当然，“梦想中心”毕竟不同于其他学校空间，其差异体现在它所传播的教育理念上，以及它力图抽离的环境上。基金会将“梦想课程”界定为素质教育，以“帮助每个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这种理念不仅使得“梦想中心”所传授的知识完全不同于正规课本，而且讲授的方式也迥异于正规课堂。小学生曾颖在信中曾写道：“在这里，老师从来不粗声大气地吼我们，上课的时候，不管我们怎样回答问题，她都是笑，她表扬我们，给我们加分，还要叫大家给鼓掌。我们越来越爱到台上去说话。胡伯伯，您相信吗？《爸爸，你能给我月亮吗？》这一课还是我当的老师呢，那节课老师就坐在下面，和同学们一道学习，老师也举手发言呢。上完课，老师夸奖了我们，还亲了我一下，就像妈妈一样，我激动得手心里全是汗水，我知道老师爱我，这幸福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梦想中心”尝试重新找回学生的自信和尊严，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师生关系，改变了空间中的权力对比。其实，学校既然是国家力量的规训空间，教师也并非权力主体，而毋宁说是权力的工具。当“梦想中心”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它在学校里就像一个异类，弱化了与外部权力系统的关联。所以，“梦想中心”让教师、学生所脱离的环境，本身也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地方环境，而是早已异化的教育空间。对此，基金会自己有着清醒的意识，虽然以教育扶贫为目标，但他们已经重新界定了教育贫困的内涵——贫困不仅仅是缺少硬件设备，而是教育理念的贫乏落后：“教育贫困的定义在演化，今天我们需要用更加现代化的形式和内涵来承载教育的使命。”[15]在笔者看来，基金会所倡导的“现代化的形式和内涵”与五四运动时期所推行的教育现代化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只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罢了。一位四川阿坝的小学校长就曾表示：现在政府不给力，不关心教育，他们忘记了教育的目标；我们老师以前也忘记了教育的目标，现在梦想课程让我们重新找到了教育目标，所以老师们都很认同[16]。由是观之，“梦想中心”的真正价值在于再现代化。
其实，重新界定教育贫困之后，真正需要扶助的就不仅仅是乡村教育了，而是同时存在于城乡的应试教育。“传统应试教育对孩子的想象力、创新力的扼杀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看着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孩子们，让我们心痛的不是他们褴褛的衣衫，而是他们麻木、失去光彩的眼睛……”[17]应试教育问题在城市更为严重，也因此更为坚固、更难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乡村是被绑架进入城市的应试教育体系，乡村孩子在现有的应试体系中，越来越难以实现目标：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然而也正因为此，乡村的教育体系没有城市那般坚固，可以用物资设备的“糖衣炮弹”轰开缺口。这也是“梦想中心”得以在乡村推行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基金会来说，下乡支教也就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对中国教育的改革。用其理事长潘江雪的话来说就是：“所有支持真爱梦想的机构和个人，都是中国教育的投资者与合伙人，正在与我们一起投资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中国未来。”[18]而在个别访谈中，基金会秘书长吴冲则形象地将他们的行动比喻为“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在乡村推广素质教育而带动整个教育的改革。从这一意义上说，“梦想中心”的城市表征反而又模糊了，梦想空间成为重新疆域化的场所。
第三空间：公益合作网络的构造
民间组织通常被看作是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域。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隔绝与对抗，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关键是多元合作（俞可平，2001），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合作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尤其特殊、重要，因为民间组织的功能已经不再仅仅是拾遗补缺，而是承担了政府与企业所不能、不愿承担的大量工作，甚至成为“社会创新的主力”[19]。素质教育的口号其实最早由官方提出，已有十多年时间。但是，许多素质教育措施一旦实施，很快就成为改头换面的应试内容，比如体育素质教育、艺术素质教育等等。梦想课程首席开发顾问、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将素质教育的困境比作“两张皮”，即理想与现实的不兼容[20]。可是，在教育界与公众普遍对素质教育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个民间组织却扛起素质教育大旗，在人们刻板印象中最缺乏“素质”的乡村开始点燃素质教育的星星之火，不能不令人重新评价民间组织的价值。与此同时，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行动过程也表明，民间组织要提高效率与效能，也必须与政府、企业高度合作。
与企业合作。基金会的主要创始人和负责人都来自金融界，这是城市中最富有的系统。依靠其良好的人脉关系，基金会虽然因为非公募性质不能公开向广大公众募集善款，但是来自金融系统的捐款已经足以维持需求、开展活动。2009年，基金会的筹款总额为550多万元，2010年是1 700多万元，2011年达到3000万元[21]。而且，正是因为来自金融界，他们与这个系统有着类似的价值标准，也深知组织信誉与形象对于合作伙伴的价值。于是，2009年，基金会在国内第一次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披露年报，第一次援引全球最大独立慈善评估机构慈善导航的指标系统对自身进行模拟效益评估。他们也像企业一样高度重视效率，每年数百间的“梦想中心”主要就是由3个工作人员组织实施的。2010年的年报显示，基金会的行政费用总额支出仅为56.2万元，占总支出的5.6%，远低于国家规定的10%。他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企业的认同，一家世界著名银行就是在搜索、查看了基金会的网站以后，主动提出与其合作开展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活动[22]。
与政府合作。“梦想中心”要进学校、“梦想课程”要上课堂，没有学校和老师的配合无法完成。而如前所述，老师、甚至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末端，权力有限，更多的监控与管理来自政府主管部门。为此，基金会注重取得地方（包括县市甚至是省级）教育局的支持，与他们一起合作主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邀请他们参加基金会的各种活动，等等。政府的支持使得基金会的许多活动在大多数学校顺利完成。当然，教师和学校的认同反过来也会促进政府部门，基金会的网站和博客上还有专门文章讨论教师如何通过先行开课、取得效果来赢得学校的支持。本着合作的态度，基金会在面对教育部门时，除了使用他们熟悉的素质教育话语，也会策略性地表达“梦想课程”对于官本课程（主课）的帮助。在其网站题为《生命的改变——“梦想课程”实施成果》的一篇博文中即有一例：“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界牌镇中心校五3班在上了一个学期的‘梦想课程’后，语文学科的平均分从71.76上升到79.58，及格率也有（由）92%上升到100%。”[23]
与志愿者合作。现代公益的最大特征是志愿主义（秦晖，1999），民间组织的公益行动具有组织化、专业化的优势，但是却不足以单独完成所有活动，需要聚集大量的志愿者来共同实现目标。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充分依靠各类志愿者的合作。他们将志愿者区分为体验型和专业型两类。所谓体验型志愿者是指临时加入参与图书分拣或下乡支教的大学生、企业白领等，他们平时不需要民间组织耗费资源加以维护，干活时“喊一嗓子”就来了，属于“零散冗余资源”。专业型志愿者则指室内设计、会计、审计、广告等专业人士，志愿无偿地为基金会提供专业服务。而且，为了保证稳定性，基金会往往首先跟专业机构合作，再由专业机构安排志愿者参与。他们称后一种方式为“B2B2C”模式[24]。
通过与各类机构、个人的合作，基金会以“梦想中心”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公益网络，这是一个既区别于国家和市场、又与国家市场联合形成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第三空间，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暂时成型却又不断变化的网络，而非固定结构，因此需要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法国社会学者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解释。拉图尔认为应当以网络而非固定结构的观点看待社会，他反对把社会看作一个实体，而应当是各种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联合，组织和群体都是在不断地形成、变化过程之中。在拉图尔的理论中，行动者不仅仅指人类，还包括科学技术等非人类——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嵌入了异时异地的人类行动和制度规范，使得行动者网络不再只是当时当下的互动行为，而具有了“宏观行动者”（组织、群体或社会）的特性（Latour，1986；Callon ＆ Latour，1981）。依据这一理论，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梦想中心”由于嵌入了现代性、城市化、志愿主义和合作主义等制度与行动，成为公益网络得以成型并且暂时稳定的重要基石。它作为一种“吸引装置”（Callon，1986），具有锁定这一网络的功能。
不过，由于行动者网络并非固定结构，随时可能解体，因此需要“发言人”（Callon，1986）不断为其赋予意义，以维护这种联合。从网络的观点来看，基金会与其说是公益网络的组织者，不如说是发言人，它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维护行动者的联合，并且为其代言，使得这一网络能够共享意义、共同行动。基金会动用各种手段建构“梦想中心”的空间价值，将企业、政府、学校、教师、志愿者等行动者的行动吸引并锁定在“梦想中心”，甚至将其符号化，成为他们所构造的公益网络的象征。以“梦想中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衍生产品，“梦想课程”、“梦想教练计划”、“梦想银行”等等，都以“梦想中心”为核心指向，不断地强化着它的联盟吸引力。同时，基金会也采取了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来维护这一网络联盟：教师培训、研讨会、支教活动、网站、博客、QQ群、“梦想沙伐旅”（参与梦想教练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社团）、梦想沙龙（参与梦想课程的乡村教师团体）等等。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以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方式互动，即使离开“梦想中心”这一具体空间，也能够维持互动关系。不过，这些关系都是局部的，不可能囊括所有行动者，而且这些局部关系最终仍然要通过“梦想中心”实现联合。
讨论：空间生产的地方意义
在勒菲弗（2008）看来，空间的生产总是政治性的，“整个空间变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38页）。在本文的案例中，“梦想中心”的第三空间生产无疑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但却未必是简单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由于它尝试着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国家与市场之外建构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关系结构，拥有了革命性的力量。然而，它又不同于自下而上的“地点制造”（place-making）。地点制造被认为是本地的行动者将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标记于一个开放的场所，是一个集中的过程（Feuchtwang，2004）。相对于空间的抽离，地点体现了个人的认同感、社区感、时间感和一种家的感觉（奥罗姆、陈向明，2005）。“梦想中心”是城市下乡的结果，在本质上仍然是外来的、异质的空间，即本文所谓的“第三空间”。
但是，与制造的地点相似，这个“第三空间”同样具有“再疆域化”的效果。地点制造之所以能够实现再疆域化，原因有二：第一，所有的地域性地点制造都是对于国家和资本的地域化的协商与再分配；第二，它们是由全球资本和国家形式之外的其他方式驱动完成的（Feuchtwang，2004）。“梦想中心”作为第三空间，提供了国家意志之外的教育现代化，也力图纠正越来越市场化的应试教育所产生的教育异化，并且试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想来颠覆既有的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再现代化和再疆域化。同时，作为“第三域”的民间组织，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又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方式与政府、企业合作，既为社会提供了原本匮乏的公益服务，又通过制度创新生产出新的社会空间。
正如费孝通（1981［1948］）在批评当年的“文字下乡”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的基层必须发生根本的改变，文字下乡才有现代化的意义。“梦想中心”作为“第三空间”形式要真正产生地方意义，也必须在乡村地方的真正复苏以后。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梦想中心”的推广还有诸多阻力，有接受过“梦想领路人”培训的乡村教师表示：“梦想课程”是很好，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这样做，这太浪费时间了，或者认为：家长不能提供帮助，家教跟不上，云云。宁夏海原的韩老师则说，“梦想课程是调料，可以把学生死板的生活加以调剂”[25]，仅此而已。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基金会对此也有充分的意识，所以反复重申他们与乡村教师不是资助与被助关系，而是合伙人关系，用吴冲的话来说则是：“我们合作完成一个三明治，我来放鸡蛋，你们加火腿。”[26]果然如此，“梦想中心”将真正成为具有地方意义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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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allon，M.（1986），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In J.Law（Ed.），Power，Action 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pp.264-280），London，Boston ＆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13.Callon，M.，＆ Latour，B.（1981），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How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to do so，In A.V.Cicourel ＆ K.Knorr-Cetina（ Eds.），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Towards an Integration 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pp.277-303），Boston，MA：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4.Fuchtwang，S.（2004），Terretorial Making Place，In S.Feuchtwang（Ed.），Making Place：State Projects，Gloh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London：UCL Press.
15.Latour，B.（1986），The Powers of Association，In J.Law（Ed.），Power，Action 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pp.264-280），London，Boston ＆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注释】
[1] 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程（批准号为2010BXW002），特此鸣谢。谢静，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2011年11月25日在第三届非公募论坛上的发言。来源：http://adream07.blog.sohu.com/195489142.html。
[3]引自基金会官网：http://www.adream.org/about/2008/0822/11034572.html。
[4] 陈薇：《梦想连锁店》，《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11月25日。
[5] 参见基金会官网。
[6] 参见基金会官网。
[7] 基金会官网：http://www.adream.org/project/mxkc/2011/0729/1548541575.html。
[8] http://blog.adream.org/。
[9] 梦想银行网址为：http://bank.adream.org/dreambank/integral_desc.action。
[10] 参见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2011年11月25日在第三届非公募论坛上的发言。来源：http://adream07.blog.sohu.com/195490771.html。
[11]参见基金会官网：http://www.adream.org/project/mxkc/2011/0729/1548541575.html。
[12]基金会认为大学生到乡村给孩子们上课的传统支教模式存在着投入大、难以持续、忽视乡村教师等问题，所以他们不组织志愿者直接给乡村学生上课，而是首先培训教师，针对各“梦想中心”所在学校的“梦想课程”授课教师开展素质教育演示互动，通过招募大学教师、大学生、企业志愿者、梦想中心种子教师利用暑期与梦想中心一线教师互动展示交流，内容涵盖基金会理念介绍、游戏拓展、梦想课程示范课展示和技巧、IT技术培训等。参见田野调查笔记和基金会网站：http://www.adream.org/project2/011/0804/1245291605.html。
[13] 基金会胡斌给笔者复制了这封信；同时，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镇阳光小学教师向敏也在其博客中全文刊登了这封信：http://blog.adream.org/space010/hlog_16062_1.shtml。
[14] 引自田野调查笔记。
[15] 引自基金会官网：http://www.adream.org/project/xmxz/2008/0904/11434381.html。
[16] 引自田野调查笔记。
[17] 引自基金会官网：http://www.adream.org/project/mxkc/2011/0729/1548541575.html。
[18]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2011年11月25日在第三届非公募论坛上的发言。来源：http://adream07.blog.sohu.com/195489142.html。
[19] 基金会理事长对民间组织功能的表述，引自田野调查资料。
[20] 2011年1月11日，崔允漷在珠海召开的“真爱梦想—梦想课程”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自田野笔记。
[21] 数据来源：《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2010年度报告》和田野调查资料。
[22] 引自田野调查资料。
[23] http://www.adream.org/project/mxkc/2011/0729/1417031572.html。
[24] 引自田野调查资料。
[25] 引自田野调查资料。
[2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