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资问题
我不曾出国的时候只听人说振兴实业是救国的唯一路子，振兴实业的意思是多开工厂；开工厂一来可以解决贫民生计问题，二来可以塞住“漏卮”。那时我见着高矗的烟囱，心里就发生油然的敬意，如同翻开一本善书似的。
罗斯金与马克思最初修正我对于烟囱的见解（那时已在美国），等到我离开纽约那一年，我看了自由神的雕像都感着厌恶，因为它使我联想起烟囱。
我不喜欢烟囱另有一个理由。我那历史教师讲英国十九世纪初年的工业状况，以及工厂待遇工人的黑暗情形，内中有一条是叫年轻的小孩子钻进烟囱里去清理龌龊，不时有被熏焦了的。我不能不恨烟囱了。
我同情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看了一部小说，内中讲芝加哥一个制肉糜厂，用极小的孩子看看机器的工作的；有一个小孩不小心把自己的小手臂也叫碾了进去，和着猪肉一起做了肉糜。那一厂的出货是行销东方各大城的，所以那一星期至少有几万人分尝到了那小孩的臂膀。肉厂是资本家开的，因此我不能不恨资本家。
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帮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的发泄了：我立定主意研究社会主义。
我在纽约那一年有一部分中国人叫我做鲍尔雪微克[1]，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房间里书架上碰巧有几本讲苏俄一类的书。到了英国我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在报纸上看到劳工就比是看《三国志》看到诸葛亮赵云，《水浒》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那时有机会接近的也是工党一边的人物。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彀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直到我回国，我自问是个激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是个鲍尔雪微克，萧伯纳的话牢牢地记着，他说：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看了现代社会的状况而不是个革命家，他不是个痴子，定是个傻瓜。我年纪轻轻，不愿痴，也不愿意傻，所以当然是个革命家。
到了中国以后，也不知怎的，原来热烈的态度忽然变了温和；原来一任感情的浮动，现在似乎要暂时遏住了感情，让脑筋凉些了仔细地想一想。但不幸这部分工夫始终不会有机会做，虽则我知道我对这问题迟早得踌躇出一个究竟来：不经心的偶然的掼打不易把米粒从糠皮中分出。人是无远虑的多。我们在国外时劳资斗争是一个见天感受得到的实在：一个内阁的成功与失败全看它对失业问题有否相当的办法，罢工的危险性可以使你的房东太太整天在发愁与赌咒中过日子。这就不容你不取定一个态度，袒护资本还是同情劳工？中国究竟还差得远：资本和劳工同样说不到大规模的组织，日常生活与所谓近代工业主义间看不出什么迫切的关系，同时疯狂性的内战完全占住了我们的注意，因此虽则近来罢工一类的事实常有得听见，这劳资问题的实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还是远着一步的。尤其是在北京一类地方，除了洋车夫与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资本更说不上，所以仅凭“打倒资本主义”一类的呼声怎样激昂，我们的血温还是不会增高的。就我自己说，这三四年来简直因为常住北京的缘故，我竟于几乎完全忘却了这原来极想用力研究的问题。这北京生活是该咒诅的：它在无形中散布一种惰性的迷醉剂，使你早晚得受传染；使你不自觉地退入了“反革命”的死胡同里去。新近有一个朋友来京，他一边羡慕我们的闲暇，一边却十分惊讶他几个旧友的改变；从青年改成暮年，从思想的勇猛改成生活的萎靡——他发现了一群已成和将成的“圈子”！
这所谓“智识阶级”的确有觉悟的迫要。他们离国民的生活太远了，离社会问题的真际太远了，离激荡思想的势力太远了。本来单凭书本子的学问已够不完全，何况现在的智识阶级连翻书本子的工夫都捐给了女太太小孩子们的起居痛痒！
又一个朋友新近到了苏俄也发生了极肫挚的反省：他在那边不发见什么恐怖与危机，他发见的是一团伟大勇猛的精神在那里伟大地勇猛地为全社会做事；他发见的是不容否认的理想主义与各项在实施中的理想；他发见的是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民族，他们所试验的事业即使不免有可议的地方，也决不是完全在醉生梦死中的中国人有丝毫的权利来批评的。听着：决不是完全在醉生梦死中的中国人有丝毫的权利来批评的！
在篇首说到烟囱原为要讲此次在南方一点子关于工厂的阅历，不想笔头又掉远了。说也奇怪，我可以说从不曾看过一间工厂。在国外“参观”过的当然有，但每回进工厂看的是建筑与机器等类的设备，往往因为领导人讲解得太详尽了，结果你什么也没有听到，没有看到。我从不曾进工厂去看过工人们做工的情形。这次却有了机会，而且在我的本乡；不但是本乡，而且是我自家父亲一手经营起的。我回硖石那天，我父亲就领了我去参观。那是一个丝厂，今年夏间才办成，屋子什么全是新的。工人有一百多，全是工头从绍兴包雇来的女人，有好多是带了孩子来的。机器间我先后去了三回，都是工作时间，我先说说大概情形，再及我的感想。房子造得极宽敞，空气尽够流通，约略一百多架“丝车”分成两行，相对地排着，女工们坐在丝车与热汤盆的中间，在机轧声中几百双手不住地抽着汤盆里泡着的丝茧，在每个汤盆的跟前站着一个自八九岁到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拿着勺子向汤水里捞出已经抽尽丝的茧壳。就女工们的姿态及手技看，她们都是熟练的老手，神情也都闲暇自若，在我们走过的时候，有很多抬起头带笑容的看着我们，这可见她们在工作时并不感受过分的难堪。那天是六月中旬，天气已经节节高向上加热，大约在荫凉处已够几十度光景，我们初进机器间因为两旁通风并不觉热，但走近中段就不同，走转身的时候我浑身汗透，我说不定温度有多高，但因为外来的太阳光（第一次去看芦苇不曾做得，随后就有了。）与丝车的沸汤的夹攻，中间呆坐着做工人的滋味，你可以揣想。工人的汗流被面的固然多，但坦然的也仅有。据说这工作她们上八府人是一半身体坚实一半做惯了吃得起，要是本地人去，半天都办不了的。这话我信因为我自谅我要是坐下去的话怕不消三四个钟头竟会昏了去的。那些捞蚕的女孩子们，十个里有九个是头面上长有热疮热疖的，这就可见一斑。
这班工人，前面说过，是工头包雇来的，厂里有宿舍给她们住，饭食也是厂里包的，除了放假日外，女工们是一例不准出门的。夏天是五点半放头螺，六点上工，十二时停工半小时吃饭，十二时半再开工到下午六时放工，共计做十一时有半的工。放假是一个月两天，初一与月半。
工资是按钟点算的，仿佛每工人可得五角或是四角八大洋的工资，每月抛去饭资每人可得净工资十元光景，厂里替她们办储蓄，有利息，这一层待遇情形据说比较并不坏，一个女工到外府来做工每年年底可以捧一百多现洋钱回家，确是很可自傲的了。
我说过这是我第一次看厂工做工。看过了心里觉着一种难受。那么大热的天在那么热的屋子里连着做将近十二小时的工！外面的账房计算给我们听，从买进生蚕到卖出熟丝的层层周折，抛去开销，每丝可以赚多少钱。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不是剥削工人们的劳力？我们是听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自由论的，这十一二小时的工作如何听得顺耳？“那末这大热天何妨让工人们少做一点时间呢？”我代工人们求恳似的问。“工人们哪里肯？她们只要多做，不要少做：多做多赚钱，少做少赚钱。”我没得话说了。“那末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她们连那两天都不愿意闲空哪！”我又没得话说了。一群猪羊似的工人们关在牢狱似的厂房里拼了血汗替自己家里赚小钱，替出资本办厂的财主们赚大钱？这情形其实有点看不顺眼——难受。“这大热天工人们不发病吗？”我又替她们担忧似的问。“她们才叫牢靠哪，很少病的；厂里也备了各种痧药，以后还请镇上一个西医每天来一半个钟头：厂里也够卫生的。”“那末有这么许多孩子，何妨附近设一个学校，让她们有空认几个字也好不是？”“这——我们不赞成；工人们认了字有了知识，就会什么罢工造反，哪有什么好处！”我又没得话说了。
我真不知道怎样想才是。在一边看，这种的工作情形实在是太不人道，太近剥削；但换一边看，这多的工人，原来也许在乡间挨饿的，这来有生计，多少可以赚一点钱回去养家，又不能完全说是没有好处；并且厂内另选蚕一类轻易的工作，的确也替本乡无业的妇女们开一条糊口过活的路。你要是去问工人们自己满意不满意，我敢说她们是不会（因为知识不到）出怨言的。那你这是白着急？可是我总得心上难受，异常地难受，仿佛自身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自从看了厂以后，我至今还不忘记那机器间的情形，尤其在南方天气最热的那几天，我到哪儿哪儿都惦着那一群每天得做十一二小时工作的可怜的生灵们！也许是我的感情作用；我在国外时也何尝不曾剧烈地同情劳工，但我从不曾经验过这样深刻的感念，我这才亲眼看到劳工的劳，这才看到一般人受生计逼迫无可奈何的实在，这才看到资本主义（在现在中国）是怎样一个必要的作孽，这才重新觉悟到我们社会生活问题有立即通盘筹划趁早设施的迫切，就治本说，发展实业是否只能听其自然地委给有资产阶级，抑或国家和地方有集中经营的余地，就治标说，保护劳工法的种种条例有切实施行的必要，否则劳资问题的冲突逃不了一天乱似一天的。总之乌托邦既然是不可能，彻底的生计革命又一时不可期待，单就社会的安宁以及维持人道起见，我们自命有头脑的少数人，赶快得起来尽一分的责任；自觉的努力，不论走哪一个方向，总是生命力还在活动的表现，否则这醉生梦死的难道真的死透了绝望了吗？
【注释】
[1]鲍尔雪微克：通译布尔什维克。