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及治疗上的认识

有关于胃脘痛的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木郁之发……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云：“少阳司天，火气下临……心痛胃脘痛。”对其病因和病机的认识，《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胃脘当心而痛。”指出胃脘痛与木气偏盛，肝胃失和有关。故《黄帝内经》中对胃脘痛病因病机及治疗的认识之论述为后世医学研究胃脘痛奠定了基础。

汉代张仲景有许多治疗胃脘痛的经典方，如附子粳米汤、芍药甘草汤、吴茱萸汤、大小建中汤等，且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云：“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之。”提出了水饮停胃导致的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

在唐宋以前，胃脘痛多与心痛相混淆而称。如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心腹痛》中云：“九痛丸，治九种心痛……一虫心痛，二疰心痛，三风心痛，四悸心痛，五食心痛，六饮心痛，七冷心痛，八热心痛，九来去心痛。”以上九种心痛大部分实际上指的是胃脘痛。宋代医籍中也有许多关于九心痛的记载，都延承了《备急千金要方》的思想，如严用和的《济生方·心腹痛门·心痛论治》中“夫心痛之病，医经所载凡有九种……其名虽不同，而其所致皆因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或饮啖生冷果实之类，使邪气搏于正气，邪正交击，气道闭塞，郁于中焦，造成心痛”，也是将心痛与胃脘痛相混而称。

元朝的朱丹溪始认为九种心痛实为胃脘痛的第一人，他在《丹溪心法·心脾痛》中明确指出了“心痛，即胃脘痛”，且较细致地将胃脘痛分作寒、热、气、湿、痰积、死血、虚、虫八类。李东垣则在《兰室秘藏·卷二》中首次将胃脘痛列为一个独立病证来论证，对胃脘痛的病机治则治法进行了阐述，并拟定了用于治疗胃脘痛的神圣复气汤、草豆蔻丸、麻黄豆蔻丸3方。(https://www.daowen.com)

明朝以后的医家不但已将胃脘痛与心痛区别开来当作一个独立的病证，而且对其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的论述都大有发挥，认为“胃脘痛”早期多由外邪、饮食、情志所伤，为实邪；后期常以脾虚、肾虚等虚证为主。实则邪扰胃腑，虚则胃失所养，并常出现由实转虚，因虚致实等虚实错杂之证。但无论病因病机如何，其共同之处在于最终导致胃气失和，气机不利，胃失濡养，不通则痛。如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心腹痛》中对胃脘痛病因的论述“胃脘痛证，多由因食，因寒、因气不顺者……因虫、因火、因痰、因血者……惟食滞，寒气滞者最多”，认为胃脘痛与气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是食停或者寒留均可引起胃脘气滞，在治疗上应以理气为主。

清代的医家继承了明代医家对胃脘痛病因病机与“气”密切相关的思想，更是对该病的辨证治疗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如清代高士宗在《医学真传·心腹痛》中曰：“所痛之部，有气血阴阳之不同，若概以行气消导为治，漫云通则不痛。夫通则不痛，理也。但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指出胃脘痛在治疗上应以“通则不痛”为治疗大法，但不能拘于“通下”之法，而应以病因的角度分别采用散寒、消食、理气、泻热、化瘀、除湿、养阴、温阳等治法配合适当的辛香理气之品共奏“通则不痛”之功。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中对该病的辨证论治颇有独到之处，如他说“初病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则知其治气活血之当然……辛香理气，辛柔和血之法，实为对待必然之理”，“夫通则不痛，痛字需究气血阴阳，便是看诊要旨也”，“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聚淤”。他还提出了胃脘痛初起病在气分，与气滞关系密切，久病则入血分，治疗上要辨明在气分还是血分，应有理气活血之偏重的观点，先倡胃脘痛“久病入络”之说。另外，针对胃脘痛不同证型的治疗，有不少医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顾靖远在《顾氏医镜·胃脘痛》中主张对肝脾不和者以芍药甘草汤加减，伴气滞者加四磨饮，血瘀者加失笑散，食滞者加保和丸，热证用黄芩汤或竹叶石膏汤等等。高鼓峰则在《医宗己任编》中提出了用逍遥散加生地黄、牡丹皮、山栀，或疏肝益肾汤加柴胡、白芍、当归治疗阴虚胃脘痛伴燥热口渴等症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